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1
这是一篇很不愿意写的文章。就像人通常不愿意触碰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一样,虽然四五年前就听说他去世了,而且我的确对这个曾经是我最紧密朋友的人进行过一番思索,认为应当写一写他,都因上面这个原因迟迟没有动笔。现在为什么又要写了呢?同样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一样,这个人遽然离世带给我的那种复杂感受历经时间浇濯,已经不那么没有间隙也不那么尖锐了,“他”似乎正在远去,成为了一个被我从一定距离观察的对象而非朋友,我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标本,是一个毁于社会及其自身人性的人。这就是说,无论情感还是理智上,这个人都跟我没有了关系,他仅只是我进行思考的一个对象,就像出现在我随笔中任何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这样的人物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往往是有意味的,是值得谈论的。
这个人叫叶锦玉——我这里没有任何回避,这就是他的真实名字。

2
1974年9月,我终于结束自己并不喜欢的排字工人工作,入延安大学读书。我读的是中文系。这个选择,与我当时确立的文学志向有关,也与偶然性有关。那是一个很难自由选择的年代,即使是关乎个人前途的事情,你也得听凭命运的安排,所以我必须说,我是很幸运的。跟我同样幸运的还有另外46个同班同学,他们大部分来自陕北,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关中地区。通常意义上的陕北包括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在那个年代,榆林地区相较于延安地区自然条件更贫瘠一些,经济也更落后一些,因此国家在考虑北京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地点时,便把榆林地区排除了,这就是说,所谓“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落户”,实际上只分布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延安地区的12个县市。榆林地区的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北京知青,他们对北京知青的印象,很大程度来源于五花八门的传说,这些传说往往是扭曲的。
因此,当我同宿舍同学叶锦玉携着行李看到架子床上躺着一个鬓发没耳的家伙时,“心里怕怕儿的”,既不敢惊扰,也不敢搭讪,有些手足无措。这个“家伙”就是我。不过这种没来由的恐惧很快就消除了,经过几句交谈,叶锦玉很快确认眼前这个说北京话的“家伙”并不是开口就骂、抬手就打的强盗式人物,挺随和的。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这里所谓的“朋友”,指的是超越与同班其他人的友谊——并且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因为一些事情致使“朋友”二字变得支离破碎,完全丧失意义。至于我与叶锦玉为什么会成为如此这般的朋友,就很值得说一说了。
宿舍是窑洞,每孔窑洞住七个学生,除了我之外,清一色是从榆林、延安各县来的。脱离开北京知青群体——我所在的印刷厂一下子从农村招收了50名北京知青,因此在此之前我等于没有离开过这个群体——置身于这些陕北人中间,就像他们对我很好奇一样,我对他们也很好奇。
我很快发现叶锦玉粗犷豪爽,坦荡率真,乐观开朗,我很喜欢他这种心地干净、不拘小节的性格。这种性格只有在阅历不深或对他人缺少警觉的人中才有。“心地干净、不拘小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进行心理算计的人太多的缘故。具有这种心理特点的人还有一个消极后果,那就是它容易给周围人提供自以为比他聪明的条件,因此尽管他会拉手风琴,多才多艺,并且成为了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但是在班上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较好位置,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人们不怀恶意的戏耍对象。奇怪的是他并不反感这种戏耍,我甚至觉得以这种方式成为大家的注意力中心其实正是他所乐意的。
陕北的冬天来得早,不到供暖的日子天气就很冷了,这时候我们就趁风高月黑之夜到学校储煤场偷煤,提前生炉子取暖。叶锦玉身体强壮,力气极大,我们搬二三十斤的煤块就累得气喘吁吁了,他却有力气搬大得多的煤块。同宿舍的人总是藉着开玩笑激励他怂恿他,他果真就“人来疯”,搬的煤块儿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竟然在哄笑和鼓动声中,“哞”的一声把一百多斤重的煤块抱到了怀里,并且一直小跑着抱到宿舍,放下的时候脸色都白了。我觉得玩笑开得有些残忍,就劝他以后不要这样干。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什么都没说,我注意到他眼睛中颤动着一种很温柔的东西。他大概没想到竟然还会有人这样关心体贴他。
或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在我对锦玉的喜爱中就有了某种同情的色彩。他跟别人太不一样了。逐渐加深的友谊使我们能够彼此交谈对别人不能说的话。譬如,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在追求班上的女同学C,他跟我述说了很多绝不应当跟他人述说的交往细节。C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我体会得到他把我作为兄长(他年龄上比我略小一些)的信任,这种信任贯穿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始终,并且决定了我们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相处状态。我很珍重他对我的信任,也很欣赏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当然,欣赏是相互的。当他看到我经常在读厚厚的书籍时,表现出的惊讶和钦敬总是不吝于言表,而他表达的方式又总是一句感叹:“啊呀!老总可足劲(“足劲”中的“足”字在陕北话中发音“掬”)了!”“老总”是叶锦玉给我起的绰号,这个绰号伴随了我数十年,陕北、西安的一些朋友至今都还这样称呼着我。我则称他为“老帅”,这个绰号也伴随了他几十年,在当年的朋友中,也是至今都在使用这个绰号。就连他妻子也都习惯于称呼他为“老帅”而不叫他“锦玉”了。我得到他凶讯那天,电话那边的朋友仍然用的是这个绰号:“老帅死了。”
是老帅的率真才使得我在大学记忆中留下了忘年的内容,自以为还是个孩子。

3
1977年大学毕业分配贯彻“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原则,大部分陕北同学都回家乡去了。
凡是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的地方,权力的作用就越大,权力对人也就越有吸引力,如何获取权力,在当时已经不仅是某种个别的社会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价值、社会文化。这就是说,一个人所占据的权力位置决定着这个人的价值,其他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在权力掌握一切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世界,作为权力对象的人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隶。
1977年,文革形式上结束而实际上并没有结束的陕北,恰巧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实现自我的手段或者说途径极为狭窄。既然权力支配和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资源,那么,人们向往权力、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攫取权力就成为了很正当的事情,就像白天将尽夜晚必然来临一样。我这样说,实际上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我的意思是,不是说当官不好,事实上在我们班同学中,有的人在仕途上干得是很出色的,我只能说,我指认的不过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类型而已。我还想说的是,人常常会羁绊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有时候单凭个人的精神抗拒是很难使自己挣脱的,更何况绝大多数人连抗拒的意识也没有,他们从善如流,认真地扮演着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你怎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价值的判断和评价?你是没有办法的。
具体到我们这届大学毕业生,怎样攫取权力,用通俗的话说,怎样想方设法当上官,明里暗里就成为了人们唯一的念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恰好投合了至少一部分人利用当地人脉资源图谋发展的需要。怎么会是这样呢?众所周知,“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的产生,是文化大革命导致全国性教育溃败的最重要表征,这些人是经过所谓推荐(也就是不经过考试)获得上大学资格的,这就导致良莠不齐,相当一些完全不具备大学生资格素养的人成为了所谓的“大学生”。我曾亲眼目睹过几乎不具备最起码读写能力、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的家伙目光茫然地走进校门;校园里完全没有学习气氛,老师授课谨小慎微,无法显示水准,很难让人相信这竟然就是大学老师;学生也不认为学习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政治钻营者有之,心无旁骛地追逐异性者有之;有一些极致的家伙,硬是在大学活活儿地睡了三年,基本上什么书都没读过,毕业以后分配到工作岗位,教不了中学,甚至连小学也教不了,后来我听说丫沦落到给小学校看大门去了。
正是因为“工农兵学员”不是经由考试而是“推荐”上来的,这就导致其中相当一些人在当地是有一定家庭背景的,这通常意味着父母亲的权势地位可以成为可资利用的社会政治资源,这对于一个人的起步和发展当然极为重要。后来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在当地县委、地委当上了官儿,不能不说家庭背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前面说了,陕北地域的政治文化特点决定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而基本价值观反过来又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品貌,这种景况延续了很久,直到目前你都不能说完全绝迹了——我的意思是,截至目前,西北某些由于没有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而极端落后的地方,也还延续着过往的运行态势,社会风貌与二十、三十年前并没有区别。
我举一个例子。大约是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还是三十周年(我记不清了)吧,有同学费劲巴拉地张罗了一次同学聚会,结果那次聚会失败了。简简单单的聚会,怎么还“失败”了呢?原因仍然是奠定人的价值尺度出现了巨大的偏移和扭曲,本应是回味同学少年时光、分享人生苦乐悲喜的同学聚会,竟然成为了这些曾经的同学相互炫耀成功——唯一标准是手里有没有权势,有多大的可供驱使的权势——的手段,结果在几天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数起因虚假炫耀而引发的尴尬事件。我的意思是,由于聚会是在榆林和延安两地间移动着进行的,因此有人吹嘘“到我的地盘上将如何如何”,给大家一个强烈的预期,那就是在他的“地盘”上可以好好地享用特权,好好地花天酒地一番。由于是“吹嘘”出来的,吹嘘者自然害怕露馅,于是心生胆怯,在进入到他的“地盘”之前,丫就偷偷溜掉了,聚会当然只能是不欢而散。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聚会都没兴趣,更何况这种完全可以想见会出现怎样情景的聚会了,因此我没有参加那次聚会。当我后来从同学嘴里听说这件事时,我对那种庸俗、浅薄、虚荣,既可怜又可气的氛围的感知,可以说历历在目,痛彻而深切——毕竟,我是从那些人当中走出来的。
老帅上大学之前是乡村教师,父母亲都是农民,他没有回家乡去,而是藉着与著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的亲戚关系破例留在了延安,到延安地区曲艺馆工作。韩起祥是延安时期(1935-1947)陕北说书《刘巧儿》的原作者,这个反对包办婚姻的作品曾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后来被改编成了由新凤霞主演的评剧。也正因为这样,韩起祥的社会政治地位很高,有政协委员或者常委或者更高的身份,属于“领导阶层”了。我认为这是老帅的聪明选择,就像那些打算利用家乡资源图谋发展的同学一样。与此同时,我也依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到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去了——顺便说一下,我和老帅的单位在同一个院子,他在前院,我在后院。不久,我们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也分别在前院和后院。
毕业以后没多久,具体说是1978年,我和老帅有机会去榆林游历了一趟,原因是老帅要为韩起祥出访榆林打前站,这样我们便有机会提前出发,老帅先把我带到他老家去了。老家离榆林不远,却已经很偏僻了,就像我插队的地方一样,贫瘠而荒凉,极目之处到处都是黄土。老帅家是两孔土窑洞,窑里窑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日子过得很拮据。贫困是那个年代陕北的普遍状况,如果不用“饿殍遍野”形容的话,那么“满目凄凉”这个词就绝对是准确的,因此我对老帅家的景象并不感到惊讶。
这个家庭真诚地款待了我。无论气质还是身量,老帅都承继了母亲的遗传。高大的母亲见到我就朗声说:“锦玉早就跟我说你俩关系好!”母亲很会聊天儿,不出一个小时就把我的家庭以及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摸得一清二楚了。与母亲相比,老帅的父亲身材矮小,不善言谈,我在那里住两天,几乎没听见他说过话,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你感到舒适。老帅的弟弟显然承继了父亲的基因,更是老实巴交,性格有些腼腆,像女子那样一说话就脸红,跟老帅站在一起,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兄弟。老帅很显然是这个家庭的骄傲,更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可以想象,所谓希望当然是混出个人样儿来,最好占有某种权力位置,成为“人上人”。
“锦玉没问题,”我说,“他聪明能干,将来不得了。”
“老总,”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你可得多帮他呀!”
看着已经有城里人气质、面皮白净的老帅的某个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在这样一个朴实的农民家庭中出了老帅这么一个家伙,挺奇异的。
老帅带我到村子里和周围转了转,在村边的一个坡洼地,他站下来指着一棵高大的杜梨树说:“有一年,我们几个娃娃在水渠里发现了一只不晓得谁扔的死猪娃子,就把它弄到这棵树底下给烧着吃了。”他说吃着烤得焦糊的死猪娃子肉,简直就像过年一样。他从小就没吃的,村里的娃娃们就像仓皇的羊群一样,满世界寻找能够塞进肚子里的东西,经常偷盗生产队的玉米、洋芋、黄豆之类的东西,或者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烧熟了吃,或者用各种狡猾的办法拿回家,帮助家里解决吃饭问题。我经历过三年插队生活,对陕北农民已经有了些了解,我能想来老帅说的那种苦乐。这种苦乐目前仍旧在我们眼前这块土地上氤氲和蔓延,不同点仅仅在于,老帅长大了,脱离了到处寻找吃食的娃娃的行列,他可以为生存做一些更有效益的事情了。
过两天我们就到榆林去了。

4
老帅忙着为韩起祥到访做准备,我独自在榆林城闲逛。
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处在萌动阶段,没有形成热潮,陕北地区更是处在停滞萧条之中。榆林在历史上很有名,是边塞上的重要关口,秦代大将蒙恬就曾经在这里镇守。苦寒之地,榆林又是历代发配贬官的地方,贬官们就把北京的建筑风格带到了这里,因此榆林城素有“小北京”之称,有笔直的街道、胡同、牌楼,更有用灰色砖瓦建筑的四合院。能想来历史上榆林一定曾经有过十分繁华热闹的市井生活。然而历经数十年政治运动的折腾,如今的榆林已经灰头土脸,了无生气,绝无尊严,就像一个挨了打的人,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呆一呆。我在大街上转,竟很少见到行人,只有猪和鸡在惬意地散步;到了晚上,黑灯瞎火,连一个开门营业的商店也看不到。黎明即起,彼此呼应的鸡啼声、水桶的撞击声、驴马的嘶叫声、牛车轱辘在青石路面上滚动发出的轰隆声,都在提示你这是一个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地方,我几乎要产生身处史前世界的感觉了。
韩起祥是著名人物,还是一个位置很高的准官员,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对于他的接待是很隆重的,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欢迎和学术活动,党政军头面人物几乎全都出席了,气氛热烈而祥和,可谓是红旗猎猎,口号阵阵,标语横飞,凯歌激扬。印象深刻的是,韩起祥还给文化界人士和从事陕北说书艺术的盲艺人——这些人几乎全都是衣衫陈旧甚至可以说是褴褛的——做过一次报告,讲述他当年给毛主席说书的情形。老帅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老帅了解我的兴奋点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因此给我的指令是:这些活动,想参加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结果我全部都参加了。我很好奇韩起祥的经历,更好奇这座冷清寂寞的县城里的人对这位文化名人的反应。
报告会结束,与会人员散去,大部分盲艺人用竹竿在地面上戳戳点点,回到他们来的地方,我们——我指的是被列入名单出席午宴的人——簇拥着韩起祥,走一段路以后进入一个类似四合院的院落。我至今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院落也很陈旧,硕大的院子里早就布排好了桌椅,桌椅同样是陈旧的。很多人在厨房里进出,包括年轻漂亮的女娃娃(服务员)。就像早知道剧情一样,我对马上开始的“演出”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无非是一顿寻常意义上的公款吃喝而已,于是寻找一个边角位置坐了下来。我身边当然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其中有几个是盲艺人——他们很显然绝少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很拘谨,尽量压低说话的声音,伸着脖子翻着眼睛看向看不到的地方。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拉开帷幕的,竟然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魔术般的一场“演出”:随着女娃娃们的穿梭往来,整个院落里布排着的十几张硕大餐桌上,堆积起了当时很难见到的各色各样的美酒,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菜品。领导发表短暂讲话以后,人们轰隆隆地站起来,共同举杯——这意味着一场酣畅淋漓的饕餮开始了。
必须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出席过的最奢侈、最美味也最感意外的宴会之一,如果把它置放到特殊的困难年代以及我的人生阅历尚浅(那年我27岁)的背景上去看,我甚至有理由去除掉“之一”二字。很多传说中的陕北特色菜肴、面点以及各色小吃奔来眼底,即使我身边的陕北人也赞叹不已,他们跟我一样,同样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与大海隔绝数千公里的毛乌素大沙漠边缘的这个小县城,竟然出现了绝少有人知道的名贵海味!
菜肴还在连续不断地端上桌子,我则完全懵了,就像进入到了宫崎骏的奇幻世界。陪同韩起祥坐在主桌的领导同志虽然仍旧不失威严,却也不再端着架势,亲自笑着,亲自敬酒,既不惊愕,亦不觉得今日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后来,随着主要领导同志和韩起祥同志吃毕退席,宴会就进入到没有节制的状态,人们走动起来相互敬酒,划拳的声音此起彼伏,桌面上也逐渐变得狼藉。由于菜品太多,有的洒在了桌面上,公家钱是用不着心疼的,没有人去挪一挪倾斜了的盘子,人们就像过惯了奢华日子的人那样,不再吝惜浪费。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人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是可以被改变可以被扭曲的。
老帅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在离主桌很近的地方跟一群人吆喝着划拳,脸上汗津津的,由于他划拳出手快疾而手势独特,并且故意发出高过其他人很多分贝的嚣叫,因此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哄笑声吵闹声以及杯盏的撞击声连成一片。看得出来,老帅正在进入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描述过的“高峰体验”时刻,这样的时刻犹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样使人沉醉,以至于可以使人完全认不出自己是谁。
如果老帅认不出自己,那么我就更认不出他了,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首先,印象里他并不嗜酒,我们平时即使喝酒也仅只是小酌;其次,他固然性情豪放,然而却是约束得住自己的,我很少看到他对自己失去掌控,而现在这个人已经完全忘乎所以,脱离本性了。这里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团,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莫辨东西,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我突然想起老帅的父亲、母亲、弟弟,想起了两天前我们还置身其间的那孔土窑洞,想起那个无权无势朴实无华的家庭对我的款待……在这样的心境中再来看沉醉在无尚快意中的老帅,我似乎醒悟到,他身上一定隐藏着一种我目前尚不了解的向社会进行索取的冲力,并且,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过错,在权力显而易见的巨大生存利益面前,谁能认为谋求权力地位是一种罪错呢?
人性是复杂的多面体,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你完全了解了你自认为完全了解了的人。
我开始有意识观察这个我自认为已经完全了解了的人。

5
即使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帅也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似乎是没有“观念”也就是形而上的东西的,他面对着的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就使得他在生存层面生发出了独特的本领。比方说,他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结交甚为广泛。“善于与人打交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才能,现在热门谈论的“情商”很大程度上指的不就是这个东西么?在困难年代,“善于与人打交道”更是与生活质量的好坏息息相关,比如,老帅就有办法从关中买来大米白面,这对实行百分之七十粗粮配给的延安人民来说,当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从来都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决定着人的道德状态。在匮乏年代,说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很大程度是看丫能不能搞来稀缺物资,让老婆孩子活得比别人风光体面。从这个角度说,老帅绝对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我对于职位之类的东西一向不敏感,因此记不得老帅后来当的是曲艺馆馆长还是副馆长,总之,除了韩起祥之外,他成了这个单位实际上的头头,他手下有六七个跟韩起祥学艺的学员,其中一个女学员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从大学毕业到调往西安,我感觉这七八年是他一生中颇为美好的一段时间,结婚了,有了孩子,事业也蒸蒸日上,一切都很顺遂。
在延安工作这段时间,我们仍旧像大学期间一样交往密切,相互间不设秘密,这种友谊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候,尤其显得弥足珍贵。我不得不说,延安,这座著名的西北小城,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尤其是在被称之为“单位”的地方,人们几乎是在以原始的兽性争夺着权力,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往往掐得何止是乌眼儿鸡一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我曾亲眼看见过平时很斯文的人相互破口大骂、像畜生那样扭打在一起。权力关系紧张,必然导致下面的人际关系复杂,为了获取安全的位置,人群中到处充斥着出卖与背叛。生存成为了需要极高智慧、极高技巧才能应对的东西。到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因胜利而弹冠相庆,有人因失败而退在一隅舔舐伤口;胜利的人和失败的人眼睛中都饱含着仇恨和恶毒。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胜利的人马上谄媚者云集,而失败者迅速面临即使是狗都会过来踹你一脚的困境。没有道义,没有理性,甚至没有道德,有的只是丛林法则,是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生物性物种竞争。我对权力野蛮和人性肮脏的见识,几乎全部来自在延安生活的十几年时间,包括上大学那三年。
由于认识局限,当时我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某种地域文化局限,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任何社会状况产生的缘由,都只能从那个时代的历史运行中去寻找。当时的历史景况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曾经充塞着社会空间的“革命”激情已经消退,但社会运行方式还未发生根本转变,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权力仍旧掌控着社会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仍旧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甚至仍旧是人的价值尺度,这种严重扭曲必然导致社会道德向不可知的方向急遽衰坠,我们就处在那种如同坠入黑洞的衰坠之中——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那种社会状况下,人怎样活着,完全是不由自主的;人失去了选择的宽度,也就等于失去了本可以多侧面存在的人性,而不得不让位给在正常社会很难登堂入室的兽性。
我依据自己的文学理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以空前的毅力专注地写着小说。有必要说一下,鉴于身处那样一个独特的时空之中,我更愿意认为文学与其说是我的事业追求,毋宁说是一种逃避丑恶与肮脏的生存方式的无奈选择,这种境况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对于职业与事业的不同看法,影响了我对社会与人的观察方式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它们在我很多小说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
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挚友路遥比我早一年毕业,去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当了编辑。八十年代初,他给予我决定性的支持,在《延河》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合欢花》,随后又经白描之手,在这个五十年代创刊、一般只发表短篇小说的文学刊物上,破天荒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小路》,随同小说一起,还配发了评论家李星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这当然是很好的开端,我跻身到了陕西年轻业余作家的行列,开始有机会参加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相关活动了,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很令人瞩目的事情。
老帅不是从文学意义上看待我取得的成绩的,他心中压根儿就不存在那种意义,他只是从“出名”、“成功”角度看这件事的。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角度。他比任何人都真诚地为我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虽然我确认他一定没有读过那些小说。
尽管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老帅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也从未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对我构成精神动力的东西,在他那里几乎什么都不是,真是所谓“我视之若珍宝,尔弃之如敝履”,人与人意趣志向如此不同,确实是一件很让人纳闷的事情。但这并不使他因为我书呆子式地痴迷于文学而看轻我,他绝不会像其他也企图成为作家的人那样忌妒我发表作品,相反,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对我一直很敬重,这是一种超乎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类似于对兄长的敬重。
周围朋友都认为老帅对别人的话不理不睬,对我的话他却是听的,换一句话说,遇到什么事情,只有我可以说服他。我很多次出面劝解他们的夫妻争吵,都是一些小事。我记得某一天他和妻子又发生了争吵,把我从后院叫到前院去做调解,原因竟是老帅从西安买回来了水果罐头,丫非要一口气、一次性吃干净里面的果酱,原因无他,就是急着要用果酱瓶子当茶杯泡茶喝,这在当时是一种带有炫富意味的时尚。妻子过日子很严谨,自然是反对,结果就吵起来了。我的劝解通常总是对老帅的责备多一些,他很少为自己争辩。久而久之,即使是老帅与朋友间发生龃龉,也总有人说:“你看老总怎么说!”我怎么说他都听,即使我把话说得重一些他也不会生气。这种相互间无条件的信任,在其他人那里是没有的,这也是我们之间朋友关系历久弥坚的主要原因。我很珍重老帅对我的信任,他知道他在我心中的位置,绝不亚于我在他心中的位置,他同样也十分珍重这种信任。
我们之间确立了一种看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很正常的交往关系: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的最知心者,却是一个对文学的本体意义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一个对文学本身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却把只倚仗文学活着的人作为了自己的挚友。这种状态贯穿了我与老帅的交往始终。我们不谈文学,交往中也就免不了多一些吃吃喝喝之类的内容。在困难年代,尤其是小时候都是受过苦的人,有条件了,吃吃喝喝当然可以带来很大的人生满足。陕北羊肉好吃,与现在的物价相比,那时候几毛钱、一块多钱一斤的羊肉,的确便宜得不像话,我们经常单独或约几个朋友到延河大桥去吃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泡馍,也时不时提一只羊腿回来,在家里炖上一锅,然后坐下来大快朵颐。
有一次路遥回延安,好朋友刘劲挺(他是《延安报》记者,刚调到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在位于凤凰山革命纪念馆的家里招待他,我和老帅作陪。比起我和劲挺,虽然有“同学”(路遥比我和老帅高一个年级,住在同一排窑洞)这一层关系在,老帅与路遥的距离却要远一些。老帅很看重这次交往,很看重路遥的看重。老帅喝了很多酒,喝得面皮都发青了,我劝他不要再喝,他好像执拗于炫耀酒量,完全停不下来。后来他说去尿尿,半个多小时了也没回来。劲挺不放心,出去找他,结果发现他躺在了一丛冬青下面,并且有呕吐的痕迹。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那种情况十分危险。看着头发上沾满草屑、面色灰白的老帅,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在用在酒桌上的争强好胜寻找存在感,或者用霍布斯的话说,是在寻求人们对他的“认可”,他实际上并不那样能喝酒。
在随后二十年来时光里,我看到他在各种场合喝酒,喝得死去活来,我的这种认识不断被强化,我却一直在不愿意做这种确证,直到他由于肝癌去世,我才在心里沉痛地下结论说:“是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然而我又清醒地知道,杀死他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
唉!怎么说呢?总的来说那是一段相对来说单纯静穆的时光吧!
不过这种状态很快就结束了。

6
1985年,我正式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在此之前我曾在这里借调过一年多时间)《文学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做编辑工作,把家搬到了西安,老帅随后也调到了陕西文联一个协会工作。在西安,我们仍旧像在延安那样保持着友谊,仍旧须臾不可相离,仍旧无话不谈,仍旧时不时就要出去吃顿饭,聊聊天,或者到哪个郊野或者公园去“转转”,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在我们之间,大学时代那种坦诚率真受到了各自不同生活空间以及不同生活经历所导致的侵蚀。譬如,过去我们可以透视对方的生活,那么现在则出现了很多灰色区域,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即将发生什么。印象中他总是风尘仆仆,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事情,他也从来不说自己在忙什么事情。
西安是大城市,社会生活之复杂深奥远非偏僻的延安、陕北所能比。大城市既可以给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或者说陷阱。即使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有了不同的形式,不再是赤裸裸的了。譬如我前面说到在争权夺利中相互叫骂乃至于发生肢体冲突的事情,在西安就不太容易发生。一个单位里的人往往彬彬有礼,称兄道弟,然而背地里却在给对方下死手。在这种环境中,人往往变得虚伪狡猾,说的和想的风马牛不相及,做的和说的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是有基本品性的,这种品性是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后来,当我听到人们对老帅譬如大而化之、做事不精细、待人不真诚、说话不算数、说假话、欺骗人,乃至于做一些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事情(他当时在跟一个书商来往,我想大概是想赚点儿钱吧。我见过那个书商,印象还是不错的,看上去绝非奸诈歹毒之人,但那时候“书商”这个行当是灰色地带,要想赚钱,不做一些打擦边球之类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的议论,我的本能反应,这是人们对老帅的误解。即使真有那些事情,也是性格使然,我不认为他人品上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劝他为人处世谨慎一些,要逐步适应城市生活,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做的事情绝不要做。老帅当然是跟我做了解释的,这愈加使我相信,他不是人们说的那种人。
后来果真出事了,不是老帅出事,是书商出事了,由于涉嫌非法出版被抓,关在了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一个监狱里。让我吃惊的是,老帅竟然跟书商的朋友远道去“看望”这个书商,实际上是想方设法把他“捞”出来。书商果真毫发无损地出来了,这时候我才确信,老帅与书商的交往要比我听到的更密切和深入。说实在的,我是有些担心老帅,毕竟,他是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真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我能做的,也仅只是劝说几句,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尽管这样,老帅在我心中的位置,却并没有发生动摇。
我是这样看的:在普遍人性中,忌妒心、虚荣心、占有欲以及权力欲、财富欲都是合理的组成部分,你不能因为某人拥有这样的心理特点或者欲望类型就认为他成为了不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相反,你得承认人所有诸如此类的心理特征或者欲望类型都是正常的。有两种办法可以确证这种见解:一、将心比心,看一下自己,你自己就没有忌妒心、虚荣心、占有欲、权力欲和财富欲吗?如果你有,你就不能认为别人不能有,这也是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任何人都不具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斥别人的天然资格;二、把心敞开,看一看社会,你得承认,恰恰是人性,甚至可以说是人性中的自利本能作为精神动力推动着人,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已经有亚当·斯密思想的色彩了。我的这些见解,实际上是在说,在一个权力加金钱而又物质匮乏的社会,人的权力欲和财富欲的产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我用这些见解见识当时的老帅,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不幸的是,时间是推着人向前走的,在后来的岁月中,权力欲和财富欲在老帅那里都过头了,扭曲了,变形了,或者说是失控了,它们最终反噬回来,异化成了毁灭他的力量。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我还是说眼前的事情吧!
有一次,他直言不讳对我说,他有机会在他所在的协会拿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具体说就是老的协会主席就要退休,现在面临选拔接班人问题,老帅觉得有机会接任老主席的班。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是取得老主席的信任和欣赏,他希望我帮助他,让我在老主席面前为他美言几句。老主席也是陕北人,我当时并不直接认识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帅认定我在老主席面前夸奖他几句就会起作用,为此他还安排了饭局,于是我和老主席也就熟识了。老主席很值得人敬重,他随和开朗、阅历丰富,跟年轻人打交道绝没有架子,属于交往起来让人感到很舒适的那种类型的人,他甚至数次把我跟老帅留在家里吃饭。自然,我不止一次向老主席夸奖了老帅。
“我知道你是为锦玉好,”老主席放下酒杯对我说,“可是锦玉这个人,太不靠谱……”
那次是我独自在老主席家。老主席说了一些他经历或耳闻的事情。如果是别人,我仍旧不会相信,但是老主席这么一说,我就相信了,我第一次确认,老帅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他在过一种我并不了解的生活。说实在的,我有些担心,担心他惹出事来。我尽可能地劝说了他。他仍旧说没事,一切都好。但愿他说的是真的,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希望他一切都好。
然而风闻的事情越来越多,不久我就听说他注册了一个什么“城市文化学会”,正在折腾房地产项目,甚至还有更让人忧心的勾当,我不得不直接问老帅了。他解释说有成立学会的事,但是并没有搞房地产项目,更不可能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我愿意让自己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直觉同样告诉我,他没说实话。如果说有什么凭据,那么我可以指出一件事:只在单位拿工资、看不出有任何外来收入的老帅,竟然在新华社西安分社的院子里长期租用了一套房子。每当我向老帅询问关于租房费用是怎么解决的等有关事宜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避免直接回答。作为朋友,我把他的这种避闪理解为有难处,他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我也就不再好意思刨根问底了,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都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我只能反复强调说:“咱们都是吃公家饭的人,有家有业的,你可千万小心,不敢出什么事情。”他每次都信誓旦旦,说:“绝对没事,老总你放心。”
放心如何?不放心又如何?如果他是我弟弟,我可以打他骂他,把他拖到我认为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问题是他不是我弟弟,我们仅只是朋友——更加值得强调的是,他很可能是一个自认为比我这个书呆子聪明不知多少倍的朋友,在如此这般的情况下,我能做的事情能有多少呢?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目前我已经很不了解的人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7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因素,当老帅突然说他打算办一本不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也叫内部刊物)时,我大喜过望,热烈地表示了支持。那时候文学刊物很少,即使是内部刊物,由于给作者提供了把作品变成铅字的平台,尽管拿不到稿费,也会是很受欢迎的。当然,我知道老帅也在这件事情当中寄寓着为自己正名、取得老主席信任的意愿,而这同样是我支持的。
办刊物需要钱,省文联不可能拨给他钱,他说他交往的那个书商愿意出印制费用。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后来老帅果真向省新闻出版局申请了内部期刊刊号,刊物的名字是他起的,叫《黄土地》。我认为名字很好。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主编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的经验,在省内拥有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这样的朋友,在全国范围内也拥有了一支比较像样的作者队伍,所以老帅诚恳地请求我帮助他组稿,并且特别要求我支援他一些我自己的作品(当时我已经在全国各地文学期刊上发表11部中篇小说和数个短篇小说,算是小有影响吧),这都是我乐意做的。
我不知道老帅在单位具体进行了哪些运作,我能够想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繁杂的关系需要处理,老帅的本事在于他能够处理好这些关系。第一期《黄土地》付印文稿很快就发到了印刷厂,我和老帅共同完成了清样的校对工作。1989年3月,刊物如期出版,我替他撰写的发刊词《在这块土地上》以“叶锦玉”之名发在扉页上。刊物内容,则是我尚未公开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亲·人·世界》、我向陈忠实约来的短篇小说和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其他稿件就都是老帅自己组织来的,有中篇小说《疯女恨》以及一些喜剧小品、陕北说书、关中道情、快板书、相声和评论韩起祥陕北说书《刘巧团圆》的作品,作者有他所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也有上级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可以想见,他是很费了一些心思的。
从此以后,我几乎参与了《黄土地》所有编辑工作以及版式设计、校对清样等技术性工作。这份刊物对于改变老帅的形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在文学界的他在文学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名声,最重要的是,老帅所在单位的老主席当我面称赞说:“锦玉干了件正经营生。”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老帅谋求权力位置的态势,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
在我和老帅之间,相互生活隔绝所造成的那种距离感迅速消失,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一切如故。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我根本不知道老帅在干老主席所谓的“正经营生”之外,还在干很多不正经的营生,而不正经营生恰恰又是他用于事业周转和日常消费的资金源。那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他消费水准大幅提高了,尤其表现在与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的聚会(这种聚会越来越多了)时的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上,再考虑到刊物印制还要发生不菲的费用,几乎可以断定他有不为人知的资金来源。至于资金来源是否稳定安全,我则难以判断。不久就一些朋友抱怨老帅借钱不还,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我也愿意相信这是老帅性格粗疏的结果,我仍旧认为他不是人们抱怨的那种人。
没想到事情很快来到了我的身上。有一次,他说印刷厂催着结算刊物印制费用,书商暂时无法周转,要向我“借一点儿钱,等书商的钱到了,就还给你。”他说的“一点儿钱”在那个年代对于只拿工资的人来说不是小数目,然而钱的事情,毕竟是由我一向很支持、也给我发表作品提供便利的刊物而起,我觉得不应当规避,于是把钱如数给了他。
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几次,并且都没有偿还,这就使我开始想人们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了。然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钱去招待别人而不惜得罪别人?吃饱了撑的?对这个问题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答案。老帅去世以后,风闻他身后留下了数百万债务,要债的人满世界找他的家属,则是更大的谜团,这话我放到后面再说。
我不记得《黄土地》一共出了几期,也许三期、四期,也许四期、五期,不会再多了。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作品,这是因为,有一些无法满足公开发行刊物发表尺度、我也不打算拿出去发表的短篇小说,就放到了《黄土地》上。这里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我对发表作品的热情似乎正在减退,一种躲避文学界的情结在缓慢积累,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并未考虑出版的长篇小说写作上,有一点儿“只耕耘不问收获”的意味。
写到这里,我想说几句与本文没有很大关系的话:2007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沉默的河》即《当青春成为往事》以后,我就远离文学界,不再从出版的角度撰写和出版长篇小说了,换一句话说,我决心摆脱开有形或无形的束缚,脱离开浅薄无聊让我极度厌恶的文学界——其中也有一旦出版就等于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无法保障知识产权或者说著作权收益、就连出版社都在盗印并向作者隐瞒印数的原因——自由地写作我认为应当写的小说,并且决定把目前已经定稿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全部留给后代,留到以后便于它们面世的时代再去出版。有追踪我作品的读者来信说,你经常说你是一个作家,写思想随笔只是副业,那你为什么只公开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再也见不到其他作品了呢?抱怨我小说写得太少,这里也算是一个解释吧!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由于埋头于长篇小说写作而不再涉足其他作品,后来我连给《黄土地》发表的短篇小说也拿不出来了。老帅知道我的写作情况,我也很乐于跟他说我在写什么。当他提议把我不打算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生之旅》放到《黄土地》上发表时,我本能地拒绝了。首先,这部小说超越了当时文学作品的尺度,按照通常说法,调子比较消极灰暗,我担心把它发表出来会给老帅带来麻烦,甚至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其次,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还只是它的上部,从内容上说并不完整,不适合发表。老帅被我说服了。
又过了两三个月时间,他再次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人生之旅》给他看看?我对老帅从来都不怀戒备,当时就把稿子给了他。看完稿子,老帅毫不掩饰对这部小说的喜爱,说它“太足劲了”, “好多民间陕北语言就连陕北人都不太说了”,写得“比陕北人还了解陕北”,而且他认为发出来不会有多大的妨碍。反复考虑以后,最后我同意了,但是我要求他说:“你先把它排出来,我在清样上再好好改一改。”我的意思是尽可能删除掉不合尺度的段落与描写。老帅得到我的首肯,欢天喜地地走了。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清样,我开始在清样上修改。改动不大,但是我就像对待其他作品一样,改得很仔细很认真,因此耗费了一段时间,但我最终还是把改好的清样交给了老帅。
我本以为小说很快就会出来,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也未见到刊物,老帅解释说最近资金上遇到困难,还得缓缓。这一缓又是几个月时间,我逐渐把这件事放下了。
有一天我因为什么事情去老主席家,在那里没有见到老主席,却见到了老主席的儿子F。F是音乐家、诗人,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跟我说:“你知道吗?老帅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他拿出一本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色基调封面的《黄土地》说:“这是老帅拿给我爸的。” F翻开刊物给我看,长篇小说标题《人生之旅》下面,竟赫然署着“叶锦玉”的名字!我看了看开头,这就是我那部长篇小说。F没有意识到我的错讹,翻着刊物,指着几个章节标题说:“你看,这简直就是诗的语言!真没想到他会突然拿出了这么一个有分量的东西。”我觉得浑身的血液轰轰的往头上涌,匆忙结束了这次见面,马上给老帅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老总你别着急,我马上过来。”
老帅的解释是,老主席接班人的问题到了决定性时刻,为了最终获得他所谋求的位置,他目前极为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我只印了100本,我只给老主席,绝对不会往外扩散……”他连连表示抱歉没有事先跟我商量。这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我骂了他,用了很粗暴的字眼儿,老帅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震怒,于是以逆来顺受的姿态跟我做各种保证,说了许多在那种场合可以说出的任何软话。我毫不退让,要求他:一、把刊物全部收回来交给我;二、向包括老主席在内的知道这本刊物的人说明,出现“叶锦玉”的署名是“印刷错误”,并申明这是我的作品。他表面上答应了,但是我预感到他不会做我要求他做的那些事情。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人的无耻程度早已超出我的想象,过去我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后来他只交给了我四五十本刊物,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明显是在躲避我。不仅仅躲避我,他同时还在躲避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他躲避我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他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向老主席说明真相,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躲避我朋友圈中的所有人呢?我逐渐得知,就像他藉刊物印制费用短缺之名向我借钱之外,他还以各种理由向其他人借过钱,加起来数目惊人,他在朋友们的信誉已经完全破产,这就是说,他对这些人的回避,已经有躲债的味道了。
我隐隐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危险性——任何把生活弄到如此混乱地步的人都是危险的。

8
我的愤怒很长时间没有消退,虽然我没向任何人揭露老帅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对我伤害太大,我还是向路遥说了这件事。把文学看得极为神圣的路遥的反应比我还要激烈,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咒骂:“日他个妈的!”指斥老帅是社会混混儿,这样的人是什么可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路遥虽然跟老帅也有交集,但老帅从来没有在路遥那里讨到过朋友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老帅之于路遥是一钱不值的。这不仅是路遥对老帅一个人取这样的态度,他对于任何浑浑噩噩、没有追求、没有形状的人都深恶痛绝,绝不与之为伍。
现在,路遥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所交的朋友中,有人完全不值得交往。我知道路遥长期以来一直抱持着一种观念,那就是朋友要随时调整,要毫不犹豫地摆脱那些构成负累的人。过去他就曾含蓄地这样责备过我,并且指的就是老帅,但我总是顾念情谊,也不愿意在开拓新朋友圈上投入太多精力。现在,我承认他是对的。
我还忍不住向老帅的妻子,也就是我那位大学同班同学C说了这件事。C对此反应平淡,既没有对老帅不端行为进行谴责,也没有对于我表示歉意,她甚至没有兴趣了解这件事发生的细节和过程。我想,这是她心灰意冷到极点的结果。我知道,由于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不同,老帅和C之间的冲突甚为剧烈,他们的婚姻已经岌岌可危,无法挽救。
可幸的是,这件事没在我的朋友圈造成很大影响,这说明老帅说这本刊物印量很小是真的;再就是我态度激烈,他也许担心这件事或许会造成致命影响,在有意控制相关信息的扩散,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胆量以此吹嘘和炫耀他写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这倒使我的心稍稍平复了一些。
我最终也没有直接向老主席以及他儿子即我的朋友F揭露这件事情,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这层纸一旦捅破,老帅就完了。我这样做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我和老帅二十多年的友谊还残存着余温,我不希望老帅就此身败名裂;二、如果我把这件事处置得太决绝,有可能致使事态失控,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我和老帅的朋友情谊完蛋了,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相处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此以后,老帅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很难再见到他了。朋友们的反应是他在故意赖账,因为他向几乎所有人都借过钱,少则几百,多则数千,现在即使你想让他还钱也不可能了,丫来无影去无踪,离地三尺,飘忽不定,谁都没办法。
1992年11月17日,路遥不幸去世。自从1974年在延安大学成为同学以来,我和路遥一直维系着无人可以替代的友情,这是一种彼此完全不设防、不用言谈解释就可以默契做事的状态。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确认路遥出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我们谋划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从出版社调到作协、筹办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等等,我们也做了很多只有亲密无间的人才可以共同做的事情。路遥的猝然离世,我犹如失去了半个天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计划了。1993年底,我调动工作离开西安,返回阔别25年的北京。
我记不得那时候老帅和C是不是已经离婚了,但是在我搬家的时候,老帅和C都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我的事情当中,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搬家的集装箱以及铁路货运手续是C帮助我联系和办理的,老帅则动用朋友关系请来了七八个武警战士帮助我将家具、书籍等物品从楼上搬下来装进集装箱,这件事直到现在也还放在我的心里,它所显示的“同学”的意义,总是那样具体,那样深切,那样令人怀念。那次见面,他没有提以前跟我借钱的事情,我更是难于开口,再加之我早就不抱他会还钱的希望了,所以那几天过得很愉快,我们几乎又返回到大学时代温馨的氛围之中。
随着我在北京安顿下来,我跟老帅的关系再度降温,他似乎是在想方设法规避着与我做任何形式的交流,这意味着我们各自的生活几乎完全断离,很少有交集了,甚至可以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活着的,他亦不知道我是怎样活着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即使偶尔有一两次见面和聚谈,也无法消除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是的,我们的确在北京有过几次见面,然而这样的见面所显示的也就仅仅是“熟识”而已,它再也不能产生只有知心朋友间才会有的那种真诚的愉悦了。
尽管这样,我仍旧将老帅视为朋友,虽然他早就不是能够与我交心的朋友了。2002年10月,路遥去世10周年,延安大学举行纪念活动,邀请我参加,并要我推荐几个参会人员,我把老帅列入到了我所推荐的名单之中,后来我们一同参加了那次纪念活动。老帅客客气气,虽然不能说不真诚,但我发现他身上出现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说话做事总是躲躲闪闪,似乎不太愿意让我把他看得太深太透,他在有意包裹着自己。我认为这是他给自己的生活制造了太大压力、长期过不正常生活造成的,完全没有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与我、与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关联。
“事情”是很久以后,也就是老帅去世好几年以后才发现的。
我前面说过,老帅很早就开始躲避我在西安时交往的朋友圈子,时间久了,即使偶尔有朋友通告西安的事情,也绝少提到老帅,我得到他的信息,都是断断续续、影影绰绰、虚虚实实的。譬如,我听说他跟延安曲艺馆时期的女学员结了婚,我听说他如愿当上了协会主席……等等。我就像听到极为遥远的陌生人消息一样,似乎再也无法激起精神反应了。
2020年3月,一个我平时交往不太紧密的朋友,非常意外地告诉我说,老帅曾经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风尘》。我在《人生之旅》中有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受尽苦难的女主人公离开洛北(陕北),逃到龙城(西安)谋生,在被强迫的情况下坠入风尘……朋友的提示马上使我警觉到:老帅并不是一个有能力写作小说的人,他这本书会不会是我的《人生之旅》?
上网一查,映入眼帘的东西顿时让我石化了:《风尘》就是《人生之旅》,并且不仅仅201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甚至早在1996年就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了!当时我不在国内,我就请在北京的朋友帮助我进一步查证有关信息。热心的朋友给我发来了《风尘》的封面、内文段落等等,并且帮我从网上购得了这些书籍,进一步确证了我看到的东西。让人更加气愤的是,非常善于交际的老帅,甚至还在作家出版社这本书中印上了他与出版社总编辑的合影,这就是说,他像当年欺骗老主席一样,驾轻就熟地欺骗了这位来自陕北(北京知青)的女总编辑!这就是说,他的行骗手段和技艺又有了新的提高,已经如入无人之境了!
这时候我心里涌动着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被流氓混混儿不断欺凌的耻辱感。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心中还存有对老帅这个人的社会学见解,因而我对他总是怀有某种程度的开脱的话,那么现在这种理性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遇到了一个极为无耻的人,一个在人类群体中绝难看到的奇异物种。
我向老帅的前妻C询问她知不知道这回事,大概是出于对承担责任的担忧,C一推六二五,并且声明,不仅她跟老帅没有了任何关系,就连她和老帅的女儿也已经在老帅生前做了公证,终止了和老帅的父女关系,对父亲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没有什么怪责C的,我认为她说的在理。
怎么办呢?只能找老帅的第二任妻子了解情况了。西安的朋友帮助了我,但他们都回复我说打听不到这个人。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老帅早就刻意脱离开我的朋友圈子,再也没有人能够追踪到他。历经几个月寻找,始终是一无所获,我精疲力竭,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我决定放弃,不再查究这件事了,我说手里有这本书的手稿和付印稿,这部作品不会被人偷走,如此也就够了。
我的确精疲力竭,这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这是我很少经历过的精神上的疲惫,这件事给我造成的戮害,胜过我以往遇到的任何人、任何事。我甚至懒得给作家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发函,通知他们不要再印制和发行这本书,尽管我知道他们直到现在还在售卖这本书。我的精神集注点必须转移到能够托住我灵魂的地方,否则我将绕不开这件事情,会让它长久地侵扰我,这不值得。

9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曾经数次试图写一写这个人,都因为未曾退尽的激愤(包括我说到的耻辱感)而停下来。激愤当然不是好的写作心境,我只能等着时间将其逐渐消耗,然后在理性的殿堂上好好审视一番上述事情,就像参加一场审判一样。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动笔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现在之所以把它写出来,不是说激愤已经全部消退,是因为我获得了新的视角。
我应当告诉读者,写一个真实的人往往会受到很多限制,所以行文中我回避了很多更令人愤慨的无法诉诸笔端的事情。简单说吧,老帅把他的生活弄到了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已经有生死决绝的味道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人已经把他的人生拖曳到了这样一种境地:或者自杀,或者被他人杀死。这种状况,巧巧儿地应和了路遥对他人生结局的预言——朋友刘劲挺对我说,路遥曾经这样评价老帅:“这个人最终会被人打死,扔在城壕里,被太阳晒得发臭!”他死后留下了天量债务,严重毁坏了他曾经的妻子以及子女的生活,那些债务究竟是怎么来的?他把那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据说无迹可寻。有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法用简单的“失败”二字就可以概括其人生结局的人,他收获的是毁灭,是一种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到无数亲朋好友的地地道道的毁灭,人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指认他就是一个渣滓、一个败类。
刚下笔的时候,某种程度的激愤确实使我仍旧抱着审判的心理,期待将这个人钉在耻辱柱上。可是写作过程中我却又时常感觉哪里不对头,数次停下来,茫然四顾,似乎不知道该把脚步迈向哪里,这在我的写作中是很少有的情形。我问自己,难道你仅仅是想抒发一下愤怒的情绪吗?难道你仅仅是想确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话是一个真理吗?
我的回答是:“不。”
我期待自己的视点更高一些。
于是我想,老帅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人?我认为,是社会在某些局部的畸变和人性所固有的欲望渊薮,共同制造了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人,必须把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应当把他仅仅视为一个具体的人。这意味着,我须得将某些伤痛埋到精神记忆的深处,意味着我在对这个人的深恶痛绝中,有必要保存哪怕是一丝丝的理解和宽容。这就是说,我不能像恨世界上其他歹徒和恶人那样恨他,尽管我有十二万分理由认定他就是一个歹徒,一个恶人。
于是我把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列在了本文开头,我认为这段话具有超常的精准性,即使把它丁对丁卯对卯地放到老帅身上,也是如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老帅的人性状态,他的谋生手段,他的为人做事方式,恰恰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运行机理的折射。
这当然是一个我更乐于接受、更乐于信服的视点。
在新的视点下,我看待老帅的目光很显然较以前柔和了。如果按照通常标准,认为老帅的命运全部表现为失败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记住,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它同时也是社会的失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时势既可以造英雄,亦可以造狗熊以及形形色色奇葩式的人类物种,我们眼前这个大千世界,不就是这样的么?!
我必须得从老帅的经历中寻找社会的和人性的答案了。
四五年前,当西安的朋友打电话告知他的死讯时,我的反应首先是极度的惊愕,因为老帅的身体在我们同班同学以及朋友们中间是最强壮的;我有些黯然神伤,好几天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我特意再次给朋友发信息说:“我还真挺伤心的。”毕竟,这个人曾经那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那么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件,我无法像看待与己无关的人那样看待他的骤然离世……其实现在我也几乎怀着同样的心境。
我想起他的童年经历,想起他憨厚朴实的父亲、母亲和弟弟,想起他轰轰烈烈的爱情……当然,我更忘不掉他以“往死了喝”的姿态喝酒,无数次喝得烂醉如泥,脸色青白,而我又毫不怀疑这是导致他罹患肝癌、过早离世的主要原因。我知道他实际上并不喜欢喝酒,我问过他,他说他一个人从来不喝酒。那他为什么还要用这种作死的方式喝酒呢?答案是荒诞却又是无法否定的:他想从众人的喝彩中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即我前面说到的,以此满足那种古老的隐藏在灵魂深处的“获得认可”的欲望。某种意义上,他的其它所做所为,无论是盗窃我的作品欺骗领导,还是大手大脚花钱钻营于权力场,无不与上述畸形的欲望有关。就像喝酒超越了他的实际酒量一样,钻营权力场也超越了他的实际能力——我指的是必要的家庭背景和一定程度的政治智慧。这两方面的短缺,致使他精疲力竭,最终倒在了漫漫无际的人生征途上。
我们当然有理由指斥这个人既无耻又堕落,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理由从社会角度为他寻找到几分开脱呢?不说别的,试想,一个“红二代”,即承继着巨大政治资源的人,用得着用摧残自己身体的方式去换取他人毫无意义的“认可”吗?用得着以左右腾挪、甚至不惜到处借钱以至于信誉完全破产的方式,去换取人生处境的改变、去换取对政治梯级的攀登吗?从这个角度观察老帅的“人生之旅”,产生某种程度的同情,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而这恰恰是在我们之间发生过如此多的不愉快,我却仍旧恨不起他来的原因。
观察只是一种镜像,映入镜像的只是事物的极少一部分,更何况我们是在议论一个人的一生!我对老帅的了解,很可能不及全部的万分之一,其他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处在暗黑的地方,我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老帅在他热热闹闹却又耗尽心力、耗干这副皮囊的一生中,究竟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艰难、多少喜怒哀乐。我们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议论一个人。
让我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次,高尔基向托尔斯泰倾诉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磋磨坎坷,托尔斯泰沉思良久,然后看着高尔基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你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关键的关键在于,高尔基没有成为坏人,他凭借着自己的正直、善良、意志和勇气,勇敢地与生活搏斗,终于成为了俄罗斯大地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这才使得他有机会坐到当时已经誉满全球的大文豪托尔斯泰面前倾诉自己的命运,才使得他同样站到了“俄罗斯之子”的位置上。
托尔斯泰的话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也是对高尔基最大程度的赞美,我认为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苦难以及扭曲的环境并不自然而然地把人锤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它也有可能成批地造就歹徒和罪犯。我们看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恶性案件,绝大多数罪犯都经历过贫困、歧视和坎坷,他们的世界没有或者很少有社会美德,很少有健康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性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恶的,极目之处,他们看不到善,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在这样的世界中也可以存活下来的人,于是他们成为了坏人,他们有理由成为坏人。二、只有一些意志特别坚决,即使历经万般磋磨也绝不怀疑善和美的人,才可以抗拒住社会与人性对人的双重谋杀,才可以始终像人那样站立,甚至于以死换取不死(不朽),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如凤毛麟角,你不能指望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奔忙在这个世界上的,都是一些被称之为“庸众”或“群氓”的芸芸众生,我们的生活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所以我们经常就会遇到类似于老帅这样的人。
斯人已去,往事正待成追忆,就像我们回顾一生总是会感受到悲怆一样,老帅也总是会使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凄凉。我常想,在他弥留之际,他脑海里会回萦着怎样的人生画面呢?那里还有“朋友”二字吗?他会对家人产生愧疚之情吗?他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吗?他会认为自己收获的仅只是失败吗?他的情感世界会留下残缺吗?他会感受到生命的卑微与渺小吗?他会像过精神生活的人那样体味到巨大的孤独与绝望吗?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来这世上匆匆忙忙地走了一遭,然后就走了,身后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
此时此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我与老帅就像宇宙间的两颗星球,虽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彼此相遇过,彼此交集过,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广漠无垠宇宙间的距离,没有改变我们各自漂浮的命运,从来没有改变过。
细想一下,所有人,所有的朋友,不都是这样的么?

2021-5-10

原载:爱思想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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