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抗议，因为人的尊严受到侵犯。应当抗议，因为不作反抗将损害我们自身的尊严。应当抗议，这是为了将这种损害尊严的行为公诸于世，为了我们能够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何谓“中欧人”？何谓“中欧精神”？
即便没有真读过，但人们大都知道奥韦尔的反乌托邦经典《1984》；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匈牙利流亡作家道洛什。久尔吉写的《1985》——这是《1984》的续集。如果说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原作相比是狗尾续貂，形似而神不似；那么，久尔吉写的《1985》足以跟《1984》形成刀剑合璧，如同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刀和倚天剑——所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又所谓“倚天不出，谁与争锋”。《1984》味道辛辣，《1985》则味道椒麻，又麻又辣，则如同四川火锅。有人说，多一个人读《1984》，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那么，多一个人读《1985》，则多一个人知道自由是何其脆弱、自由多么容易被颠覆。
道洛什。久尔吉于1943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一九六零年代赴莫斯科研读历史，1968年因“毛派分子案”被禁止发表作品长达十九年。一九七零年代，他积极参加匈牙利民主化运动，后被迫流亡德国和奥地利，从事文化、新闻与出版工作。由于其独特阅历，他的写作主题聚焦于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特别是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代表作为《1985》和《来自未来的客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以赛亚。伯林》。《1985》完成于1981年，次年在西柏林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随后出版的英法美日各种版本亦反响巨大，但该书一直不能在其祖国匈牙利出版，直到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方与母语读者见面。苦尽甘来，久尔吉晚了二十多年才获得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承认：2000年，他荣获匈牙利共和国总统金奖；2006年，他荣获匈牙利共和国十字勋章；2010年，他更荣获德国莱比锡书展奖，被表彰为“最能代表欧洲精神历史的中欧人”。
何谓“中欧人”？它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和东欧，更指精神意义上的“中欧精神”。法国思想史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欧洲精神》一书中认为，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处处充满诱惑的现实社会中，重新思考欧洲文明的伦理基础——怎样做才能使人们不再用强权剥夺人权？他们所承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害，他们思想的严肃性与敏锐性，他们人格的坚韧与激情，都让倦怠且矫揉造作的西欧知识分子望尘莫及。
中欧精神从苦难中产生。首先，中欧是唯一既受到纳粹摧残又遭到共产党荼毒的地方。中欧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有责任提供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以此阻止暴政卷土重来。波兰反对派民主人士中的佼佼者、历史学家葛莱米克在1997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前断言：“诚然，本世纪的两个极权意识形态在这片欧洲土地上诞生和被人接受。如果我们对此不怀有责任感就有可能会对欧洲和后世造成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其次，中欧精神有可能成为日渐败坏的西欧的救命良药——早在1984年，哈维尔就提出了着名的警告：“关于极权体系中的关系，西欧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在最后的分析中不能理解它究竟是什么。这就像一面现代文明的放大镜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对其内部进行大审查。”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亲美、反共立场与德法等“老欧洲”的反美、亲共立场即形成鲜明对照。中欧精神中少有左派的政治正确，对善恶有着清晰的分辨。
老大哥死了，“解冻”真的开始了吗？
《1985》是一位虚构的历史学家，2036年在香港完成的“历史纪事”，形成“书中之书”的迷宫式结构。久尔吉选择香港为该作品的诞生地，大概在他写作的时代，香港是最璀璨的东方明珠，是东方唯一成功实践《大宪章》、普通法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地方，也是东欧和中欧诸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效仿或梦想的榜样。然而，他不曾想到，三十多年之后，香港迅速沦为中共的杀戮之地，追求自由的香港人遭受到比昔日的东欧和中欧民众更为残酷的镇压。香港过去接纳许多来自中国和越南等国的难民及流亡者，如今香港人却纷纷流亡西方。
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有时比已逝去的历史更真实：1985年1月，大洋国终身统治者老大哥不治身亡。《1984》里那个老大哥永远盯着你、水泼不进和针插不进的世界松动了。统治阶级上层最先开始酝酿变革，精神保卫局头目奥勃良主导创办《时代》文艺副刊，邀请昔日被他折磨拷打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温斯顿。史密斯出马担任主编。
在这次会面中，奥勃良向史密斯道歉，声称当初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小插曲”，他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已竭尽所能减少史密斯的痛苦，史密斯能活下来，应当好好感谢他。现在，他要给史密斯一个重要的任务——授权史密斯编辑彰显改革思想的党报副刊，甚至可以发表出格的文章：“现在，这里必须响起几个另类的声音。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以后可能还要评论一点政治。我们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座伸向理性世界的独木桥。”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史密斯表示，他害怕又发生“去年的小插曲”。奥勃良宽宏大量地表示，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情了，因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副刊将首印五千份，四千份给四大部门的官员，一千份给大学生，还有几份给敌对的欧亚国，“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民主政权——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民主”。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份副刊是“解冻”的先声，其他变化接踵而至。比如：1984年的世界，人民每天早上都要做政府所指定的健身体操，如不遵守，将被判罚；到了1985年，政府改变措施，人民可从三种不同难度的体操中，选择自己喜欢做的那一种，以示政府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但是，不做体操仍是不允许的。
这种所谓的“解冻”，其实是极权政府的权宜之计，是为缓解民间郁积已久的、即将如火山一般爆发的愤怒而做出的有限的调适，而不是真正要启动民主改革。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中国的邓小平改革都是如此。他们分别纠正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极端政策，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绝不改变，他们照样将坦克开到本国或邻国的首都的街头大开杀戒。他们跟他们的前辈相比，并不多一分仁慈良善。对此，邓小平本人从来不加掩饰。邓小平曾跟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过一句话：“理解中国并不难，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我同样是军人。”而且，还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人，还是拥有“屠戮妇婴的伟绩”的军人。所以，作家卢跃刚感叹说：“单刀直入，生杀予夺。这句话也可以拿来理解包括邓在内的所有军人主导的社会变革和转型。”
老大哥死了，老大姐也不能不死
《1985》中一个相当有趣的细节：老大姐之死。老大哥死后，老大姐企图成为继任者，精神保卫局和核心党的温和派发动廖一场代号为“宁静85”的政变，包围了老大姐的司令部。经过一番激战，老大姐在跳楼逃亡时当场死亡。特种部队在黎明前夕将老大姐及其追随者的尸体烧掉，扔进河中。
随即，新政权发表公告说：“由一小撮狼狈为奸的帮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昨天在女打字员帕特西亚。泰勒的指挥下试图篡夺国家政权。政变活动已经被我们成功地粉碎。罪犯将被押上法庭当场审判，就地执法。”公告中对老大姐作出如是描述：“女打字员帕特西亚。泰勒很早就投机钻营地潜伏到老大哥身边，用欺骗的手段成为我们领袖的夫人。她利用老大哥身患重病之机，不仅向人民发号施令，而且非法逮捕忠诚的党员，对他们严刑迫害，给矿产业、副食业、纺织业和艺术领域带来严重的灾难。”而第二份公告则宣布了合乎法律的最新基本原则：“第一，凡是无辜的，就不会受到起诉。第二，凡是我们没有起诉的，都是无辜的。”
这段情节跟毛泽东死后中国发生的逮捕江青等“四人帮”集团的政变极为相似。久尔吉写作此书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发生此种历史巨变的时刻。久尔吉早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第一篇俄语论文是关于中国东汉的赤眉军起义，之后更卷入“毛派分子案”。他在为本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说：“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书中大洋国新政府逐步承认老大哥也犯过少许的错误，跟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晚年有错误、否定文革如出一辙。大洋国新政府提出“两个凡是”，大约是受当时中国官方的“两个凡是”的启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基本原则”的说法，则是邓小平的发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堵死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书中“老大哥死掉了，老大姐必死无疑”的情节，必定来自于毛死掉之后江青集团被元老派“粉碎”——江青比书中的老大姐活得久，一直活到1991年才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毛死后，江青已有大祸临头的危机感，在最后几次公开露面中，有一次是1976年9月29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工物系讲话，当时不让记录。在讲话中，江青说：“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文革后期，江青与邓小平等元老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我被他们斗了两个月，残酷得很，他们迫害我。我怕被他们赶出来，所以有一段时间，身边带了一千元钱，随身背着，思想负担很大。后来交给秘书管，我身边只带五、六十元。我被绑架过一次，我准备第二次被绑架，身边带了把剪刀。”散会后，她把剪刀给身边的人看，是一把七、八寸长的手术剪刀。在另一次谈话中，江青说：“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她甚至说毛的死与邓小平有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过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江青没有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的老婆那样与丈夫同年同月同日死，大概是其一生最大的遗憾，她在法庭上发出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的叫嚣，是她一生中说过的唯一一句真话和中国的超级国家机密。
老大哥死了，党卫军沦为陪葬品
《1985》中的故事情节折射出极权体制下长期掌权的强人死掉之后，两个权力异动的规律：第一个规律是：首先启动改革的，偏偏是让人谈虎色变的负责国家安全和情报的首长及其部门。道理很简单：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封闭社会，唯有该部门的掌权者掌握最丰富、最多元的信息，知道本国的危机，也知道国外的真相，故而有改革的思想基础和动力。第二个规律是：其他官僚机构不愿安全部门率先变脸，必然连手扭转此种局面，对威胁到整个官僚体系和权力平衡的安全部门进行全面清洗。干脏活的人，最后结局必然是被当做擦屁股的卫生纸一样扔进马桶用水冲走。
在小说中，精神保卫局的首脑奥勃良企图凌驾于新掌权的核心党温和派之上，制造出很多麻烦来让经验不足的领导层为难，比如从监狱和劳动营释放上百万人。这样，几周之后，整个帝国都塞满了关于老大哥集中营的消息。核心党新领导层也不示弱，大幅度缩减给精神保卫局人员的咖啡和巧克力配给，其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减轻社会的不均。精神保卫局的高阶警官们感到大祸临头，决定发动政变。结果，核心党先下手为强，调动军队包围精神保卫局驻地，用一阵疯狂的扫射将其特种部队歼灭。当然，精神保卫局最终没有被取缔，只是从此划归核心党直接领导。
在苏联的历史上，上演过同样的情节：斯大林在世时，一边利用克格勃消灭政敌，一边又多次对克格勃展开清洗。斯大林去世后，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率先释放数百万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将自己扮演成改革者。谁知，其他几名高官连手军方发动政变，将贝利亚逮捕并迅速处决。曾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博布科夫在在其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中承认：“国家安全机关人员的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每天上班，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命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某个领导人被逮捕的消息：要么是局长或副局长，要么是处长或副处长。安全机关的各级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送进了牢房。”这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安全部门官员，在践踏法律的同时，自己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每个人在下班的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如果我没有回来，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这是黑色幽默，但也是对局势的真实写照。圣经中，使徒彼得说：“埋葬你丈夫的人就到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重蹈此一命运之覆辙的人，苏联有叶若夫、贝利亚，中国有周永康、王立军、孟宏伟。
《1984》的结尾幽暗阴冷，《1985》也是如此：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核心党的统治，但民众长期在独裁体制下生活，已丧失了自治能力和公民德性，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随即，核心党残余势力纠结欧亚国军队杀了回来。奥勃留流亡到西伯利亚，史密斯被捕入狱，唯有史密斯深爱过的裘莉亚投靠新政权而获得重用。故事兜了一个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一切都没什么改变，大洋国的民众只是从一个极权国家来到另一个新的极权国家。看来，还需要有人写下一部续集。
RFA 202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