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历史
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每年的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先生忌日，她们要做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去祭扫这位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的国际友人，这是十年前母亲们对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的承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向记者表示：“前几年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到我家里，告诫我不要去，他们的理由是北大是公共场所，你们不能去，当然我是据理反驳，他们也无话可说，这个吓不住我们，我们还照常每年都会去。……”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曾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外国朋友，是在中共建立西部根据地的时候第一个采访的西方记者，并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他后来所著的《西行漫记》和《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世界轰动一时，极大地帮助了中共塑造了国际形象，也因此被一些学界批评为“共产党的发言人”。中共建国后，他也一直被封为贵宾，并与毛泽东有多次交往。在他去世后，一半骨灰葬在了北大未名湖畔，斯诺夫人曾经亲自为埃德加·斯诺挑选了这个墓地的位置，在1989年之前，她一直被热情地接待前往北大扫墓。但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她对中国政府进行了谴责，从此被列入黑名单，她也从此再未被中国政府邀请访华。2000年清明期间，斯诺夫人和儿子使用旅游签证到北大扫墓，因为与天安门母亲们会面而遭到当局阻挠，斯诺夫人发誓从此不再踏足中国。近年墓地已经无人维护、鲜有人问津。
中国艺术家刘小飞就刚刚结束在德国举办的中国收租院雕塑展览，投书给欧洲各人权团体，希望到欧洲议会人权法院起诉那些举办单位，并要求有关单位向他和他的家人赔礼道歉。刘小飞2月16日对记者说：“收租院不是一个艺术品！它是一个用以煽动民众阶级斗争、族群斗争的宣传作品。它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尤其是给我们刘氏家族，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很大的灾难。我们每个人受的灾难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甚至一本书都装不了。每件事情都是非常惨烈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血腥的事情！”刘小飞说，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收租院》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以及对于刘文彩一家及所谓地主带来的各种迫害。
3月5日是中国文革中的人权捍卫者、《出身论》一文的作者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美术馆的遇罗克雕塑，在他遇难四十周年祭日当天，有警察造访、阻止纪念者在此献花悼念。三位女性的献词如下：“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曾经和遇罗克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任众先生说：“毛泽东是个暴君，对社会造成祸害，到现在远远没有恢复正常。人与人应有的平等关系没有恢复。我觉得现在仍然要强调，不仅仅是个出身问题，更重要还是个人权问题。”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说：“我哥哥就义四十年，我看到中国的变化，在华丽外表的包装之下，就是个‘特务治国’，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这是以前我哥哥也想不到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认为：“中国上层正是靠维持不平等来维持自己的特权。所以，争取平等，在中国从遇罗克那时候到现在，还有很大现实意义。”
4月29日是林昭遇害纪念日，全国各地的网民不但从网络上发起悼念活动，而且还自发组成参访团亲自到苏州为这位被打成右派，又在文革时被枪决的北大女学生扫墓。网友华泽告诉记者，“我一直很喜欢林昭，我的推特上的照片就是林昭的头像，我觉得她是中国的自由女神，是我很向往的一个人。”
5月2日，四、五十名北京各界人士在艺术家严正学、朱春柳夫妇居所只有几平米的后院里聚首一堂，为林昭、张志新雕像举行揭幕仪式。出席者包括林昭往日恋人也是她血书的誊抄者甘粹、张志新的侄子、以及中央党校前教授杜光、教育家钱理群、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知识分子和一些维权人士。现场视频记录了揭幕仪式上杜光的致辞：“专制统治者害怕广大民众学习她们的思想和精神，把她们封锁起来，以致现在的青年人连张志新、林昭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她们的事迹和思想了。张志新是人民大学的校友，林昭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有这样杰出的校友，母校应该引以为豪。但是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却把她们看作是洪水猛兽，竭力回避、排斥。严正学伉俪创作的雕塑，本来应该分别树立在她们的母校——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现在却只能在这里安身。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同时，也衬托出这两个雕塑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时刻。三股政治力量——力图强化专制统治的权贵集团、企图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旨在推进自由民主的改革派，都以空前的力度展开活动，以求扩大自己的影响，拓展自己的阵地。面对权贵集团和毛左派勾结合流的危险局面，1989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民主力量正悄然复兴。张志新、林昭两座雕塑的完成面世，正是这个复兴大潮的一个小小的标志性事件。”
体现民众平反六四心愿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6月4日深夜，在香港支联会成员和中大学生的簇拥下，从铜锣湾的维园广场运抵香港中文大学，数百名市民在场迎接。学生会会长黎恩灏接受采访时说：“校方一定要无条件给我们摆放，校方说给我们短期摆放，我们一定不会接受的，一切由同学决定，不是校方以长官意志，说要搬就搬走。”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者吴仁华，6月初从洛杉矶发起“寻找六四真相”的行动，该行动的第一个主题是“寻找六四军人”。吴仁华表示，当年实际参与的士官兵人数众多，一旦戒严部队成员愿意提供体制内经历，就能进一步突破当局的信息封锁。吴仁华说：“有一名高干子弟，当时是65集团军的士兵陈晓利，他写出当年的经历，证实了北京学生与市民之中传说的信息，那就是（1989年6月3日深夜之前）戒严部队已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军队早已经布署到位，而地面街道另有部队手无寸铁地向天安门广场进驻，那是故意引发军民冲突，为军人制造镇压的借口。陈晓利为证明自己的身份不假，同时说明了自己所属部队的师长、团长、连长和班长等人姓名，经我核对之后，他提供的资料都属真实。”
美国国务院6月4日发布声明说，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连串悲剧事件至今已有21年。我们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道，敦促中国释放当年以及之后所有因参加和平示威而仍在服刑的人士。同时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公开提供关于遇难者、受监禁者或失踪者的尽可能充分的名单，并停止对那些参加了游行示威的人以及受害者家属的骚扰。我们也鼓励中国保护其所有公民、包括那些和平地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士的普遍人权。
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1周年纪念日，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出席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会，代表政府向所有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及家属鞠躬致歉。这是马英九担任总统后第三度参加白色恐怖受难者追思活动。他讲话说，政府要平反冤假错案并让大家有自由思考和发言的空间。他还说，要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保障人权，最根本的就是要避免战争、两岸和解，让台湾海峡不再是杀戮的战场。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7月21日发表调查报告称，在2008年3.14拉萨事件中，中国安全部队对藏族抗议者任意开枪射杀、踢打抗议者直到他们倒地不动、并在抗议扩大到各地藏区之后，向前往参加示威的中学生以及向去政府大楼抗议的僧侣和平民开枪。报告是根据对203名从中国到海外的3.14事件藏族亲历者的访问调查而写成。
由香港阳光卫视制作的、反映中国八年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纪录片《国殇》首映式在香港举行，由于片中提到许多国民党抗战的情节，此部影片无法在大陆播放。由《中央电视台》主播崔永元策划、耗费1.3亿元人民币拍摄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主要记录国民党军抗战史，被央视和各地电视台拒绝采购播出，血本无归，唯有免费在各地播映。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9月对此评论说：“关于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全国了解的非常少，过去都是讲共产党为主，领导抗日，那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应当说国民党是抗日的主力。现在要把这段历史颠倒过来的话，作为共产党内部的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有关的材料，有关的历史真实情况的介绍，在大陆还是很少看到。中共当局极力把自己宣传成为非常光荣、伟大、正确的。”
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otter），10月在英国出版《毛制造的大饥荒》。冯客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千5百万人属于非正常死亡，被饿死和死于暴力成为显著特征。冯客说：“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冯客：“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冯客介绍，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冯客的书中也记录了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就偷偷吃掉，叫“吃青”。在棺材和地板下藏一些粮食。死去的动物挖出来吃，发展到吃死人。冯客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最终原因是一党专制剥夺了一切自由。冯客：“尽管现在的中国与毛时代不同了，但仍然陷在一党专制当中。一党专制的国家生成的问题这个党很难解决，不管领导人或者谁有再好的愿望，因为是体制的问题。”
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青海塔尔寺前住持阿嘉活佛10月表示，中国当局在1995年选定西藏10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当时的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和国务委员罗干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波米活佛在举行跪拜仪式后，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写着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交给罗干。并由罗干转交给时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江村罗布，认定中签的坚赞诺布为第10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阿嘉活佛说，虽然当时自己也在现场，但对金瓶掣签结果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却是在看了电视上抽签仪式的近镜头之后。“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不仅是我，很多人都看到有一个签条稍微长一点。”阿嘉活佛表示，当时自己只是怀疑，后来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叶小文当着李铁映、嘉木样活佛还有他的面，说出了这次金瓶掣签的“玄机”，才让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叶小文在飞机上说‘这次做的这个很成功，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故意将签条缠了一根棉花，做的长一点。’”
姜维平：《骗了我父亲，别想再骗我们》——如果共产党有本事，就一定把藏着真实的潘莫拉盒子捂紧，否则给他的国民带来的只能是巨大的精神打击。就我父亲来说，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韩战，曾使他深为自豪，但其实，这是一场不义的侵略行为，它不过是靠谎言染上了光彩，他晚年动辄流泪怀念的战友们，不过是充当了斯大林，毛泽东等政治骗子的炮灰而已！所幸他一点都不知情，而且他更不知道，被俘虏的14000个士兵自愿去了台湾！我知道了真相，则对中共产生了新的认识：如果第二次韩战再燃刀枪火海，我们这一代及下几代人，还会重走父亲的老路吗？……最近，我拜读了何清涟撰写的一篇关于韩战的大作……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是金日成打响了第一枪，首先挑起了战争。她还说，战争更深远的背景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就失去了雅尔塔体系中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中国收回了旅顺口和大连港。而斯大林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一个不冻港，以便与美国和日本对峙，于是，就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金日成收复朝鲜南方的要求。这样金日成才敢发动这场战争。……据6月26的国内媒体报道，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我多次亲临辽宁省丹东市，曾漫步于鸭绿江边，我既看到了沿江开发区的灯红酒绿，又听到了北韩饥民的哭泣，专制政权不论富裕还是贫穷，都只能给它的国民带来灾难！我从未与任何人谈论过我的父亲，因为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剧，参加韩战是剧情的高潮，命运把他从火线上留下来，是为了叫他承受更多的没有思想和自由的苦难：他不知道韩战的真实起因，不知道14000个战俘选择台湾的故事，不知道6000个回国的战俘送进过阜新集训营，不知道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秘密交易，总之，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知情权，选择权已被彻底地剥夺！我可不想模仿他的一生！如今，面对战云翻卷的朝鲜半岛局势，我想告诉7000万南北韩的人民和广大读者，骗了我父亲，别想再骗我们新的一代！2010年6月25日韩战60周年写，7月1日修改于多伦多
11月26日是杨佳的祭日，两年前在上海杨佳被执行了注射死刑，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前往祭拜杨佳，王静梅在坟前告诉记者：“谢谢关注杨佳的人们，今天这个日子我是终身难忘的，但是大家可能也会记住这个日子，因为杨佳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这么去做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也都非常理解他。现在很多人都对他非常了解了，你不采取这种方式去讨个说法，永远不会讨到说法，很多规范的人和遵纪守法的人投诉无门。”王静梅并告诉记者，当局也出动了两辆警车和多名警察在场监控。曾担任杨佳辩护律师的刘晓原向本台表示，“这个事件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两年以来我们又发现了有类似杨佳的人和事件仍然在发生，例如贵州的何胜凯、湖南的朱军冲进法院，我们在思考，为什么杨佳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关注，作为司法机关，中央高层也关注了这个问题，发现了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两年来我们没有看到有所改善，相反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艾未未工作室历时近两年，为杨佳案制作的全程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已经流传到网络上，此片旨在把真实的杨佳案呈现给大众。艾未未在博文《一个孤僻的人》中写道，“当社会中的个人意识到必须自我完成正义时，正义这时只会是同样的无助，同样是失血和苍白”。
关于毛岸英的死，军事科学院军史科学研究员王天成，走访过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军人，并在《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中描述，事发当天，毛岸英正围着火炉热鸡蛋炒米饭，炊烟引起美军注意，并来袭毛岸英就此罹难。中国央视正在高调播出电视剧《毛岸英》，剧中在此细节有明显差别。《毛岸英》一剧描述为，因为跑回作战室取文件处理电报，毛岸英因此牺牲。该剧将他塑造为一个勇敢无畏坚韧的英雄。网友蒲飞告诉记者：“如果毛岸英接班，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比金正日还金正日，有网友甚至这样说，中国人应当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当年在上海把毛岸龙搞失踪，把毛岸青打傻的巡捕房的巡捕。一个是在朝鲜把毛岸英炸死的联合国军的飞行员，历史由于种种巧合，没有让他（毛泽东）的儿子成为接班人，应当是历史给中国人最大的礼物。”今年9月，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在朝鲜30年来首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推为党代表，民间戏称其被封为“北韩太子”。就朝鲜的形势，有网民感概地说，“一碗蛋炒饭救我天朝，蛋炒饭救我华夏，免遭二世涂炭，不然中国将像朝鲜比现在更加腐败黑暗。”
十、人物
2月，至少有三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就是通常中国人诟病的“文字狱”官司开庭审判。他们是：四川的谭作人于9号因其写作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文章被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5年；同日，同地，同法院，因揭露四川汶川地震“豆腐渣”学校工程被一审判处3年徒刑的中国维权人士黄琦上诉失败，已被押往服刑地。而在2天后的11日，《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二审，北京高院宣布维持判刑11年的原判。刘晓波在宣判后说了三个字“我无罪”，便被带下法庭。
原中共中央宣部长朱厚泽，5月9号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政治评论界人士表示，朱厚泽是中宣部历史上的一个亮点，是一位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中宣部长。明镜出版社创建人、董事长何频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回忆说：“大家都知道中宣部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中宣部长一般来讲都是被知识分子讽刺、批评不欢迎的。但是朱厚泽先生上任的时候正好是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是胡耀邦把他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到北京当中宣部长。那么朱厚泽先生他正好是接一个知识分子非常不喜欢的‘左王’叫邓力群担任中宣部长。在他的任上提出了这个‘宽厚、宽松、宽容’的所谓‘三宽’，所以他一直有‘三宽’部长之称。在他的任上的时候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开放以来最宽松的时代。”
四川成都中级法院6月9日对调查四川地震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及收集遇难学生名单的环保人士谭作人作二审宣判，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监禁。庭审期间，网络上下有大批民众对谭作人案表示关注并声援，当得知谭作人的女儿李畅因为现场摄像被抓走，大批网民忍不住愤怒地质问，“你们敢把她爸爸判五年，却害怕一个女孩的摄像机？”在香港，也有18个民间团体到中联办门前示威，包括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独立中文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中国良心犯后援会、公民党、劳改基金会、青台、民主党国事小组等等。他们抗议北京当局以言入罪，在中联办门前高呼口号，“抗议以言入罪，立即释放谭作人，调查豆腐渣工程无罪”。
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8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人民大学毕业的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认为，谢韬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经历和反思非常有价值：“谢韬先生最近这两年给炎黄春秋发表的那个经过删改过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文章，惹起了左派疯狂批判，最后还要去人民大学批判他。这个老教育家也是思想家，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党内的这种都是解放前接受的教育，其实还是有一定自由民主思想培育，而不是解放后全部按照斯大林模式、禁锢的毛泽东思想灌输下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所以他们当时代表的思想很多有着真正民主理念的，当然这一群体越来越小了，走一个就少一个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点宣布，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在狱中的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内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
据刘晓波妻子刘霞微博透露，锦州监狱已于10月9日晚告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她已见过晓波。晓波见到他时，显得很慎重，说“心里非常不安，这个奖是奖给天安门亡灵的。”说完就哭了。
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11月8日下午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享年92岁。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说：“中国在没有新闻表达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六四事件、一个零八宪章、再有刘晓波被判重刑、加上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他完全是属于一个两头真，非常难得的一位老人。李普在中国就一个，朱厚泽曾说过两头真后一个真更难得，早年凭着青春热情投身革命，那种追求还是比较容易的；到老年了，自己的地位、家庭、儿女，这些利益的牵扯，要真正表现出对专制的批判、对民主的追求，非常不容易，虽然他（李普）职务不是最高的，但他是最棒的。”
为毒奶粉患儿维权的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本11月10日被北京法院重判两年六个月，闻判后，赵连海情绪激动，当庭将囚衣扔向法官，声言绝食抗议。家属痛哭喊冤，决定上诉。律师指判刑太重。在场外，数十名维权人士及患儿家长声援，他们举起标语，高呼“赵连海无罪”，怒斥法院“不要脸”，其子赵鹏润在法院外打着“爸爸回家”纸条。
在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缺席下，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12月10日在颁发典礼上留了一张悬空椅子给刘晓波。也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昂山素季在颁奖典礼前夕，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昂山说，和平奖的效应是积极的，让世人了解到他们的斗争，并为他们伸张正义，因此，她相信这个奖项将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民主是当今世界的大潮流，不只在缅甸或中国，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评委会主席亚格兰颁奖致词：“……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着13 亿人口的中国肩负着人权的命运。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否则，就可能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四起的险恶局势，从而产生危及整个世界的消极后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作为前提条件。此外，没有言论自由，腐败、官权骄纵和恶治就会滋长蔓延。任何一种官权体制都必须要通过民主监督、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的批评权来加以制衡。”“刘晓波否认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等同于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侮辱。他坚称，共产党‘即便是执政党，也不能等同于国家，更不能等同于民族及其文化。’中国的变革需要时间，漫长的时间，政治改革将会也应当以像刘晓波所描述的‘渐进、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进行。中国在历史上做过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尝试，结果造成的却是混乱。但正如刘晓波所写的：‘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因此，他说：‘无论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每个个体也要……力争过一种有尊严的诚实生活。’”
正在保外就医的中国作家力虹12月31号在宁波逝世，终年52岁。各地民主人士表示哀悼。力虹，本名张建红，诗人、剧作家、自由撰稿人，中国民主党成员，自由宪章奖获得者。力虹2006年9月6号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6年。力虹2010年6月5号因病危保外就医。贵州人权研讨会陈西说：“力虹先生英年早逝是完全由于中共政府长期的打压，尤其是在因为思想写作的追求，共产党关押判处他所谓的危害国家什么什么罪，这都是无稽之谈，这是一个专制政府的邪恶表现。”
2011年1月1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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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2011.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