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六期:王造时魂追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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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十五案(1971)

 

Wang Zaoshi王造时(1902年8月3日-1971年8月5日),原名王雄生,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社会活动家、教授、编辑、律师、政论家、教育家、史学家、翻译家;在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十四年后,1971年病逝于监禁中。

 

“安福三杰”投入学运

王造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六月三十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江南村,父亲为竹木商。 1910年,他八岁时入私塾,由蒙师暨未来岳父朱廉夫以“英雄造时势”取名“造时”。

1913年,王造时考入安福县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以第一名考入南昌市省立第一中学。

1917年,王造时以江西省前五名,与同县考生彭文应一起考取因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办的北京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中等科,学制四年,此后升高等科四年和去美国留学五年);暑假后,随也是同县的清华高等科学长罗隆基到北京入学。罗、王、彭后被并称“安福三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时为二年级级长,被选入清华学生代表团,积极投入学运。 6月4日曾因散发传单被捕,关押四天后获释,随即写出《一次被捕始末记》在学生办的《清华周刊》上连载发表。 8月28日参与向政府请愿,再次被捕关押一日。同年12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学生会,罗隆基当选主席,王造时当选评议会成员。

1921年,王造时升入高等科,与同学组织“仁社”,不久当选学生会干事会主席,次年10月又当选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席。

1923年10月,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一文,反驳清华国学讲座导师梁启超的文章《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遭梁激烈抨击的孙中山和国民党辩护,谴责梁投靠军阀,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清华校长曹云祥大为不满他的尖利言辞,要他道歉赔罪,否则以“侮辱师长”开除学籍,遭他严词拒绝,结果风声闹大,倒是梁启超辞去清华讲座聘约而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纱厂打死一名罢工工人和英租界巡捕开枪打死十三名抗议群众,引起全国的抗议运动,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并为《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

同年,王造时在清华大学毕业,8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学士学位,再一年后硕士学位,并与蒙师之女朱透芳结婚。 1929年6月,王造时论文《1919年以来大国对外政策纲领中的裁军问题》通过答辩,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研究员,师从后来成为工党领导人的费边主义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

1930年5月,王造时离开伦敦周游欧洲经苏联回国,8月到上海,应聘出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后接任文学院长,并兼任另几所大学教授。同时,他在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人编辑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系列主张民主宪政、保障民权和抨击时政的文章,次年8月发表《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讽刺蒋介石,使该杂志险遭被禁。此后又在《东方杂志》、《再生杂志》等有影响力的刊物上继续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如《政党是福乎是祸乎? 》、《关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等。

 

“救国会七君子”反蒋入狱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造时于10月发表小册子《救亡两大政策》,并参与发起“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和“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年底应邀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国难会议”。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开战,王造时代表所属团体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等国军淞沪抗战。

1932年11月,王造时和彭文应等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并任主编,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 ,“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任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等;此外,还相继发表政论《国民党怎么办? 》、《怎样打倒贪污》等。该杂志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为由“秘密通令全国查禁”,只出了四期就被迫于次月中停刊;一个半月后又改刊名为《自由言论》发行,首期发表王造时的文章《安内必先攘外》,针锋相对地反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2底,他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发起创建中国的第一个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次年3月与沈钧儒等被补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发表《自由之战争──民权保障运动》、《对内的平等》等相关文章。

1933年6月,担任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有关当局派特务暗杀,王造时也被列入“共党嫌疑”黑名单。据传,一些大学接到密令不得聘王造时任教,原有聘约关系的光华大学等也相继终止;所幸朋友帮助约他给商务印书馆译书,他还挂牌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率军兵变,联合部分国民党反蒋派和第三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王造时事前曾应邀前往参加,但因不​​看好而很快回上海,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反蒋抗日,《自由言论》于12月被勒令停刊。

1935年12月9日,中共为缓解其陕北根据地所受的军事压力,在北京策动“一二九运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一万多人举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游行请愿,与政府军警发生冲突;全国各地各界纷起而响应。三日后,马相伯、沈钧儒等二百八十三人连署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王造时也参与签名,并于12月27日共同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又相继于次年1月和5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三个组织都当选为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

1936年11月中旬,上海日商纱厂数万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举行反日大罢工,“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援宣言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支持罢工。 11月23日,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方的武力威胁,一举逮捕“救国联合会”六位常委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史良和一位执委邹韬奋──世称“救国会七君子”,随后押往苏州,以“危害民国罪”关进高等法院监牢。 1937年6月,法庭两次开庭审理未判。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转向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合作抗日的国策,开始释放所有政治犯。 7月31日,苏州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1937年8月13日,王造时回到上海,正逢国军发动“淞沪会战”,马上投入后援活动,随即应邀担任国民政府新设的抗战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和第四部(国民组训部)委员。

几年来,王造时先后出版了政论文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荒谬集》(1935)、译有莫瓦特(Robert Balmain Mowat, 1883-1941)所著的《现代欧洲外交史》(1934 )和《近代欧洲外交史》(193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历史哲学》(1935)、莱丹(John Holladay Latané, 1869-1932)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936)、拉斯基《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和《在危机中的民主政治》(1937)。

 

国民参政员办报办校

1938年3月,王造时应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到南昌,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处主任兼教授,受命任培训区、乡行政人员。 6月,他被聘为新设的政府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6日,他赴汉口出席首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提议设立省、县各级民意机关,此后每次开会均有提案。

1939年3月,日军占领南昌,王造时撤到老家安福县所属第三行政区的首府吉安县,不久应邀接办私营《日新日报》,与彭文应等创立“前方文化书社”,于5月改版为《前方日报》任社长兼发行人,彭任主笔,此后两人在该报发表大量文章,使之成为在东南抗日前线颇有影响的报纸。

同年9月,王造时到重庆参加首届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救国会领衔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和其他提案一起促成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

1940年,王造时在老家创办安福县立初级中学(现安福中学前身)任校长。

1941年4月13日,一直支持中国抗日的苏联政府公布当天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中国舆论除中共以外,普遍认为该条约有损中国主权,背弃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数日后,救国联合会在重庆召开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纷纷抨击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推举王造时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信》,经协商定稿后抄写一式两份,于4月17日由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史良共九人签名,一份由沙千里送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国民党则透露给香港《民意》周刊转发。该信表示:

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同胞的心意。

 

但是,中共中央则公开宣称:苏日签约“是苏联外交政策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因此对这封信的内容极为不满,有人认定起草人王造时负主要责任,甚至传说他是受国民党方面收买而运作此事。尽管如此,1942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名单公布时,救国联合会的几位参政员沈钧儒、王造时等全部被除名,据称理由是以他们为“共产党的周边”。

1944年4至11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全面攻占湘桂铁路直到越南的铁路全线。王造时由此无法再去重庆,被迫困居吉安,直到一年多后抗战结束。

同年7月24日,“七君子”之一邹韬奋病逝于上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救国联合会”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

1946年5月,王造时回到上海,随后与邹韬奋所创生活书店合作创办“自由出版社”任社长,并应邀参加九三学社。同年7月,民盟在昆明的两位负责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和著名诗人闻一多相继被暗杀,王造时与沈钧儒等参与发起组成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写了《李公朴先生事略》与沈联名发表。

1948年12月,王造时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务理事,为上海《观察》杂志遭当局查封的被捕人员多方奔走救援,并于次年2月担保多位被捕人士出狱。

 

上海市政协常委教授议政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8月,王造时作为“中国救国会”代表,应邀参加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七君子”在世五人中的四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都在北京相继出任部长级职务,只有最年轻而学历最高的王造时未获任用。同年12月,“救国会”以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而宣布自行解散。

1950年3月,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4月当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8月任协商委员会会务组召集人。

1951年8月,王造时被聘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次年调任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组主任。此外,他还担任私营诚明文学院、前进中学、正平会计补习学校的董事长。

1954年8月,王造时当选为首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5月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委员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法组副组长。

1956年3月,妻子朱透芳病逝。

同年,王造时参与发起组建“上海市法学会”,在1956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会员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

 

党外魏征成“极右分子”

1957年2月,王造时由上海市“政协”常委会推选到北京列席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进京后通过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和由“七君子”另四人作证,澄清了当年给斯大林信的问题。 2月27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先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对毛强调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上继续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深感鼓舞,政治热情大增──在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着重“谈克服官僚主义、进行互相监督与扩大民主生活的问题”,提出:

我们一手应该拿着望远镜来高瞻远瞩,看清大势的趋向,肯定主要的成就……;另一手应该拿着显微镜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或在未形成的时候加以预防,或在萌芽的时候加以消除,或在已发生问题的时候加以解决,以免由无变有,由小变大,招致不需要的损失。

 

他在谈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顾虑问题时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议。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

 

1957年3月20日,“政协”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刊登他的发言并配发照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几天后还邀请他共进晚餐并恳谈交流。

5月1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文件。当月中旬开始,王造时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集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宣传工作会议、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积极发言,满腔热忱地称赞说:

这些天来各方面的放和鸣,……表现了两件伟大的事实:一、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精神: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优良性格。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党越让群众鸣得彻底,鸣得毫无阻碍,党的威信就越巩固。

 

并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批评: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的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画,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

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

党固不可以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既然要扩大民主,就不能不加强法治。民主是原则,它的体现有赖于法治;换句话说,民主的则须通过法律的规定,成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得以实现。

要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我们第一便须重视宪法,奉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应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但颁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我们要维护宪法上所赋予给我们的权利,也应该尽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谁要破坏宪法,我们就应起而力争,那么宪法的尊严便可得以保持。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后来公布为毛泽东亲自撰写),中共中央开始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四天后,王造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在表示感激和接续在京恳谈的同时继续提出他的建议:

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 ……而您在杭州关于拆墙的谈话尤其是一种有力的形象说明,鼓舞了千百万人民,鼓舞了我。我对这个问题曾经百回深思,切感到两点最根本:(1)鸣放的推行必要有步骤;但基层问题最多、最严重,作为整个运动来计画,放鸣的重点应当放在基层上。 (2)解决矛盾,必须由端正思想入手,但为了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这次运动似应掌握一个总方面──就是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 ……目前党的威信正在高涨,即使有一些过激、过偏甚至有错误的言论,亦无足畏,予以恰当纠正之后,似应迅速鼓励大家继续大胆揭露矛盾,则更足见党有雅​​量而且得人心。

 

然而,对他的批判“反击”当天就开始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笪移今等十人连署发表文章《揭露王造时反动言行的实质》,上海法学会和“政协”政法组连续六天召开座谈会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并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直至《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报导和发表批判文章,如《王造时为何到处“放火” 上海法学界人士据理驳斥谬论》、傅季重《把整风重点放到基层究竟是为了什么? ──驳王造时先生的谬论》、杨耳《王造时不让“追究”的是什么? 》等,指控他:“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点火基层、搞乱天下。”“他以登高一呼的姿态,披着为法学讲话的伪装,主张老法学人才归队论,挑拨这些人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将他提出的“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批成是:“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清算他1941年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信》作为“反苏反共”的老帐,甚至还追究到他早年是改良主义的费边社领袖拉斯基的学生并翻译过其作品……,由此归结为:“王造时就是这样有纲领、有计画、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进攻。”

1957年6月22日,他再次给周恩来写信,表白自己的心迹并求助:

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做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次日《文汇报》报导《上海高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徐仲年等遭到迎头痛击陷于孤立》,此后批判调子仍继续升高。

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把王造时从“右派分子”升级到“右派集团”的主要成员:

昨天晚上,在上海《新闻日报》举行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诒的会议上,陆诒承认了上海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杨兆龙、王恒守、夏高阳、孙大雨、许杰、韩鸣和陆诒等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领导下的一个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集团。他们的分工是陈仁炳、彭文应等抓民盟上海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杨兆龙等进攻司法工作,陆诒等抓新闻界,孙大雨、许杰等则在高等学校放火。 ……王造时、彭文应、陆诒、孙大雨、赵文璧就在一起密谋。 ……今年春天,王造时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就和罗隆基、章乃器、顾执中、潘大逵等数度密谈。

 

新华社消息把王造时根据周恩来建议在征求老会友关于恢复“救国会”的意见,说成是“密谋组织反动政党”:

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陆诒、王造时回到上海,就与孙大雨等共商大计,孙大雨还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张干脆另组政党。 ……王造时更鼓励陆诒要掌握《新闻日报》。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更是一言定性:“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王造时不久就放弃抗争,低头认罪,写了很多检讨,1957年底还提出申请下乡劳动改造的报告,但次年仍被划为“极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降职降薪,下放到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王造时从此性情大变,不但再无丝毫做“魏征”的豪气,而且经常向领导写思想汇报,以表示自己服从改造。

1960年9月底,王造时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翻译,但只有很少译作得以发表。

 

“摘帽右派”死于”“文革”

1966年5月起,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造时作为“摘帽右派”也成为被横扫的对象。 8月中,红卫兵运动兴起,一些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多次上门抄家,搜走了他的许多写作、翻译手稿。 9月1日起,他在学校被列入劳改队,每天清扫学校厕所;22日起被红卫兵在家中隔离审查,接受轮番批斗;11月2日被送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因他以前在闲谈中介绍过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工党,被指控组织反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虽然,王造时在审讯中始终拒不认罪,且当局也无定罪证据,但仍不审不判而关押他多年不放。

1971年8月5日,王造时因肝肾综合症医治无效在医院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1978年12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签发《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否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1980年5月,他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8月19日,由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王造时追悼大会彻底恢复他的名誉。

1999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叶永烈编辑的王造时译稿及作品选《我的当场答覆》。

 

参考资料

  1. 王造时,《把整风重点放在基层》,《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
  2. 王造时,《进一步建立民主法治秩序》,《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
  3. 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周天度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4. 姜平、姜伟,《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鲍和平,《王造时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的提案评析》,《淮南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6. 赵寿龙,《王造时:民主法制建设的探索者》,《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7. 傅国涌,《中国言论史上的王造时》,《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
  8. 袁成亮,《王造时与救国会《致斯大林大元帅信》》,《党史纵览》2004年第11期。
  9. 周英才,《王造时与〈前方日报〉》,《党史文苑》2007年第7期。
  10. 陈夏红,《谁之变:王造时与国共关系一瞥》,《同舟共进》2008年第7期。
  11. 沪九,《民主革命中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团结报》2011年11月17日。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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