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澳大利亚二十一年,前八年我在工厂、餐馆打工,白天夜晚埋头苦干,与孩子不搭界。后来我开过加油站,现在又是个杂货店,十多年来亲眼目睹了那些进到店里六岁上下的孩子,他们是怎样的开心,无论来自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人家庭。性格内向的,你看他们的眼睛,清澈的眼睛里满含羞涩、宁静与笑意,性格外露的,一进来就使劲乱蹦乱跳,不知道满心的欢喜怎样发泄。

此间报纸报导了最近在德国北部发生的一个故事。

乐娜和她的妹妹比尔同她们的妈妈一起搬进了米卡的爸爸的家里,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

全家人新年除夕看非洲野生动物纪录片电视。就在此刻,米卡和乐娜得到了一个重大启发,深深相爱的他俩决定去非洲,在炽烈阳光的照耀下举行婚礼,狮子、斑马,说不定还有长颈鹿围绕在身边。他们要把比尔妹妹也带上,以防万一当地的居民没空找不到婚姻见证人。

三人带着墨镜、游泳衣具和一些夏天的衣服,乘父母熟睡之机跑出了家门,顺利搭上电车到了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四十八公里外的机场坐飞机。两个警察来了,他们设法说服这对恋人,没有钱没有机票是很难去到非洲的。俩个人一头雾水,直到被告知可以享受一顿早餐和热饮料时,才冷静了下来。当然,后来便是感激涕零的父母…

警察说,他们的计划仍然可以付诸实施,只是要推迟。

乐娜七岁,米卡六岁,比尔五岁。

你会羡慕他们的童心纯粹,可爱无比,你会情不自禁地回想,我女儿六岁时是怎样的呢?

我是奴隶,她是奴隶的女儿。

六岁的她,够资格上学了,开后门帮她在达育小学报了名。我四十多年前在该校毕业,现在它身价提高,重庆市重点小学。其它考试还算顺利,最后,老师拿出一双筷子问,是不是一样长,回答是的。老师把它们摆成平行、十字形,女儿回答一样长。老师摆成了丁字形,女儿回答,它们不一样长了。夏校长宣布:“这个娃儿不能收,她智力低下。”我高中同学,后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她的丈夫叶光远发表宏论,你俩个女人懂不起,才送三十块钱算啥子,如果后面多个零再多个零,你看夏校长还说不说这种话。

报名时间被耽搁,附近的学校不收新生了。费尽心机托朋友在离家二十多里外的新立小学入学。每天早上六点,女儿半闭着眼睛起床穿衣,半闭着眼睛刷牙洗脸,胡乱吃点东西,小舅妈拖着她赶到车站坐BUS.经过几内亚(挤累压)、赞比亚(站逼压)、赤道(迟到)。她到学校,舅妈上班。在半个多小时乘车时间里,女儿常常在车里继续睡觉,四周紧紧围着大人,她站着睡觉不摔倒。

中午休息时间和下午放学舅妈下班来接她之前,女儿无处可去,她一个人在操场上东游西逛。为了她的安全,我请求一位退休校长让女儿在她家落脚数个小时。不久,才六岁的她,说了一句把杜校长吓得很厉害的话。女儿对她说,“毛主席是鬼”。我也大吃一惊,此话何来。这才想起,她两三岁时,带去动物园玩,突然,一只鹦鹉当着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女儿一脸茫然,我觉得好笑。向她解释,毛主席死了六、七年了,可是鹦鹉不知道。尽管那时候,已经不至于像我的劳改友人陆文燕和杨荣顺的两岁女儿,呼了一句惊天动地“打倒毛主席”的口号,把莫名其妙的爹妈斗了几个月,杜校长还是不愿意我女儿在她家了。

一年级孩子读书的压力是很大的。女儿回家,她说她只喜欢音乐、美术、体育,她怎么也弄不懂妈、麻、马、骂是什么意思。“妈妈,我不想学文化,我想耍,我愿意当傻大姐。”傻大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她不再是奴隶的女儿,她妈妈是个自由人,她也是个自由人了。

哪里想象得到,曾经的奴隶现在的自由人齐家贞,有能力让女儿读私立女中——当然,学校根据她的成绩,给了她一半学费的奖学金。高中二年级时,国会新议员帕琳汉森排斥移民,学校在周会上安排女儿上台讲话。她说,我来澳洲的时候才十一岁多,可是,这么小的年纪,在中国的时间这么短,我还是天天想念我的故乡,那里的学校、店铺,我的亲人和小朋友们,想得我的头发掉了很多很多。那些年纪已经很大才移民来这里的人,他们更加难以忘记以前居住的地方和过去的生活,他们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这里。她呼吁澳洲人要理解新移民,谢谢他们的宽容和耐心。说得老师同学眼睛都潮湿了。

被夏校长视为智力低下的孩子,高中毕业,以99.7的高考分考进了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双学位,五年全额奖学金,法律系荣誉毕业生。退休校长曾经很担心的这个孩子,沿着她自己的轨迹自由走去,法律系的毕业论文是写的Harry Wu(吴弘达)的两本英文书(Bitter Wind和Trouble Maker)的评论。

当了几年律师后,一次,女儿被她的顾客告上了法庭——我曾经认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自己要求我把他们的案子介绍给女儿工作的律师行。要不是托欠的钱数目太大,我差一点就帮他们把钱先垫付了——他们不但拒付拖欠的诉讼费,还倒告律师行,要求几百小时每小时二百三十元澳币的赔偿。

作为道义支持,我和我的丈夫到法庭旁听。

女儿坐在被告席上,我欣赏着她的淡定、自信和高雅。我知道,她不会重复她奴隶母亲年轻时当反革命被告人的遭遇——在呵斥、怒骂与逼供之下的狼狈、低贱与羞耻。今天,她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的女儿,她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正义的国度里,作为律师,她执行法律,作为公民,她受法律保护。面前放着厚厚一叠文件,女儿翻动文件,从容准确地回答法官的提问。

那对夫妻败诉了,他们必须清付所有拖欠的法律费用。

我这个母亲,一生的苦难与耻辱都得到了补偿。

今天与昨天天差地别,公民与奴隶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担心我们的女儿,担心广义上我们的女儿,广义上中国人的孩子。

且不提巫一毛《暴风雨里一羽毛》笔下五岁的小兔子,死的时候背上还背着她一岁的弟弟;且不提廖亦武《民间冤案录》里一个村庄“自然灾害”的一年里,被自己父母吃下肚里的四十八名七岁以下的女孩;且不提周云蓬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歌里,被活活烧死的三百多名克拉玛依市小学生——死到临头,还“让领导先走”,沙兰镇被水淹死的八十多个孩子——事先接到通知却无人理睬,河南艾滋病村死去的艾滋病患儿和大批艾滋病孤儿,山西黑煤窑里的小奴工…

只说去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压死了近万名孩子,八个月过去,豆腐渣工程的罪犯逍遥法外,痛断肝肠的父母到今天还讨不到一个说法,反而被打击、被监视。最近的三氯聚胺毒奶粉——有人用“唱支山歌给党听”曲子编了一首“冲袋奶粉给党喝,党是人民的狼外婆”——是大头娃娃奶粉的翻版与继续,这类事情从发生发展到现今,仍然是奴隶儿女命运的写照,他们根本没把奴隶和奴隶孩子的命当命,几十年不变的一贯制。

奴隶制度是反人道反民主反历史潮流的制度,奴隶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不情愿做奴隶,我们更不情愿中国人的孩子做奴隶。

我们等待得太久了。六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在不绝如缕似有若无的希望里等待,我们在等待中一年一年等老了。我们经不起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反复循环里等下去,无限的等待吞噬我们有限的生命。

“零八宪章”能够帮助中国结束奴隶制度,解除奴隶身上的镣铐枷锁。我的女儿和我本人从奴隶到公民身份的变化就是生活在“零八宪章”里和没有生活在“零八宪章”里的差别。我把林培瑞先生翻译的08宪章英文版和它的简述版放在老公的店里,西方顾客读了说,这是人类天然应该有的权利,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政府要反对它。“零八宪章”提倡的核心观念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它不存在东方西方的差别。

08宪章还需要完善。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一开始就完善完美,它需要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修正。尽善尽美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修正工作就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那些搞政治的和议员们忙得不亦乐乎的原因之一。不断呈交上来的提案,这里有漏洞,那里不公平,下面的人push push(推动推动),上面的人argue argue(争论争论),反反复复,费时费力…

让我们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吧。支持“零八宪章”,宣传“零八宪章”,实现“零八宪章”。我们就不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就不再是奴隶。

本会网站首发200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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