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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总记得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的一句话,意思是一部好的作品应当像巨兽一样有一个沉静的外表。他这里说的是文学。其实何止是文学?一个有内在质量的人一定是气定神闲、安详持重的,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会像孩子那样吵吵闹闹、大肆喧哗,老是想吸引周围人注意,总是想挣得人上人的位置;你很难想象一个沉湎于呼朋唤友的无聊聚会、热心议论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家伙会成大器。中国古人历来赞赏“宁默毋躁,宁折毋巧”、“喜怒不形于色”,把“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风来疏影,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视为做人的境界,实在是有一些道理的。这“道理”不仅关乎一个人的秉性修养几何,更关乎这个人一辈子的生活状态乃至于整个人生的结局。所谓“性格即命运”,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一部作品、一个人尚且如此,一个国家不是更应当如此么?这让我想起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老子性格疏放,思维活跃,眼界开阔,气象宏大,有神游八荒的奇能,你要是读过他写的《道德经》,就会发现这位将自己隐居起来,却参与了中国人最初精神创造的人,早在孔子、孟子之前就从哲学层面论述过了人或者国家是否需要沉静以及如何才能“沉静”的问题,其观点集中体现在了对“无”、“无为”、“无为而治”等政治哲学议题的议论上,读之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读书,尤其是现在读书,已经很不容易找到这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老子挺好的,是很值得谈论谈论的,所谓“借题发挥”吧,因此有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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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沉静,不能不说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所呈现的厚重之态。
厚重不直接体现为沉静,但沉静不沉静,一定是判断能否被认为厚重的依据之一。换一句话说,没有沉静,你就没有理由认为厚重的东西是厚重的。漫漫两千五百多年,混乱年代也罢,太平盛世也罢,中国在“世相”的意义上,相较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远落后于中国、却突然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西方世界,中华民族从整体上来说都是沉静、凝重,甚至是安详的,尽管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清末以后反向表现为国民性的迟滞与麻木,而这种迟滞与麻木,又与当时朝代的政治颟顸无序、制度僵硬僵死、文化颓圮封闭直接相关。有趣的是,无论国民性表现如何,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巨大文明体,在外界看来似乎永远都是沉静、凝重的,而沉静凝重的东西总是让人肃然起敬,我们正是因为有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危难之时才在精神上挣回了一点儿面子,即使是放火烧圆明园的列强,在其灵魂深处也不能不怀着巨大的恐惧。甚至可以说,目前西方舆论中,一部分人热衷于宣扬中国威胁论,除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原因之外,也有这种源于种族和文化的心理上的原因。
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怎么就在历史积淀与博大精深之中变得沉静、凝重起来了呢?如果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中国怎么就极为幸运地拥有了这样一个“开始”呢?
简单说,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思想大爆炸开始并完成构建的,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也是在那个时代被划定的,时至今日,我们的思考范围都没有超出那个时代划出来的范畴,即使是消极层面的东西(宗法制性质的等级社会秩序及其观念),也漫漶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在精神上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徒子徒孙,我们都沐浴着那个时代的思想恩泽,是中国古老的政治文明塑造了今天的我们,我们都是历史之子。别的不说,比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史记》之类,单是一本《道德经》在全世界的印刷量就仅次于《圣经》,直到目前仍旧不断有新译本出现,绝非偶然。之所以我们在最羸弱的时候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是敬畏和胆怯的,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文化先贤们数千年以来所做的努力,历史中国的宏大沉稳气象,也正是从这种努力中得来的。永远不要忘记,在内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居世界之先的,我们活该有这种优越感。
然而这只是整体的情形。就局部来说,在历史江河的实际运行中,某些区段呈现沉静厚重之态,某些区段呈现喧嚣浮躁之态,都是正常的情形。智慧使人沉静,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均是如此;反过来说,浅薄使人喧噪,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也是如此。套用我们熟知的一句话的句式:智慧是智慧者的存在证明,浅薄是浅薄者的喧嚣凭据。这里面的道理,无需深谈,不言自明。
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两种不同的国家样态呢?这里面有没有耐人寻味的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到历史深处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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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厚重深沉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很少不是为君主(天子)提供统治建议的,换一句话说,古代政治智慧往往具有“实用”的色彩,这可又怎么说呢?
我想,这要看怎么说。
在农耕文明时代,谁来当“君”基本上与“民”无干,用现代政治学观念描述,就是国家权力来源于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宗法社会体制。所谓“宗法”,即宗庙或宗族之法。宗法社会的组织基础是宗法制,意识形态是宗族宗亲观念。宗法制是一种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在国家层面,这意味着“君”干得好干得不好也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君”干得好干得不好,这位“君”是昏君、暴君还是明主、明君,于国家于民众却一定是很大的事情,这和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流氓混混绝不是一个量级的事情,因为它会有国家规模的政治后果,简单说就是国家后果。在中国历史上,昏君、暴君之类的“败家玩意儿”导致的百业凋敝盗贼蜂起民生艰难乃至于烽火连天改朝换代(亡国)的局面曾经反复出现,就是证明。这就是说,“君”的事情绝非仅只是某个人聪明不聪明、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的问题,丫本身就是国家的事情。
国家的事情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士人”即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聪明的人就都把时间精力放到了为“君”出谋划策、提供治国方略上面,私下或公开劝导君主同志说:“你丫这样……你丫那样……”没想到那时候的“君”脾气挺好,没有喝令手下把“士”推出去斩了,对那些狂妄的政治建言居然就听了,居然就采纳了,长此以往,慢慢就累积成了中国所独有并世代绵延的政治文化。这种深厚滞重的文化,从褒义上说,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骄傲地认为中国所拥有的政治智慧是“蛮夷”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从贬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君”的统治术——宫墙内的权斗之术、宫墙外的驭民之术——发展得如此完备,如此丰富,如此博大精深。
奠定中国人精神底色的孔子同志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不也是想把自己的抱负主张(政治伦理)提供给列国的统治者吗(插一句:老人家风餐露宿,有时还被流氓混混追打,受老鼻子罪了)?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诸子百家学说并不仅限于给君主当催呗儿,即使是孔子的仁政之学,即“克己复礼为仁”之说,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恢复旧制度,反之,他老人家极为难得地通过“仁”的概念把“人”的问题提了出来:“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意思是,庄重可以不受侮辱,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守信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可以取得功绩,慈惠就能够使唤人。孔子对人自身所进行的思考远不及后来的孟子,孔子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把“人”纳入到了政治伦理范畴,尽管这样,这位“至圣先师”也并非没有注意到“仁”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内容,他的很多论述都是很贴近人的,至少比现如今霸据在庙堂之上的某些“专家”、“学者”、“教授”之类的家伙们更贴近人,而不是仅仅贴附于国家权力。
孔子对“仁”给出了很多种见解,其中就有就有“刚毅木讷近仁”的说法,意思是,人(这里当然包括君主)应当刚毅质朴,哪怕你木讷一些,甭装聪明,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傻子;孔子之“仁”中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的是“忠恕之道”,是和谐和宽厚,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一个君主成天要求别人做就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丫就不是“仁”,而是“小人”了。孔子对小人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经愤而指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人者也”(语出《论语·宪问》),即:高尚的君子中间也许会有不仁的人,然而在小人中绝不会有有仁之人!只差骂出“草泥马”三个字了。有点儿一根筋的孔子同志的理想世界(即“仁”的世界),大体上是安静和谐端庄的,不像法家那样主张以酷法治国,所谓“利出一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把老百姓摆放到被管制被鱼肉的位置,反之,他老人家特别强调“仁者静”(语见《论语·雍也》,君主话语不多、沉静安详、处事从容,才符合仁人和仁道应有的样子,你很难想象今儿一个口号明儿一个主张,成天折腾老百姓的国家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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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老子同志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人生态度的睿智启蒙之外,“无为而治”是老子哲学的主要部分,这种虚“无”实“有”的政治伦理观点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譬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减轻刑罚”为根本的西汉“文景之治”,就是遵循老子主张所导引出的社会之果,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仅仅“无为”当然不足以治理国家,更不可能创造盛世,“文景之治”的实现还包括一系列国家政治的加减法,其中就有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历史教训的理论廓清工作。记得,汉初思想家贾谊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丫“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语见西汉贾谊《过秦论》)意思是,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结果造成了丫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的局面,所以他覆亡的日子很快到来了。
贾谊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决策过程,我不得而知,然而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汉兴,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政府出面废除了很多秦朝的严苛法律,这可是确实的,这就给民间社会争取到了极为难得的喘息机会。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好老百姓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通“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语见《汉书·食货志》)这不是“小康”是什么?!相较于秦朝酷法所造成的国家强大而人民羸弱的局面,哪种制度、那种道路、那种文化更富有生机,不是一目了然了么?!中国历史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但凡有点儿学识有点儿修养的君主,真应当从中好好学习一点儿什么啊!
我非常欣赏老子藉国君之口说出的如下这段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语见《德道经》五十七章)意思是君主不做什么,人民自己就会得到教化;君主安静恬适,人民也会遵纪守法;君主不打扰人民,人民自然就会富足;君主不怀揣私欲,人民就会自然朴实。如果你认为这话说得有点儿古朴,不那么好理解,我建议你把这段话中的“我”(君主)换成“权力”,就会很明白了。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段话做这样的概括:权力绝不比老百姓聪明,权力不可过于直接和频繁地干预社会、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权力如果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自然会自我调节,运行在合理的状态,老百姓自然知道该怎么过他们的小日子。我认为老子看问题很准,很有针对性,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不断强调乱作为不如无作为,“君”,即使你英明伟大到不要不要的,也别乱做为,让社会按照它自己的节律运转就好了。
老子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状态,与君主的学养、气度、襟怀密切相关。你很难想象被一个学养不深厚、气度不疏阔、襟怀不宽广的君主统领的国家会是沉静、凝重的,会是不浮躁、不喧嚣的,会是不打扰老百姓的,你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会真的走向繁荣强盛。这一点,我们从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历史中可以找到无数佐证——我想,老子同志在东周国家图书馆当党委书记兼图书馆馆长(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周守藏室之史。”)的时候,一定是从大量史籍资料中看到了那些佐证,才有感而发,记了很多笔记,才在最后形成的《道德经》中提出无为而治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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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经数千年波澜壮阔历史风云的洗礼,多少英雄豪杰曾经在这块版图上金戈铁马纵横驰骋,演出过无数可以被称之为国家戏剧的历史活剧,在治国理政和国家纷争中,累积了多少高深莫测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家智慧。中国古典文学中虽然有诸如“皇帝老儿”之类的气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大统领都是一些酒囊饭袋傻缺无能的家伙,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拥有励精图治、智慧超伦的国家管理者,否则你就将无法解释一幕幕中国历史戏剧何以如此精彩绝伦,你也将无法解释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为什么会在长达数千年时间里领世界之先,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说句玩笑话,如果说国家智慧(政治、军事),单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够“蛮夷”们消化一辈子,更不要说那些浩如烟海的政治与历史典籍了,即使他们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未必能弄得清其中的堂奥。好莱坞电影很精彩吧?但是他们永远没有能力洞悉中国历史文化所蕴含着的高深智慧,他们永远消化不了春秋战国时期精彩绝伦的历史故事,只能在《功夫熊猫》、《花木兰》之类的故事中图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浅显理解。这说明就体量而言,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巨兽,即使是在它酣睡之时,它的分量也在,它那庞大的身影也在,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尤其明白。
中国人是怎么个明白法儿呢?我们从反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816年前后,曾经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被囚禁在非洲西岸的圣赫勒拿岛(又译圣海伦娜岛)期间,跟前来拜访他的从中国出使归来的英国公使阿美士德(就是那个拒绝向嘉庆皇帝跪拜的家伙)说过意思相近却绝没有“睡狮”这个词的话,意在警告英国人最好谨慎一点儿,不要随意就对中国动武。这里有多少是对英国国政的思虑与建议,有没有对尚未觉醒的中国国家力量的恐惧,尚在两说,然而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为中国的前途命运焦虑的仁人志士把拿破仑的意思合理想象并发挥成了“睡狮论”、“醒狮论”,具体表述是:“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这句并非拿破仑原话的话,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安慰剂——“你看,就连拿破仑对中国潜在的国家力量都是畏惧的”——甚至还成为了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下意识提醒。
我们不必强调历史是否真实,我们也不必责备中国人用这句话来进行自我安慰是否有些可怜,我们就把这件事作为史实接受下来,那么,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中国”以世界少有或者说绝无仅有的存续下来的文明体的体量,无论弱小还是强盛之时,都会在人们头脑中投下“巨兽”的壮硕身影,谁都无法装作看不见它,我们自己则更愿意欣赏它,陶醉它。
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们国家并不具备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时候,敢于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硬碰硬出兵朝鲜;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管闭关锁国,人民面有菜色,死的心事都有,却成天惦记着输出意识形态,搞世界革命,念兹在兹“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正是这种“巨兽”意识的折射,尽管这种“折射”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本应当拥有的国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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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举例邓小平来说明这件事情。
邓小平当政期间,发生过很多骤烈的国际国内事件,我不在这里对邓小平做是非曲直议论,单说他作为战略家所独有的沉静心态,就足够让人佩服的了。《纵横》杂志2013年第9期曾发表著名历史学者、《金庸传》作者傅国涌先生撰写的文章,披露金庸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进行的唯一一次会面。这次会面是1981年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文章记述了如下一段交谈——
邓小平问:查先生(金庸名查良镛)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金庸先生回答说:主要的意见是,希望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邓小平赞同金庸的意见,说: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要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小平强调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作者接着写道:1997年,邓小平去世,金庸回想当年邓小平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傅国涌先生强调说,在金庸眼中,邓小平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
我认为金庸先生没有看走眼,正是得益于邓小平的大智慧,我们国家少走了很多弯路,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以对内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对外的“韬光养晦”两件利器,营造出了宝贵的有益于国家发展的国际、国内空间。我们从邓小平身上可以领略到什么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一个让我们怀念的人。他使我们想到,一个没有巨人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像巨人那样气定神闲地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换一句话说,一个政治家杰出不杰出,伟大不伟大,不在于他拥有还是不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而在于他是否具有高深的政治智慧,是否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是否具有从容处理任何形式危机的能力……这已经是政治哲学中政府理论的最普通常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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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当代世界中的我们,当然更愿意接受巨兽的意象。我们不议论国家政治,单只是就民众舆情来说,如果说过去这种意识还是隐性或者说下意识的,那么,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到世界排名第二的今天,这种意识就开始以显性的方式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蔓延了。用我们关于“巨兽”的语境说,这头原本不太张扬的巨兽,忽然发出一连串声音(口号),动作也多了起来,它那庞大身躯似乎马上就要撑破天地了。有人揶揄说这是“战狼式××”、“战狼式×××”、“战狼式××××”,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那句并非出自拿破仑的话,自然经常会被人记忆起来并一再加以引用。
不同于以往的是,我们不再在过去式的慰藉中寻找安适,而是要在现在式的宣示中体味被世界敬重、甚至成为世界领头羊的美好感觉了,这在网上几乎成为风潮,无数“小粉红”、“大粉红”都在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大有淹没其他声音之势,现在谁还较真去考究拿破仑究竟说没说过那句话呢?丫说过如何,没说过又如何?“红”得很彻底、很高阶的人于是赌气说:“我就这样想,这样做了,你怎么着吧你?!”别人能怎么着呢?收获必要的国家后果就是了,而我最担心的国家后果是:这头狮子未醒,却把其他狮子撩拨了起来。
唉!让我们说一些感到慰藉的事情吧!
巨兽,正是我们对自己的想象,一种与我们的灵魂存在须臾不可脱离的精神想象。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的灵魂和肉身都属于中国,我们当然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巨兽一样显示出沉甸甸的分量,不仅受到尊重,更受到景仰;我们当然更希望我们的祖国在复杂的国际棋局中,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政治智慧下得先手棋,行稳致远,绝不要让一百多年前的国家屈辱再次降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祖国的命运格外关注,国家境遇每时每刻都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对于给我们制造困顿的国家势力,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你西方人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民族主义,但是你要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承认我就是。
中国民族主义者向外看的时候,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是带着家国情怀的;民族主义者向内看的时候,同样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也是带着家国情怀的。所谓“家国情怀”是什么东西呢?说白了就是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家里的事,看成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的事。一般来说“家里的事”都不大,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国计民生)之类,这是物质的;精神的呢?无非在邻里(国际关系)间是否得到尊重,活得是否体面尊严,等等。也正因为这样,国家的样态——国际处境、国家治理状态——才会如此直接地成为我们灵魂生活的聚焦点,成为与我们在每一天的人生行走中须臾不可相离的东西。
这是一种情怀,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这种情怀的写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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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话说回来,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拥有巨兽一样的沉静外表呢?
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会有多种声音,尤其是在某些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举一个不太久远的例子:今年1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汹涌的议论热潮,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轻率之举等于点燃了中东地区火药桶,美国将毫无必要地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那段时间,美国电视台就像打了兴奋剂,脱口秀主持人口无遮拦地揶揄特朗普总统,专家学者们振振有词,聚在一块儿对国家政治说长道短,胡言乱语,你很难说哪种声音是我们观念意义上的“主旋律”声音,因为即使是美国总统也不能禁止脱口秀节目娱乐国家政治,更不能禁止学者们对国家问题进行讨论,美国也没有宣传部门专门引导舆论甚至给舆论定调,因此,除非基于某种国民共识的见解形成的所谓主流——尽管这种“主流”也经常趋同或迎合国家意志——你是不大可能看到经由国家政府机构出面,以行政方式去制定“主旋律”声音、去“营造”什么气氛、什么氛围的。奇妙的是,世界并没有因为美国舆论界吵得跟蛤蟆坑一样,而轻视这个霸道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意志贯彻力和执行力,作为人民享用政治权利的汹涌的民意表达,反倒成为了美国国家力量(就算是“软实力”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这事确实有点儿耐人寻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当代世界,拥有还是不拥有思想的自由市场,人民是否经由程序正义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凡是人民缺位、思想不能自由流动的地方,政府权力必将独大,而在政府权力主宰一切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强固,看到歌舞升平,看到鼓噪与喧嚣,但是你看不到一个国家应当有的像巨兽那样的沉静外表,哪怕是文化意义上的沉静外表。没有这样的外表会是很严重的事情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如果一个国家连这样的外表都没有,它又用什么来向世界证明自己内在的强大呢?你连自己内在的强大都证明不了,又怎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寻找到安全的位置呢?
也算是一种提醒吧!

2020-2-17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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