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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