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蒋寅 程门问学 2019-01-22

《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定价:128元

这部论集题名为“中国文学史探索”,不是意在夸耀我的学术野心之大或宣称自己的研究涉猎之广,而只是想说明我多年研究古典文学一直秉持的态度和理念。我本科就读于扬州师院中文系,大二始有志于古典文学,兴趣主要在诗歌,但平时阅读没什么特定范围。本科时写过三篇论文,一是《〈典论·论文〉再评价》,二是《读〈读袁枚随园诗话札记〉——与郭沫若先生商榷》,三是《绝句起源说》,虽都属于商榷文章,但内容跨汉魏、六朝和清代。为写《典论·论文》一文,我曾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建安文史文献,初步品尝到研究文学史探赜索隐的乐趣。1982年考取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生,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史。授业导师有曹淑智、陈振寰(和年)、周满江、张葆全、黄立业、胡光舟诸先生,这些老师受业于冯振、夏承焘、朱东润、王力等前辈耆宿,格外重视打基础,课程主要是先秦典籍,旁及文字音韵、版本目录及文史工具书使用等专题。每门课程都要写读书报告,形式不拘,要之以独立思考、有新意为原则。我的《诗经》作业是一组训诂札记,诸子作业是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杜诗作业是论《杜诗详注》注释体例之得失,目录学作业是《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周满江老师的《周易》课,每人指定读一部古注,并参读今人高亨、李镜池两家新注。我分到李鼎祚《周易集解》,便以此本为基础,参酌他书做了一部集解,写满厚厚的一册笔记本。至今那本作业我还保存着,每当整理东西看到,都会感念自己今天能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全然得益于老师们的严格训练;同时又不得不感慨,我现在无法为研究生开出这些课程。即使能开,学生们也不可能像我们当年那样从容地读书。我给硕士、博士生开的必读书目流传在网上,读者反应都是数量太大,甚至怀疑我自己是否都看过那些书。我觉得很悲哀,除了后出的新著,那些书多半我大学即已读过,硕士基本已读完。眼下的学习环境和学习风气,与三十年前浑如隔世。那个时候,老师的严格和学生的勤奋,都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如果不是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我或许就按自己的兴趣向文献考据方向发展,主要从事唐代诗歌文献考证和作家研究了。程先生的学术博雅贯通,不拘一隅,培养学生也提出博学通识的要求,以打通古今相期勉。六门博士课程为《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和《文心雕龙》,仍以先秦典籍为主,但增加了历史和文学理论的内容。我的作业也不再局限于本书,而努力追求通观。《诗经》作业是论忧患意识,一直推广到中外民族性格的比较;《楚辞》作业是胡文英《屈骚指掌》述评,涉及清代学术;《庄子》作业是比较研究老、庄两家的认识论,《左传》作业则是程先生出的题目,做《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研究,最后归结于雅和辩两种文化精神的表征;《史记》作业写司马迁的讽刺笔法;《文心雕龙》作业是由《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从全书结构推广到历代文章总集的分类,说明《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代表性著作。除了《庄子》和《史记》两篇自觉未能超越前辈而不曾投稿,其余都陆续在期刊发表。《文心雕龙》作业写成,正值《文学遗产》开辟宏观研究征文栏目,程先生将它推荐给编辑部,幸以《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为题发表在1986年第6期上,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87年第3期全文转载。《论〈诗经〉的忧患意识》、《〈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也分别在《文学评论丛刊》和《南京大学学报》发表。这对我的学习和研究都是莫大的激励,从此我的研究便一直是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展开,从博士论文选择的大历诗歌研究到近年从事的清代诗学史撰写,尽管我的多数论著都限于诗学范畴,但我经常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文学史的建构,并自觉地从观念、范围和方法各个层面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提升到文学史研究的层次。

这种意识和定位其实从我最初涉足建安文学和绝句起源研究便已略有体会,认识到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对文学现象作为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本质属性也有一点朦胧的意识。博士论文以大历诗风为研究课题,处理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发掘一段历来不甚重视的诗史过程,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后,我受吴庚舜先生嘱托,承担《唐代文学史》下卷第一章的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融入中唐前期文学史的叙述之中,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专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认知一体两面的关系,并引发对文学史理论的深入思考。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我也是个积极关注者和参与者,尤其关注文学繁荣原因的讨论,撰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以唐诗为例剖析文学繁荣的内部和外部机制。经受“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熏陶,让我彻底放弃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逐渐确立起与后现代史学观念相通的历史观。1997年我受聘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参与川合康三先生主持的《中国的文学史观》合作课题,在课题组的讨论会上报告《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一文,对当时文学史理论中流行的决定论思维模式提出了质疑,后来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随着我的研究由唐代诗歌转向清代诗学,经常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思考文学史问题,我越来越关注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时留意古人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思考,《叶燮的文学史观》《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是两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集中阐述了我对文学史分期和演进动力的一些思考。一度还曾有过撰述中国文学史理论的想法,但很快就看到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三位前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深感自己还需要做更多的理论和资料准备才能措手。这样,我就一边做清代诗学史研究,一边搜集古代文学史理论的资料,同时一个一个地处理不断遇到的文学史问题,慢慢就积聚了这部论集收入的大部分篇章。而书名题作《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确实是希望与学界同道分享我对文学史研究观念、方法和视角的一些理解。

具体说来,我在观念上首先倾向于将文学形式与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内容分开来研究。不用说,这两者当然是互为倚赖、互相关联的,但根本上两者又各自构成自己的历史,那就是文学史和精神史。2003年我与刘扬忠先生共同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华夏民族精神和古贤的思想感情的确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但从精神史的角度说,文学只是它的一种依托形式;反过来说,文学虽始终在表现这些内容,但文学并不以此为全部目标、全部功能,文学也有着自身的目标和演进的历史,这就是文体学和修辞学关注的内容。近年以吴承学教授为代表的文体学研究的长足发展,正是对长久以来文学史研究重视思想内容而轻忽艺术表现的有力反拨。

在研究方法上,我首先重视文学史过程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仿佛是一张以重要作家和文学群体、流派为站点的列车时刻表,只有到达地点和时间,不清楚经过的具体路程。我最初阅读唐诗研究文献,得到的就是这种印象,初唐四杰、李杜、王孟、韩孟、元白、小李杜,都是一个一个车站,文学史论著告诉我们,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代表着什么样创作倾向,但其间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却语焉不详。尤其是从盛唐到叶燮称之为“百代之中”的中唐,其间发生了什么重要转变,过程如何,都没有被深究,几十年的诗歌史在文学史中一笔带过。如果说在研究大历诗之前,我更多的是困惑,那么在完成《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之后,我就坚定了文学史研究必须深入过程的信念。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的绪论中,我正式提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文章发表后,颇为学界同道引述赞同。我自己倒不觉得是什么创见,觉得只是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吴相洲兄在一次会议上说的“提高像素”的意思。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我又将此意表述为“理论问题的历史化”,并在一系列古典诗学概念和命题的研究中付诸实践。在我看来,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只有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清历史演进的过程,才能较清楚地认识;古代文论的概念和命题也只有明瞭其历史源流,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较恰当地评价其理论价值和贡献。这方面的论文都已收入《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及将要出版的续编中,本集不曾收录。

在学术视野上,我虽然很赞同陶文鹏先生“文学研究者别为其他学科打工”的说法,但还是认为文学研究具备文化视野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90年代,当文化研究的热潮席卷学界时,我曾对当时盛行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以为然,觉得许多论著使文学沦为文化研究的素材,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位。但没多久,我就觉察到自己的论著其实也总是在为文学问题寻求文化诠释。因为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文学研究只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状态和因革、变化,而无法提供相应的因果诠释。换言之,在学术研究的三个W中,文学研究只能说明“是什么”和“怎么样”,而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好比大历诗,文学研究可以说明它与盛唐诗有什么不同,这些变化好不好,但无法阐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变化的动因必须到社会的变化、作家观念的变化中去寻找。说到底,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变化取决于文化系统的制约作用。所以文学的问题,最后都需要到文化中去寻求解释。基于这一理念,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史分期与文化史演进的阶段性密切相关。为此我撰写了《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一文,提出上述假说并据以尝试新的文学史分期,希望以后我能有机会将这种分期法付诸实践,编一套新型的中国文学通史。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近四十年,我对文学史的探索大体立足于这样三个基本点。鹪鹩饮河,冷暖自知。但在实际研究中,我其实一直将视角与方法等同于理论,以为任何视角和方法都出于理论的导向,比如有了原型理论,才有对神话角色原型意义的研究;有了后现代史学“历史即是叙述”的理论,才有对陶渊明传记和形象的重新理解;有了接受美学,才有对大历诗人接受谢朓、钱谦益接受陆游的考察;有了经典化理论,才会留意历代杜诗评论中的负面意见;有了现代性理论,才有韩愈评价中超出诗学层面的美学省思;有了比较文学理论,才有中日诗坛对李攀龙《唐诗选》态度的比较;有了互文性理论,才有对王渔洋藏书的关注。所有这些异于传统研究模式的研究都建立在一种新的理论平台上。这就是我认定方法即理论的理由。每逢有年轻学人向我咨询研究方法,我都答以理论即是方法,有理论即有方法。至于如何运用理论,则如古语所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更为前提的问题是发现问题,有了问题才谈得上理论和方法。如何发现问题,没有什么验方和捷径,唯有多读原典,多读文献。有了真正的问题,思过半矣。

2016年夏,蒙老友戴伟华学长引荐,我受聘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乐数晨夕之余,伟华兄勉励我将历年未结集的论文编个集子,遂有本书的选编。这里所收的多为相对独立、最初并不是为研究课题而撰写的一些论文,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文学史基本理论、基本观念的探讨,二是对具体文学史问题的分析,三是对个别作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四是关于文学影响和接受的研究。由于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姑冠以文学史探索之名。事实上,这些论文无论探讨的是否为文学史问题,我选题的出发点和讨论旨趣都是着眼于文学史的,希望阐述文学史的某些具体事项或理论问题。比如《被批评史忽略的批评》一篇,虽以论述严羽的诗歌批评为主旨,但其中探讨的主要是严羽作为文学史家的眼光和理论贡献。类似的论文还有《叶燮的文学史观》,也是从叶燮的诗学理论来看他的文学史观念。

本集所收的论文,最早的是《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和《〈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是从胡光舟先生学目录学、杜诗课程作业,多年后经修改增订而发表;其次是《〈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是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时《战国策》《文心雕龙》两门课的作业,分别为程千帆先生和周勋初先生指导,读书期间就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在《文学遗产》发表时,因技术原因删去了我花费很多精力绘制的附表,而且未保存原稿,以至于现在只能根据幸存的草稿重新整理,比原本可能少了两三种书,只记得其中有朱荃宰的《文通》。之所以将这些少作收入本集,是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和结论至今还有点参考价值,新刊的文学史著作和论文时有征引,敝帚自珍只是部分理由。其余的论文都是进文学所后所撰,无非是在读书和研究中发现问题,遂在电脑里立项,然后不断积累资料,最终因某些机缘比如参加学术会议而一气写成。业师程千帆、周勋初两夫子都很强调写论文,因为论文从问题提出到思考路径往往有非常个人化的特点,较专著更多新义。而我一向是习惯于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专著的,本集所收的论文只有一部分融入专著,为此我很乐意编这个集子,以就正于学界同道。2009年蒙同门于景祥兄厚爱,我曾在辽海出版社出版《金陵生文学史论集》,印数无多,今已脱销,借这个机会将其中论文修订收入,也是让我感觉愉快的事。最后,感谢戴伟华教授提出如此有价值的建议,感谢徐丹丽博士再度为拙著的出版付出努力!他们的建议和努力使我在还历之年获得一个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检阅自己的粗浅成果的机会,激励自己在有涯之生继续探索古典文学的无穷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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