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晴一郎 日本作家

 

Chang Boyang常伯阳曾发起“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也为弱势群体代理大量案件。

11月末,河南省郑州市的公益律师常伯阳获释了。今年2月,律师姬来松,记者石玉、殷玉生等多名人士,前往河南省滑县,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乡,举行公祭,悼念赵紫阳、胡耀邦及六四死难者的活动。5月底,参与的人士和代理案件的律师常伯阳先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关于他们被刑拘的理由,有人指出举行公祭是有问题了,而有些人认为举行公祭只是刑拘的名义,警察本来就想抓从事维权活动的人士。确实,因为当局没有刑拘他们的正当的理由,所以然后罪名变为“寻衅滋事”、“涉嫌非法经营罪”。

按北京益仁平中心的介绍:常伯阳,曾发起“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乙肝携带者、艾滋感染者、进城务工者、农嫁女等弱势人羣代理了大量的公益案件,以及代理了有关宗教人士、少数民族人士、「被精神病」的访民等人群的维权案件。他被刑拘后,网上有很多吁释放常伯阳的意见,全国还有不少公民举行抗议活动。

我在这半年里,一直考虑要不要参加这些抗议活动。2010年到2012年,我每年最少去大陆四次,每次一定去郑州,跟包括姬来松、石玉、殷玉生等很多人士一起交流。在郑州,市民活动跟在香港、北京等地有些不一样:就是官民之间、左派右派之间的差异不太鲜明,很少像北京的活动那样的政治性,而是踏实地从事解决课题的活动。我通过郑州的朋友学习很多关于中国草根社会活动的,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常伯阳。我第一次去郑州的时候见的就是他。当时一边吃郑州的烩面,一边跟他聊,于是我开始对中国的人口大省河南的市民活动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当然希望表示抗议他们被刑拘的意见。但我却禁不住有疑问:只是自由写稿的外国人的抗议有没有意义?2011年春天,为了茉莉花革命,很多公民被抓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呼吁释放他们的署名活动,然后试一试给日本外务省提交那些署名。但日本的官方像中国的官方似地对个人的维权没有太大的兴趣,当时外务省的官员说没有时间会见,不接受署名。另外,因为我做过署名活动,有的大陆朋友被国安质问跟我的关系。现在跟三年前不一样,官方经常说到“外国势力的坏印象”。如果我抗议常伯阳被刑拘的话,反而会给警察调查他的机会。目前在大陆,很多学者、编辑、作家、活动家在狱中。他们里也有我的朋友。可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不发表抗议的意见。

我现在认为我应该做的是在日本的媒体和大学介绍他们平时的活动和想法。在外国,特别在日本,介绍他们被抓的新闻比较多,但介绍他们平时的活动和想法的太少,所以很多日本人接触他们被抓的新闻后,只有“中国有问题”的印象。如中国人的话,接触这些新闻的时候,他们本来有对被抓的人士的敬佩和同感的心情。我觉得介绍他们的平时的活动和想法也有一定的作用。

我还没完全确信这样做法就够了。是不是我还要表明抗议的意见?目前我只以常伯阳获释的新闻而放松,更期待其他被以不正当的理由而刑拘人士的释放。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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