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6)

师哲被“吃”

1949年后,中共不仅开始“吃”解放牌红岩儿女,也开始啃咬延安一代,甚至大革命一代。1926年加入中共的师哲,通天的中共高层俄译,竟也被啃咬得遍体鳞伤。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井溢村人,父亲乡村知识分子。师哲八岁上县城小学,14岁入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参加胡景翼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因有文化派往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是年,在李大钊协调下,赤俄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达成协议,两军各派25名学员赴俄学习。师哲因成绩优异获选,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

1926年10月,师哲在基辅加入中共,后任支书。1927年10月,转学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1928年毕业,留校任中国排排长,兼任译员、文化教员。1929年10月~1938年3月,派赴西伯利亚安全部门,以“克格勃”身分亲历苏联大肃反。1938年9月,师哲赴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临时安排莫尼诺儿童院副院长兼教务长。1939年,专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秘书。1940年3月,与任弼时、周恩来(赴俄治伤)同机回国,滞俄15年。

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仍为任弼时秘书。西柏坡时期,兼政治局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长期任毛刘周朱俄译,多次出席中苏赤党高层会谈,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中苏事务。

1949~52年,师哲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六次访苏,商讨“抗美援朝”、朝鲜停战。1956“波匈事件”,师哲再次随刘少奇访苏,商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知识分子闹事。此时,师哲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长兼俄文专修学校校长。

1957年1月,任弼时去世多年后,师哲感觉“高处不胜寒”,请求调离中央,外放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犯“生活错误”,开除党籍,下放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受康生迫害,先软禁后监禁。1966年夏移押秦城,前后蹲监13年,流放5年。1980年恢复工作,1987年瘫痪在床,1998年辞世。

师哲长期罹难,当然涉及中共政治倾轧。师哲说他遭到康生、江青陷害。1950年,任弼时刚刚去世,康生就说——

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一叶知秋,中共高层政治如此险恶。1954年秋,性颇刻厉的江青对人说:

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

师哲说他在延安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未能满足江青索取职位的要求,还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单,江青植恨于心。

师哲刚从山东省委书记处跌落,康生规定三条——

一、要把师哲安排到远离铁路等交通要道的地方;

二、要割断师哲同中央的联系;

三、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

押入秦城后,康生说:

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按说,师哲可将遭难之因一古脑儿推给康生、江青,但他在“江河有源·事出有因”一节中,主动“坦白”自己这方面的原因——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地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己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师哲所说的“生活错误”,乃众所周知的“代名词”——最张不开口的男女之事,向为当事人低首忌讳。文革前,中共官场流谚——“莫要装错袋,莫要上错床”,只要管住这两件事,不犯这两项错误,便不会倒台。师哲恰恰犯了“生活小节”错误,中共又向以“禁欲”标榜高尚,1950年代又似乎特别讲究这方面的严肃性。师哲被政敌抓住小辫子,正好顺势推石下井搞倒搞臭,丢了党籍。但是,无论如何,追根溯源,自己也有责任,毕竟授柄予人。晚年师哲能够从自身检讨肇因,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收入此篇,自我检讨——

不该自己“不戒”……毕竟是自己把辫子递到别人手里了,于是蓄意害我的和排斥异己的两股势力合在一起。[2]

笔者研究现代人文知识分子,阅读近千人自传(篇),像师哲这样自报家门的“老实交待”,尤其事涉敏感的性道德,大熊猫一样稀之又稀。敢作敢当又敢言,师哲的“老实”得到我的真诚敬意,特撰文记之。其实,不涉“性”的自传是不完整的,也是必然有所掖藏,真实度多少应受怀疑。谁能一生无“性”,没一点擦擦碰碰?

不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师哲未吐其详,仍有隐瞒。原来他与小保姆搞出孩子,将婴孩扔进硝镪水,骨头都没剩,戚本禹说他学自克格勃。小保姆认为太无人性,揭发材料送至中央秘书室,刘少奇负责处理,判了刑。戚本禹指说师哲实无“反”可平。[3]

自传多有不得不防之处——好事都是花大姐(自己),坏事全是烂丫头(别人)。身世经历形诸文字,自述自供,白纸黑字,难免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修修补补做做手脚。许多人敢做不敢当,更不敢言。钱锺书名言:“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4]抱疑读传实属“正当防卫”。不过,传主若自曝家丑自扬私陋,则可肯定确凿无疑,至少基本可信。“师哲自述: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5]便是激起我惊讶的一篇自传。

文革后,师哲出任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副部级离休,1998年8月17日病逝北京,享年93周岁。大难之后还得如此高寿,实在不易,也是一份实质性回报——有时间留下《在历史巨人身边》、《峰与谷》等史料价值较高的回忆录——雁过留声,生命嵌入史壁。

不过,师哲晚年“红色勒痕”太重,成为标准“红色遗老”。回忆录未对红色灾难稍作探因,自己被“啃咬”22年,也简单归于奸佞当道,未对奸佞何以当道有所剖析。

2008年春·上海(后增补)

原载:《南方日报》(广州)2009年12月20日

附记:

抗战中唯一牺牲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也是被“革命”吃掉。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1925年2月周恩来、陈赓介绍入党,同年11月派俄,先后入莫斯科中大、高级步校、伏龙芝军事学院。1928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根据米夫、王明的偏见,宣布莫斯科中大“江浙同乡会”为反党组织,左权、孙冶方等划入该会,左权以“行为不检”受处分——党内劝告。1930年6月,左权回国,沾染“托派”嫌疑,苏区中组部长任弼时、国家政治保卫局长邓发、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先后负责审查;1932年,左权被撤红15军长,“留党察看八个月”。第四次“反围剿”,急需将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起用左权,得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41年11月,左权上书中央,要求洗去两次不白之冤,久未得复,1942年5月25日,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阵亡。当时,他命令战友卧倒避炮,自己却挺立前行。彭德怀疑曰: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将领,完全有能力辨别炮弹飞行的声音和角度,但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难道左权将军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来说明什么吗?”近年中共党史界有人认为左权的“烈死”就是向党证明铁胆忠心。[6]

[1]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紅旗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185。

[2] 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483。

[3]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44。

[4] 黄裳:《榆下说书》,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页300。

[5] 杜导正、廖盖隆编:《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206~225。

[6] 散木:〈左权将军的烈死与”托派”嫌疑〉,《检察风云》(上海)2005年第21期,页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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