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我是黑手 邓小平镇压
－悲剧终发生 全世界震惊－
邓：快刀斩乱麻化解形势
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宣布广播后，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管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砸、抢、烧、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后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4月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
我在4月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后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后（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4.26社论跟人民意愿矛盾
4月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后，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4.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4.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组织和其他政党不满。
我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后，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4.26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邓一锤定音派军队进京
我在5月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合理、克制、有秩序、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拖延、甚至搞破坏，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
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
山西省晋城市原北岩煤矿退休职工近日反映：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仅投资3000万美元（即使按当时价格合人民币也只有两亿多），就拥有了价值近百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和经营权，外方在与中方合作、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问题。
亚美大宁由亚美煤炭、山西兰花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晋城分公司在2000年共同出资组建。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煤炭开采，其煤炭生产许可证应由国家级煤炭生产管理部门发放，但亚美大宁的该许可证却是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发放的。
记者在亚美大宁生产报表上看到，该矿今年3月产煤超产近70%.据了解，敢超产这么多，要么破坏了监控设备，要么和监管人员串通一气，如此超产隐患重重。但晋城市多个相关部门和阳城县政府竟无一对其违法行为采取任何措施。
据悉，1999年，晋城市政府赴美国招商。亚美煤炭用虚假资料，最终仅出了不到22%的资金，却拥有56%的合作公司股权。去年6月，新加坡万浦公司以约4.3亿美元收购了亚美香港公司78%的股权，成为亚美大宁的实际控制人。新加坡万浦是泰国万浦集团公司用以海外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亚美香港由亚美煤炭200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2007年12月，亚美大宁煤矿刚投产不久，外方决定将持有的合作公司56%股权全部转让给亚美香港，变相出售我国矿产资源，获利近30亿元人民币，却一分钱的税都不交。
据分析，外方将所有的合作公司股权转让给刚刚成立、并无实际业务经营的境外子公司，是为了规避兰花公司作为合作公司股东在其转让股权过程中应享有的优先购买权，逃避审批、监管。此举应属无效行为。
我向王任重解释，拒绝接受邓小平对学运的回应，是因为同邓在学运性质和镇压后果上有不同意见。我说：“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外出打高球 江泽民忧心
这段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1990年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后，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据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后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
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后大肆报道，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后，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后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调查报告草稿交给我，列出30项证明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事实与证据”。
－谣言中伤我以权谋私－
改革不能避免物价
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后情况相当糟。
物价飙升是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1988年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后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双重定价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后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后，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后，一定有人支持。
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后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
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邓对我的态度变了
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
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后我为此被批评。
还有几个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调整和重组”提出后，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于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
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后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于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于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邓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他最后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后不再信任他。
由1980至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
1984年6月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1985年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于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9月，共产党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后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
由于会议由耀邦主持，他模棱两可的立场令邓在最后关头介入，他明显是对胡耀邦不满。但其实在这事件前，邓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计划在第十三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重组领导层，平稳过渡。
胡见陆铿令邓小平愤怒
耀邦接受香港记者陆铿访问，也影响了邓胡二人的关系，邓认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当，陆铿贬低了我们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感到很愤怒。
耀邦在1987年请辞，但早在1986年夏天，邓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12月，多个城市爆发学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冲击政府大楼，邓小平对此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家到他家开会，指学生示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后果。其实邓是要将这责任推给耀邦。
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邓的家中开会，他向我们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辞职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确切执行四个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令自由化泛滥。其后邓表示要以软方法处理耀邦的辞职，务求将影响减至最低。1月16日，我获委任为代总书记，但我表明我不适合担任此职，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当时也有舆论指我曾写信给邓小平中伤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请邓小平除去他，这绝对不是事实，1984年我曾写过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领导层体制，完全与耀邦无关。
首先我要谈谈在耀邦1987年辞职后发生的反自由化运动，我在1987年的行动分为两阶段，1至4月，我要在全国推行反自由化运动；第二阶段是由5月至十三大展开（10月），在这期间，我要重新强调改革，尝试避免左倾。
而在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后，正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而我如何顶得住这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严肃处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在这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少伤害人，保护一些人，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一开始，在制订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的人作出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
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在1987年筹备十三大有两大重要事情，一个是草拟政治报告，另一个是填补领导层空缺，当我开始草拟政治报告。早在5月21日，我去信邓小平，提议在政治报告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系统地涵盖理论、原则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报告很快获邓的批准，并说大纲很棒。
走国情社会主义救中国
这些年来，改革证明是正确和必须，也证明了推行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窒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这是左倾错误。我们只要采取适当政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文章来源：苹果日报
本会网站转发2009.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