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海外网站上看到几篇关于《零八宪章》的文章，其中一篇说：“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是胡适的道路。”窃以为大谬不然。笔者曾在1月6日拙文“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说过：“胡适的道路并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适主张民主共和，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而共和和帝制是两个相反的政体。”幸好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刘晓波先生及其《零八宪章》并没有走“康梁的道路”，否则相信不会得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如此广泛的认同。
众所周知，康梁从“维新派”变成“保皇派”，其维护清朝皇权统治的政治目标始终没有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们的主张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演变到“光绪复位，君主立宪”。他们斗争的目标仅仅局限于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他们把一切变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期望中国也出现明治天皇、威廉二世和彼得大帝一样的开明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为王师”，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他说“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光绪皇帝召见他，他受宠若惊、感激零涕；光绪被软禁，变法失败，他在日本船上听到消息，要跳海“殉君”；到了外国，他成立“保皇会”说：“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他如丧考妣，留辫明志，以“亡国臣民”自居，对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至死都想复辟清王朝。所以，所谓“康梁的道路”核心内容无非是保存帝制。
一百年过去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已经民主化，可是人口最多的中国仍然在民主的门外排徊，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笔者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浩叹历史轮回，如今又似乎回到了清末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康梁的道路”虽然已被历史事实证明失败了，但不少国人并未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津津乐道甚至身体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某些原“体制内人士”，八九民运前推动赵紫阳“改革开放”，就像当年康梁“公交车上书”怂恿光绪“变革维新”，同样必然地遭遇到顽固保守势力反扑，“六四”惨案后，捧赵反邓不遗余力，就像当年康梁捧光绪反慈禧一样，以为只要把邓小平反下去了，中国就有救了。殊不知这种将政治制度的变革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根本上就错了，错误在于：
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不触动不合理社会制度，只是自上而下小修小改的“变法维新”、“改革开放”必然失败，原因有四：（见2004年11月“争鸣”杂志拙文“也说赵紫阳”）
1、清末康梁的“百日维新”和后来中共胡赵的“改革开放”最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也不敢触动造成中国数百年来积弱贫穷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都只是企图在维护现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对经济文化教育有限度的变革，实质上是维护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彻底地推翻这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制度。
2、由于他们都是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过分地局限和依赖宫廷争斗，严重地脱离了人民大众。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首的元老党又远比光绪帝党以及胡赵的“改革派”势力大得多，因而注定要失败。
3、清朝末年和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吏治腐败都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庞大的官僚架构中层层依杖权势的既得利益者，构成了“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的巨大阻力。当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发下了一百多份诏书，均被各级官吏束之高阁，拒不执行，成了一纸空文。今天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凭“中央”定出多少反贪条例，杀了多少“委员长”、“省长”、“市长”，贪污腐败不但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见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行不通。
4、由于“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双方力量悬殊，腐朽顽固的保守势力最终都动用武力，使这种本意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流血收场。光绪皇帝和赵紫阳的被软禁，为这种百年历史轮回的惊人相似，写下了最沉重的一笔。
二、“维新变法”、“改革开放”失败后，不去汲取深刻的教训，从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继续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明主”身上，反对一切改革政治制度的运动。
“戊戌政变”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恶化，顽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维新变法，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不过，清廷的“政改”实质上并不像日本、英国德国那么彻底，二十三条中竟然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中国的“君主立宪”是“实君立宪”，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国家的“虚君立宪”。可以想见，即使“钦定宪法大纲”余下的九条首次赋予中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人权真正落实，距离民主宪政还十分遥远，“康梁的道路”无疑阻挡了历史的前进，因而被辛亥革命所取替，是历史的必然。
一百年后胡赵的“改革开放”以“六四”流血收场后，迫于国内外形势，邓小平也不得不继续“改革开放”。可是由于坚持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迄今改出了一个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钱权勾结、贪腐横行、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当年的八九民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零八宪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本来我们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汲取教训，摒弃“康梁的道路”，团结起来致力于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幸的是，“康梁的道路”仍然阴魂未散。某些原体制内人士大力讴歌赵紫阳，似乎只要有了这个“明主”，中国就能民主化了。其实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如何对待八九学生运动有不同意见，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立场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谓赵紫阳提倡“党内民主”和“多党制”不过是这些体制内人士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且看赵本人是如何说的吧！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是假民主”；“中国不能实行代议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议会去讨论，就会误事，影响效率”；“中国不能实行普选，中国农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据说，赵紫阳在被软禁多年以后，从自己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以后，对来访的人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党的领导不能取消……”（见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戈巴卓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4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像某些原体制内人士那样走“康梁的道路”，把赵紫阳捧作中国民主化的救星，必然会像当年康梁拥光绪帝复辟一样，和民主宪政背道而驰，所以说“康梁的道路”走不得。
胡适则不同，他在西方受教育，对民主宪政有深刻的认识，他一生致力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讲宽容、讲人权、讲民主、讲自由；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议会政治。胡适和康梁最大的不同，就是胡适以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而康梁以维护封建王朝为目标；胡适以体制外的自由批评者为目标，康梁以入朝当官为目标。从三十年代直至去世，胡适先生不间断地批评执政国民党，抨击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笔者认为，“胡适的道路”最显着的特点首先是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其次才是他的改良理念。表现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走向和平民主新机遇，胡适不但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独裁专制，规劝蒋介石实行民主宪政；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呼吁共产党放弃武装割据，实现军队国家化，劝导毛泽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并且以美国杰佛逊总统手创的民主党以及英国工党通过和平竞争取得大选胜利的事实，试图说服毛泽东放下武器，以社稷万众为重，免再起战端，生灵涂炭，以第二大党的身分参与议会政治，“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可惜，国共两党都没有采纳胡适的意见，中华民族丧失了这一实现民主宪政大好时机，从此走上了半个多世纪灾难连绵的歧途。
网上还有文章引用胡适说过的：“在朝为国家做诤臣，在野为政府做诤友”质疑胡适“独立学人”资格，指“胡适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从一而终，更像为前清尽忠至死的康有为”。笔者不敢苟同。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仍然不客气地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胡适先生的这些话有什么不妥？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接受批评意见，从善如流，不断的改良，有甚么不好？难道非要推翻他“另起炉灶”才对？要“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首先，得看这个政府有没有雅量？对这些“诤言”听不听得进去？有没有改进的决心？胡适的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说明蒋介石毕竟有容人的雅量。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在蒋介石70岁生日时，胡适重提当年送《淮南王书》的用意，希望蒋克制自己。他送蒋“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那时，中央日报请胡适写祝寿文章，胡适写成后附一信，说量人不敢登。当时报社负责人很为难，但蒋介石非常宽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曾评价蒋介石：“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蒋介石时代需要面对的先是中共的武装叛乱，后是武力威胁，没有能够全盘接纳胡适的建言，情有可原；到了蒋经国时代，胡适民主自由的理念终于在台湾修成正果，历史证明了当年胡适“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并没有错。
可是，自称胡适学生的毛泽东又如何对待他？1947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做国务委员考试院院长，194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出任总统候选人，胡适均再三婉拒，理由是要为国家留一些独立人士。毛泽东只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5月4日，中共还未全取政权，其“人民日报”已发表“五四两个基本口号”的社论，指胡适为“反革命的辩护人，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并把他列为“战犯”。金銮殿还未坐暖，1950年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胡适在北大的许多同事、学生都被迫揭发批判他。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指“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宣布要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认为思杜是迫不得已的，他说：“我早知道，共产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现在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胡思杜还把母亲留给他一箱金银手饰上交共产党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党员不需要金银财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对共产党痴迷的青年，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难逃厄运，被迫自杀身亡，死时才36岁。毛泽东的老朋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仅仅为农民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毛泽东骂得狗血淋头，可见，对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诤”得起来吗？不要说党外人士了，就是党内的高层如刘少奇、彭德怀“诤”了一下，落得什么下场？所以，胡适的“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完全不适用于共产党，不但是“对牛弹琴”，更加是“惹祸上身”。再看看今天胡锦涛是怎样对待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就更清楚了。所以笔者认为，“胡适的道路”走不通。
那么，中国民主化应该走什么道路？确实值得全体中国人深入思考和讨论。笔者在拙文“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说过：“讨论中国民主化走什么道路？不能光是比较谁最好最理想？还得看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没有用。尽管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可是当权者冥顽不化，正如”观察“杂志主编杨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说”如果和平演变的道路被堵死了怎么办？“笔者看将来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不会是单一可能，而是多种可能性并存：或者像前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核心内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或者像台湾，国民党领袖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言禁，李登辉开放普选，国民党以平等身分参加竞选；或者像罗马里亚，军队倒戈，独裁头子死于枪下；或者像前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大规模持久的群众抗议运动，迫使共产党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疯子狗急跳墙，发动战争，被人灭了，像日本一样，麦克阿瑟移植美国民主……。既然有多种可能性，中国民主化就应有不同的道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希望全体中国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冲击顽固的千年封建专制，比如刘晓波先生们的《零八宪章》、法轮功的“退党退团”、杨佳的“怒杀恶警”、瓮安的“火烧公安”、黑龙江的“分田宣言”、重庆的“教师罢教”、广州的“的士罢驶”、厦门的“集体散步”、地震难童家长的“集体悼念”、毒奶难童家长的“集体索偿”、拆迁户的“维权上访”……汇成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宪政一定会实现。“
写于2009年1月14日，修改于1月20日
民主中国首发
本会网站转发2009.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