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澳大利亚二十一年，前八年我在工厂、餐馆打工，白天夜晚埋头苦干，与孩子不搭界。后来我开过加油站，现在又是个杂货店，十多年来亲眼目睹了那些进到店里六岁上下的孩子，他们是怎样的开心，无论来自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人家庭。性格内向的，你看他们的眼睛，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羞涩、宁静与笑意，性格外露的，一进来就使劲乱蹦乱跳，不知道满心的欢喜怎样发泄。
此间报纸报导了最近在德国北部发生的一个故事。
乐娜和她的妹妹比尔同她们的妈妈一起搬进了米卡的爸爸的家里，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
全家人新年除夕看非洲野生动物纪录片电视。就在此刻，米卡和乐娜得到了一个重大启发，深深相爱的他俩决定去非洲，在炽烈阳光的照耀下举行婚礼，狮子、斑马，说不定还有长颈鹿围绕在身边。他们要把比尔妹妹也带上，以防万一当地的居民没空找不到婚姻见证人。
三人带着墨镜、游泳衣具和一些夏天的衣服，乘父母熟睡之机跑出了家门，顺利搭上电车到了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四十八公里外的机场坐飞机。两个警察来了，他们设法说服这对恋人，没有钱没有机票是很难去到非洲的。俩个人一头雾水，直到被告知可以享受一顿早餐和热饮料时，才冷静了下来。当然，后来便是感激涕零的父母…
警察说，他们的计划仍然可以付诸实施，只是要推迟。
乐娜七岁，米卡六岁，比尔五岁。
你会羡慕他们的童心纯粹，可爱无比，你会情不自禁地回想，我女儿六岁时是怎样的呢？
我是奴隶，她是奴隶的女儿。
六岁的她，够资格上学了，开后门帮她在达育小学报了名。我四十多年前在该校毕业，现在它身价提高，重庆市重点小学。其它考试还算顺利，最后，老师拿出一双筷子问，是不是一样长，回答是的。老师把它们摆成平行、十字形，女儿回答一样长。老师摆成了丁字形，女儿回答，它们不一样长了。夏校长宣布：“这个娃儿不能收，她智力低下。”我高中同学，后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她的丈夫叶光远发表宏论，你俩个女人懂不起，才送三十块钱算啥子，如果后面多个零再多个零，你看夏校长还说不说这种话。
报名时间被耽搁，附近的学校不收新生了。费尽心机托朋友在离家二十多里外的新立小学入学。每天早上六点，女儿半闭着眼睛起床穿衣，半闭着眼睛刷牙洗脸，胡乱吃点东西，小舅妈拖着她赶到车站坐BUS.经过几内亚（挤累压）、赞比亚（站逼压）、赤道（迟到）。她到学校，舅妈上班。在半个多小时乘车时间里，女儿常常在车里继续睡觉，四周紧紧围着大人，她站着睡觉不摔倒。
中午休息时间和下午放学舅妈下班来接她之前，女儿无处可去，她一个人在操场上东游西逛。为了她的安全，我请求一位退休校长让女儿在她家落脚数个小时。不久，才六岁的她，说了一句把杜校长吓得很厉害的话。女儿对她说，“毛主席是鬼”。我也大吃一惊，此话何来。这才想起，她两三岁时，带去动物园玩，突然，一只鹦鹉当着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女儿一脸茫然，我觉得好笑。向她解释，毛主席死了六、七年了，可是鹦鹉不知道。尽管那时候，已经不至于像我的劳改友人陆文燕和杨荣顺的两岁女儿，呼了一句惊天动地“打倒毛主席”的口号，把莫名其妙的爹妈斗了几个月，杜校长还是不愿意我女儿在她家了。
一年级孩子读书的压力是很大的。女儿回家，她说她只喜欢音乐、美术、体育，她怎么也弄不懂妈、麻、马、骂是什么意思。“妈妈，我不想学文化，我想耍，我愿意当傻大姐。”傻大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她不再是奴隶的女儿，她妈妈是个自由人，她也是个自由人了。
哪里想象得到，曾经的奴隶现在的自由人齐家贞，有能力让女儿读私立女中——当然，学校根据她的成绩，给了她一半学费的奖学金。高中二年级时，国会新议员帕琳汉森排斥移民，学校在周会上安排女儿上台讲话。她说，我来澳洲的时候才十一岁多，可是，这么小的年纪，在中国的时间这么短，我还是天天想念我的故乡，那里的学校、店铺，我的亲人和小朋友们，想得我的头发掉了很多很多。那些年纪已经很大才移民来这里的人，他们更加难以忘记以前居住的地方和过去的生活，他们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这里。她呼吁澳洲人要理解新移民，谢谢他们的宽容和耐心。说得老师同学眼睛都潮湿了。
被夏校长视为智力低下的孩子，高中毕业，以99.7的高考分考进了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双学位，五年全额奖学金，法律系荣誉毕业生。退休校长曾经很担心的这个孩子，沿着她自己的轨迹自由走去，法律系的毕业论文是写的Harry Wu（吴弘达）的两本英文书（Bitter Wind和Trouble Maker）的评论。
当了几年律师后，一次，女儿被她的顾客告上了法庭——我曾经认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自己要求我把他们的案子介绍给女儿工作的律师行。要不是托欠的钱数目太大，我差一点就帮他们把钱先垫付了——他们不但拒付拖欠的诉讼费，还倒告律师行，要求几百小时每小时二百三十元澳币的赔偿。
作为道义支持，我和我的丈夫到法庭旁听。
女儿坐在被告席上，我欣赏着她的淡定、自信和高雅。我知道，她不会重复她奴隶母亲年轻时当反革命被告人的遭遇——在呵斥、怒骂与逼供之下的狼狈、低贱与羞耻。今天，她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的女儿，她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正义的国度里，作为律师，她执行法律，作为公民，她受法律保护。面前放着厚厚一叠文件，女儿翻动文件，从容准确地回答法官的提问。
那对夫妻败诉了，他们必须清付所有拖欠的法律费用。
我这个母亲，一生的苦难与耻辱都得到了补偿。
今天与昨天天差地别，公民与奴隶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担心我们的女儿，担心广义上我们的女儿，广义上中国人的孩子。
且不提巫一毛《暴风雨里一羽毛》笔下五岁的小兔子，死的时候背上还背着她一岁的弟弟；且不提廖亦武《民间冤案录》里一个村庄“自然灾害”的一年里，被自己父母吃下肚里的四十八名七岁以下的女孩；且不提周云蓬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歌里，被活活烧死的三百多名克拉玛依市小学生——死到临头，还“让领导先走”，沙兰镇被水淹死的八十多个孩子——事先接到通知却无人理睬，河南艾滋病村死去的艾滋病患儿和大批艾滋病孤儿，山西黑煤窑里的小奴工…
只说去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压死了近万名孩子，八个月过去，豆腐渣工程的罪犯逍遥法外，痛断肝肠的父母到今天还讨不到一个说法，反而被打击、被监视。最近的三氯聚胺毒奶粉——有人用“唱支山歌给党听”曲子编了一首“冲袋奶粉给党喝，党是人民的狼外婆”——是大头娃娃奶粉的翻版与继续，这类事情从发生发展到现今，仍然是奴隶儿女命运的写照，他们根本没把奴隶和奴隶孩子的命当命，几十年不变的一贯制。
奴隶制度是反人道反民主反历史潮流的制度，奴隶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不情愿做奴隶，我们更不情愿中国人的孩子做奴隶。
我们等待得太久了。六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在不绝如缕似有若无的希望里等待，我们在等待中一年一年等老了。我们经不起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反复循环里等下去，无限的等待吞噬我们有限的生命。
“零八宪章”能够帮助中国结束奴隶制度，解除奴隶身上的镣铐枷锁。我的女儿和我本人从奴隶到公民身份的变化就是生活在“零八宪章”里和没有生活在“零八宪章”里的差别。我把林培瑞先生翻译的08宪章英文版和它的简述版放在老公的店里，西方顾客读了说，这是人类天然应该有的权利，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政府要反对它。“零八宪章”提倡的核心观念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它不存在东方西方的差别。
08宪章还需要完善。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一开始就完善完美，它需要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修正。尽善尽美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修正工作就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那些搞政治的和议员们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之一。不断呈交上来的提案，这里有漏洞，那里不公平，下面的人push push（推动推动），上面的人argue argue（争论争论），反反复复，费时费力…
让我们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吧。支持“零八宪章”，宣传“零八宪章”，实现“零八宪章”。我们就不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就不再是奴隶。
本会网站首发2009.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