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政权与官僚体系

早在1973年,顾准就指出:“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当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顾准的分析针对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适用于中共政权?从康晓光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中可以找到肯定的回答。“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可知康晓光对中共政权的分析与顾准对中国专制政权的分析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他的分析更加具体。这一观点也是他的文章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是他独立研究的结果,我佩服他的才气。从顾准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合理的解释目前中国的许多现象,比如人治大于法治,比如杨小凯在《后发劣势》中所说中国政府机会主义问题,又比如康晓光提出的建议。本文只想讨论官僚体系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官僚体系是个老题目,我涉猎不多,因此很可能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新意。

党是比较抽象的,官僚体制,官僚集团(两者相加应视为官僚体系),当然还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就是中共政权的具体形态。举个简单的比喻:体制好比像棋棋盘,官僚就象棋盘上的棋子。民主政治下有而且必须有官僚。但民主政治下的官僚只处理专门的行政事务,决没有维护“唯一合法执政党”的政治任务。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党必须制造出专门维护其统治的庞大的各级官僚,(想一想镇压法轮功动员了多少行政力量)并且把维护一党专政的职能扩展到公共事业领域。比如信息产业部对网络的封杀。此即康晓光所说:“政治精英垄断了公共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总之,党的领导靠官僚体系的运作实现,官僚体系打着党的旗帜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不妨再多说几句老调子。中国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制,中国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权分配(官本位)。中国是官僚/大众二元社会结构,也即老百姓常说“当官的”。所谓精英/大众二元社会结构,可以解释为前者九十年代后在新条件下的变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官僚阶层尤其是上层官僚无疑是(合法与非法)最大的受益着。在中国,凡以会议形式进行的比较重大的权力或利益的分配,必定是少数上级官僚黑箱操作(人治)的结果。

康晓光把实行专制的主体限制在党政官僚集团,这个圈子划的并不大。胡平说:“所谓共产党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一小撮最高领导在实行专政,……甚至常常是最高领导人个人独裁或曰个人专政,……”这话不错。但最高领导的个人独裁是通过次高领导(比如林副主席)直至基层领导实现的。而下级领导也需要上级领导的庇护。

我不同意鲍彤所说:一党统治的大厦,全靠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这三根支柱硬撑场面。并推断“旧的支柱撑不住了,如果没有新的支柱替代,一党统治的舞台就坍塌了。”而三个代表,“显然是挽救一党专制的最后一着”三个代表毕竟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建国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本来就一直画不圆,但总是最好最正确的。如康晓光所说:中共“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有所谓的江泽民学说,就是这种灵活对待的产物。当然,三个代表很可能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打出的最后一面旗帜。

我也不同意刘晓波所说:三个代表“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的转变——由贫困者或无产者转向富裕者。”因此,“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阶层的两极大分化……极少数以中共政权为核心的社会精英和绝大多数以工农为主体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中共政权是靠官僚阶层维持,不管他们是不是精英。中国社会庞大的官僚集团也绝不是极少数。广大工农无非是从中共政权的拥护者(稳定因素)变成不满者甚至反抗者(不稳定因素)。

二、关于精英

我没有看到关于中国各类精英的比较公认的定义。可能这种定义对于讨论问题并不重要。我对中国精英政治的理解是:政治权威+幕僚型政治精英。这种政治模式在封建社会就存在,是君主+幕僚的翻版。我看不出它与民主政治有什么关系。即便某个政治权威周围有几个优秀人物,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种政治模式在有些政治权威身上并不明显或不被采用。比如邓小平。在赵紫阳朱容基身上可以较多的看到政治精英与海归精英的影子。从江泽民的政治生涯中可以看出曾庆红作为政治精英的才能与作用。成为政治权威的心腹幕僚是许多高干子弟与知识精英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政治权威不一定占据党内或军内最高职位。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存在,不知是中国社会的遗传性强还是继承性强,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中国一党政治下的独特现象。显然,最高层对第一政治权威的普遍认同仍然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粗线条描述官僚阶层的变化并不困难。用官方的语言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可能应该改成腐败化)用康晓光的语言是精英化。这种变化在中央国家机关、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新兴经济领域等尤其明显。显然,这些地方的官僚体系对各类精英有更强的吸引力。在新兴经济领域,如家电,金融,计算器,通讯,生物工程等产业,几乎一开始就是内行领导内行。

这大概就是经济精英。而许多技术员,工程师则逐渐变成专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外行领导内行)撇开幕僚型政治精英,这大概就是政治精英。中国的官僚体制并不因为经济发展而有什么改变。相反,中国的官僚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继续膨胀。我想,在公有经济领域,用经济官僚的称呼应该更准确。经济官僚的特权主要表现在对财富的更直接的支配。经济官僚与党政官僚不过是中国官僚集团不同的构成,可能这种说法比同盟更符合实际。更何况某些经济官僚的前身就是党政官僚。至于那些需要关停并转或效益不好的国企的领导,并不会因此失去其官僚的地位。虽然他们不是精英,但可以利用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或银行的贷款继续当家作主。总之,官僚阶层的精英化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党内的民主未见增加,官僚的腐败未见减少。

经济精英应该包括私营企业家与个体老板,也即资本家。在中国一党政治的条件下,私营经济不可能与国有经济有同等的地位。从上市公司很少私营或民营企业即可看出一斑。私营企业家当然希望并努力争取(各种手段)与国营经济同等的经营条件。允许资本家入党还是不够的,从政治上说,这也绝不是中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标志。

某个首富的命运;被查处或进入人大政协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从整体上说明资本家阶层与现政权的关系。

曾经有过一种理论,认为改革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培育出类似于英法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市民阶级。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还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与大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知识阶层与现政权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仅仅归结于外部原因。比如高压或高压+赎买。

又比如国内外重大事件及局势变化改变了知识阶层的政治观点。尽管对于某些知识精英比如康晓光,根据他自己所说:“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的苏东巨变促使他成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目前中国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知识阶层或精英在官僚体系以及商品经济的双重影响与压力下已经被严重的侵蚀或同化了。这是造成知识阶层与现政权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且不去谈那些高等院校办企业,办公司,办学习班等各类创收行为,假定这与知识分子无关。知识分子的分配是根据技术职称。技术职称的参照系是行政级别。可以说,知识阶层的基本待遇正在接近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固然不是官僚或商人,但官场与商场的恶习在知识阶层已经从轻蔑或抵制变成普遍接受。在与名利密切相关的职称、岗位、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的申请与评定等过程中,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类似于官场或商场的腐败现象。特别是科研经费。在重点院校,课题组的作用与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教研室。课题组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用学术权威更准确)拥有几十万,几百万的科研经费并不稀罕(中国的科研也是国营的)。科研经费的数量已经成为衡量科研水平的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科研经费也是知识阶层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科研经费的使用基本上由学术权威个人决定,是一种类似于官场的特权。科研经费中有多少真正用于科研,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我提不出具体数据,不敢妄说,但用科研经费进行与科研无关的个人消费确实比官场上的公款消费更具合法性。即便如此,韦钰竟然还公开提出允许科学家支配科研经费就象支配自己的工资。

我们可以退一步,假定以上情况并不严重。知识阶层尤其是学术权威的科研与教学条件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还在继续改善。为了吸引人才,有的单位甚至提出超过美国的优惠条件。如果知识分子可以安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如果专业可以转化成社会与个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他们为什么要“不识实务”、“不务正业”地去参与政治呢?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对政治的热情与参与度就会降低。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局限在相关专业的知识精英当中。目前中国不存在知识阶层大规模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治气候,更关键的是知识阶层也缺乏这样的意愿。即便他们内心反对一党政治,也不会付诸于行动。我们可以不承认知识阶层认可现在的政权,但不能不承认知识阶层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是满意的,或者说,知识阶层认为可以通过对专业的努力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状况。

所以,知识阶层或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从八十年代末要求政治改革的最大社会力量变成安于现状的保守阶层。尽管还能听到挑战现政权的声音,但不会造成动乱。

“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鲁迅)三种精英就是正在阔气的。同盟不同盟其实是次要的。因此,我同意三种精英是中共政权的三根支柱。当然,三种精英不能包括一党政治下的所有即得利益者,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部门的贪官或贪污团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制造者,他们也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拥护者。

三、大众与弱势群体

中国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不但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官僚阶层特别是精英群体或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得益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大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与反抗,是大家公认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方面已有不少文章论述,我只想讨论中国大众消极的一面。

顾准指出:远古希腊与古代东方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为何前者“演变成为城邦制度,后者都几乎没有例外地走上‘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了呢?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西方史家对此作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斩钉截铁的解释,言辞虽不尽一致,却可以从亚里士多德下引几句话为其代表:‘……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看起来,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的我们都没法‘接受’亚里士多德和与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释的。‘没法接受’,多少有点感情用事,就是我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解释。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

彭德怀有一句有名的反党言论: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好,早就造反了。这里的“好”,不就是“能忍受”吗。

李昌平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这里的“最好”,不就是“最能忍受”吗。

顾准是思想家,而且是没有“犬儒味”的思想家。彭德怀是为民请命的开国元勋,也是被逼造反的农民。李昌平是三农问题专家,有在农村工作的亲身经历。他们的见解不容质疑地具有权威性与代表性。

中国大众这种消极的一面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也是政治改革缺少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也常常“忍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们再来看看被中共定性为邪教的法轮功。中共政权对发轮功的镇压是“六四”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法轮功已经成为中共又一个沉重的负担。法轮功的产生与超乎寻常的迅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需要有真实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这一研究即便从纯社会科学的角度也是很有意义的。我能力有限,只能谈谈我的简单的看法。

在当时众多的五花八门的气功组织中,只有法轮功提出了“真、善、忍”。

“忍”本来是某种艰难境遇下一种无奈的选择,“真、善”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教义。把“忍”和“真、善”并列,或者说,借助于“真、善”,“忍”就成为一种美德并具有道德支撑的力量。中国的气功已经很普及,结合中国大众的消极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轮功在贫困或经济不发达地区,在下岗职工较多地区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轮功的群众基础也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失误”造成的。

中国存在严重的信仰与信任危机。但人是需要信仰与信任的。中共的三个代表理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一个有共同信仰与相互信任的群体中,人们很容易得到精神慰藉与心理平衡。面对政府“假、大、空”的宣传,官僚对下层疾苦的无视与麻木,巨大的社会鸿沟与贫富差距等日益恶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参杂了某些教义的法轮功自然对处于弱势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中国大众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成为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寄托。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相信法轮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至少它减弱了法轮功信徒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更何况“忍”的对立面是“造反”。但事情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如果相信法轮功变成信仰,就会有捍卫信仰的行动,就会形成协调行动的组织,甚至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宗教狂热,这就必定与一党政治产生尖锐的矛盾。法轮功的号召力、法轮功学员的虔诚、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确实有“忍”的特点),与中共党组织的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但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也是对中共政权的潜在的威胁。一旦法轮功与某种政治势力相结合,(谁也不能保证这不会发生)局面将更加难以控制。

自从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泱及到香港。镇压不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而冒出不少外国法轮功学员。对付法轮功比对付民运人士要困难得多。官方报纸也承认要充分认识与邪教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这场斗争谁也不知道何时可以结束。已经有人预言法轮功必胜。这可能是下令镇压的当权者始料不及的。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也不禁要问:除了镇压,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如果把法轮功消灭在萌芽状态,自然不会有这个问题。(说几句搞笑话,早点儿让李洪志等气功精英进入人大政协,形成四角神圣同盟。遗憾的是精英们小看了李洪志)。在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以后,无论镇压还是不镇压,都会发生难以预料与难以解决的后续事件。如果听任法轮功按照当时的速度继续发展,谁能预料会出现什么局面?人们可以批评下令镇压的领导(不管是否江泽民)对权力的迷信和对宗教力量的无知。胡平和刘晓波都认为: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面。中共处理法轮功的两难境地是一党政治下的必然结果。或许顾准的一个简单评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共选择了镇压。尽管这个例子不能进行简单的模拟。“汉景帝非杀掉郭解不可,理由是,一个‘布衣’的号召力比皇帝还大,不杀是不行的”虽然没有统计数据,相信合法教徒的增长速度也是不慢的。谁都知道,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公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对维持社会稳定与维系社会纽带有重要作用。民主政治下的政党主要解决公共政策,公民的信仰问题由教会解决。但在中国,处理各类宗教问题已经成了中共的一大难题。

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过程我看不出极权政治与威权政治的区别。如果最能忍受的中国大众也开始与政府对抗,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确实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去主动解决矛盾,靠镇压把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不能持久的。

当然,除了政治改革与镇压,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让步政策。而中国政府最近也确实表现出对大众及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

让我们再引用一次已经引用过的顾准的分析。

“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工具。翻开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篇》序言,他倒是持这种观点的,虽未明说(见第6-7),正是这种观点,出现了让步政策论。而只要持这种观点,让步政策论也就是它的必然的合理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康晓光提出的建议也正是让步政策,可能他认为政府只能施行让步政策。这倒也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富人要仁慈和明智,拿出一部分收益帮助穷人,穷人的基本权益要有保障。现在的问题是,精英太贪婪,以残酷和不公正的方式盘剥大众,激化了矛盾。”这是典型的向富人的良心呼吁。正如顾准所说:这种始于老子的向富人的良心呼吁两千多年来从未见效。我想今后也不会见效。

在目前,可能要采取行政吸纳政治的策略去应对问题。由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相对有权威和效率的政府采取适宜的方案整合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行政吸纳政治,我的理解是提高管理技术特别是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及减少腐败。不过高科技并不能解决官僚的特权。至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如果要凌驾于官僚阶层之上,只能是空想。而整合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充其量也就是精英以不残酷和公正的方式盘剥大众。

让步政策有它积极的一面。如果它能与政治改革结合,还能有更好的作用。但是让步政策永远不可能代替政治改革,因此也绝不可能使中国常治久安。

四、政治改革的阻力

中国的政治改革缺少来自知识阶层的动力和来自大众的压力,反而存在不少阻力。如果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则最大与最直接的阻力应该来自以维护一党专制为主要政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不能认为政治改革只触及中共高层的特权和利益。结束一党专制并不意味着仅仅结束高层的特权。比如,农村基层鱼肉百姓的党政干部也是一党政治的拥护者。高层的立场需要利益集团这一社会基础的支持。另一方面,只有政治权威提出或认同的改革才有最大的推动力量,而任何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必须通过官僚体系。这也是中国的现实。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把这句话的“人们”改成“拥有最高权力或绝对权力的政治权威”也同样适用。官僚体系是中共制造的,反过来也会成为制约中共的力量。

顾准说:“当然,唯有美国(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又兼东正教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为斯大林,也不可能是华盛顿。”中共的官僚体系至少在延安时期就已形成,所以才会有精兵简政。(可能这是中共精简机构唯一成功的一次)但批判官僚特权是不能允许的,王实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我们同意李锐的观点,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有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利用直接民主解决官僚特权的想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演变成群众对干部的批斗,官僚与大众的长期对立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利用封建皇帝式的绝对权力发动的群众运动或群众专政,不可能消除特权或带来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在社会上的恶性膨胀。如很多人所说,是专制、迷信、野蛮对民主、科学、文明的全面反动。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虽然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口号。不过他基本不触动官僚阶层的利益。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可能他不想与官僚阶层中强大的保守力量作更多的较量。(其实,即便是一开始属于让步政策的包产到户,也需要政治权威克服某些地区基层干部巨大的阻力)。他的九二年南巡讲话,以允许官僚腐败换取他们对经济改革的支持。正是九二年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改革与腐败同步发展。

总之,政治权威发动的“革命”或改革,都未能解决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这个问题。许多人向往的民主政治(甚至仅仅新闻自由)决不是某个政治权威一声令下就能实现的。

中国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一党政治有关,(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有许多问题与一党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批判一党专制当然是需要的,相对也比较容易(这种批判还无法转变成武器的批判)。问题是,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可以克服官僚集团的阻力而结束一党专制?我们可以回忆胡耀邦的被迫辞职,其实他并没有提出过激的政治主张,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是民主力量的巨大损失。

邓小平设想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有人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避免前苏联由于巨变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现在就断定代价的大小似乎太早。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苏联巨变的后果愈来愈清楚。而中国渐进式改革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谁也说不清。看起来,似乎只有和平演变(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克服官僚集团的阻力而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可能邓小平设想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比如,如果党内高层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意见能够逐步公开化,或者说,党内不同的派别能够公开化,则民主政治或两党制也就不是十分遥远的事。(现在解放前的党史资料都不能完全公开)。

党内的民主与社会上的民主是互相影响的,如果社会上万马齐谙,党内也不可能有多少民主的动力。所以,孙哲提出的再造人大,有步骤开放舆论以及建立政治特区的措施,尽管显得不太“革命”,如果真能实行,对于推动社会上的民主确实有很大意义。

鲍彤说:结束一党专制,“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到了,’与时具进‘的三个代表至今做不到。……这真应了孟夫子洞若观火的一句老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蒋经国八十年代可以做到,七十年代未必能做到。除去某些例外,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民主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民主一直就比共产党多。比如,中国现在的民主党派都是国民党时期就成立的。又比如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我从胡平的文章得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七年就采用差额选举,这固然说明中共比波共至少落后四十年。也说明中共的民主还远没有达到向多党制转化的程度。

渐进式改革必须有政治权威有意识的推动。如果没有政治权威有意识的推动,渐进式改革或是停滞不前,或者反而会成为抵制政治改革的借口,江泽民时期就是证明。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代价是,它不可避免的是国有资产以不公正的方式不断流入官僚阶层的过程,因此也必定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过程。

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官僚阶层的腐败(不仅仅是贪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借用一个数学名词,因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体制内精英康晓光、胡鞍钢对此都有很好的实证分析)所以是一个发散级数。如果腐败的发散速度太快,则由于腐败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这也可能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因为无控制的腐败不仅会激化本来就很严重的官僚与民众的对立,还会造成官僚集团本身的分裂。这也是现在的当权者以及康晓光等精英所担心的。

不少人士批评江泽民时期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我相信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现在的中共内部只有利益之争而没有路线之争。“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顾准)。所以,有意识的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权威一定还会出现,尽管他们也只能利用现有的政治体制。

中国很难再出现史诗般的历史伟人。但中共的领导层一定存在具有强国理想的政治家。尤其在中国,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进步总要归功于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回避政治改革既不能解决腐败、贫富差距等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不能解决经济改革中遇到的深层次的矛盾。“专制主义本来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来愈腐化堕落”。“顾准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但是不进行政治改革一定也是这个结果。

最后我想说,顾准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因此,尽管民主是我们的理想,但我们也要避免理想主义的民主。理想主义的民主同样容易造成两种极端。1、为了实现民主可以不择手段。2、一旦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则人民就会当家作主,中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快就会全部得到解决。

北京之春200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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