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0)

《内参》里的1950年代

1950年代前期,中共一直装饰成“激情燃烧的岁月”,近十来年更是毛派长挥在手的“红色黄金期”,高调批评“当今不古”的依据。文革后,一批老赤干就以“回到五十年代”为旗帜,号召当时还是青年的我辈恢复红色信仰、再相信一次“伟光正”。那会儿笔者懵里懵懂,真以为1950年代中共清廉、社会向上、慕风向义……

1982年笔者进入浙江省政协机关,近距离接触那些“老革命”,发现他们并非什么“高尚者”,一个个比我还俗。所谓的省级大机关,刀光剑影,内讧激烈。此时,我对中共的认识虽有所“深入”,但未从根子上质疑其合理性。“六·四”枪响,一个从学运走来的政党竟开枪镇压学运,这才真正留意中共党史,关注中共一路走来的辙印,希望寻找“学运党最后镇压学运”这一逻辑大悖论的成因。当然,尤其关注非官方资料。奈何身居“铁屋”,目罩耳塞,难以接触异质信息。

1990年代中期,根据综合信息,我确认中共对现代国史动了大手脚,意识到绝大多数国人对1950年代的印象,都来自中共喇叭与赤色文艺,被灌了“狼奶”。难怪中共那么重视历史与文艺,原来可以这么“做历史”。个人认识史上,“六·四”使我对中共从局部质疑走向全局质理,研究重心渐渐从文学转向史学。

研究中,我发现绝大部分亲历1950年代的中下层赤吏,由于只能从“党的喉舌”听到新闻、只能从“党的文艺”看到精心剪裁的历史,孔道单一,信息偏狭,他们对1950年代前期实貌亦不甚了了。即便自身遭遇整肃、感受阴暗面,“党性”也会使他们解释为“局部”、“个例”,既安慰自己,更维护党的形象。

依靠宣传起家的中共,最熟练的手法便是操控镜头,只让“革命人民”看到一小部分对己有利的特写,然后将这些局部特写一再放大,将比例极低的个例孤证指说成全域整体。如将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渲染成中共铁面护廉;部分高干不搞特权,渲染成全党“拒腐蚀永不沾”,掩盖大比例的“走后门”、“享特权”。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媒体一条绝对不准逾越的“党性”——报喜不报忧。负面消息统统不能上版面,既不能报道矿难地震、罢工罢课,更不准报贪污腐化,关乎“伟光正”的形象呵!如此这般,1950年代前期真貌云遮雾罩,帷幕重重,渐沉史尘,难露“芳容”。

2005~06年,笔者两度访学香港中文大学(共50天)。于该校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读到《内参》(《内部参考》)。此前只知专载外电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限十三级以上),稍低一档的《参考消息》也限县团级(发行量40万份,1985年才公开发行)。不想还有一份专载内情的《内参》(新华社主办),1960年以前限省军级,后扩至地师级。网上一查,“机密”级《内参》还在继续,仍限地师级与县级中共官员,每年订价456元。

翻阅五十多年前“出口转内销”的机密,社会真相一幕幕扑面而来,因绝无美蒋反动派诬蔑之可能,叠声惊呼“啊?啊?!”赶紧复印一大摞带回。回沪后,诸事繁忙,撂塞一边,时日一长,竟忘了这批“宝贝”。近日偶然翻及,再次惊心,感觉有必要撮扫“典型事例”,撩揭1950年代一角,以飨不了解这段“红色岁月”的国人,让他们也惊叫几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本文资料仅限《内参》,故只标日期、页码。史料众多,只得分门别类,择要略述。

工人老大哥

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实为马克思主义“做”出来的光芒。共产党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又非工人阶级莫属,如此这般,工人阶级必须成为“最先进的阶级”。可工人阶级是不是最先进的阶级呢?事实说话——

据估计上海全市有小老婆的约有十万人,娶小老婆的从资本家到工人各阶层都有,其中资本家纳妾的最多,店员、职员纳妾的也不少,如协大祥绸布庄的职工中有十分之一有小老婆,工人中纳妾的大多是过去的领班、包饭头等。(1953-3-3,页41)

(抚顺)有的工人强制自己妻子卖淫,从中取利;有的工人换奸妻子;尤其严重的是,有的共产党员甚至无耻到集体性交。(1955-12-22,页223)

(上海总工会副主席钟民的报告)工人创造的财富几乎都被工人分掉了。奖励办法又是平均分配,实际上没有起到刺激生产的作用。工人奖金拿得多,福利过分的提高,一部分工人的生活已和整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相适应。工会在太湖边上建设的疗养所,农民进去看了,说工人老大哥用的地毯比他们盖的被子还要好,太舒服了。上海小菜场主要的雇主都是工人。大沪制铁厂的工人一天要吃四五瓶啤酒,肉松、肉饼随地倒,每月每人水果费达十万元;穿的衣服最起码是卡其布、华达呢,差不多每个工人都有西装。在一般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不好。过高的生活已引起了工人在政治上的堕落。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人讲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如他们的生活。茂兴制铁厂的工人公开反对政府。大沪制铁厂50%以上的工人嫖赌。许多跳舞厅的顾客主要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了。工人赌博的各样都有……输赢很大,有的以脚踏车、金戒子相抵,他们不分场合到处聚赌,在车间里掷骰子、叫了汽车出外去赌……嫖妓女、讨小老婆的风气很盛。大沪制铁厂至少有九个工人有小老婆,有13个工人生梅毒病,厂中每月为梅毒病要花费四百万元医药费。有些厂的工人贪图个人奖金、福利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1953-4-25,页513~514)

(太原)仅据重工业厅、建设厅、太原钢铁公司、西山矿务局等22个单位11月上旬不完全统计,就已经逃跑了6556人之多,占到全市新增加工人数的23.95%。(1958-12-6,页26)

1949年萧军日记中的抚顺煤矿工人:

小落子饭馆主人在诉苦,他说工人们要娱乐,也要嫖窑子,喜欢包公戏与滑稽戏。

夜间第一次和这些工人们住在一起,听着他们讲一些下流的故事、笑话,彼此骂着玩。[1]

城市有脸面效应,中共执政之初急于证明“革命绩效”,学苏联抓工业,而工业所需资金又只能来自农业,“不得不”对不起老区人民,夺农补工、损农益工。梁漱溟故有工农“九天九地”之说(遭老毛痛斥)。不过,即便已在“九天”的工人,据中共文件,1956年冬至~1957年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流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共有万余起罢工罢课。[2]

农民兄弟

安徽省(1955年)二月断炊人数已达686万人,灾民逃荒、讨饭、自杀、出卖儿女等事件已不断发生。部分地区的农民吃青苗、杂草。阜阳专区有70%的耕牛断草。耕牛死亡和宰杀耕牛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仅阜城一个收购站在晴天每日收购的血皮就有四五百张。(此稿转内务部)……五月份断炊的人数将达781万人。……蒙城县大任乡贫农王氏,将一个四岁的小孩换回40斤葫萝卜和7斤干菜。(1955-4-1,页2~3)

1955年4月26日《内参》标题:湖南省有不少地区农民逃荒、自杀和卖儿女。截止4月13日,湘省农民因生活困难而自杀21起。(页385)

1955年12月22日《内参》标题:辽宁省发生农村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问题。(页218~220)

很多女青年找工人结婚是因为工人有钱花。锦西县黑鱼沟村妇女柴国珍不到结婚年龄就私自和某矿工人王春元结了婚,她说:“找个工人不容易呵!我现在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也漂亮,钱花不了,啥活不干,多自在。”

1959年4月7日,山东民政厅副厅长武思平向内务部部长办公会议汇报:

今年山东春荒很严重,波及1400万人,其中1053万人口的济宁专区,788万陷于春荒,仅其中七县患浮肿病者12.9万多人。截至三月底,全省外流农民68万(实际超过此数)。自杀、饿死、弃婴等事件不断发生。郓城县自春节以来,发生抢粮96起,被抢粮食11.8万多斤,其中国库粮就有9万多斤。金乡县五万头牲口,已死2.5万头;单县死了8万多头,占总数30%以上。(1959-4-12,页2)

六0年一~四月上旬,甘肃、宁夏、贵州发现食人案件17起,其中杀而食之15人(小孩13人),掘吃尸体16具,22名作案人中:贫农3人、中农2人、小商3人、家庭妇女3人。宁夏吴忠巿吴忠公社丁明礼、丁秀英夫妇杀吃七岁女儿。(1960-4-14,页25)

据山东省委生活办公室和省公安厅了解,近来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偷青吃青现象,有些地方的早秋作物已被全部吃光、偷光。

自七月至八月二十日全省(山东)由于违法乱纪(指偷青、吃青)而造成人命事件201起,死192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8人,民兵鸣枪击毙11人,自杀的173人。平邑县林建公社社员徐文选,因偷了四个高粱穗,被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蒙阴县旦埠公社旧寨生产队社员于宪年之妻(57岁),八月九日因偷了12穗玉米,被绑在柱子上进行拷问,家中两次受到搜查,锅筷等物被全部没收,自留地上的一百多棵玉米被全部拔去,以致上吊自杀。(1960-9-2,页5~6)

农民、农村干部对夺农补工政策当然有怨言:

今年国民经济投资,工业占58.3%,农业占12%,农业是基础,为啥基础的比数却占的少呢?

蔚县白乐大队,两年没有给社员开支,收入22万元,给了国家18万元,社员劳动一年没有工人一个月收入的多。

城乡差别消灭不了,农村节约了,省下的钱建设城市!

工农产品的价格相距太远,如中等布要六、七角一尺,谷子只八分钱一斤,黄豆六分一斤,可是用四两黄豆做的罐头,却卖一元多,这是什么道理?

按说农民比城市居民劳动强度大,应该多些(口粮)。今天是农民,明天将户口转入城市,粮食供应立即增加,这叫什么有计划按比例!(1960-9-14,页14)

1958年以来,农民净吃山药,干部吹大气,打了粮食都交了公粮,饿得人都跑光了。

社会主义一多一少:排队多,生产少。以后,月月红、日日红、开门红的口号就改为月月龙、日日龙、开门龙,开门就是排队一条龙。(1960-9-14,页10)

农村小孩从小上学,毕业后就走了,农业光剩下“咳喘灵”、“麻黄素”(指病弱老人)了,地没人种,都荒了,怎么以农业为基础呀!

市场上部分物资供应紧张,说明工农业比例不是协调而是失调的,为什么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呢?(1960-9-14,页15)

湖北新洲县有人致函毛泽东——

湖北新洲县老百姓户户饥荒、人人叫苦。听到有人来参观,县里马上召集下层干部开会,要食堂把群众生活搞好,并警告群众,不准说没有吃饱。所以群众都愿意天天有人来参观,这样可以吃得好吃得饱。有民谣说:省委来参观,饱饭吃三顿;省委参观走,稀汤难入口。

河北磁县张家庄村民张银川也致函毛泽东——

我们这里有市民、工人食堂和农民食堂两种。市民、工人食堂每日吃三顿细粮,而农民食堂则吃不到粮。从元月份开始,每天吃的水煮红萝卜,有的食堂每人每天三斤,有的食堂每人每天分三个红萝卜。因而去城里公共食堂买饭的农民很多。现在农民们有苦不敢说,因为村上的干部开会说:“如有人来村里调查生活情况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生活好,每天吃三顿小米饭和玉米馍,不要说没有粮食吃。如果谁说了,就要开大会斗争你们。”(1959-2-4,页15)

2007年,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 ):

农村和农民不但要负担国家建设的资金积累和供给全国人民吃饭,还要接纳城市不同时期因各种原因下放的人员,而且在制度变迁和生产实验上也要起带头作用,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政策和它的后果,如户口制、农民的二等国民身分,现在仍然存在。这是国家欠农民的债,大约今后相当时期也是偿还不清的。[3]

近年,大陆文网稍松,一些真相悄然飘出。2014年,京沪两大文史馆主办的《世纪》透露:1958年沪郊罗店公社,一家农户五个孩子,穷得叮当响,丈夫想上汽车站踩自行车载客挣钱——

男人说:“我也去汽车站踩自行车搭客。”女人说:“哪来自行车?”男人望着正睡在老婆怀里最小的儿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卖了?”老公沉默一会儿:“有了钱,才能买自行车。否则,连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们家的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4]

封锁信息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瑞金就创刊《参考消息》,仅供高层领导圈,信息封锁已然开始。1955年初,辽宁县区一些干部自以为掌握全部信息——

从我们的力量来看已超过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说台湾解放是持久性的?为什么不能很快地解放台湾?(1955-1-30,页379)

1956年,一封匿名长信请新华社转递周恩来,内述:

目前我们报纸上的报导,如果能够深入到读者内心世界去了解,我敢断定有95%以上的人会认为:太单调,不能及时地反映世界事务的真实情况。另5%的人因为可以看到参考消息或者能听到重要的报告而没有意见。……新闻封锁太严,而不能得到需要的知识。(1956-11-24,页577)

1957年5月18日,反水将领陈铭枢响应“鸣放”号召,致信毛泽东,赞成毛退居二线,被划“右派”,但这封信始终未向公众透露。1957年7月15日《内参》——

关于要毛主席辞职一节不得发表(连意思也不得透露),在新闻中也不要提有这封信。此点请本刊读者注意。

1957年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说次年大选请辞国家主席。5月17日,张治中在“民革”中央传达,陈铭枢次日写的信,盛赞毛的辞职功如华盛顿、俾士麦: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放全人类的最终事业将首先通过中国而实现出来……你此一伟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其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于非党人士之享高位而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愧怍,风行草偃,拭目可待。

陈信后半部分劝百讽一,捎带请毛注意身边宵小——

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不次拔擢,累累若若……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

陈铭枢最后提请毛注意几处缺点:好大喜功,有时轻信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分析;喜怒易为人所乘,轻锉他人自尊;喜新厌旧,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1957-7-15,页3~7)

中央级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过尔尔!有什么不可告人不可向外透露的?无非老毛请辞虚衔“国家主席”,还是自己放的空气,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说了就打人家“右派”。

必须承认中共的“信息屏蔽”很成功。1950年代初,反共老手李济深(1885~1959)亲函香港张发奎,为中共招降这位国府名将,劝张回大陆,“他回忆我们当年如何强烈反共,然而中共掌握了真理。”[5]

1958年末,宋子文访港,发表一通言论,连宋子文都被蒙了——

对毛主席及周恩来极为佩服,承认中国空前强大,因而有了民族自豪感。

在人民公社展开之前,对大陆印象一切俱好。对于人民公社,觉得不应如此迅速进行。

世界终须走向社会主义,因而不反对思想改造,不过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从经济上看,共产中国绝对不会失败。(1958-12-29,页12~13)

走向反右、文革的1950年代,逻辑早歪,恐怖日浓,压迫日重,怎么可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红色盛世?所谓“激情燃烧”,只是当今“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想象,官家“主旋律”之需要。这才隔了五十年,千万亲历者尚健在,就对这段历史如此动手脚,按政治需要将它打扮成一位“小姑娘”。

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想流芳百世,都想青史留名,不过那可得真有“芳泽”可留。毛泽东执政27年,除了折腾“阶级敌人”、折腾士林、折腾古人、折腾文化,还折腾经济、折腾可怜的农民、折腾自己的党,承平年代折腾死至少六千万“伟大人民”,甚至折腾周边国家,投钜资“输出革命”支持柬共、马共…… 靠什么“流芳”?有何事功值得宣扬?什么思想值得继承?靠几部自拉自唱的影片么?靠挡住绝大部分镜头的“愚民政策”么?

所谓“激情燃烧”,无非毛共燃烧广大悲惨民众而“熠熠发光”。截止1958年,中共就搞了11场运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合作化、工商业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一场镇反就杀了百万“反革命”(官方数字),11场运动一共折腾死多少人、多少人劳改,株连多少亲属,多少人“非正常活着”……“革命人民”虽然被愚弄、不知道,但是天知道。

民主人士

1950年,桂籍民主人士发牢骚:要他们说话表态时找他们,用过算数,事后便不管他们,只要他们“装面子”。一些民主人士因未分配工作,情绪很坏。他们说“统战部是思想检查所”。(1950-8-2,页5)

成都华西大学教授陈钦材(1912~1993):“国民党腐败,共产党野蛮,干脆把中国租给美国三十年就搞好了。”(1952-10-16,页189)注意,比刘晓波“三百年殖民论”早四十多年哩。

大学党委书记“直辖”各系秘书,另成“行政系统”,乃1950年代中国大学特色。上海交大一位系秘书神气活现向系主任程孝刚(非党员)布置工作,程主任反问:“究竟你是我的秘书,还是我是你的秘书?”人事调动等大事,系主任不知道,系秘书独揽大权,成了系秘书专政。开会时,系主任司仪,系秘书做报告。

复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1911~1992):

开会只是把大家当猴子耍一下,有意见提了也没用。现在教师们已分成几派,一种是点头派(随声应和),一种是八股派(歌功颂德)。这叫什么民主?这是强奸民意。

教授们集体感觉极差——

教授们认为党员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好大喜功,对老教授有施恩观点,以搞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来搞教学改革。许多教授在会上愤慨地责问:究竟把我们当作什么?是当“俘虏”、“傀儡”还是“招牌”?他们要求确定自己身分。(1954-10-16,页213~214)。

知识分子首先要为常识战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中共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译者):

李希凡、蓝翎一个是23岁,一个是26岁,说他们是新生力量,但是在复旦大学偷东西的查出来的都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因此不能说:凡是青年都是新生力量。(1955-1-30,页374)

工商界

1959年6月,吉林“工商联”二届大会,有人发言:“阶级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帽子是共产党给戴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1959-6-16,页16)

广州工商联副主委曹冠荣在大字报上“交心”——

我以一个大资产阶级身分,之所以能够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固然是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重要的一面是以为合营后交出生产资料,唯利是图虽走不通,但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可以保持,这是我最后一道防线,人民公社一来,将我最后防线也攻破了,的确有些彷徨。我过去出入是私家汽车,住的是花园洋房,私家汽车从五反运动早已放弃不坐,但住的还是花园洋房。近来街坊干部同志要我腾出一部分房子来做人民公社的托儿所。现在我是车子越坐越大(指公共汽车),房子越住越小的感觉。名利二字向来淡薄,只要能保持优越生活,以过晚年,余愿已足,别无他求。人民公社来势既猛又速,好比风雨骤至,不可终日,我觉得解放以后,这一关最难过。(1958-11-26,页3)

知识分子

(江苏)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六合县一区委书记不准小学教员进区政府大门,找文教助理要在门外等候。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先问成分,如是地主富农成分,等于罪加一等。有些县委书记组织部公开布置“在教师中不建党”。……有些县小学教师成千,只有个别党员或无党员。……阜宁有些地方把国民党时期毕业的教师一律降薪至80%。徐州、丰城有些在南方的教师几年不得回家,没有路费,有的说:“倒不如到政府当炊事员。”(1955-12-29,页286)

上海川沙县府分来一位基督徒大学生,饭前划十字,贬为炊事员,只得“自动离职”。

对秀才、进士等旧知识分子,好些人把他们当废物,情况也掌握不多,安排得也少。(1955-12-29,页287~288)

旅日归侨杨治平(天津冶金工业局工程师)“公然要求‘回日本’”::

将来要一年不如一年,菜也要进口,空气也要计划供应。在中国简直活不成了,什么都定量,要别扭死了。(1960-9-14,页10)

1957年7月,反右运动一个月了,天津某医院右派在会上公开说:

百家争鸣,许你们喊毛主席万岁,为什么不许我们喊蒋介石万岁?(1957-7-13,页27)

今天大陆士林都没人敢运用的“其道还身”,大家都知道“百家争鸣”只是作秀走场,谁敢真指说“一家独鸣”?当年竟有人如此运用“百家争鸣”,受五四熏陶的老一代“五七”士林,还真有几根硬骨头哩。“五七水平”,至今仍有高度。

学生

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顾建国(团员):

几年来,个人奋斗,苦苦追求的理想幻灭了。原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未来,想生活得优裕一些,能出人头地,享受社会的特权,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最臭的是知识分子,不如干脆退学,进工厂当工人去,现在工人最吃香。(1958-11-29,页13)

北大地球物理系学生丁一汇(团支委):

搞学习冷冷清清是资本主义,搞政治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一看同学夹著书去图书馆,心里就发慌。

北京轻工业学院化工机械系一年级二班雷炳琪(团支书):

工作是大我,学习是小我,凡事都应该从大我出发,学习拉下一些没关系。

北师大数学系三年级团支书张国明: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兴无灭资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学生应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为主要任务,学习好坏是次要的,思想不改造好,学习好坏有什么用?

不少大学团干部认为:“工作是革命,学习不是革命”、“工作是集体主义,学习是个人主义”、“工作光荣,学习不光荣”、“工作上要干劲冲天,学习成绩一般就可以了。”(1959-6-16,页18~19)

人民大学女生“右派”林希翎实为左派,1959年9月18日獄中致函毛刘,已踢入“人类狗屎堆”的她写了七千字,发表高见——

有些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摘不得的,例如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等混蛋……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假如没有这批家伙兴风作浪,也不至于为了打击这一小撮牛鬼蛇神而不可避免地伤害了许多好人,使党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极大代价。(1959-9-25,页20)

哈尔滨铁路中学搞了两个月揭发、辩论,责令被批判学生检讨。136名学生在班会上检查,21人检查两次、9人检查三次、2人检查四次、1人检查七次还未过关。115人因检查不好被停课,最长达两周。(1963-3-15,页8~9)

以下学生言论均被判划“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各种谬论”——

劳动锻炼虽能改造思想,但立场、观点不能代替业务知识。挑泥巴挑不出文艺理论;炼铁炼不出来《红楼梦》;种茄子、辣椒也产生不了莎士比亚。

半工半读是否能改造思想也可怀疑,丁玲在延安搞了“三同”却成了右派,学校办工厂除了把肩膀压一下,劳动态度好一些以外,得不到什么。

理工科可以搞半工半读,但你让学文艺的去抡大锤,简直是浪费人才。

清华大学土木系某生说:供给制是不合理的,是弱者剥削强者,贡献小的剥削贡献大的,落后的剥削先进的,多数剥削少数,后代剥削前代。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说:“人之初,性本私、性本懒、性本享受,要作到忘我劳动,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个人主义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人,从理论上讲,可以消灭个人主义,实际上不可能”;“人类对精神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命是最宝贵的,根本不值得为了几件仪器而冒生命危险。(1958-11-29,页12~17)

1957年7月上旬,长沙、常德、邵阳、郴县等地中学经常出现“反标”——

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国民党万岁!打倒专制魔王!血债要用血还!

湘潭一中班干部王世刚与另一团支委提出“反动政治口号”——

收回乌苏里江、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人滚出中国去!(1957-7-13,页30)

1958年9月12日《内部参考》:

三天多时间里,北京巿发现喊反动口号的写反动标语的案件六起……“中国解放台湾是侵略行为”、“共产党解放不了台湾”等。七日下午,海淀农业机械厂工人董清波(反革命分子家属)在游行队伍中喊:“反对美帝从台湾撤出!”

文艺界

上影部分演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韩非说就凭我一副漂亮面孔,清晰流利的口齿和轻松愉快的表演,就可以吸引观众。韩非最崇拜卓别林。

刘琼最崇拜贾莱柏,平时一举一动连抽香烟的姿势也要学他。

赵丹(党员)红专规划中提出表演要赶上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角。

张瑞芳(党员)演《凤凰之歌》时在农村体验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时间蹲在家里打扑克、讲故事、玩,最多学习农村妇女的动作,看看她们穿的衣服,并不是真正想和她们打成一片。

冯喆(党员)说:演工农兵不一定要了解工农兵,上官云珠政治上落后,又没有参加过海南岛人民抗日斗争,但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却很成功。(裴按:冯喆1950年自港返沪,主演影片《羊城暗哨》、《桃花扇》、《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1969年批斗时被打死。)

有人对总理批评《凤凰之歌》是个人主义的影片,思想也不通。曾导演《女篮五号》的谢晋说,他是把《凤凰之歌》作为自己学习的道路的,现在这部影片受到批评,使他感到走投无路。(1958-6-6,页6~7)

估计这些大明星到死都不知道被人打了这样的小报告。

“最有戏”的反右

1957年7月12日,重庆市委常委会讨论反右运动普遍的“顶牛”——

不少单位因为双方“卡”住了,群众情绪急躁,接连发生殴打、侮辱斗争对象的事件。有些问题因被斗争对象拒绝到会、耍赖、狡辩,会都很难开下去。

“顶牛”原因:一、少数党员,左派孤军作战,压不下“右派”气焰。二、论据不足,驳不倒对方。三、没有分化“右派”,掌握不到核心材料,打不中要害,“右派”首要分子有恃无恐。(1957-7-15,页8~9)

武汉头号大“右派”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右论”——

(土改中)地主被农民斗争得实在太可怜了。

党在肃反中把发牢骚的人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的逻辑。

(抗美援朝)美国武器好,中国是拿人去拼,不知要死多少人。(1957-7-15,页14~15)

头号“右派”章伯钧与老婆的私房话都进了《内参》,可见身边埋有眼线——

他(按:章)背后却对人说:“我交心时不像费孝通那么书呆子气,写了多少条,要向红与专迈进。我重要的就写了一条『永不翻案』,所谓『永不翻案』就是要准备大翻案。那就要看局势的转变了。”……他回到家以后,对他的老婆李健生说:“我又在小组会上画龙点睛了一番!”“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错一句话也遭到批评,实在难办。”(1959-3-14,页15)

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刘建,1939年入党(地主出身),十级高干,1957年10月28日划“极右”自杀(39岁)。其右派言论——

报纸少登省领导指示、不登社论与工作经验、副刊要干预生活、取消记者站(记者应以个人名义采访)。

就这么几句话,上纲至“摆脱党委领导、对抗党委批评、攻击党委”。刘自杀后,省委定性:“畏罪而死,也有自愧成分”,要求大字报声讨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省党代会上公布其罪行。(1957-11-16,页3~4)

1957年7月8日中午,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女生陆立时(21岁),剪喉自杀。她响应号召“鸣放”,上午班会批斗,下午还要接着交代。(1957-7-13,页28)

反右后,《内参》很注重人物的政治分野,人名后常加括号:右派、党员、团员、反革命家属等,还有今人不太看得懂的“中中”、“中左”……毛共红朝实行新式“九品中正制”,由中正(书记)划分左中右三等,每一等级再分左中右三档,共九等。一旦“妾身分明”,划归右类,子孙不得升学、不得参军、不得招工、不得入团,得为祖上“罪恶”承受“无产阶级义愤”。

大跃进

(1958年)10月19日,山西省平遥县办的平遥综合大学,由原平遥一中、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学、二小学的幼儿园组成,是一所拥有将近三千人的大学校。……从这个学校的组织和性质来看,足以说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大大增长了。(1958-12-3,页6)

据上海市委“内部参考资料”,印尼总领事查礼:

上海人民现在买不到食物,菜肉一切都成大问题,这种现象令人难解。……归根结底,这是进行人民公社。

南斯拉夫大使馆三秘加斯贝利:

中国的公社是奇形怪状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将会把人变成麻木不仁,只知服从,缺乏创造性头脑的人,其后果必将失败无疑。(1958-12-6,页12~13)

北外英文系二年级学生:

我也有一肚子气,是一肚子怨气,党主要抓了工业,不抓农业,粮食不够吃,都快饿死了。

另几位学生说:

生产计划天天向上,生活计划天天向下,真是一日不如一日。

(中国走的是)又土又苦的社会主义。(1960-9-21,页18)

社会百态

江苏盐城有一不愿回国的日本教师,乡干部上县城开会,争相去看。一开始,日本教师倒茶招待,因经常涌来,便放下门帘。一次,乡干部揭开门帘冲进去,吐痰到人家身上。(1955-12-29,页288)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过,就算了事。有的反映:很多人民代表选举时很紧张,怕选不上,选上后很空,无事可做。(1955-1-30,页375)

河南教育厅反映:因要求“厚今薄古”,一些学校删去课本里所有古典文学,连“五四”以来的作品也删了,甚至包括毛的《纪念白求恩》。浙江乐清县某速师班掀起禁看古典小说运动,封存四大名着及《儒林外史》。吉林一些图书馆也锁扣四大名着与古代小说,防止读者受到“坏影响”。(1959-2-4,页26)

1962年“阶级斗争天天讲”,《内参》的阶级斗争气息更浓,阶级警惕性深入民间切口与菜名,时谚飘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最近发现在理发业中流传着封建行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行话,如管顾客叫“老交”、管干部叫“豆本儿”、管姑娘叫“夹”、管已婚女同志叫“底头冠”等等。这些行话的流传既给社会主义服务业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影响,又在理发员中滋长了欺骗顾客、耍笑顾客的恶劣风气和行帮观念。

还认为“蟠桃寿鸡”、“罗汉钱”、“贵妃鸡翅”、“宫保肉丁”、“太史田鸡”、“怪味鸡”、“鱼咬羊”、“将军过桥”、“一品海参”等菜名,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1964-12-4,页26~27)

自由更是大幅度被没收。1957年夏,复旦新闻系学生党员杨翱卿,向高中女同学小刘提出分手。就读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小刘致函复旦党组织吐诉委屈。党支部开会“帮助”杨翱卿,批判他进了大城市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喜新厌旧”,杨只能检讨,但不承认“喜新”。杨翱卿兼校广播站记者组长,每天晚饭后上复旦广播台编稿。党支部派人跟踪,怀疑他与女生黄影“那个”。半月后,见他俩接触全为工作,黄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才解除“警报”。杨翱卿向黄影说了这则“笑话”。一段时间后,黄影提出要和他交友。1958年,黄影毕业。1960年杨毕业,1961年结婚。杨后任广东省科技厅长,晚年告诉女儿:“是党支部无意中帮我搭了鹊桥,才促成了我们的婚姻。”[6]

结语

《内参》最大特色就是浓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一则则标题就尽显铿锵立场:“帝、资领馆人员和外侨借市场供应紧张诋毁我人民公社运动”、“上海巿天主教神甫对东风压倒西风问题的反动言论”、“云阳中学、云阳师范部分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1958-12-6,页12~15)但下面的内容(论据)与上面的标题(观点)脱节,无法支撑偌大政治帽子。如驻沪领事与外侨说市场供应紧张,本为事实,何谓“诋毁”?

希姆莱名言:“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只有不让“异见分子”发声,独占话筒,使人们失去比较的基础,“宣传”才有可能成功。

生活贫困、社会恐怖的“五十年代”,谁愿意返居?毛派会愿意么?笔者一开始还不明白:五十年代怎会成为他们“失去的天堂”?后来渐渐明白,原来根系中共政权最后的“合法性”。反右、大饥荒、文革,太黑太丑,无法化装了,只剩下五十年代前期污点尚淡,还可梳妆一番。

2012年,笔名“中南海钦差”撰写〈神秘的内参〉刊载大陆,不想当今《内参》仍分级别,档次分明——

中央领导、各省市领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新华社内参……一些官员几乎不看公开出版刊物。最高级别是《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面向地市级和司局级的是《内部参考》,每周二期,每期40~50页。《内参选编》则是发至县团级、乡镇长等科级干部与部队中的营级干部阅读。……内参主要报导重要时政动向、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重要技术突破、基层民意等敏感内容。官方宣传部门一般认为这类内容不适合公开报导,但又必须让中央知道。国内内参还报导重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典型。这些正面报导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后,会很快转为公开报导,在官方媒体上形成较大报导声势。[7]

该文还说毛泽东一直以《内参》为重大决策依据。

中共一直挂幌人人平等、相信群众、人民当家作主……说得比唱得还动听。可执政六十余年,信息上竟如此“相信人民、相信群众”,甚至对自己中下层官员也搞信息屏蔽,说明什么呢?还能说明什么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批1950~60年代《内参》,来自废品站,大概哪位中共高干故去,家人当废纸卖出。无心插柳柳成荫,为还原红朝前期实况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且收集得那么全面、细致……实在是中共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新华社都没想到的一份“历史贡献”。

2011-8-20~22(后增补)

[1] 《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406、41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5年,页154~163。

[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下册,页480~481。

[4] 吴明先:〈大跃进年代的”开门办学”〉,《世纪》(上海)2014年第2期,页17。

[5] 《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记录,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409。

[6] 杨翱卿:〈难以忘却的往事〉,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26。

[7] 中南海钦差:〈神秘的内参〉,《新一代》(兰州)2012年第6期,页34。

[8] 向继东:《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13年,页134~136。

原载:《开放》(香港)2011年9月号、11月号(初稿)

附记:

1951年底~1952年10月,中共党政机关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湖南省委秘书长杨第甫(1911~2002,杨小凯之父):湘省计划打出八千“老虎”(贪污旧币一千万以上,相当币改后一千元),实际打出7237人(1420名党员,198人开除党籍),后核实2659人,贪污总额984亿元,退赔616亿元(旧币),长沙公安局长王丕敏枪毙。一些地方出现严重“逼供信”,甚至逼死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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