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些制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4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3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之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我在90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对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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