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鲍朴夫妇根据赵紫阳三十多小时录音编辑整理而成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在“六四”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是两条：一是“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乱；二是“六四”武力镇压是在没有任何投票的情况下，邓小平一人的决定。
戒严、清场、屠杀相互之间有联系，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清场，虽然打伤了许多人，但并没有进行屠杀。就是在一九八九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中，在已经戒严的情况下，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张爱萍、萧克、宋时轮、叶飞、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七位上将联名写信给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中共中央军委，态度强硬地表示，绝不能镇压人民，绝不能发生流血事件，部队现在不宜进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中将在接到进京执行戒严命令后托病住院，拒绝带兵镇压学生和民众。
赵紫阳回忆录和二十年来揭露出来的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北京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发生的是一场由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机枪和坦克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的大屠杀。北京官方承认，死伤人数在三千人以上。
有一种说法，“六四大屠杀”与对邓小平的攻击、要求邓小平下台有关。有人还把责任推到赵紫阳身上，认为和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五·一六谈话有关。还有人说“一些知识份子‘听’出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五·一六谈话）‘言外之意’，在《五·一七宣言》中把矛头直指‘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这样，才“有了邓小平五·一七家庭会议决策，有了五？二零戒严，就必然有六四开枪和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不知道此人怎样能瞭解到五·一七晚上邓小平的“家庭会议决策”的。最新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并没有提到什么“家庭会议”，而提到了五·一七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戒严和镇压决定。
在发生了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天安门事件”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怎么不知道“清场”并不能等同于“屠杀”。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没有开枪，不是没有发生屠杀吗？怎么不知道张爱萍等七位上将和徐勤先中将在戒严后仍然反对屠杀的态度？怎么不知道“屠杀就是屠杀者的责任”呢？
一些学生、一些知识份子，在天安门事件中的做法，当然要进行反思，要总结经验教训。我在写了《五·一七宣言》要求邓小平下台后，仍然到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二○○四年香港制作的一个“录像磁盘”中就有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与李洪林、于浩成在天安门广场与张伯笠以及许多学生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录像和录音。多年来，我也在不断反思，总结教训。不少人认为拒不撤出广场是不对的，但能用上千辆装甲车、坦克和机枪来对付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吗？
另外，我要说明的是，《五·一七宣言》是我在五月十六日晚上起草的，是五月十七日中午包遵信拿到广场交给记者的，五月十八日才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我认为，邓小平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开政治局常委会时，根本看不到我写的《五·一七宣言》。就是五月十七日邓小平看到了我说他是“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也不能成为“六四大屠杀”的理由！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六四民间白皮书》指出，“六四屠杀后，有人别有用心地将六四屠杀的责任推到学生们的身上。这是对屠杀者的鞠躬。屠杀就是屠杀者的责任。学生们在请愿的策略上或许应当反思”，但“那种一味追究抗议者的行为实际上是默认或支持一个独裁政府的为所欲为和歌颂暴力。这种思维不是糊涂就是献媚”。
屠杀就是屠杀者的责任。邓小平决定戒严和大屠杀的责任必须追究。
写于二○○九年“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
争鸣200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