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寂寞的职业”，自从因特网和个人博克流行后，这句话就要打折扣了。至少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让很多作家飘飘然升上九重天，在数天展期内，他们是媒体众星拱月的宠儿、是掌声和溢美之词的聚焦。今天走过“蓝沙发”论坛时，上面坐着电视主持人正在和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斯特对谈，后者说：“虽然很多人反对让对民主观念跟我们不同的中国作为主宾国，但是跟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是必须并且有益的。”笔者并不同意，苦于座谈会不接受提问。刚好这时看到电视二台的文化主播布鲁格先生站在场外聆听，于是走过去对他说，这样的国际文化活动积极助长了中国政府在民间的威风，如此对话只是跟官方代表打交道而已，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廖亦武被禁止出国参加书展。布先生先回答说，他知道廖的案例，德国报界有所报道，但是他依然认为书展不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舞台，也同样为异议作家和知识分子造就了良好的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还提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说完他就被请上台去继续下一轮的座谈。
布先生说得不错，这次书展的确为异议作家如戴晴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周勍、马建、杨炼、贝岭等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他们不仅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一切国内不能出国的的同行们表达了心声、述说了国内写作人的精神和物质上遭遇的困境。将发自亲身体会和切肤之痛的经验娓娓道来，沉痛、深切而感人。
本次书展上的“明星”和“英雄”不是庞大的国家代表团里的那些拥有印刷精美的作品的专业作家，而是自费旅行、仆仆风尘从几大洲感过来的独立作家。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金赖以为生。在今天10月15日早上德国笔会和中文笔会的以“文学和社会记忆”为题的座谈会上，以口述历史为专长的周勍说了一个故事。“我跟一个农民谈天，问他三年大饥荒他们村是怎样的情况，他说，你指三年自然灾害吗，那是到1963结束的，不，其实是到1982年结束的，从这一年咱村里才能吃饱哩。”“那些年有水灾、旱涝或蝗灾吗？”“没有。”“那为什么说自然灾害？”“是上面叫说的呀。”一村村人死光，有些地方死绝了，还有什么记忆可保存？
马建说，他的《北京植物人》描写一个在六四中弹的青年人，十年被活埋在自己的肉躯里，一旦醒来，发觉原来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他自己没有当活死人，而是别人如今都成了行尸走肉了。马建的话如同震耳欲聋的钟撞，几十个围绕着座谈会的听众刹那之间，呆呆站立，没有反应过来，沉默，沉痛。
戴晴说，中国政府把代表暴力、谎言、扭曲事实的五十年代的“收租院”故事的雕塑竟然搬到了书展来，这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骗了她的纯真，从17岁到30岁之间，她自己“出身成分”好，所以信任共产党，甚至赤胆忠心愿意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长毛主席的寿数，直到有一天顿悟，幻想破灭。
人权活动家吴弘达提出《黑色文库》这个海外出版的政治犯系列，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政权受害者的个人记忆，这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他也讲了一个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那一年有那么几天，全国几亿人停产停工，只干一件事：“打麻雀”，除害虫。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国家干净了，但是如果有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结果此人为此被打成右派，发放劳改。
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尔特教授作了很好的比喻，专制政府认为人的脑子像海绵，可以经过挤压，把里面的水分拧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哪怕再短暂时期内，因为某些原因，不允许有集体记忆，但是个人记忆也还是存在的。德国因为有纳粹和东德极权的经验，对于这个议题有特殊的认识和感受。
德国笔会的史明先生作为主持人兼翻译，从容地主导讨论，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触及到问题的深度和跨学科的广度。社会记忆是什么？6号馆中国官方的巨大展馆里面，有没有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关于反右或是关于文革的书？社会记忆只是民间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吗？是有良心的个人或小部分有偏执狂的癖好吗？克尔特教授认为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润滑剂，缺了它文明的跨越是不可能的。
马建、贝岭、杨炼、周勍和戴晴这几天都在赶场，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专题研讨。周勍下午跟伊朗作家和德国作家的对谈会上，被观众轮番提问，回答关于刘晓波、力虹状况和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一时讨论气氛热烈，欲罢不能。
下午有一个高潮节目，诺贝尔文学奖本届得主，原籍罗马尼亚，但是移民后长期居住德国，并以德语写作的赫塔穆勒女士，应法轮功机关报大纪元时报的邀请，出席他们的展台，并应答问题。穆勒女士本人经历了专制制度的压制，她的小说也多以此为题材，有一本是关于“劳改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对中国官方压制自由写作并打压异见和宗教分子进行了批评，并对一切受国家权力压迫的人表示同情和道义声援，这就是为什么她出现在大纪元展台上的原因。
本站首发2009.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