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电话对我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此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访谈整理成文。
张：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在北京的江棋生先生发出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人们在家中点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不久江棋生榔铛入狱。后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5月17日刑满出狱。江棋生先生现年55岁，1989年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学生运动中被选为高校对话团常委。六四后被投入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失去学籍，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关心和帮助在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为此多次被警察羁押。这位本来应该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博士候选人说，是89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江：最大的变就是六四的早上，我变过来了。这跟很多中国人一样，甚至跟人大的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样。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张：江棋生194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刚刚刑满出狱的江棋生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他从幼年一直走到1989年的心路历程。
江：可能我身上有母亲性格的遗传吧！母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坚强的人。从我最早能够记忆的时候，也就是2-3岁的时候，母亲教我认字、写字。因此，还不到四周岁的时候，我就在慧日小学读一年级了。母亲对我有很多的教诲，最主要的是做人上的教诲，是我一生受益不尽的。
张：江棋生的母亲苏淑莲女士，今年已是86岁高龄，现在住在中国江苏省常熟市。她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起童年时代的江棋生。
江母：小孩很聪明，也听话。他上学很用功，放学回来还帮着做家务。老师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从不打他，也不骂他。
张：江棋生先生说到他幼年的家境。
江：我们是小商家庭。这就是说，1949年以前日子凑合着能过。1949年以后，生活很一般；兄弟姐妹多了，就相当清贫了。这个家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政治迫害，当然也不属于革命的动力这么一类的。不过，我在1963年不到15周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大的方面和别人差不多，把入团、入党当成人生的几件大事。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少年，与别的人基本没什么两样。稍有不同的，就是我的这种性格，比较真诚些，另外，学习拔尖点。
张：那个时候的你，希望长大后当什么？
江：想当科学家。我的父亲于1963年6月30日早早去世。那时我初中刚刚毕业，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外祖母跟我们一起生活。那个时候，就由我母亲一个人来承担这副生活的重担。当时我的哥哥在四川工作，他尽力对家中提供帮助。当时我父亲单位的人对我母亲说：我们破例同意你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还不到15周岁）来顶他父亲上班。我母亲坚定地对他们说：“我这个儿子喜欢读书，我怎么也不能让他放弃学业，我来上班！”我的确喜欢读书，而且从小学时代起，就有了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的心愿。第二呢，是要当一个有骨气的人。那时，出不少如《红岩》这样的书，我很爱看这种书。我觉得人要坚强，我总是很佩服那些坐了牢还经得起酷刑的人。
张：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人生的主要经历。
江：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我基本上就是那种通常认为的好学生，所谓德、智、体都不差，一直也当班干部。不过，我不能算是唯唯诺诺的好学生，我是一个带有个性色彩的好学生。我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就和班主任老师公开顶过嘴。初一年级第二学期时，我当班长，有次劳动课结束后，燥热难忍，我和一些男生就出校门下河游泳去了。班主任老师对此大为光火，我们回来后，他就召开班会严加训斥，并要我当场站起来承认错误。我站了起来，却保持沉默。第二天，他就把我的班长给抹了。还有，读高一时，学校开展学毛选写心得活动。我的第一篇学习心得是《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写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为人类工作”之中。接着我开始发问：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之上的人类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宇宙中有没有一个终极的东西，供别人将价值体现在上面呢？学习心得交上去后，班主任戴政良老师打了个勾，既没有表扬，也没有追究。我至今对戴老师的做法心存感激。我那么发问，其实就显得比毛泽东看得更深、看得更远了，祇要稍加上纲上线，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或许是我一向学习不错，又刚刚当上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老师就装糊涂了。当时我所在的高中班，是被校方寄予厚望的一张王牌，准备在1966年高考时用来和省中在高考升学率上一决高下。尽管高一、高二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高三时成了学生会主席，但在学习上，我是始终不放松的。对我和班中的一些同学来说，不是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想考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南大的问题。那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江：我当时是很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真心诚意地跟着走。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我们要投入，要反修防修，要捍卫红色政权，要使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嘛。这可是头等大事！我不仅写大字报，搞大批判，还曾作为惟一的中学生代表，在全县批判“三家村”大会上发了言。那个时候暂停了高考，我们高兴坏了。我跟同学从常熟县中一口气跑步到常熟邮电局，代表全体同学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坚决拥护这个英明决定。现在看来，其实是瞎代表，一个学生会主席，谁授权于你啊？但是，很快发生了一件事：进驻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非要把校长庞学渊打成走资派。这使我大为纳闷。虽然我和校长从无私交，对他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怎么看都觉得他不像是坏人。如果跟着文化革命工作组走，我就必须数落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跟着我的判断，跟着我的良心走，那他就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1966年6月23日，我作出了选择——跟着良心走，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个校长的定性看法，批评了工作组和工作组的两个大红人，并引发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事件——六二三事件。这一来，我就被工作组作为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进行了全校性批判。
张：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
江：当时我还不满18周岁。后来我就变成了革命对象，不是革命动力了，而且连家也不让回。即便如此，我还是忠于毛主席的，我祇是觉得纳闷，一夜之间，我怎么就从一个学生会主席，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的确是很痛苦很纳闷！我甚至闪过了一次轻生的念头：我想我怎么向母亲交待，这么一个让她骄傲的儿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坏蛋了呢？！但后来我马上就平静了，我不可能做这样懦弱的人。这是我通过你们自由亚洲电台，向全世界第一次披露我这一段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吧！1966年10月，县中学生到常熟县吴市公社6大队14生产队帮助农民秋收秋种的时候，我是戴着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下去的。但农民们待我最好，他们判断人不看你的帽子，他们看你的言行举止，看你干活，看你做人，“看你不像坏人嘛！”农民三下二下就看出来了。他们是贫下中农、革命动力，但与有权有势的人不站在一起而同情我。这些农民我深深地怀念和想念他们。就是1966年的农民，极权制度也不能改变他们人性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别说2003年的农民了。中国落后的关键在竭力维护特权的上层，而不在草根的中国农民的所谓落后。
张：文革中同样是农民的江苏太仓的所谓学哲学用哲学的标兵顾阿桃，她当时跟着当局走，非常走红，你又是怎么看这种现象的呢？
江：应当说，农民也分人。像顾阿桃这样的农民，一方面受到愚弄和利用（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了非分的名利之心，她这个农民就变味了。假如一个人有了其它想法，不光是顾阿桃，那还有工人，还有当官的，还有知识分子，一样都会做出令人恶心的事情来。
张：你在文革中这个小牛鬼蛇神一直当到什么时候？
江：一直到66年12月，工作组这一套吃不开了，工作组撤走了，我才解脱了。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还必须把两件事交待清楚：一是也有别的同学因为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受到了打击。比如苏仁炎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为庞学渊鸣不平，结果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比如邵子秦、董勇兴同学胆敢和我一起写大字报而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二是尽管我受到了一些迫害，但由于我内心还是努力要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因此文革中我也说了很多蠢话、错话和屁话，干了不少蠢事、错事和坏事。包括对老师的批判和批斗，对地主、资本家的抄家以及子夜时分潜入学校图书馆抱走《鲁迅文集》等。
张：以后你对你所生活的社会有什么看法？
江：作为基调的，是我依然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这当然是被愚弄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国以外的真实情形，不知道世界上有比马列更好的理论，不知道人世间有更好的道理嘛。但是，基调之外，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记得1966年的冬天，我们高三<1>班步行了一夜，到苏州去串联。第二天去了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在校园里看大字报时，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了一份伊林、涤西批判林彪的大字报。林彪不是很吹捧毛泽东嘛，说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出了个毛泽东。当时在我看来，林彪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贬下去不要紧，反正是封建时代的，不值钱。要紧的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就是一百多年嘛，林彪这一吹，把“老祖宗”马克思，把列宁都大大贬下去了，我就觉得林彪的话把马屁拍过头了，太出格了。但当时你不能公开说，说了有可能杀头，我江棋生也就不在这儿了。我祇是和同窗好友黄大榕交换了一下看法，知道彼此心里想到一块去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一个是我的良知，一个是我的独立思考，这两个东西恐怕就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张：江棋生说，他与中国很多同龄人一样，下乡插队整整十年。十年知青生活，对他的一生有很深的影响。
江：说出来大家都很难相信，我插队下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当时的季家塘生产队借了30元钱，给母亲贴补家用。这种城里人问乡下人借钱的事，的确是十分罕见的。知识青年已经到了社会最底层了，就经济状况而言，我又处在知青的最底层。作为一名知青，祇要怀有平常心，没有太多的功名心、功利心，他对现实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良知和思考能力就自然会增长。十年插队，使我这个人更实在了，使我跟农民的心也更加相通了，也为我以后的人生轨迹奠定了这么一种基础，一种是身体的基础，一种是心灵的基础。因为我在乡下，听到很多农民的话，都是一针见血，一点儿也不比知识分子差。他们说得很好：“旧社会地主对我们是剥削，现在对我们是拾削。”因为用常熟话来说，剥削的“剥”与“捌”字是一样的音。我自然关注他们的命运和诉求，并曾和他们一起作过抗争，为此深深地得罪了大队书记和公社副书记，使回城当工人和被推荐上大学全都成了泡影。我不是怀有平民情结，我就是平民，轻易高贵不起来。我在乡下干活很出力，什么样的农活我都会干。江南是水乡，每年种一茬麦一茬稻，甚至一茬麦二茬稻，加上农业学大寨瞎活多，因此农活很繁重，从正月到腊月都得下地干活。由于我不惜力，也好胜，又要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无论什么农活我都学，都干，像刈麦，挑稻，插秧，锄地，下河罱泥等，我什么都去做。你如果有机会从美国来，再到我插队的练塘镇路北村去，你就会知道，我当年的拼命劲儿至今仍然是有口皆碑的。其实不光是我，当时的知青不少都是出力流汗在所不惜的，像同在路北村的李嘉祥、沈荣，像插在古里镇的顾志坚、张振邦和沈国放，都是这样的。
张：那时候你对自己的人生，对今后还要做些什么是如何考虑的？
江：一个是我凭直觉，坚信自己不可能就这样原始地修理地球修下去，但究竟会干什么别的，我也不清楚。第二呢，我尽量找书看，能找到的书都找，包括资本论。我总觉得我不能浪费时间，休息就读书，一回屋就读书。那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电灯，晚上就点上煤油灯夜读，一种童贞的夜读，没有红袖添香。
张：（笑）你在前面也提到上山下乡对你身体、心灵上面的益处，你是否认为上山下乡是一件有好处的事情呢？
江：上山下乡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我宁可没有上山下乡，宁可直接上大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过。别的不说，把我们这一代人就坑苦了——大多数人因此完全改变了人生轨迹，造成了抱怨终身、甚至抱恨终身的遗憾和心头之痛。总的说来，这样的上山下乡是坏事，在坏事中间有点好处。我看到过一篇狗屁文章，说是毛泽东当年决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故意要去锤炼这一代人，让他们成为栋梁之材。这真是海外奇谈！毛泽东这个人根本不懂经济，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乱七八糟，以至城镇无法正常吸纳劳动力，就不得不编个说法来蒙人，把人弄到乡下去。
张：经过几年的下乡生活，你对当时的当权者怎么看？
江：当时最大的当权者是毛泽东。在总体上，我依然是肯定他、相信他的。但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毛泽东绝对不是洞察一切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藏在他身边几十年了，现在才看出来，说明他看人眼光并不准。刘少奇你看不准，接下去林彪你又没看准。我就想，毛泽东这个人也不怎么样，我已经敢于怀疑他了。到1976年四五运动时，那就更不用说了。
张：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江棋生报名参加了考试。十年下乡务农，学业早已荒疏。
江：当时闹了个大笑话，我这个老高三连一元二次方程的根都解不出来了，初高中读过的教科书也找不着了。我于是到老同学吴惠国那里，向他借了全套数理化课本。我知道命运的转折点来了，于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奋战，后来预考和正式考的成绩，均为常熟县总分第一名。这个带有奇迹色彩的结果的得到，除了我的发愤努力之外，还应归功于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当机遇突然降临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是老高三，底子厚实。那我的妻子章虹呢？她1966年读初二，恢复高考对她就并不是机会。对我的弟妹们也一样，他们永远失去了进入大学校园、完他们少年梦想的这一机会。接下来还有一件大事：我们家是有海外关系的。我的姨妈，一个在泰国，一个在印尼；我的姑妈在缅甸；小舅舅在香港。海外关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包袱，那么七七年高考完后呢？我的分数很高，但是我心里还在打鼓，大学要我吗？——在这么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1978年1月份，《人民日报》上登了大块文章“砸烂海外关系的枷锁”，把我们全家都乐坏了。当时我在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当临时工，情不自禁地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1978年1月22号，《人民日报》把我的信给登出来了，还加了一个醒目提气的标题：真叫人气顺劲足呵！当时我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大学是一定能读了。我后来进入北航，进入北京卫戍区派兵站岗的学校那也就不奇怪了。
张：你在大学学什么专业？能不能请你谈一谈在大学期间你的一些变化。
江：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在乡下的思考、读书过程中，我不仅对毛泽东开始了非神化，对其它一些社会、历史问题也有思考和探求，有些比较清楚，有些还很迷惑，到了北京就有条件一一弄清楚了。进入北航后，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全身心地学数理化，一心想把被耽误的10年光阴抢回来；我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对伤痕文学，对电影《苦恋》引起的风波，对西单民主墻的事，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等也很关注。就在入学那年，有一件事极大地震撼了我。在北航读本科时，我所在的班叫7561班，班上有位云南籍的同学叫余雄，有一次我和他聊起抗战的事。他跟我讲，他们村里子有不少国民党的伤兵，缺骼膊断腿的，他说是跟日本人打仗打的。我听了以后先是极为惊诧，随之就大为震怒，我拉下脸来说：你胡说八道，国民党打过日本鬼子？！谁不知道日本鬼子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是一枪未放，闻风而逃！他看我急得够呛，立马也跟我急了，说：是我清楚还是你清楚？我自己村里的事，难道我会胡编？那些老兵都是在你们江苏的台儿庄受伤的。我告诉你吧，台儿庄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根本不是平型关战役所能比的。我还是根本不信他，说：“什么台儿庄战役？！我长这么大就从来没听说过！我凭什么就信你说的？”余雄20来岁，回族人，是个拧脾气，见我不信他，就提出要与我打赌。我见他是真的要与我打赌——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我开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我跑到北航图书馆和其它图书馆去找资料，仔细一读，恍然大悟。不过，当时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一种被人蒙骗、被人耍弄的悲哀。从少年时代以来，我就被告知：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直到我而立之年，我才终于明白：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在这件事的震撼之下，我不可能不对共产党产生看法，不可能不对共产党建立的制度产生看法。以后，我又搞清楚了朝鲜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谁挑起的朝鲜战争呀？一向以来，我都确信是韩国挑起的，是韩国侵略北朝鲜而打响的。但铁的事实是：北朝鲜侵略韩国嘛！是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侵略联合国的成员国——韩国嘛！联合国安理会为此作出了严正的决议，并派联合国军去反侵略嘛！从那开始，我不光是思考毛泽东的问题，我的确思考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一些制度的问题。当然，为了要圆我的科学家之梦，我主要还是全身心地扑在功课上，真是有一股非要抢回10年的劲头。我发愤到什么程度？连西单民主墻我都没去看过一次！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后来成为北京航空学院优秀毕业生，又考上了硕士生。当时的我，就是一心要圆我的自然科学家之梦，给母亲一个交待，给母校一个交待，给故乡一个交待。
张：你后来又怎么从北航的硕士读到人民大学的博士？
江：在读书期间，政治又来干预我了。常熟的一个小人寄了一封诬告信到北京航空学院，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了她。当时我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我是在1981年3月份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这封诬告信来了，北航校方就要我“端正态度”，照诬告信上说的承认下来，“事情也就过去了。”我经过仔细回忆，想起了68年11月我们同学打过对方一派的她这个事情，但是，我虽然在场，却没有动手。我这么如实说了，校方却非说我“态度不好”，是“不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争辩说，两派之间打斗这种事，我完全没必要隐而不说。但我必须说实话，这才叫态度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好？就是不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否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嘛！既要实事求是，又怎么能要我违心地说瞎话、以便“态度好”呢？
张：前面说到你这个时候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不少批判性看法，为何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江：在80年代初期，我觉得这个党比文化大革命中明显有长进，还是有不少新气象的嘛。尽管我觉得“伟大、光荣、正确”肯定是不贴谱了（文化大革命不是错到姥姥家去了？），为了执政老是说瞎话也让我十分反感。但是，或许他能痛改前非？或许他不得不改？那时的我，对共产党仍然抱有希望，我想或许这个改革的路能走通，能走宽，能走好。当时我有这么一个基本倾向，所以我提出了申请。不过，在我身上又出了一件罕见的事：我这个预备党员当了三年，而党章规定最多当二年。大家都知道权大于法，在我这件事上是权大于章。由于我始终不愿说瞎话，还跑到中组部接待站去申辩，还给刘宾雁先生寄去了申诉信。……到了1984年的3月份，我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又拿出更“左”的一套：不让我报考博士生。我和硕士生同学熊跃熙跑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去，要报考力学所的博士生，表格拿回来填好后，系里不给我盖章。别的地方的博士生也都不让我报，整个儿就是要堵死我继续深造的路。我的导师庄逢甘先生知道这件事，但他爱莫能助。
张：那个时候你怎么想？
江：那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挫折。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体制内，我的路是不可能顺当的。你想，我好不容易到1978年砸烂海外关系枷锁后可靠了一会，才过了6年，便又不可靠了。和这种体制相处，累不累啊？！我走出痛楚，有所彻悟：我跟你要可靠不可靠干什么呀？重要的是我要做人！要坚持自己的人格，不让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从北航拿到硕士学位后，我不仅被剥夺了报考博士生的权利，而且在落实工作上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先是被航天部701所拒绝接收，之后是中科院力学所、北大力学系、北京理工学院力学系、航空部626所等单位一一婉拒。最后在蔡德麟老师、罗林老师和裴瑉老师的帮助下，1985年的春天，我去清华大学分校当了一名大学老师，呆了三年。到1988年，我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哲学博士研究生，并被顺利录取。我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黄顺基先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当时的招生办公室，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被北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人而拒绝我。
张：考取了博士研究生，这时的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江：第一是正常获得学位，当个大学教授。第二是想通过科学哲学的一些反思，通过研究自然界的普遍演化规律，再回过头来，观照一下人类社会这个特定的复杂大系统的演化规律。
张：我们都知道，1989年发生的事情，使你的愿望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实现。请你讲一讲1989年，你当时的心情和你所做的事情。
江：1989年，我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时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发了一场学生运动，到后来发展成全民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有基本良知、基本判断的博士研究生，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不参加。后来，大家都清楚，我被大家推选为人民大学的对话代表，并且进入北京高校的对话代表团。对话代表团通过无记名投票，又把我选为五常委之一。我就做了这么一个事。1989年5月26日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学生广播站。另外我还写了些文章。
张：现在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童屹女士是见证人之一。她回忆与江棋生最初的相识。
童：我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读政治学的三年级学生，第一次是在对话团认识他的。当时我在对话团，是召集人项小吉的助理或者秘书。江棋生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推荐为对话团的一个代表，大约在5月11号第一次到政法大学会场来，还有30、40个从北京各个高校选出来的学生代表，组成一个辩论队。他看起来很成熟，看上去也很年轻。他说话很有份量，而且一表人材，真是英气逼人。另外，也让人很觉得亲近。他说出的话，使当时在座的人员都有些震惊，觉得他的思辨能力、梳理能力都在一般学生之上。
张：事情已过去14年了，能不能请你详细介绍一下当时对话团的背景？
童：在4·27游行之后，北京高自联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与政府进行对话的学生团体。4·27后，还有4·29袁木搞了个“对话”之后，学生就开始在各个学校举行选举。我们学校也进行了一些选举，如项小吉、张志清就是由我们学校选出来的两名代表。我是受项小吉之邀帮着张罗，所以我5号就加入了对话团，一开始是非正式的团员。但是像江棋生呀，以及其它各个学校来的人，就都是由各个学校选出来的，虽然政府不承认。成立对话团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如何解决目前的政治危机，如何把学生的意见转达给政府官员。后来由于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绝食团成为主导学生的团体，对话团的作用就相对减弱了。但5月13日、5月14日那两天，政府确实也把我们学生对话团一些代表请到了统战部，并与一些官员，如李铁映、阎明复等人进行对话。但由于绝食团已在广场上摆开了阵势，而且有一些绝食团代表也进入了对话会场，5月14日的对话并没有顺利进行，中途就流产了。在这之后，对话团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但架子还在。有很多对话代表如熊焱、沈彤等都已转到广场上去了，祇有极个别的人坚持到六四。
张：童屹女士在前面提到的1989年北京高校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先生现在在美国纽约，任律师。
项：在当时对话代表团的活动中，江棋生先生表现很优秀，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5月16号政府方面把这个对话的大门等于关上了，对话代表团在戒严之后，虽然那时还存在，但没有实质性的活动进展，江棋生先生就回到人民大学主持人民大学的学生运动。他很成熟，他在智慧、人品方面，大家都非常欣赏。他在六四之后，开学之后，拒不与校方、公安机关合作。这样一来，就把他逮捕了。然而，他很坚持，仍很执着。被释放出来后，一直在北京地区坚持这些活动。对天安门母亲运动、对丁子霖及受难者家属等提供很多帮助和安慰。就八九后陆续释放的人来说，他等于是一面旗帜，是很有象征性、很有凝聚力的这么一个人。
张：对再次被关进监狱，四年刑满刚刚获释的江棋生先生说，他忘不了六四屠杀发生后他的心情。
江：一开始震惊得我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把我的肺都气炸了。1936年北平南下请愿学生到南京，包围总统府三个月，蒋介石没有清场。1989年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个多月，你邓小平就坐不住了？！编一个反革命暴乱就把人家给杀死，怎么下得去手啊？！1976年毛泽东和“四人帮”都不敢动用军队镇压，怕当千古罪人。邓小平如此胆大妄为，太出乎我意料了！六四早上，我在人大碰上一些老教授，都跟我说：法西斯！真正的法西斯呀！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旗杆上挂的是血衣，广播里播放着哀乐，人们都在惊愕中悲愤，在悲愤中惊愕：对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居然敢这么下手屠杀？他们祇是在静坐，在请愿，在和平地抗争！他们没有拿枪造反，没有举枪抵抗，凭什么他们就犯了死罪？！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种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当时我不知道，丁子霖老师的儿子已经永远地倒下了。我所服膺的道义，我的良知都决定了我必须谴责、必须反对六四屠杀。1989年9月9日，我被投入秦城监狱；1990年10月7日，我被正式逮捕。
张：当时是以什么罪名逮捕的？与你一起羁押的还有哪些学生和知识分子？
江：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当时的刑法有这么一条的。我知道有包遵信、王丹、刘刚、任畹町、刘晓波、熊炎、周峰锁；还有我的首师大邻居王鲁湘；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李克洲、方克；和我关在同一个监号里的有北大的杨国忠、北师大的张军、北外的艾道祥、外高联的蒋宏雷。后来与我同号的还有清华的李玉奇、北航的郑旭光、北外的陈见兴和安徽的高峰。当然，鲍彤先生也被羁押在秦城监狱，还有原38军军长徐勤先。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还真有点儿像做梦似的，包括我被带进了203监区之后。我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的进入高墻电网了？！在监区的围墻边，我看见种了一些白薯，白薯的叶子我太熟悉了，我插队时每年都在自留地里种些白薯。看着白薯的叶子，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觉得自己好像是来拍电影的，倒没有什么恐惧。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是一个很牛的人，但我能平静地承受这个牢狱之灾。89年时就是这样的。
张：江棋生先生说，他在秦城监狱里常常唱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江姐是他少年时代喜欢的小说《红岩》中的人物。这是一本描述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经历的小说。
江：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在青少年时代，我压根儿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被共产党投入监狱之中。不过，人的承受能力不能低估。我入狱以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政治犯的角色。于是，在监狱里我自然会唱红岩的歌。我现在就给你高歌一曲《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张：在监狱里允许唱歌吗？
江：他们不允许，但我们不管不顾。一个筒道一、二个武警，他到这个门来敲，这个号的声音暂时低下去，但隔壁不就又唱起来了吗？关的都是政治犯，他们压不住。
张：你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偏偏爱唱这首共产党人的歌。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呢？
江：我跟共产党人的区别很大很深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也是为了信仰坐牢；当然我认为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国民党当时容不下他们的信仰，就把他们关押起来。我呢？共产党容不下我这样的异端，就把我这个良心犯，把我这个信仰犯关起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想是共同的。“千里冰霜脚下踩”。这冰霜就是你开枪、抓人，最后在全国各地搞整肃，不是一片白色恐怖嘛。要害就是剥夺人权，残踏人权。
张：你在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的生活里，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江：第一是秦城铁多。从监狱外面进到监号，要过6、7道铁门；所有楼梯的侧旁，都用铁栅栏封死；此外，每个窗户都用粗粗的铁条封隔，是谓名副其实的铁窗。当时我们夸张地感叹道：小小秦城，竟耗尽天下铁！第二是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也是极难排遣的情愫。我仅有的几次失眠，都是因为思亲。第三是变不可能为可能。秦城监狱的墻那么结实，那么厚，为的是将囚犯彻底分隔开，让你连隔壁关的是谁都不知道。而我们后来没拆一块砖，居然做到一楼的人都知道三楼关的是谁，连他现在正在干什么，他刚写了一首什么样的诗都能知道！这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第四是有两个意外。一个意外是，武警们刚来时，对我们这些“反革命”是挺恨的；没想到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坏人了。这是他们用眼神和表情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在里头都是安静地看书，认真地讨论；晚饭吃完后，还唱革命歌曲，很有点儿《红岩》里的劲头。武警换防后，新来的武警也是走这个过程。第二个意外是，大多数管教能理解我们，和我们的心近乎相通。他们说，解放以后秦城监狱关的“反革命”，没有一个是关对的。后来他们又作了一丁点儿改正，说“四人帮”除外。当时，“四人帮”就关在离我们约100米开外，管教们心有不平地对我们说，他们吃得比你们好得多。
张：当时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怎样？
江：我们所受的，就是一个基本的监禁，让你失去人身自由。当然伙食很差，吃的东西热量太低，使你无法锻炼。当时的牢饭标准是一块钱一天，主食、副食全包括在内，又不让你花钱买任何可吃的东西。后来，勉强能买一些方便面，买几包榨菜什么的。我后来看书都不能看得太久，看多就头晕，更不用说锻炼了。1991年2月7日出狱时，大腿瘦了好几圈。几天后去甘家口，我骑车带章虹，竟然累得气喘吁吁。另外，放风很少，一星期一次都保证不了。放风时也不让你见到别号的人，比渣滓洞里的放风差远了。渣滓洞里的囚犯们放风时都能见上面，能打个招呼，点个头，甚至递个条什么的。不过，有一次放风时，我出了格。当时，我知道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在隔壁风圈里，我就用吴语大声向有才问好，有才随即用越语回话。站在高处监视的武警听不懂我们的话，也拿我们没办法。在秦城监狱里，据我所知，一般没有体罚虐待的事。书，祇要是公开出版物，都让送进来，都可以看。此外，我们还经历了1989年的东欧巨变。
张：你们这些因89六四而进监狱的，听到东欧巨变的消息后，做出了什么反应？
江：东欧巨变是地球上的大事，也是20世纪的大事。从波兰、匈牙利、捷克到罗马尼亚，那里的人民用大体上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极大的鼓舞，又是深刻的启迪。89年12月齐奥赛斯库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我记得我所在的26号监室里，大家激动、感奋，先是猛捶床板，敲打脸盆，接着情不自禁地一跃而起，开始排队游行，振臂大呼，欢呼这个独裁者的下台，欢呼罗马尼亚人民获得了自由。很快，传来了别的号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几分钟后，管教、武警奉命紧急出动，到每个号来敲门警告，但是无济于事。那个时候，除非开门进来把我们都抓出去，任何别的办法都不能使我们停止游行。
张：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想？
江：心有灵犀一点通嘛。我们关在号里的绝大多数人参与八九民运时，没有想到要颠覆这个制度，推翻这个政权。他们开枪以后，我相信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我，就会觉得这个制度的确很成问题。那么，后来东欧巨变后，我们就觉得东欧人民先走了一步，比中国人民先觉醒。事情已经很明显，我们在中国也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必须变落后制度为先进制度，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心中这么个念头，这么个理念，当时关押在秦城的人就开始确立了。当然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全部的争论在于：究竟通过什么路径、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样一种伟大的变革。争论怎么展开呢？同一个号里的人自然好说，和别号的人怎么争呢？我刚才提到的奇迹，现在可以解密了。由于关在每一个号里的人都是懂英文的，结果屋里的暖气管道就自然成了传递信息的最好通道。英文是可以敲的嘛，英文有26个字母，可以用相应的数字对应，把它变成数码后就可以通讯了。如敲1下，就是a，敲2下就是b，敲3下就是c……，逢10就急速敲2下……。字母敲出来后，单词就出来了，单词敲出来后，句子就出来了——每个号都能沟通了！
张：这段监狱生活还有什么使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江：特别难忘的？有。当时我们不仅通过暖气管沟通，后来把卫生间的出气口都给打通了。三楼的出气口能通二楼，二楼的能通一楼。二楼的书，可以通过出气口递给三楼或者一楼，这样互相都能传着看。后来我们在秦城监狱还办报，报名就叫《窗口》。办报的编辑叫钮铮，他现在还在北京嘛。他以“窗口”为题来征文。但是他在一楼，我在二楼，稿子怎么下去？就是从厕所的通风口，拴上绳子递下去的。那他怎么知道我往下递了呢？我通过敲暖气管发“电报”，告诉他稿子来了，请他去取。他编好了报纸，再传到各个监号。此外，我还能与隔壁的人，隔着通气口握手。后来狱方知道了，就把通气孔给隔死，再也不让你打通了，但是暖气管他不能拆，没辙。
张：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江：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首先面临着我还能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事。当时的人民大学态度似乎有点暧昧，那我自然希望能把这个学位拿了。因为我很不容易，40岁了，到不惑之年才有机会攻读这个学位，我不想轻易放弃。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要开除我的学籍，于是就完全阻断了我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道路。那我就自然地走上了怎么去变革社会，怎么从根本上去改变落后的东西，改变不合理的东西这样一条道路。
张：那你后来是怎么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工作的？
江：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不用说，六四死难者们付出是最多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庭承受的灾难是最大的。我作为一个在秦城监狱关过的人，出来后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不能光让他们自身，让他们完全自个儿来承受这种深沉的苦难，我应该分担一点嘛。没有什么更崇高的东西。再加上正好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我又是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相通的。我自然就毫不犹豫地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张：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蒋培坤先生和副教授丁子霖女士，他们夫妇17岁的儿子蒋捷连，1989年6月3号夜里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最早站出来，向全世界媒体公开她儿子遇难的真相，并开始寻访其他六四遇难者家属。他们现在暂时住在江苏无锡。丁子霖女士谈她与江棋生的相识。
丁：1991年我向媒体揭露了我儿子被害的真相之后，当局对我的迫害就开始了。不久，江棋生就到我家中来，那时，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认识后，他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在逐步地接触中，我和蒋培坤就发现，在理念上，与他有许多共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希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们认为，首先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要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要有一个启蒙过程，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不主张以暴易暴。
张：和丁子霖女士一起寻访六四难属的张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难者19岁的高中生王楠的母亲。现在在北京的张先玲女士，谈到江棋生给予六四难属群体的帮助。
张先玲：我感觉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特别是前几年刚开始寻访时，困难还是较多的。比较艰难的时候，他总是来帮忙。这一点他是很特别的。
张：江棋生为什么特别？他靠什么谋生？采访中朋友告诉我，他还帮助厂方卖过羽绒服，赚一点儿劳务费。
江：我是当过插队青年的人，我并不怵我不能生存；卖羽绒服也没什么，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寒碜，不觉得丢脸。我还写点稿子挣稿费，我还接点儿翻译的活。我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跟受难者群体，跟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完全站在一起的这条路。
张：不久前江棋生出狱时，前往迎接他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回忆江棋生对六四难属群体所给予的各方面的帮助。
张先玲：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六四，情绪会非常不好，他总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宽慰，说明这事是艰难的，但最后刽子手肯定是会上审判台的，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情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经常对我们说些宽心的话，也是实在的话。他很爱笑，哈哈一笑，我们大家心里就高兴多了。另外我觉得他与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提供的线索比较多，而且有时他还自己去帮我们寻访难属。
张：现在在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童屹女士说，这个时期的江棋生，不仅关心帮助六四难属群体，而且关心帮助狱中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童屹女士1989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她曾经与江棋生一起，参与过北京高校对话团的工作。1994年，童屹女士因为担任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先生的秘书而入狱坐牢两年半。
童：江棋生这个人并不是一时冲动才去做什么事情，他做事情都是事先想好了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去追求什么名，什么利，他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比如说，寻访死难者家属，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走大街穿小巷，去访谈，去了解。他和别人不同的还有，他还到所谓的“六四暴徒”家中去访谈，去送人道帮助款。据我所知，2002年4月，当关在北京二监的“六四暴徒”亲眼见到他时，都向他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所以他这种很踏实的作风，一般人还是不太有的吧。他割舍这些物质利益，为了自己的信念，去努力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张：童屹女士特别谈到江棋生关心帮助狱中政治犯胡石根先生。胡石根先生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2年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在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
童：他对胡石根先生进行了长期的支持帮助。很少有人知道胡石根的名字，胡石根先生与大约有20多个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一次在中国组党的。我与江棋生两人在大约1991年的时候，江棋生刚出狱后，我们见过他。后来江棋生打听到胡石根在监狱的情况后，就给他写信，鼓励他，并长期不断地给他寄书。这些都给胡石根带去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另外的例子就是对我本人他也有很多的帮助。1994年—1996年，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我是被关在看守所、劳教所里头。那他对我父母有很多的鼓励，而且也写信给我，交到我母亲的手里，然后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候，就背诵他的信给我听，我当时在里头听到后很感动。
张：回顾江棋生对六四难属的帮助，张先玲女士说，还有一件事情，留给她们的影响很深刻。
张先玲：他第二次被抓进拘留所，是因为帮我们难属送人道救助款。有个人居然把他给举报了！他就被抓起来关在西城区拘留所，关了45天。他放出来以后，仍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他对那举报人也很理解，他说：人家是害怕，是受蒙蔽，较愚昧嘛，他一点儿也不记恨那个举报人。
张：我请江棋生先生谈谈张先玲女士提到的这件事情。
江：因为你是陌生人，你要上门的话，那些难属一开始都比较小心，比较谨慎。到底你是什么人，他们一开始拿不准。我是凭着我的真诚，基本上绝大部分我寻访的人很快就信任了我。有时候我带着丁子霖老师委托我发放的人道救助款项，大部分人也能够签字，认领。当然也有不敢拿的，甚至个别的还向有关部门告发我，由此造成了我1994年的被抓。当局抓我是极其荒唐的，我不去蒙钱，不去骗钱，不去抢钱，我反而给人家送钱，你还抓我？！因为这个被抓，我不记恨告发我的人，她当时也真吃不透我是什么人，万一我是个卧底，那她又要进一步受到当局额外的迫害。总的来说，我很欣慰。因为绝大部分难属都能信任我，对我都挺不错。
张：江棋生还回忆起那次被抓以后，发生在拘留所里的那一幕。
江：我进了西城区拘留所以后，第二天要帮我照个像，滚个大板呀什么的。所谓滚大板，就是把整个手掌包括五指的印取下来存档。开始那个警察对我还挺横的，大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蹲下去等着？我说：你先别忙，一会儿问问我是为什么事情进来的，你就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过去问，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我说给人家送钱。他一下就楞了，瞪大眼睛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钱”。他长长地噢了一声，说，咳，你还真有点理想，你坐下，你坐下。警察他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道中碰上这么一个义务送钱的人。而当局居然把我关了45天，那是1994年5月28号到7月11号，名堂是收容审查。
张：江棋生先生谈到后来几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
江：出来后，难属属群体一致劝我，怎么也不让我再继续做了。后来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思考和写作上了。我在1994年清明的那一天，意外地遭到北京市安全局那些便衣的殴打，为此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题目叫“在清明节的光天化日之下”。这可以说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署真名的文章吧。文中把我当天遇到的事情说了，当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接着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是纪念六四5周年的一篇文章。后来我陆续地，每年都要写好几篇文章。1997年我还接受了你们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的采访，并在《不同的声音》节目中播出。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当时在无锡乡下，他们听到后就把它录下来，后来我根据录音带整理成了文稿，标题叫“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并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了。大家知道，邓小平有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话是，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关键是没有这个“让”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了他的恩赐。而且，他总是会让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起来。我没有这个“让”字。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就是说，一部分人自己先自由起来，自己先行动起来，你不让，我们也要自由。1998年初春，上海一个青年作家蒋亶文对我做了一次访谈，访谈录发表在1999年1月号《中国之春》上。1998年我发表了另一篇访谈录，题目是：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我在1998年还写了一些文章，有一篇谈的是特大洪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就是那篇有好几百人签名的公开信，是我执笔起草的。其中可以看到我对这么一个重大的生态问题的一些思考吧。1999年2月份写了一篇“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进一步阐述了我的一些理念。接着，在4月份写了：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在5月17日被抓之前，我又写了“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两篇文章。
张：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先生，是江棋生文章的读者之一。王天成先生1992年因参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5年。刑满出狱后有机会读到江棋生的文章。王天成先生说，
王：第一次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刚出来的时候，他到一个朋友那里去看我，后来他留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江棋生访谈录。这篇文章我拿回去晚上就看，立即被文章吸引住了。我感觉文章的思路非常清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部分人先去行使属于你们的自由权利，才能为更多的人争得自由。虽然目前中国是个不自由的国家，但一部分人可以争取先自由起来。他不允许你自由，但是我要先自由起来。言论自由是属于我的，我就要实现这个权利，虽然会有风险，但也要努力做个自由的人。这话对我影响很深。
张：原来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博士候选人江棋生成了关注中国社会的自由撰稿人，江棋生先生，你自己究竟怎么给自己定位的呢？
江：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关注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关注最基本的独立人格问题，关注最基本的中国社会应该怎么才能扎扎实实地前进的问题——不见得很快、但是退不了这样一个模式。中国一定要变，要和平地变，深刻地变。不光经济要变，政治也要变，文化也要变。不光政策要变，体制也要变。不光体制要变，制度也要变。我的东西主要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是凭良心这么做的。多少人劝我，你不要这么做了。我说，中国这么大，总得有几个人出来更直言不讳一点嘛。
北京之春2006.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