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然也,“四面楚歌”却未必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我是这样引发的:一个我从小看着她长大、并一直对我尊重有加的亲戚孩子(就简称她小D吧),最近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留学。见面不久就要跟我这位“叔叔”辩论“民主”问题,向我真诚而激烈地重复着海外耳熟能详的那些“理论”:人权就是生存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比人权、民主重要得多。西方民主与中国文化的价值是相冲突的。中国人口多、文盲多,根本不适合提倡民主。我们不知道“六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在乎“六四”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魏京生、王丹应该被抓、被判刑,因为他们是破坏国家稳定的罪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的?释放魏京生,是因为美国想借人权问题打压中国。江泽民访美所代表的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代表的也是中国,在美国抗议江泽民访美,就是反中国,就是汉奸。“六四”不可能平反——至少十年内不可能平反。你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只是在作西方“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应声虫,在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市场,谁也不会再把你们当一回事儿。你们想在中国要搞民主,根本没有希望……

“叔叔”毕竟还是一位经历过些场面并且略具涵养的人。这场辩论倒不至于闹个不欢而散。甚至她用锐亮的高音调说到“汉奸”等等刺激字眼的时侯,我还轻轻笑了起来。末了我只是告诉她:你刚到美国,先不忙下结论,多读读、多看看再说。但是结束谈话以后,她的“纯真坚定”的面容却久久烙在眼前,灸得我心中隐隐作疼。跟耶鲁一位友人谈及此事,他惊诧异常:你怎么这么迟钝?你们这些“自由派”、“民主派”早就“不合时宜”并且“四面楚歌”了,你难道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你别以为你的那位亲戚孩子在美国呆几年,就会自然而然改变看法——你没看见现在电脑网络上那些最激烈的“亲共”、“反民主”的言论,都来自那些“资深”留美学生吗?这几年在国内引领“反美”、“反西方”的“说不”风潮的,不恰恰正是几位有头有脸的“留美学人”吗?这位友人还提起:一位近年“转型”成功(从准“异议知识分子”变为北京官场红人)、因为在国内屡屡发表“反美”“反帝”高言而声名大噪的留美“某教授”,一点也不在乎他在美国的专业同行对他的侧目以视。他说:我知道我在海外会挨骂。可是我听到的国内支持声音更多,越年青的人越支持我的看法。我代表的是今天中国年青一代的民意多数。云云,等等。

我倒不至于“愚钝”至此。“不合时宜”然也,“四面楚歌”却未必。应该说,从八九年春天踏上反叛不归路的那一刻起,自己就作好了即便可能免于牢狱、也需要面对长程寂寞的思想准备。近些年来,一方面是“海外民运”的自乱阵脚,人气声望越走越低;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一片荣景,知识界“淡化政治”、“淡出现实”的声浪越来越高;身边的熟友、老友也一个个相继“弃甲而去”,掉转头来说各种风凉话的更是大有人在。说“荷戟独彷徨”有点太酸,但民主作为一条寂寞长程,被放逐与甘于自我放逐的异议者所需要面对的零余感、孤独感以至无力感,自己则不但是感同身受,而且也是时有切肤之痛的。我对“小D”的平静,是因为我并不缺乏基本的自信。虽然不必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之类的豪言,但执着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普适性的基本信念,守持自己的知识良知与独立批判立场的自主能力,却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身边遭际发生的一切变化、喧攘的一切声音,“略而不论”——这些年来,更确切地说,自九十年代市场化、商品化大潮高涨与“文化热”、“政治参与热”急骤退潮以来,自北京申办奥运落败所引发的中国大陆重新勃兴的民族主义风潮以来,对“后极权”、“后八九”、“后邓与邓后”之世态舆情的急剧变化,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包括海内外自由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是采取驼鸟式的“略而不论”的态度的。

面对——“失语”、“失忆”与“失传”

此刻提笔“论”之,却仍旧有一线掩抑不住的悲哀:信息资讯的封锁隔膜,实在是专制政治的杀手锏。其中的舆论一律、新闻管制更是锋险的刀刃,阉割、扭曲了不止两、三代人的心智灵魂。记得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留学,每一次和来自台湾的室友发生“两岸问题”的争论,或是在学校修读中国研究课程展开的讨论,总是听到这样的讥讽:无论抗战、韩战、内战、大跃进、文革等等,除了《人民日报》和官定教科书上的说词,你还知道说一些别的什么话吗?一下子就能把我问住。在当时的知识阅历里,除此以外,我们确实无话可说。没有想到,整整十五年过去,同样话题、场景,又出现在我和小D的那次不动声色的辩论上——我听她说完,慢吞吞问道:你说的话我很熟悉,大多都是我们“江总书记”刚刚说过的。除了这些,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吗?她反驳我:除了这些看法,其它看法都是西方人、美国人为了打压中国制造出来的!我说:有没有可能存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外的、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想法和说法呢?……

和小D的争论之所以让“叔叔”再也坐不住,是因为直面了一个人们无以回避的尴尬事实:社会上广泛的“政治失语症”的流行,源自于“历史失忆症”的深久锢疾。由于资讯的封锁与政治钳制,所有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都被片片断断地删改了、切割了、扭曲了,人们赖以独立思考的真实土壤被抽离,历史赖以传承的信息媒介也便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八亿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李一哲语)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但十二亿人只能用一张嘴说话,却仍然是中国大陆老百姓无以挣脱也无以睽避的现实。因此,民主,无论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政治文化或是生活方式,近几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都是缺乏历史的累积性和承继性的。每一代人都要“重头再来”(崔健歌词),都要“启蒙”、“重写”(学术流行语)一遍。

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文化传统是否可以“抽象继承”的争论,即:是否可能超越传统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局限”而使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在共产革命之后的中国得到香火传承。这是在当时环境下,中国读书人对革命专政下已经发生的历史断裂、“道义失传”发出的警世忧虑和委婉抗争。共产党人中的清醒分子如邓拓等,在当时则直言要用棒打“历史健忘症”。其结局,自然是受到“革命当局”一阵劈头盖脸的文字围剿以及随后文革的“火烧”、“埋葬”与“自绝于人民”。——以粉饰过的现实强化遗忘、摧毁记忆,从来是专制者维持官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二法门。历史的传统与道义因之泯灭了,维系失语、失忆的“革命法宝”却变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此即“学雷锋”、“主旋律”、“三个一工程”等等之所谓也。生活在这样一种从“失忆”、“失语”到“道义失传”始终绵延不绝的现实之中,我们能怪今天X世代的小D们,不知道、也崐不在乎那个曾经那样震憾世界的“六四”,连人权、民主的ABC都没弄懂,就跟着官方调门鹦鹉学舌么?回想“六四”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以及绝食群体们,不是同样不知道魏京生是谁、“民主墙”何物,更不可能知道李一哲、遇罗克等等为何方神圣么?同样道理,其实,今天的魏京生、王丹、刘晓波们已经关进大牢第二回了,北京王府井、上海外滩照样卡拉OK、莺歌燕舞,各种“学术沙龙”、的“侃大山”依旧热火朝天,谁又为此想“知道”一些什么,“在乎”一些什么了?

忽然想到当日,魏京生关了整整十年,整个大陆知识界似乎为着刻意配合“邓改革”,对魏京生案从旁观、沉默到漠视、冷视甚至侧目以视的全过程(直至到八九春天的“六四”血案前夕,才因历史因缘的偶合与集体性的羞愧所激发,作为群体发出了微弱的抗争)。知识界的冷漠,其实最有效地实现了官方对为“魏京生”消音的意图,也加快缩短了这种从“历史失忆”到“社会失语”再到“道义失传”的循环周期。今天,身在海外自由环境,笔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过,如果此刻身在中国大陆,自己也一定会是这个冷漠群体中的一员——不作“红朝”的帮凶便实属不易,帮闲的角色恐怕在劫难逃。我一定也会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也莫非“黄土”。刺秦的荆轲几人能当?拎着的头颅几人肯掷?趋利避害是人性的选择而非政治的抉择。要求大家都成为拍案而起、临危不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斗士猛士烈士,合情么?合理么?可能么?必要么?一个需要英雄、烈士的时代甚至是“英雄”、“烈士”辈出的时代,究竟是中国的大幸呢还是中国的不幸?……

——身在中国现实之中,此乃读书人无奈无助却也有理有据的一番“由衷之言”也!笔者时时为此黯然怵然:“失语”-“失忆”-“失传”的周期性循环,果真是中国人无以摆脱的“民主宿命”么?

面对——“民意真实”背后的诸种“恐惧”

细细追究,专制政治的钳制,以及对于政治钳制的恐惧,当然是其中很根本的原因。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恐惧,是一种形而上的终极性笼罩,一种类似阳光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也“不可或缺”的时空存在。所以西方政治学中便有一个“专制统治即是恐惧统治”的经典性命题。笔者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恐惧”是可以拆解的。首先需要拆解的,是支撑在诸种“恐惧”背后的,那几层意义繁复却常常容易被人们“略而不论”的“民意真实”。

第一层“民意真实”已经被史家论者一再指出过:由国家机器全力营造出来的“波澜壮阔”的“民意基础”,是在专制政治中相当常见的一种社会奇观。从文革中动辄百万人、数百万人的“打倒刘、邓、陶”、“批林批孔”、“反美反修”大集会、大游行;多少年来各种崇毛、崇邓、维护“江核心”的“红海洋”、“致敬电”、“表忠会”等等;一直到北韩父传子嗣而泪眼盈国的“慈父领袖”、“主体领袖”,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圣战之海”——“全民抗敌”与“全民皆兵”等等——在这里,“民意”即是“朕意”、“党意”,也即是统治者的“国家意志”本身。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固有格局之下,“党国”之间,“国家”、“民族”与“人民”之间,所有利益与权利的关系早淹压成为一片,其间是没有任何真实的人民自由选择的意愿可言的。民意欠却了随意性,便只剩下了定型化、定量化的刻意性,成为一种可以由为政者之手任意捏塑的东西。这种虚假的“民意基础”,于是既成为政治钳制的结果,更成为这种钳制合理化的“原因”。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因果相淆,正是今天北京为政者不着痕迹却刻意经营的着力点所在,也正是今天“转型成功”的“某教授”们或是如小D一样的“X世代”们,相当自信地认为“代表基本民意”的全部心理支撑点所在。常常听到一种批评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缺乏“草根性”,魏京生得不到广泛的民意支持。在资讯封闭管制的大环境下,无论魏京生王丹或是民主自由人权,“缺乏民意支持”,似乎共同成为朝野双方都可以拿得出台的拒斥理由。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种如假包换的“民意”,于是成为专制政治这只“大苍蝇”盯在中国这个“大蛋”之上,能够历经文革、六四与苏东崩溃而紧咬不放并且“长盛不衰”的那道功能巨伟的“缝”——“民意”之“缝”。

但是,一个“虚假的民意”论断,并不能将我们的思考轻轻打发过去。今天,无论是将“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民意”的外壳也好,“富民强国”或“民族主义”作为“民意”外壳也好,在理念的层面你可以指出它的虚假成分,但在现实的层面,它却是有着某种不容置疑的、“铁板钉钉”的真实性的——这,就是今天海内外众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往往容易对此“略而不论”,因而常常被世人批评为“脱离中国国情”的症结之所在。

今日中国之“国情”——所谓“民意主流”,是什么?

大体言来,反映反映中国大陆“民意主流”的,有这么几种声音:

“苏联、东欧式的社会大崩溃把中国人吓怕了,现在最怕乱的其实不仅是北京当局,更是好不容易从多年的穷困中喘过一口气来的老百姓,以及总算稍稍可以关起门来作一点学问、少过问一点政治的知识分子。”此之谓“安定论”也。

“现在确实是中国社会进入近百年难得一见的繁荣时期,政治不算修明但经济却堪称昌盛,过小康日子已经不是老邓‘翻两番’的理想,而是一个逐渐落实下来的现实。你要记住中国人是一个被‘中庸之道’、‘知足常乐’与‘及时行乐’熏陶了几千年的民族,这种时侯,你很难再想真正让他们改变一点什么。”此之谓“小康心态论”也。

“苏联垮台了,中国变成了唯一可以和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所以美国就要和西方联手,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北京争办2000年奥运失败已经充分显露西方的这一阴谋。面对这样的‘世纪大阴谋’,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跟政府站在一起,为实现强国梦,坚决与西方抗衡到底。”——此之谓“民族大义”论也。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不同的时代话题。在今天,八十年代式的忧患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文化批判意识,西方思潮热等等,都统统过时了。九十年代流行的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后学’的要旨,就是要解构、颠覆一切中心话题。民主、自由、人权作为西方价值的中心,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变奏声部,当然应在解构之列。”——此乃近期在知识界“后主”们中风行一时、而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合谋合流之嫌的“民主自由即西方文化霸权”论也。

拆解几个不同层次的“恐惧”

以上略略举出的诸“论”,过滤下来,其实基本上是由两种不同的“恐惧症”构成的:“动乱恐惧症”与“列强恐惧症”。无论是怕变怕乱、祈求小康的自足,或是强国为上、恐惧西方的遏制围堵,我们并不难从近百年来列强环峙、内乱不已、血火交集的中国历史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出处。这一“渊源出处”及其在现实中所投射的巨大阴影,其真实性是无庸置疑的。非常微妙的是,笼罩并掌控在这样两种真实的社会民众心理恐惧之上的,是执政党另一种更为真实逼人,时有燃眉之急的恐惧——即:经历过文革、六四、苏东崩垮之后的“亡党亡国”的恐惧,其中包括政权合法性的恐惧,以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恐惧。自八九年以来,北京为政当局做得最漂亮、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上述维护“官人”们私己利益的“权力恐惧”即“江山恐惧”,巧妙地转换、嫁接、化入到关系“草民”(普通民众)整体利益的“权利恐惧”也即“饭碗恐惧”之中去,从而有效地营造出另一种“深具崐民意基础”的“大恐惧”——“自由即混乱”、“民主即动乱”、“是西方价值造成了苏联、东欧今日的乱局”,“在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即是中了西方搞垮中国、重蹈苏联、东欧复辙的阴谋”……,等等等等。其中,又以成功地将苏、东共产阵营崩溃的当下政治危机,转换成“红旗一倒国家解体、暴民遍野、人头落地”之类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危机,最见“我党”以恐惧愚民的功力。这些不同层面的“恐惧”混为一体,又全都罩上了“民族大义”的光欢,于是,朝野之间虚实莫辨的诸种恐惧构成了一个边际模糊的“大民意”,一下子全然服膺于专制政治得以行时的那个“大恐惧”——从前以“真理”、今日以“民意”建构其合法性的“恐惧统治”。于是,执政党在六四血案后失掉的正当性、合法性找回来了,颤巍巍的“邓大人”和笑眯眯的“江核心”重新控制了八九后严重失序的中国大局,使一度岌岌可危的政权实现了政经、舆情的“软着陆”。

面对——不同的利益交集与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层次的恐惧——社会民众心理的“权利恐惧”即“饭碗恐惧”,执政领导层的“权力恐惧”即“江山恐惧”,还有巧妙混同交织而笼罩其上、遍被国中的专制政治的“恐惧统治”,之所以可以在“后邓”与“邓后”的中国实现有效的“合流”,成为整个“后邓-邓后”时代的危机支撑点,其实,与另一种更重要的“合流”——社会各种阶层群体不同利益的交集与转换,是密切相关的。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逼近那个“X世代”话题的“关键字”——关于“利益”了。

人是利益的动物。以人性而论,如果把出于高尚动机的奉献与牺牲称为“善”,而把谋求、维护私己的利益与欲望视为“恶”,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正是建基于对人性“恶”的承认——对个体利益、权利的基本需求的承认之上的。这本来是民主的ABC,却又每每是受“大公无私”的共产革命理论熏陶了几十年的我辈“民主派人士”所容易淡忘的。(最常听到的误读是:“搞民主首先要牺牲个人利益”。)将近二十年的大陆社会政、经改革,已使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民众,与执政党的现政权与现行政策建立起一种深刻的利益关系。这确是中共体制内部发生的一场深刻革命。与以往共产党推行的诸种“深刻革命”不同:以往的革命,是以“崇高”的名义从灵魂到肉体实行对民众权益的彻底剥夺(所谓“全面专政”),受损害者永远是多数人而得益者永远是少数人;近二十年代发生的这场以“邓改革”为标记的中共内部革命则不然,虽然邓的改革目的最根崐本是为着巩固政权——“永保红色江山”,但这一场改革,从根本上却是以承认人的私己利益可以成为社会公共发展动力作为其出原初发点的(从最早推动的农村“承包制”,已对这场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作了基本的界定),这就使得“邓改革”成为共产革命以来,第一场以社会民众个人的物质利益为依归,“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也使大部分人真正得益的革命。就这一个意义而言,“邓改革”确实“姓资”而不“姓社”是无庸置疑的。作为民主派、自由派人士,不能简单地以“专制政治之下无好果”的逻辑,武断地否定一切中共“体制内”的改革;而中国大陆老百姓今日“怕乱”、“惜福”与“知足”的心态,也正说明:社会广大民众在改革中确实成为普遍获益的多数,他们的利益理应受到任何意欲推动社会进一步改革的各方力量的尊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北京为政者近年来精于在“恐惧”上作混杂文章一样,他们也喜欢作“利益”的混杂文章——刻意将社会的诸种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淹为一片,把“党领导一切”的党私之利,与“十二亿人口的饭碗问题”混为一谈,从而将“红旗一倒人头落地”之类的唬人大话,变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法理注脚。在这种利益混淆之中,中共政权内部以权获利、利益分赃、贪污腐败的惊人事实被淡化、掩盖了。以至人们常常忘记:自八十年代改革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获益与为政者的得益是非常不均衡且完全不成正比的。中共权贵与各方诸侯充分利用改革的缝隙“跑马圈地”,多年来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明火执仗的的鲸吞者和掠夺者,并且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成为民众业已取之改革利益的剥夺者,这已经是相当显明的事实。今天各个亏损的国营企业高达数千万工人“下岗”,并不影响那些侵蚀了“国企”资产、需要为亏损实际负责的主事高官们,在外国银行的私人帐户存款数字的节节攀升。最近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为此拉响了预警警报:由病毒缠身的政治体制所主导的经济增长,随时孕酿着深刻的危机。被政治腐败所搅乱蚀空的金融体制、运作规则和决策系统,如果不及时在政治体制上作出根本性改革,终至要酿成经济大衰退和政治大雪崩,这,就将成为一切“怕乱”、“惜福”和“知足”的社会大众的真实梦魇了。

“代际”歧异:利益选择与问题意识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各方各层的利益分际模糊,有主政者刻意使然,也有所谓“代际”使然。

这里面首先确有一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别。八十年代,改革伊始,一切利益的参照物都是“十年文革”与“文革前十七年”,所以社会各阶层的无论情感趋向或是政策取向,阵营都很鲜明,“左派”与“右派”、“保守派”与“改革派”甚至“精英”与“大众”,其利益的指代关系都是很清楚鲜明的。九十年代则大大不同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已进入第二个十年,随着改革的深化,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比方,原来从恢复“岗位责任制”中得到“多劳多得”真实好处的工人阶级,成为推行股份制后纷纷“下岗”因而利益尽失前途茫茫的一群;过去处在价值重建、文化启蒙“中心”位置的“精英”阶层,被潮涌而来的“大众文化”挤到“边缘”去而不知所措;更重要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执党内部。以往围绕政治决策,“改革”、“保守”的营垒分明,今天改革开放已成不可逆转的“既定方针”,处在“邓后”权力交接与再分配之中的各方政要,保权、固权、揽权的利益已大大高于意识形态派系的利益,即如台面上的江泽民、乔石等人,过往的“改革派”、“保守派”等名头已经很难对他们作“约定俗成”的分类了。比方,据报道,在台湾问题上,以往被“想象虚拟”为“改革派”的乔石,其态度就远比江泽民僵硬;在释放魏京生的问题上,高层的几派反江力量曾经联手抗衡,以往被认为“中间偏左”的江泽民,近来又被视为“亲美”、“亲西方”而备受腹背了。这些,都是超出以往社会民主力量的“政治想象”的。

“代际”之间,还有一个纯粹由不同年龄层所带来的“利益选择”与“问题意识”的大异其趣。仍以小D为例。“六四”发生之时,小D只是一位小学毕业生。当八、九年过去,她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到美国修读研究生学位时,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思想活跃、能量充沛的人物。这一代人是真正“吃改革的奶水长大的”(与“老三届”常常自称“吃文革的狼奶长大”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共改革的直接得益者,经历中少有前几代人的阴暗面,也从未受过任何旧式理想主义的熏陶,他们对切身拥有的利益有着更为直接也更为功利的感受。今天,小D她的同辈朋友们已经站到了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之下,他们确有权利、也有资格代表自己的一代人的利益发言。而且他们这一代的人的利益、关心的话题,其具体内涵并不见得与“六四”、与民主、人权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比方:从“卡拉OK”、“NBA”、“CVD”的流行到“王朔”、“葛优”、“四大天王”与“辣妹”的流行,从“股票”涨跌、“面的”加价、“桑塔拿”减价到“瘦身减肥”无价,都与“八十年代人”或“上一代人”的“热点”话题无涉。——如果在史家笔下腥风血雨的文革十年浩劫,成为王朔、姜文们真实感受中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又怎么可以要求小D这一代人,需要为“六四”血泽的消解,承担一点什么道义责任呢?

结句:X世代、“世纪末”、“新新人类”及其它

本文不是提供答案,只是提出问题,以及面对问题的可能方面。

民主是需要理想的。但推进民主的进程却不是传统的“理想主义之旅”,更不是“格瓦拉”式的“纯粹革命”,它不存在任何超越社会具体利益需要之上的“乌托邦”色彩。既然以维护个人的、多数人也包括少数人的利益与权利作为自己理念的出发点,民主运动又怎么可以无视、低视甚至蔑视今天大陆社会一般民众维系自己“小康”利益的基本要求呢?实现民主的目的之一,既然是为了争取民众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执着于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民主人士,又怎能回避今天社会一般民众存在的诸种真实与虚幻的“民意恐惧”呢?——民主力量,应该如何破解专制政治行之经年、“一抓就灵”的“恐惧统治”呢?如果不能从这些弥漫一切的“现实”与“真实”出发(无论是否加上“引号”),民主,确实就真的成为“隔山买牛”的“空中楼阁”;今天已被舆论大多变为贬称的我辈“民运人士”,在本来已经够艰辛、够寂寞的奋斗长程中,就难免更容易添上几抹供时人闲言絮语的滑稽色彩了。

笔者,虽处在“民运”边缘久矣,但从不以成为“我党”及时人眼中之“反派人物”为悔为憾。但是,在那一场与小D的谈话之后,笔者却生出一种由衷的危机感:民主,如果不能面对“X世代”的“新新人类”,面对“世纪末”与“新世纪”的诸种新课题;不能确立自己全新的“问题意识”,仍旧是“千人一腔,千部一面”,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就一定还会延怠多年。今天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这一辈人,恐怕就真的要留下“世纪之憾”了。故不揣浅陋记下杂想,以就教于各位前辈与同辈“方家”吧!

(九八新春于耶鲁)

北京之春1998年7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