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9月9日，中共丹东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青年广场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即“炮轰市委 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后，四十余辆汽车载着市委书记宋克难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游街示众。同时，以宋克难为首的市委几位主要领导被大会宣布“停职反省”。由此，刘少奇司令部“盘踞”在丹东市上层的一小撮被“轰”下台了，用时髦的语言说，这是毛的革命路线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炮轰”的结束，而只不过是一个高潮。对于被“炮轰”的宋克难而言，虽然，电话也被掐断了，但并不等于从此“无官一身轻了”，而是更加沉重了。伴随着不停地“检讨”，还要随不停地接受批斗，这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唯一“自由”的便是可以去看大字报，主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但是，最好在万籁俱寂之时，否则，被革命群众发现就会被现场批斗。
在“炮轰”的次日一早，宋克难发现市府大院的围墙上贴出了《九九炮轰大会是一场阴谋》的大字报，同时，那上边有钢笔字的表态或“支持”，或“反对”。紧挨着这大字报的是：《九九炮轰大会是一场革命》。显然，两者是针锋相对的。 这时，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人停下来观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好戏在后头呢。
当晚，一群人在市府大院门前吵吵嚷嚷，原来是在围绕着那两张大字报在辩论，持有“阴谋论”的人说，革命者要“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炮轰大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假批判，真保护”。持有“革命论”的人说，如果要“保护”何必还要“炮轰”呢？难道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也是“阴谋”吗？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正在企图在把水搅浑……
（二）
几天之后，市府的院墙上又贴出了一张耐人寻味的大字报：《大宋小宋和老宋》。尤为吸引眼球的是，大字报上还粘贴了一副黑白图片：有两个人在握手，下面注明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即“老宋”，二中八三一头头宋革命，即“小宋”。那么，“大宋”是谁呢？——宋克难。大字报的内容如下——
“九九炮轰大会”揪出了以宋克难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并且，宣布其“停职反省”。这一革命行动打在“大宋”的身上，痛在“小宋”的心上。“小宋”暗地里将“大宋”请到二中“密谈”。至于到底谈了些什么，在革命群众的追问下，“大宋”只供出“小宋”说，在被“停职反省”，掐断电话的情况下，要求宋克难继续大胆工作，不能就此“撂挑子”和“放躺”。
所谓“撂挑子”、“放躺”，这是那个年代的词语，意思说被揪斗的当权派，还要继续工作。如果放下工作那就是“撂挑子”和“放躺”，就是对抗运动，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揭秘”之后，认为这是二中八三一“死保”走资派的铁证。同时，指出那张图片暴露了丹东一小撮走资派和保皇派的总根子就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这就是，一条黑线上的大宋小宋和老宋。如果，刘少奇不是姓刘，而是姓宋的话，这大字报的题目会是：《大宋小宋老宋和老老宋》，因为要“上挂下联”。在这大字报旁另有一张大字“号外”：据调查，“小宋”乃宋克难的侄子也。下面落款是：专揭老底战斗队。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宋小宋和老宋》的大字报产生了轰动效应。到底谁个“革命”，谁个“保皇”，一时间，扑朔迷离，眼花缭乱。因为，这是一个大字报满天飞，同时，也是个谎言遍地的时代。
（三）
宋革命在接受作者的访谈中，讲述了关于大字报（《大宋小宋和老宋》）的“揭秘”——
“九九炮轰大会”揭发出宋克难“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主要事实是传达七千人大会（1962）的讲话，其中，宋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的问题也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这一说法并非宋克难的“发明”，乃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讲话。宋克难作为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聆听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回到地方传达，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关于宋还说，大跃进是刚出生的婴儿，又哭又闹又赔本，此话是个人的“独创”，还是来自“七千人”，也难以查清。总而言之，将宋克难传达中央会议打成是“追随”刘少奇“反毛”，的确是“牵强附会”，难以服众。而且，未竟省委批准便被宣布“停职反省”，也不合中共的“规矩”。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震耳欲聋的是一片“打倒”的怒吼，理性的思考是会带来“政治风险”的，最起码说你是“保皇”。可是，“小宋”却有些“另类”，他竟然将宋克难约至二中八三一总部（教室），在两个同学的陪同之下进行了“密谈”。
宋克难说，“九九炮轰大会”对他来说是个“突然袭击”。因为，当时他还在农村搞社教。通知回来开会，结果，被拉上台批斗，一炮就被轰下了台。说话间，宋克难情绪有些沮丧。革命小将便给“市委书记”上了一课，大概的意思，你是抗日老干部，久经考验，如今，要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不要有畏难情绪，应该是上台被斗，下台工作，真金不怕火炼嘛！
这时，宋克难的情绪似乎有所放松。他问，小宋，我听说人家说你是我侄子。
小宋说，怎么可能啊！我老家山东，你是哪里呀？
老宋说，我是河北涧县人。言罢，老宋呵呵的笑了……
（四）
文化大革命仿佛是一出大戏，全国各地都在排演。当然，“全国总导演”应该是“亲自发动和领导”者了。但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剧本，所以，各地都只能效法北京的“样板戏”了。但是，免不了要“画虎成狗”。尽管中央文革向全国派出北京大学生去“煽风点火”，但总要发生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小宋”听“大宋”说，市委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召开常委会了。革命小将觉得这不正常，于是，这个党的助手（共青团员）便找到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言，向他提出市委应该召开常委会，以加强对运动的正确领导。于是，十月初，中共丹东市委在二中学校图书室召开了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小宋”几位小将。据他的记忆，参加本次常委会议的有五位书记：宋克难、李言、蒋云吾、王鹤、陶贵春；常委有晁福太、刘仲文、陈涛毅等人。
常委会的议题主要是面对“九九炮轰大会”以来的运动形势，应如何加强对运动的正确领导。会议具体的内容无从查考了，但由红卫兵提议召开并列席中共市委常委会议，来研究如何领导运动，这恐怕可算为文革史上的一朵奇葩。
丹东市委的“老革命”为何要听从红卫兵小将的调遣，甚至尊为“座上宾”——列席常委会议。因为，在“炮打司令部”的威慑之下，这些“老革命”诚惶诚恐，用刘少奇的话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注）但尽管被“打倒”了，还要再“爬起来”跟上运动，否则，就要被扣上“对抗运动”的帽子，那岂不是罪加一等。
（五）
二中图书馆市委常委会议之后，宋克难处理了一起学生上访事件。
11月下旬，绸校（辽宁丝绸工业学校，校址丹东）“一一七红色造反团”（简称“一一七”）的几个学生上访市委，他们要求宋克难开除省柞蚕丝绸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杨荣为首的一小撮人的党籍（包括政治部韩成友等）。其事实和理由如下——
六月中旬，该公司党委向绸校派去了工作组。不久，学校出现了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凭着“反右”的经验模式，认为这是“反党”。于是，便开始在师生中抓“右派”，同时，划分“左中右”，并排出名单。后来，在批判工作组镇压运动时，这些所有整人的文字记录、密告信、个人检查等，被统称为“黑材料”。随着工作组撤离绸校，这些“黑材料”也转移至派出机关存档了。所以，“一一七”的学生要求“杨老鬼”交出 “窝藏的黑材料”，但遭到了拒绝。学生便要冲进档案室，被公司职工赶了出去。
学生认为，杨荣等人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抗中央指示的行为。当场，一个学生向宋克难宣读了一份传单——
1966年１０月６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
（六）
宋克难感到棘手的是：一是“窝藏黑材料”的行为是否可以开除党籍，二是自上而下的开除党籍违反党章的程序。于是，他表示要派人下去调查，同时，因该公司属于省管单位，尚需请示省委。不料，被红卫兵说成是 “缓兵之计”，遂将宋克难、孙建华（副书记）以及刘仲文（工交办主任）一起押至沈阳。
当时，省委主持工作的是书记处书记白潜。宋克难一行到后，白潜已在辽大被批斗，并有李荒（省委书记处书记）在那陪斗。于是，宋克难等便赶到辽大园，只见人山人海，批斗台上不见白潜，听说白潜检讨“工作组压制革命”的问题时，突然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便被拖到台后洗耳恭听，前台批判需要他回答问题时，再把他拉上场。会议进行中，宋克难一行便在台下恭候。恰时，一人从台后走来（去厕所），刘仲文发现是李荒便上前打招呼，而李荒“用眼神示意别说话”。（见于刘仲文《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第112页）。
散会后，宋克难等人和白潜见了面。“一一七”学生当即向白潜提出要开除杨荣党籍的问题。白潜说，开除党员党籍要按照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个人说开除不但违反党章，而且也没有这个权力。但是，红卫兵提出“先斩后奏”，并且，背诵毛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然后，威胁说，正告你们不要做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和拦路虎”。无奈之下，白潜和宋克难等商议了一下：先口头答应下来再说吧。
宋克难一行被押回丹东后，次日路上，宋克难接了一张传单：“开除杨老鬼的党籍”，副标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原来，“一一七”在绸校举行了集会，大张旗鼓地宣布了“开除杨荣的党籍”。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贴到了市府的门前。同时，大街上也撒出了传单。由此，丹东地区刮起了一股开除党籍和罢官的狂风。
目睹此情此景，宋克难不免暗自叹息。虽然被“炮轰”下台了，但还想“撸起袖子加油干”，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然而，谈何容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连国家主席“也不晓得”，何况一个“芝麻官”呢……
（注）1966年7月２９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2021年1月8日
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