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仲夏，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袁明（女）教授姗姗来迟之邀，我从牛津经伦敦直飞北京，参加她和美国学者哈丁分别代表各自所属本国学术群体举办的一个大型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与会期间，有幸认识不少中美学者，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景跃进、宋新宁、张静（女
）、张小劲。
游览颐和园时，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代表，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上校幽默地说：“各位来宾，慈禧太后将部分原拨建设北洋水师的军费挪拨营造颐和园，说明中国是个极其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惜自动限制军备。”引起哄堂大笑。坐在我旁边的宋新宁接过这个话茬，对我说道：“徐先生，八九风波之后，北京学人重回书房，酝酿办一《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拟在北京编辑，香港出版。不过缺乏印刷经费，您是否愿意为它在港募捐，共襄盛举？”“这是好事！可以试试，”我答，“但是你们都在体制之内，恐不方便出头办此民间刊物。”“您认识邓正来吗？他在体制之外，是位最佳人选。编辑部设在北京，咱们做义务劳动。”宋新宁胸有成竹。
回到香港之后，我去了趟深圳蛇口“海上世界”，与在那儿经由袁庚安排暂时栖息的邓正来及其夫人唐荣星见面。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我相信他是位极有才华，极有能力之人。看得出来，他也有着恃才傲物一面，且借酒力——他就是因为喝酒过多导致胃癌夺命——时有发作，必然有人不喜与他合作。但是我想，此君既有可能能人之所不能，成就惊世骇俗大事，小节何须为我挂齿。后来有位外交学院教师来港劝我勿与邓氏——他于该院肄业——合作，我就是这样回答他的。两小时后，由徐在港筹措经费，安排印刷、订阅，由邓在京组织编务，筹措稿费、版费的合作模式就给敲定了。
季刊北京编辑部的其他创始成员乃为常欣欣（女。中共中央党校教员）、邓正平（邓正来弟，负责电脑录入、排版）、景跃进、宋新宁、张静、张小劲六人；季刊香港办公室的其他创始成员乃为廖宣力（女）、袁秋讯（我的前妻）、周庆鸣（原香港《文汇报》首席记者，民盟领袖之后）三人。
宋新宁敢于提出创办民刊设想，敢于举荐特立独行学者，值得吾侪敬佩；北京编辑部显而易见阴衰阳盛，常欣欣受了大男人不少委屈，但是她挺下来了。中央党校为她顶住了来自某方的压力。不过，她还是为季刊牺牲了婚姻。作为季刊创始人之一，我对她深怀歉意、敬意。邓正来、宋新宁、常欣欣代表了季刊同仁铮铮解噬主义(旧译自由主义)风骨，尽管这种上善若水般的风骨未曾在任何波澜壮阔场合脱颖而出。
1998年季刊转交韩方明先生（现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副主任）续办之后，我将香港办公室廖宣力推荐到了香港大学政治学系读博士；周庆鸣本来就是退休返聘；其他几位北京同仁各得其所，续行原轨。现在除了周庆鸣（也许过世了）、邓正平，我与健在的季刊同仁都重新见过面，大家均为平安无事。“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的景象，并没出现在季刊转手、停办之后，值得庆幸！
我先是很顺利地筹到了常川费：从1992年1月到1998年12月，共计筹钱400万港元。主要的捐钱者是我的表妹夫、西药业企业家张国强以及香港志莲净苑。张国强对于文教事业乐善好施，还曾捐钱给内地电视界、围棋界等。我对他必感恩一生。志莲净苑捐款，乃由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弘毅从中拉线。我问住持，佛教为何愿意捐钱社科？她曲折地表示，面对西力东渐、西教东传，佛教自身力量不足，须与本土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力量合作，方能避免以夷变华。我听后觉五雷轰顶：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连已割去三千烦恼丝的尼姑们都心忧如焚了！
我后是很顺利地找到了印刷厂，其中合作最多的是广州军区司令部印刷厂。六年24期，他们印刷了将近一半。岭南大儒袁伟时发现了这个秘密，哑然失笑：原是将领家庭出身的徐泽荣为季刊找到了保护伞！袁氏与我比邻而居恐有八年，我家住楼上，他家住楼下，与我稔熟。年幼之时，我有眼不识泰山，没发觉他“胸中自有真知百万”。虽说如此，我后来还是为“非法出版及印刷”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经过未雨绸缪，前面说过，没有连累到邓正来、邓正平两兄弟以及常欣欣、景跃进、廖宣力、宋新宁、张静、张小劲、周庆鸣等季刊同仁。赖有韩方明先生后续周旋，他们得以全身而退。袁秋讯则不可避免地被连累惨了。后来她做了不少自救努力，挣脱困境。我没告诉邓正来上述未雨绸缪详情——当时不宜向他透露，因而也许在这上，他是带着某种误解进入天国的。这种误解在当时恐会保护他及其他同仁。希望邓正来在天之灵，和他生前所爱之人，能够听进我的这番迟来16年的解释。
八九风波前后，北京大儒李泽厚提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奏出的救亡主旋律过强，启蒙主旋律过弱，建议今后转而多奏后者。我和邓正来、宋新宁合办季刊的主要目的就是响应李氏此一呼吁，尽管后来我发现，其实救亡主旋律始终没有奏到点子上：军工业若不由衙办转为民营，就成战败之始。因此，奏不准救亡主旋律等于几乎没奏，何责其多？季刊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贡献，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推行“学失求诸野”（联想孔子“礼失求诸野”），一是引进“学术规范化”，均属文艺复兴性质启蒙。前者意在弥补官办社会科学之不足，纠正官办社会科学之偏误，后者意在推行国际通行匿名审稿法，实施国际通行引述注源制。二者均为改革开放以后敢为天下之先盛举，曾令季刊洛阳纸贵，名噪一时。基于以上两点，本人相信，《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2-1998）势必将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如陈寅恪般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4年中，邓正来女儿邓嘟儿——其在襁褓之时我就逗过——约我写稿，编入明年将会出版的纪念邓正来文集。直至年底，我方有心思有时间朝花夕拾，命笔成文。季刊向着世界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过去就有，现在仍有，将来必有并非喧嚣、折腰、拜金、媚俗的一群人种留存，他们乃是我们伟大华夏文明的终极希望所在。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石在，火是不会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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