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三年，但文革式的活动实际持续十年，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才告终止。
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内部政治恶斗，社会严重冲突，传统伦理道德遭践踏，文物古迹被破坏，整体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外交都受极度冲击，人命及人权遭摧残。北京大兴、广西、内蒙等许多地方传出集体大屠杀，有些估计指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者二百万人，受牵连达二亿人。对于中国这段动荡杌陧的日子，“十年浩劫”、“失落十年”是最常见的形容，“恶斗十年”、“疯狂十年”也很贴切。
如今仍然一党专政的中共当局，依旧不愿完全面对这段历史。本月中文革四十周年，中国官方及新闻媒体对此绝少着墨，有如“无疆界记者组织”所指出，中国以新闻检查及镇压应对文革四十年。而且，尽管中共当局曾于一九八一年正式否定文革，指文革为中国“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并获平反，文革毕竟咎在中共当局，进一步追究必将损及其统治合法性。按异议人士刘晓波的说法，否定文革的政治价值已经极大化，当局必须叫停。尤有甚者，中国在独裁式经济崛起过程，当局推出的“小文革”不断，刘晓波因而强调，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结束。
台湾社会，尤其是新闻媒体，向来未能深入平实看待中国事物。从早年党国体制时代基于国共内战心态而强调“仇匪”、“恨匪”，到近年向中国倾斜的势力张狂，“美化中国、唱衰台湾”为其主调；北京方面既然对文革四十年讳莫如深，在台湾这边自不宜再揭疮疤，顺便还可以“历史向前看”卖乖。反而是西方媒体及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对于文革四十年还有许多中肯而有意义的讨论。
就选择性记忆而言，台湾有些媒体对于文革也许有如二二八，尽可能把它扫到地毯底下。但是就行为来看，同样的媒体却又彷彿重拾文革行径，并不夸张地说，至少在媒体及政界，有人正在试图掀起一场台湾版的文革，虽然规模难以相提并论，其阳谋亦未必终能得逞，却可能让台湾因此付出民主法治倒退及社会动荡的代价。
文革有诸多值得探究之处。它以文化为名，本质上却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发动群众，尤其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或其政敌的司令部。这种夺权行动，以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派企图复辟为由，批当权者官僚腐化脱离群众而成新阶级。既然造反有理，手段乃抄家揪斗、凌虐施暴，无所不用其极，透过群众暴力及体制外斗争，对其政治对手进行狠毒而毫不留情的打击；聚众公审是最常见的手段，而集体武斗之惨烈，不仅红卫兵曾有一天之内在北京打死三百多人的纪录，即襁褓稚子亦不能免遭毒手。
台湾在民主法治毕竟先进许多，文革的台湾版遂相对“文明”。先说斗争，斗争无论民主专制，是政治人物的基本习性。许多人说的文革台湾版，就政治斗争而言，至少是指自公元二千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湾朝野只有党派、不顾苍生的恶斗及内耗。有如中国文革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不惜把经济教育社会等其他部门搞得天翻地覆，台湾式文革即连五权宪法之一的监察部门、维持基本自卫武力所需的军事安全建构，亦被政治恶斗所牺牲，更无论经济民生的基本进展。
台湾式文革除了国会殿堂，主要还是在新闻媒体上。文革期间，毛泽东及四人帮在党内体制之外另闢蹊径，许多斗争必须透过所掌握的报刊等新闻媒体进行，台湾是全球媒体相对数量最众的国家之一，即连中国文革的聚众公审，在台湾亦一并搬到媒体演出。于是，政媒中人打着揭弊的冠冕堂皇旗号，造反有理，在媒体叩应节目私设刑堂，自封青天，故意贬损司法机关公信，以虚虚实实的爆料，对执政团队及其家人进行全面批斗。刚好总统周遭的人及执政团队，出现若干因接近权力而腐化者，这种以爆料进行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遂因“爆料十次，打中一次”而更为张狂；且其项庄舞剑，意在夺权。
正常国家的民主法治在此受到极大的挑战。爆料者须负举证责任，证明被控者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辜的“无罪推定”，乃至于法有明文的侦查不公开，凡此均属民主法治ABC，台湾式的文革却无视这些，聚众公审搬到摄影棚，名嘴变成红卫兵，叩应观众改扮公审群众，媒体审判大行其道，被控者无论无辜或有罪，声名、人权先被蹂躏一番；即连赵建铭幼子，亦难逃狗仔媒体骚扰，令人愤慨。
所幸有意在宝岛掀起文革台湾风的政媒分子，阳谋未必得逞。就在周二，曾被许多媒体未审先判的高雄捷运局前局长周礼良官司得直，清白者真金不怕邪火。更重要的，总统女婿涉案被羁押，落实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台湾要免于文革祸害，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司法机关必须毋枉毋纵，坚持独立公正，以凸显亚里斯多德名言“法律是免于激情的理性”。而社会大众慎选媒体，保持耳聪目明，不当政媒势力底下的愚夫愚妇，更为根本。
（作者为资深新闻工作者）
自由时报2006.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