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的文章可能会写的越来越粗鄙、直接。因为个人处在极端危急和生存预警的状态。但有些问题我还得谈，得写，因为我一个人解决不了。
现在解封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人民的自由和生存与政府官员的恐惧发生对立和冲突的问题。
而且，这种对立和冲突，随着解封的推迟，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还可以把收入减少归咎于疫情的需要。但一旦生活需要走入正规，大规模的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将生存的焦虑和希望的寻求投向何处?
许多人，武汉人，全国人都盼望着疫情解封生活能恢复正常。但他们还不知道生活已经永远无法恢复正常。对瘟疫的恐惧会大规模的减少人们的活动，餐馆、娱乐服务、交通运输在中国几乎全部萧杀，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泡沫繁荣之中。
这些政府官员知道。老百姓不知道。
武汉封城开了一个坏头。把政府官员的瞒报责任推给了民众。民众的普通生存劳动也成为了瘟疫蔓延的罪魁祸首。
而更或许，封城的初心，在当时的官员那里，本就是害怕民变。而不真是出于防疫。如果是出于害怕民变，那么这场民变极有可能会有反弹。
我看现在不是防疫的事，是民众和官员的对立与冲突已经不可调和。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种趋势不单单追究个人责任的事情。而是矛盾解决的问题。是公义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化解人心积压的情绪和冲突得到改善的问题。
这一切，除非政府完全地承担起责任才能解决。否则，这种矛盾，只能随着萧条的来临，或者人们的生存严重受到挑战之后越来越激化、愈演愈烈。
这当然不可能靠任何个人的”威权”和”军令状”、死命令能解决。这是一种群体长期失误导致的严重结果。这不是一次人类社会的”黑天鹅”，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有。就是群体的利令智昏和整个社会维系所需要保持的基本常识和判断依然存在。
但现在，这里没有。这里依然只有权力的游戏。哪怕已经导致现实惨烈。
我知道，我个人在这种冲突里面，因为个人的选择已经很严峻。但这是举国人都面临的现实。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外援。如果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多年的外援，朝鲜没有中国的外援，都早都不可能存在和维系。
而这一天，今天终于来了。武汉的僵局也许在北上广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冲突，但那是因为城市早期体量投入和财政倾斜所打造的模型或者说样板，没有全国的外援，现在也无法维持。
这个社会制度叫停，是迟早的事情。而现在，立刻，马上叫停，就是最好的时机。
原载：王剑虹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