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4)
俄国各界的反思(24)
俄罗斯中派政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第四个评价是:
4) 苏联改革经历了不同阶段，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原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加.波波夫认为，评价历史事件有一个可靠的方法: 将其放在时代主要问题的天平上去衡量。在他看来，苏联的改革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的改革计划开始的；然后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再后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改革；最后是不久就去世的安德罗波夫的计划。他们所实行的措施都是对国家社会主义这座大厦进行大修。这些尝试固然让人感到很重要，但最终，无论是赫鲁晓夫的“解冻”，还是柯西金的改革，都变成了日常维修，或干脆说是装修。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也曾试图走“革新”、“加速”的道路，但国内的局势却恶化了。阿富汗战争又以苏联的惨败而告终，搞“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也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从利加乔夫到雷日科夫，都清楚出路就在于进行彻底改革。得出这一结论是他们的集体功劳，但他们却不会制定改革的纲领。其实，苏联社会主义短缺的不是面包，不是冰箱，而是头脑。机关里根本没有善于制定改革战略的智慧性人物，而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外去寻找这样的人物，又有悖于极权主义思维。
从斯大林去世到安德罗波夫去世，苏联的改革有其名无其实。只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实施“新思维”以后，苏联的改革才呈真正的社会革新状态。至于这种改革的结果倒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评说。为了让大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个大致的了解，下面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一文对改革时期的概要介绍转摘如下:
改革的时期划分
一、 准备时期(1985年3月一1986年)
重要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苏共中央1985年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戈尔巴乔夫1985年5月在列宁格勒的讲话。1985年7月关于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会议。1986年2一3月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
政治: 国家领导人更迭，制定和宣布旨在纯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方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支持新领导。
经济: 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结构性改变。广泛而又大规模的实验，准备全面经济改革。力争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产品质量。反酗酒运动。
意识形态: 政治领导人与人民直接对话。反对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夸大其辞，发挥大众传媒的主动性。消除不受批评的领域。
族际关系: 在平静和表面祥和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民族间关系紧张的初步迹象(阿拉木图事件，克里米亚鞑靼人活动的加强)。
二、开始改革(1987一1988年年中)
重要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关于民主化和干部工作)。苏共中央1987年六月全会(关于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关于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叶利钦在中央十月全会上的举动。政治局讨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1987年11月)。
政治: 研究和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党内关系民主化。围绕改革的主要问题进行的争论愈加激烈。激进自由派和教条主义保守派的反对情绪产生。
经济: 决定和开始实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围绕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的各种意见的斗争。出现财政货币困难和预算困难、消费市场的短缺现象。
意识形态: 公开性和意见的多元化伴随大众传媒的过激做法而形成。以批判的态度重新看待苏联历史的各个阶段。出版过去的禁书(布哈林、托洛茨基、普拉托诺夫、雷巴科夫的著作)，播放过去的禁片(《忏悔》、《道路检查》、《委员》)。
族际关系: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爆发，苏姆盖特大屠杀(1988年2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主义情绪加强。各共和国经济核算的要求。
三、 转折时期(1988年年中一1990年年中)
重要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1988年6月)。改组党的机关(1988年10月)。修改宪法和选举法(1988年11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3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5一6月)。各共和国政权机关选举(1990年春)。
政治: 改组政治体制: 划分国家和党的职能，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社会上的政治划分。形成反对派: 保守派(党内的)和激进派(社会上的)。转向总统体制政体。
经济: 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消费市场、对外贸易、金融失调。尽管采取了某些措施(合作社法)，但1987年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还是受到政治斗争的阻碍。政府的改革新尝试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出现罢工运动。
意识形态: 尝试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党对传媒的控制减弱，实际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对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陶醉”。传媒的过激行动。围绕新闻法进行的斗争。创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他们的思想划分。
族际关系: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日趋紧张。“人民阵线”产生。通过限制联盟法律效力的法律。在“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签订50周年之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亚因民族问题发生冲突。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巴库事件(1990年1月)。
四、危机和改革的中断(1990年年中一1991年底)
重要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俄罗斯联邦CP成立大会(1990年6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共和国主权宣言。新奥加廖沃进程(1991年4月)。立陶宛维尔纽斯事件(1991年1月)。1991年八月叛乱。“别洛韦日协议”和苏联的解体(1991年12月)。
政治: 苏共二十八通过了基本上符合改革精神的各项政治决定，但实际上党被保守力量所控制。产生了以俄罗斯CP为代表的反总统力量的平行中央。社会上激进自由主义情绪的影响不断加强。以妥协的方式挽救改革和联盟的尝试(新奥加廖沃进程)。深刻的政治危机导致了8月的叛乱和12月的联盟解体。
经济: 经济逐渐成为政治的人质，使得种种可供选择的计划遭到失败。金触和经济联系被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下降。
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的深刻危机，思想混乱。过去的精神价值遭到贬低，而新的精神价值尚未成型、模糊不清、不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
族际关系: 为保留经过改革的苏联、通过新的联盟条约的斗争因保守力量的破坏而失败。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的旨在瓦解联盟的方针。
从以上问题的归纳中我们可以对苏联改革的成就和失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由此可见，改革的成就虽然是无可否认的，但改革的失误导致改革被人为破坏，最终导致改革中断。
俄罗斯中派政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五个评价是:
五、布尔什维主义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作为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顾问、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于1991年8月16日宣布退出苏共。苏联解体后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会长、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1994年出版了《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98年修改后再版)一书，书中对苏联历史和苏联的改革作了回顾，明确地表示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拥护社会民主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持否定态度。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革命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他指责十月革命破坏了“历史的自然进化进程”，“变成了俄国的灾难”。他认为，列宁1921年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开始重新审视“战时共产主义”，并提出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制度。但雅科夫列夫又认为: “在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于与现实生活发生特别尖锐矛盾的某些正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的企图。但是这些疑惑本身也充满了矛盾。他时而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时而说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存在到共产主义的胜利。”
雅科夫列夫在书中指责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建立了“极权制度”，说“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扼杀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他认为: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经受着严重危机。”在他看来，“马克思意识形态中赋予重要意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在西方，首先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事实上已经实现”。而布尔什维克则使共产主义思想变了形。 “革命，包括世界革命思想以及暴力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公民社会等思想冒了出来。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农民作为资产阶级化根源应当加以消灭。知识分子变成了某个受凌辱的‘阶层’。由上级按官员等级名录委仼的官僚实行的一个阶级的专政成了官方的权力学说。”
雅科夫列夫(还有戈尔巴乔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否定和谴责是建立在大量事实依据上的公正判决。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其社会实践中充满了不公不义、暴戾恣睢。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它的罪恶行径一点也不为过！
1993年，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代表作《大失控与大混乱》(原名《失去控制: 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在这本书中他将列宁布尔什维主义的母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下简称GC主义)称之为一种“强制性乌托邦”。大家知道，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并不靠暴力推行，而布尔什维主义却完全靠暴力强制推行。那么，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结果会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吗？布热津斯基在该书中这样剖析“强制性乌托邦”最终失败的原因:
GC主义终于失败了，因为它在实践中没有履行其物质方面的承诺，而它的政治实践则损害了——其实是败坏了——它在道德上的主张。它无法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的替代办法来取代自由市场制度，因为后者与此同时已把某些社会主义关注的问题融入其社会政策(如果不是经济政策的话)。事实上，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资本主义击败GC主义可以说靠的是，前者在物质水准上比后者略胜一筹，从而否定了后者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这就驳斥了GC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最高阶段的大言不惭的断言。
GC主义——孕育于道德上的肆无忌惮——由于否认持久的精神上的价值观念和把道德准则降为政治手段，而使其本身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物质上的作为。它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它对人的创造力本性、特别是对人的本性作出了错误判断。它无法驾驭人的潜能，因为它摧跨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和获取财富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完全被曲解了。对私有财产的压制使经济不振并最终使制度陷于运作不灵。
此外，以苏联名义所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吸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交流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与此同时，对人生精神领域的侵犯使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该制度的物质发展方面——而这恰恰是该制度运作弱点之所在。于是，开初把一些人吸引到GC主义方面来的道德上的热情最终消失了，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满足的补偿。
因此，GC主义的教条式的自以为是，把理想主义变为野蛮、残酷无情的行为和司空见惯的伪善。它把它宣称的理性推到了无理性的教条式的程度，甚至在大量相反证据的面前还声称乌托邦确已实现。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扭曲了的理想主义和以理性作伪装的教条主义——促成了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无力应付现代技术时代现实的后果是，最终敲响了GC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就这样，在法国大革命的四大要素——理性、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世主义——中，纳粹采纳了民族主义和现世主义，并加以篡改和最终扭曲成极端民族主义；而GC主义——看来除了民族主义之外都囊括无遗——实际上成了大约二百年前所焕发的进步思想的对立面。它未能创造“新人”和塑造新人的社会乌托邦。相反，它在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中囚禁了“旧人”。
因此，20世纪的超凡神话(GC主义)在号召方面是气势磅礴的，但在实践方面却是软弱无力的。相比之下，人的持久本能，对某种精神上自我表达的渴望，基本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和信息革命的实际需要，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就促成了那些被迫置身于乌托邦的人要另作抉择的内在觉悟。虽然，这种觉悟甚至会对极权主义制度以外的实际生活产生高度理想化的认识。
最终，实际上对破坏GC主义乌托邦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和往往是细小的日常生活里的挫折。例如，经常接触到的是蛮横的政府工作人员，没完没了地排长队购买劣质而又稀少的消费品，官方口号和官方伪善面目之间越来越令人气愤的自相矛盾，在官僚化等级制统治整个社会中所固有的对人的任意屈辱和非人待遇，以及平民百姓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比如手纸)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缺，和极权主义领导人极少掩饰的大模大样的生活气派之间的强烈对比对。所有这些都逐步使信念、屈从、冷漠和恐惧转变成否定、反感和动荡不安的激进主义。
但是，同样的也可以推论: 如果强制性乌托邦能够满足人民最起码的物质要求，那几乎肯定它会存在更长的时间，可能到下个世纪的中后期。人的本性就是那样，在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的许多人甘心默默地在屈从中生活。虽然，这个制度的失误和毛病可能会继续引起人们的反对——由英勇的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但是，这种反抗即使有日益增长的道德上不满情绪的背景，也不大可能推翻强大的极权主义机器，如果后者因取得相对的物质上的成功而得到加强的话。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尖刻，小巴林顿.穆尔于198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中的论点可能是正确的:
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因他们自己的原因或出于对政治理想的承诺而要民主。对于积极寻求民主——从平民百姓当家做主的严格意义上讲——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要民主是把它作为增加他们在政治统治中的分量和削弱那些实际统治者权力的一种手段。自从在古代雅典出现民主以来，民主从来就是穷人和多数人反对少数人和富人的武器。凡是民主存在的地方，其不存偏见的因素是旨在为反对专制的行动取得保障，不论这些行动是由穷人和多数人还是由起主要作用的少数人采取的。
因此，损坏、削弱以至最终使GC主义丧失其活力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的某些宏伟的和完整的理想，而是被压抑的宗教的强烈愿望、人的基本的自由本能、某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及在很多日常和实际交往中，接触到的既不讲理又不顾简单常识的官方现实状况诸因素合在一起，年深日久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 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GC主义，发生突如其来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
所以，GC主义的失败在局部意义——而且是非常之局部的意义——上说，是民主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胜利。每一个因素都有其作用——的确能起重要作用——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起不了决定性、统一和动员群众的作用，而是本能的反应、共同的但在私下交谈的知心话、融为自我意识的宗教感情、被冒犯的民族情绪诸因素合在一起，对强制性的乌托邦一股脑地加以摈除。
布热津斯基认为GC主义之所以人心丧尽，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民众苦于“日积月累的和往往是细小的日常生活里的挫折”。在他接着列举出的苏联社会种种“负能量”的现象中，不乏我们熟悉的东西。而在他指出的促使GC主义失败的诸因素中，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中也能耳闻目睹、屡屡显现。这些因素目前虽然还不能合在一起，达到对强制性乌托邦加以摈除的地步，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会“发生突如其来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我对此充满信心。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布氏在上文中指出: “如果强制性乌托邦能够满足人民最起码的物质要求，那几乎肯定它会存在更长时间，可能到下个世纪(21世纪)的中后期。”
现在看来布热津斯基的预言还是有道理的。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