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年的评估
“六四”惨案之后，人们对它的政治后果曾有过两种相互对立的评估：
一种观点认为，“六四”是中共自掘坟墓、自寻死路，它恶贯满盈，死期将尽。有些人甚至曾明确预言，中共政权在三五年之内就会土崩瓦解。理由是：“六四”屠杀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手段之残酷，实属罪大恶极。如此丧心病狂的暴行，将极大地削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义理性基础，使其在党内离散分化，在国内丧失支持，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同时，暴行与鲜血也是对广大民众最直接的反抗动员和反面教育，它会刺激舆论、唤醒斗志，并促使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结成广泛的政治同盟，形成更坚定的反抗意志和更有效的斗争组织，为新一轮的民主运动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因此，中共政权将因“六四”所造成的空前政治压力而迅速走向穷途末路。
另一种观点认为，镇压是恢复秩序的必要手段，要勤王护驾、救党保国，暴力是唯一可行、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理由是：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了广泛剧烈的社会冲突和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动乱”已至，“暴乱”在即，形势混乱，夜长梦多，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将导致高层分裂、冲突深化、体制失灵、秩序坍塌、天下大乱、亡党亡国。因为在民意和舆论的天平上，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在对话场、谈判桌上，当权派尽显劣势、毫无胜算，让步和妥协就意味着失败和崩盘。而要以劣胜优，一招致胜，就非动用王牌、大开杀戒不可。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说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中共强硬派确有杀人立威、恐怖维稳的主观恶意。在他们看来，“六四”惨案并不是政治负债，而是有着丰厚收益的长远投资。
二、恐怖与失忆
“六四”之后世界已经大变：东欧易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全盘崩溃，共产主义事业灰飞烟灭。在这一波民主化潮流中，最先成为风暴眼的中国，反而成了最后的避风港。中国相比于苏联东欧，正是非常规的暴力镇压改变了常规的历史走向。
面对现实，也许我们必须承认，对邓小平、李鹏等屠杀者而言，杀戮、恐怖、“秋后算账”有用而且有效。毕竟，中共强硬派如愿以偿，不仅迅速平息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而且一鼓作气瓦解了朝野内外的政改势力，使之从此非法化、边缘化，还成功地压制住了弱势社会对权贵化经济改革的不满。对江泽民、胡锦涛等“六四”遗产的继承者来说，逃避历史、拒绝真相、强迫遗忘，也是卓有成效的善后措施。血迹已淡，往事成灰，许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重新成为专制体制的受益者，当年热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港澳名人许多已变成“中央政策”的辩护士，曾经抱打不平的西方世界也极少有人再拿“六四”这个老话题来讲长论短、说是道非。
血腥的镇压造成了普遍的恐怖，无限地增加了组织化反抗的成本和代价，毁坏了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和发生机制。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被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适合于专制君主，因为恐惧是施，爱戴是受，是否受人爱戴取决于民意，难于操控，而是否被人恐惧则不假外求，只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二十年来，借助于“六四”镇压的余威，中共政权建造了一堵堵高墙，试图把中国社会与一九八九年的理想和追求隔开，也试图把他们的权力与“六四”的滔天大罪隔开。当局诱使人们专注于金钱利益和物质生活，它纵容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不法之徒巧取豪夺，让经受了政治暴力的民间社会再次承受权贵经济的肆意劫掠。
当崇拜金钱、享受物质的欲望统治人心，当正义感变得迟钝、是非心变得疲弱，人们普遍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值此物欲横流之际，对“六四”的沉默与失忆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最初是为躲灾避祸，在恐惧下强装糊涂、假扮失忆，后来就变成了主动遗忘、自觉回避。在这个远离正义的病态社会，忘却，也不失为一剂麻醉安神、镇脑止痛的药方。最后，许多人竟然信以为真，相信强权真的已经改变了历史，暴力真的能够颠倒是非，既然屠杀的后果已成定局，“六四”的追问便毫无意义。他们以为“六四”已经失去了历史价值，与其再纠缠那桩消逝已久的民族悲剧，还不如投身近在眼前、如火如荼的仕途经济。
这很无奈，也很可悲。我们这个民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之所以屡屡犯下简单重复的低级错误，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我们的忘性太大、记性太差。
三、镇压的悖论
好在二十年还不算太久，而且，“六四”对中共的后果也还有另外一面。
镇压虽然有效，但效果难能持久；恐怖虽然有力，但力度与时递减。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是企图将镇压连续化、使恐怖日常化。在镇压性政治的技术层面，显然，邓不如毛，江不如邓，胡不如江，其中既有个人因素的差别，更有形势比人强的时代背景变迁。毛泽东的运动模式是大运动套小运动、后运动接前运动，运动可以自我复制、自我放大，环环相扣、步步推进，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性构造。而邓的“六四”模式则不可持续，它具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亡命特徵，是典型的非常状态和一次性博弈。当非常政治退回常态，恐怖效力就会衰减。
所以，“六四”镇压同时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种后果是集中的反抗运动被迫解散，公开的反抗者被消灭、驱逐或转为屈服顺从。这种后果正是专制政府之所需；而另一种后果则与统治者的远期目标相背离，“六四”镇压促使反抗行为无序化、分散化、激进化、泛政治化。
其一，当一场数千万人民参与的集中抗议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分散为数万起乃至数百万起、零星散布于全国各地、抗争目标五花八门的突发性小规模反抗事件，比如近些年的“区域性群体性事件”。分散无序的反抗行动将使镇压机器穷于应付，难以下手，也难以建功。
其二，“六四”镇压是对建设性和平抗议的粗暴否定。出于被镇压的预期，温和的批评者要么变得不关心政治，要么自觉地向激进立场靠拢、自我定位为专制政权的敌人。这无异于激励和帮助了反抗运动中的激进派、“革命派”，使之占据反抗行动的核心舞台。
其三，当政治性的反抗行动被中共严防死守，人们只能在其他领域开闢阵地，展开间接的反击，这就使得那些原本毫无政治意义的一般性活动泛政治化。比如，上访、维权、防艾、环保、社区自治等活动，甚至中立化的文化学术活动也都沾染上了或明或暗的政治反抗色彩。这会让专政工具师出无名、左右为难，也让特务情治机构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二十年前，中共其实很幸运，他们面对的只是一场和平、理性的民主爱国运动，现在和将来的中共当局未必还有那样的幸运，他们将要面对的，极有可能是其“执政能力”所无法解决的、脱出常规反抗渠道的复杂局面。
邓小平选择了“六四”屠杀，他的后任们继承了那份血腥的遗产，分享了恐怖政治的既得利益，也就不得不承担屠杀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后果。这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恐惧的转移：二十年前，“六四”让人民感到恐惧，二十年来，当人民逐渐摆脱恐惧，当年的胜利者们却越来越陷入恐惧之中。他们的恐惧，是因为“六四”的红利已被挥霍到所剩无几，而“六四”的负面后果正方兴未艾，“六四”的欠债却未曾偿还。凭着“六四”造成的“稳定”，他们大富大贵，但大权和巨富与无辜者的鲜血和全体人民的苦难紧密相连，若不能洗白沾满了鲜血的权力和财富，也就注定逃不出“六四”的阴影。
四、“六四”后遗症
是的，“六四”还没有结束，它不仅是铭刻于历史的人道悲剧，也仍然存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六四”是中国社会不能癒合的伤口，更是中共当局无法疗救的心病。
从八九民运和“苏东波”中突围脱险的经历曾一度让中共政权自鸣得意，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和防范心理。与“六四”之前相比，中共在精神上更敏感、更脆弱，在政治上更警惕、更紧张，甚至显得神经兮兮、心理变态。他们感到孤独，缺乏底气，没有自信，做了错事敢做不敢说，做了坏事敢做不敢当。这些年来，他们拒“全盘西化”、反“和平演变”、防“颜色革命”、攻“普世价值”，无非是自欺欺人、掩饰恐惧、自我壮胆罢了。中共患上了不可救药的“六四”后遗症，其具体症状是：权力躁郁症、法治不适症、三权分立过敏症、宪政民主恐惧症。
诚然，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并非一无是处。经济改革虽被权贵集团所把持，仍有诸多可观的建树。在政治上，他们也试图修补专制漏洞，改善统治技术，在内部高度糜烂的情况下，竭力让专制政权的外表仍然保持光鲜。然而，这些努力却永不可能修成正果。因为他们不敢正视“六四”的罪行，拒绝重启因“六四”强行中断的政改进程，所以，他们也就无法挽回已经失落的人心，无法重建已经坍塌的政体合法性，更无法阻止官僚体系的腐化堕落。
“六四”屠杀之于中共政权的主要意义不是秩序和稳定，而是破坏了民主转型的天赐良机，浪费了二十年大好的政改光阴，把一个本来和平演变大有希望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人心离散、物欲横流、危机四伏、前程未卜的中国。
争鸣200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