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赌盘》书中人物之一

曾写作文学巨著《人间喜剧》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年轻时发过誓言:“我要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于是,他在巴黎的阁楼上用一枝蘸满墨水的鹅翎笔,挑开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帷幕,展现了帷幕后面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阴谋与欺诈、呻吟与罪恶。

1997年,当沈栋(Desmond Shum)以海归的身份回到中国时,他没有半点巴尔扎克那种宏大的写作理想。上海出生,香港成长,在美国大学里学过金融,此时的沈栋,到北京是为美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他脑袋里装着的是电影中华尔街大亨的名言:“贪婪是好的。”

然而,就是这位信奉拜金主义的年轻海归,在回国二十几年之后,离开中国定居英国,终于出版了一本《红色赌盘:当今中国的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此书以回忆录的方式叙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揭开了中南海那些重锁深闭的院子里的秘密,叙述了高官们的私人生活戏剧,展现了中共高层家族利用职位追逐金钱权力的无耻与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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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骗人的官方历史之外,我们有幸在沈栋的新书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看到北京官场商场的众生相,一座由特权、虚伪、勒索、欺淩所构成的巨大黑色堡垒。沈栋跟着其前妻段伟红,在那个黑色堡垒里依附权贵勾结官商,弄潮于在中国汹涌的经济洪流中,暴发成为巨富。

不管沈栋的个人立场如何,认识有何局限,他真诚写作的这部回忆录,属于很有价值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恩格斯所说,作家只要对现实关系作真实的描写,“引起对现存制度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 剥洋葱,认识自我、家族和时代变幻

为什么沈栋要写作这样一部回忆录,以致于使自己遭到生命威胁?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初他是将其写作视为给儿子的“礼物”,想要告诉孩子,妈妈段伟红是一个什么人、她为何会失踪?后来他决定公开出版,是为了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以确认其前妻段伟红的下落。(这个目的达到了。为阻止新书出版,失踪四年的段伟红露面给沈栋打了电话,转告了当局的威胁之意)。此外,由于中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沈栋希望以这本新书,揭露一个正在对世界构成危险的政权。

这些出版动机都是对的。我们在此看到一个父亲的拳拳心意,他对前妻的责任感,还有对曾经自由的香港所怀有的那份深厚感情。

然而我们会发现,沈栋的新书并非完全如海外媒体报道,只是一本揭露高层内幕的的爆料故事。他书中有不少篇幅讲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其中不仅有情节和故事,还有分析和议论。在叙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他会涉及更深层的心理层面,在思考、质疑和探讨。

这就说明,写作此书,沈栋还有一个内心潜意识的需要,即自我认识,理解曾经的自己,探讨自己所处社会的复杂性。这就如德国作家格拉斯比喻的“剥洋葱”:在写作时,一层又一层地展开,让消失的记忆鲜活起来,用文字的回忆来显示事件,证实自己在事件中扮演过的角色以及是非对错。

在沈栋的潜意识中,有一个家族命运轮回的谜团。1949年,沈栋的祖父在上海的房子和家乡的土地都被没收,其律师事务所也被关闭。沈栋的父亲被迫在饥饿和歧视中长大。到2017年,沈栋的儿子突然找不到母亲了。虽然含着银汤勺出生,但母亲的失踪对这个男孩的心理打击很大。新书的出版,又使父子二人面临生命威胁,需要请求英国警方的保护。

看起来,沈栋家族是有精英家族的遗传密码的。他的祖父是民国时期上海成功的律师,父亲因是黑五类子弟被政治压抑很多年,到香港后努力打拼,当上公司总经理,后回上海成为美国公司成功的推销商。而喜欢时尚品味的沈栋,回国后在其长袖善舞、叱咤京城的前妻段伟红的栽培下,也展示了他作为海归金融专业人才的出色能力。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精英家族的祖孙会遇上相同的厄运?这是因为,七十年来是同一个政权在操纵他们命运的齿轮。这个家族的谜团与时代的变换息息相关:从消灭资产阶级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经济开放,再到习时代重回极左集权化。

因此,与其说此书是爆料,不如说是“剥洋葱”。沈栋的叙事更像一个执着的探索,他在探索一个时代变幻的奥秘。

@ 独家从内部揭露高层攫取财富真相

似乎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注意沈栋的自我认识。有读者埋怨此书唠叨个人经历太多,没有尽快进入他们急切想获知的中共高层内幕。终于在第四章,此书的女主人公——即将和沈栋共结一段姻缘、并肩合作谋取财富的段伟红姗姗出现了。

毫无疑问,《红色赌盘》一书的中心是段伟红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及夫人“张阿姨”的关系。在此书中,沈栋回忆了段伟红与当时中国政治一些顶层人士的私人会面,包括王岐山、习近平和其妻彭丽媛。

沈栋第一次见到惠特尼女士 (段伟红的英文名),是在2001年冬天的北京。当时沈栋已离开美国公司,与人合作创业失败,只得回到上海,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这位海归对中国现实有点水土不服,只好阅读孔子、孟子和南怀瑾打发时间。一个每天创造多少个亿万富豪的中国,正高歌猛进地从他身边流过,他却只能望着。

段伟红的出现似乎是沈栋的梦中奇迹。尽管在中国已呆了六年,喜欢泡酒吧,有过一些模特儿类的女友,但沈栋从未见识过如此独立、如此精明强势的中国女性。他形容第一次见到段伟红的情景:“她穿着香奈儿套装和爱马仕包,传达了一种富裕和成功的形象,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于是沈栋的人生翻开了新篇章。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段伟红带着沈栋进入一个常人无法窥探的隐秘中国,那里面的人物,大都是沈栋平时只能从媒体上看到的。终于,在温家宝夫人张蓓莉的首肯下,两个有共同人生追求的人结了婚,成为生活与商业伙伴。此后段伟红不断调教海归沈栋,告诉他,要在中国做企业赚钱,必须迎合共产党的利益,即必须与体制结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记者DAVID BARBOZA发表了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文中提到: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亲属变得极为富有,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报道也提到,与温家宝亲属合作的段伟红也大富起来,其泰鸿公司购买了平安保险3%的股份,5年后市值飙升为37亿美元。

这对平民夫妇获得了如同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沈栋在书中,将之归因于他们的才干加上机遇。其实,这些成功都离不开张阿姨(温家宝夫人)的参与。段伟红最大的能耐是:把一个大国宰相夫人拉进生意伙伴的饭局,出面为他们背书。顶着宰相的光环,少有人不给他们的生意开绿灯。作为回报,张阿姨获得每个合作项目30%的利润。

温家宝家族的朋友为此辩护说:“在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按照沈栋的看法,温家因为是平民出身,总理本人并不直接介入,所以做生意赚钱的规模远不如他人,而其他高层权贵与红二代的巧取豪夺更为疯狂。

在沈栋笔下,贾庆林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机会,贾妻从事过最大走私活动,其女婿控制茅台生产。江泽民也不避嫌,派人对儿孙的商业生意施加影响。邓小平家族后代也依靠权力关系获得大量财富,如邓的外孙女所创办的西藏水资源公司,独家垄断高铁瓶装矿泉水的供应。

由此我们看到沈栋的贡献。他是第一个从中南海内部,以具体的情节描绘,讲述中共高层攫取财富的真相。他让我们看到,中共的每一层官员都是官官相护,大做钱权交易的。

@ 兴尽悲来,镇压维权人士后轮到民营资本家

获得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巨额财富,沈栋夫妇曾一度不能自持,他们奢侈铺张,挥霍炫耀到癫狂状态。例如,买1500万美元一颗的彩色钻石,戴50万美元一块的瑞士名表,开豪车还花20万美元买象征身份高贵的北京车牌。这种炫耀性消费,一方面是心理学上的自卑补偿思维,另一方面,在拜金攀比风气浓厚的红色贵族圈子里,炫富有着能吸引更多机会的目的性。

但沈栋毕竟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即使在得意忘形之际,他也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正常的。资本家需要发言权,需要公正的司法体系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既然西方的有钱人都参与政治进程,沈栋也在前农业部长孙政才安排下当上北京政协的港澳代表。段伟红还为清华大学的项目捐款,以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借此编织校友关系网。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沈栋等一些既得利益者大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西方只看到中国的阴暗面,其实中国的一切都很好,自己的致富也在推动中国的巨变,正在往资本主义狂奔。

就在沈栋夫妇心醉神迷地享受财富与社会荣誉之时,2011年2月,包括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共当局,对民主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的打压行动。几百人遭到强迫失踪、逮捕、软禁、监视及暴力威胁。这些人权抗争者前赴后继的牺牲,对沈栋和他的那个花天酒地的富豪世界来说,是不值得理睬的。

兴尽悲来。2012年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这些自认为与中共合作很好的民营资本家也不太被容忍了。沈栋等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被警告:别指望中国政协会成为西方式议会。北京撕下所有伪装,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更令人胆战心惊,沈栋的北京机场项目的合作者李培英被判死刑。风向变了,民营资本家已成中共的威胁。沈栋的祖父曾在中共解放上海时被没收财产,沈栋也听说过六四镇压,亲眼看到第二故乡香港失去自由,知道共产党随时可以翻脸,逐渐萌生了转移财产、离开中国之意。

沈栋认为,如果不是习近平的亲属同时被报道敛财,温家宝家族在财富被揭露后,可能不会这样轻易过关。因为温家没事,作为温家“白手套”的段伟红不愿听从沈栋劝告,她离了婚独自留在中国,之后被失踪四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栋谈他的感悟:“中国究竟是谁的?现在,我意识到它是被‘红色血统’掌控的。”中国富豪企业家们就像“超级工薪族”,为真正掌控中国的红色家族服务。

@ 寻租中国:海归民营资本家被始乱终弃

把自己这一类在中国大发横财的富豪称为“超级工薪族”,这位海归似乎有点矫情,有点被始乱终弃的怨妇口气。涉及到对自己的评价,沈栋的认识盲点就出来了。他认为,中国政策从右变左,只有到习近平时期才“最坏”。在他看来,江胡时代是资本主义风生水起、官商发财的黄金时代,种种“权力寻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道德问题,只是灰色区域没有违法。段伟红甚至夸张地说,她连尸体都是干净的。

不但不觉得自己在中国所做的“有什么羞耻”的,沈栋夫妇还觉得自己的成功是由于超强的判断力和执行能力。在为中国企业家群体辩护时,沈栋说他们在帮助国家摆脱贫困。但是,中共总理李克强举出了一个确实的数字: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沈栋夫妇却经常光临北京星级餐厅,一道鱼汤就价值1000美元。在巴黎的古老餐厅和恒大许家印等人的一次晚宴,光买顶级的法国葡萄酒,沈栋就花费十几万美元。

事实上,在资本逐利的贪婪本性支配下,不顾六四的血迹未干,西方资本家和港商台商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涌入中国淘金。他们放弃人权原则,不惜损害本国经济,丢下本国的失业者,前去与狼共舞,

在钱淹脚目的中国盛宴上,竟然有6亿低端人口人被落在贫困线下,无法享受最起码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而海归和民营资本家却和中共利益集团结盟,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利用低人权优势赚大钱。在致富过程中,他们成了中国制度的拥趸,与中共一起创造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名列世界上最腐败国家榜首。他们支持中共成为最大经济体之一,成就了强国霸业,从而对文明世界构成最大的威胁。

就沈栋夫妇和温家宝夫人携手致富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寻租”例子。权力寻租是指:政府官员或其他掌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为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非法行为。在中国法律中,这种行为与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联系在一起。

沈栋夫妇与温家宝夫人张蓓莉合伙做生意项目,他们一无资金、二无高科技新技术,凭什么空手套白狼、捞得盆满钵满?他们唯一能拿出来的资本,就是总理温家宝的权力。不管总理本人是否介入,其夫人及其白手套已经利用他的权力,作为一种攫取利益的工具展开寻租活动。沈栋的书中有不少例子说明,政治权力是怎样被用来换取利益的。例如,孙政才在顺义做党委书记时给了段伟红一块地,而段伟红和张阿姨商量确保孙政才获得提拔。结果,在温家宝的支持下,孙政才于2006年成为中国的农业部长。

沈栋认识不到“权力寻租”的违法性质,认识不到寻租行为对正常市场运行的破坏,造成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恶果。这是因为,他在香港和美国求学所接受的大都是右翼经济学理论,如放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很可能忽略了亚当斯密、密尔、卡尔.波兰尼、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等诸多思想资源。按照《正义论》一书作者罗尔斯的观点,脱离了公平的社会制度,那种认为自己凭借一些特质就配得到更多财富,是无知和傲慢的。

对于一些中国民营资本家来说,他们因与官府勾结而发财,因此并不想要彻底改变中国现行体制,只是与沈栋一样,希望中国能有一点保护其财产权利的法治。然而,这点财产权不会从天而降,是必须通过改革整个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的。

无论如何,沈栋的新书描绘了一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共高层腐败的风俗画,放映了一部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时代连续剧,让人们认识到,资本虽然贪婪但不是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如巴尔扎克所说,在他们每一笔巨额财富后面都有深重的罪恶。

来源:台湾《上报》202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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