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六四”22周年
随着二十多年时光过去，虽然过来人仍然怀念一九八九年全国风气云涌的民主运动，但当时到底如何“轰轰烈烈”，在如今的年轻人心目中已经很难想像。孰料今年以来，中东民主浪潮一波接一波，当中共当局在二月份还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对应时，埃及民众的热情和誓死坚持，已经为国人展现出社会生活和民族新生的另一种可能。实际上，二零一一年的开罗解放广场，几乎重现了“六四”镇压前的天安门广场，给我们一次宝贵机会，重温当年种种危机下的勇气和奋斗，也帮助我们再次肯认，八九民运的精神和北京市民在“六四”镇压时冒死抗争的勇气，正是出于坚持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的信念。
面对这不同于以往东欧和中亚“颜色革命”的新一波民主浪潮，中国政府一方面出动大批国安警力，无预警也无视中国自己的法律规定，重拳打击过去几年来活跃维权的各界人士；另一方面，也在思想文化界加强了鼓吹“中国模式”的调门，或明或暗地为八九年“六四”镇压辩护。在“六四”二十二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釐清其中模棱两可乃至惑人耳目的言说，为六四死难者及其家人争取公义，为一九八九年的抗争正名，并在暴力强权面前坚持历史的记忆。
一、“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党”？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目前中共已经将自己的建党纪念强加在全中国人民头上。藉着经济崛起，大中小学校和各种机关单位以政府名义展开长达数月的各种相关活动，不但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成长，而且再次出现要全国公民对党感恩的声音。这种“皇恩浩荡”的主奴思维，是今日的中共从人民手中窃据国家主权正当性的最鲜明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的缘起，在于当时针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要求“拨乱反正”的汹涌民意。从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开始到七十年代末，包括魏京生、任畹町等人积极参与并因而入狱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在内，强烈的社会呼声，为邓小平等人从华国锋手里“和平政变”夺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正当性支持。由于这一关键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才会在反反覆覆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仍然多少推动了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党政分家、村级选举等还政于民的初步举措。
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引发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后，赵紫阳等中央党政领导在五月初曾数次表示，改革开放既要在经济上过“市场关”，也要在政治上过“民主关”。这时邓小平和赵紫阳还没有发生最后决裂，这种说法本身，既与七十年代末改革渊源的逻辑一以贯之，也是此时仍标榜改革的中共领导不能不对全国民众保持的基本承诺。甚至在“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还曾持续谈论要“先”把经济搞上去，即他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那时对他这种言论的普遍解读是，经济上去之后再谈政治改革也不迟。
但是历史证明，“六四”镇压彻底改变了中共统治的性质。出动正规军，真枪实弹地镇压和平示威民众，并以戒严手段在长逾半年的时间里将军事恐怖推及全国主要大城市，而且在事后的二十多年里不但拒绝独立调查，还连坐迫害死难者家属，并严格查禁相关公共言论——这一系列步骤之间并非没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共政权。可以说，“六四”之后，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从“主权在民”借助政权暴力转变到了“主权在党”。因此，无论“六四”之后的政治迫害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要宽松多少，中共都是在实质上篡夺了中国公民赋予国家政权正当性的主权地位。
过去二十二年里，这个政治逻辑并非一直明确可见，而是经历了本身由隐到显的过程。与邓小平当年暗示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增长越快，“主权在民”的声音越弱。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的口号，还可以看作是论证中共执政正当性，即，为中共坚持掌权做理论上的辩护。到了胡锦涛治下，“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提法，已经没有了这一色彩。与此同时出现的，一方面是加入WTO带来的出口主导经济飙升，另一方面是通过释放“群体事件”数字为武警部队在组建和装备上的更新换代造势。此后北京奥运和欧美金融风暴同时在二零零八年夏季发生，中国迅速走向国际新秩序的前沿，国内的维稳也更向体制化制度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境外观察家将维稳看作是中共虚弱恐惧的表现，恐怕是一种误读。最近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责受到打压的北京守望教会不该在“敏感时期”坚持集体祷告活动。“敏感时期”和“维稳”不但成为官方采取强硬行动的公开藉口，而且已是过去两三年和未来至少两三年内的治理常态，都说明这是“主权在党”浮出水面正式亮相的结果，并不是统治集团紧张心虚的反映。
从两年前中共建政六十年到今年建党九十年，官方舆论上可以看出越来越明显的从国家民族论述（“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转向党的角度（“中国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明确论述“主权在党”理念的文章，出自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的北京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虽然他本人在国内一直拒绝这个标籤）。他在《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发表《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延续几年前论述“去政治化的政治”时提出中国“党-国”体制与西方选举执政党并无根本区别的观点，开篇就说明，中国改革三十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大的政治危机就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如果认识不到“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就“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他对历史的进一步解读中，“六四”镇压之后，“党政分开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口号”，随之出现的是政党国家化现象；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主权在党”的立场由此而获得学理正当性，“六四”血迹被再一次以思想的名义粗暴洗刷。
事实上，无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起草宪法的过程（从“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公布“共同纲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组织（例如：“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而不是今天有国无民的“国有企业”），即使是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多年里，中共也始终是以“人民”的名义建政执政。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将近两个月时间里，从北京天安门蔓延到全国各省市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运动，形成了中共当局和示威群众两方对立的局面，从根本上说，正是人民要求实现实至名归的国家主权身份。从发布戒严令到“六四”屠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市民不分年龄职业，夜夜警醒。只要听说哪个方向有军队向城里进发，总会有大批当地市民涌上街头堵截军车。六月三日夜里军队以坦克机枪开出血路杀向广场，血腥清场延续到第二天清晨，一路上都有学生和市民一次次英勇地迎着持枪列阵的军人高叫“法西斯！”，冒死阻挡。北京“六四”镇压中，死伤最为惨重的正是普通市民。支持着他们与身边的陌生人携手同心视死如归的，不是任何具体有限的利益保障要求，而是相当抽象的政治主权意识和民族自信，以及这种主权自信激发出的自豪感。
二、压制参与的政治垄断
二十二年来，以香港支联会为首的海内外有心人士坚持纪念“六四”，保护集体记忆，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并不是“文明／文化”基因决定下的健忘的一群。国内也有各种各样持续的努力和抗争，致力于扩充底层公民参政议政的实绩。为什么多年坚持下来，中共仍然能够推出如此蛮横的“主权在党”言说？考虑到与这些大权独揽的言说同时兴起的，是全国推广重庆式唱“红歌”和向党谢恩表忠心，当前国内的社会政治氛围，既难以单纯定义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去政治化，也无法看作是社会主体自下而上的重新政治化。更准确的概括，也许应当说中共官方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垄断在文革后经历了一个从近于解禁到重整控制的过程，如今已具有与毛泽东时代极为不同的形态，渗透到不同层次的多种面向，而且越来越公开。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暴力和市场经济逻辑同时扮演着关键角色，迫使社会发生深刻的去政治化趋势，也逼出今天赞声沸反的表象。
“六四”血腥镇压，唤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人自危的回忆，造成社会中的寒蝉效应。但由于政府和社会双方共同承继着八十年代以政治开放推动经济改革的余势，而且当时外资抗议镇压而大批撤离，造成政府财政困境，也迫使中共政权尽力缩小后续打击范围，实际上的迫害连坐程度远较文革时期为轻。即使在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南巡讲话”之后，中央政府主要压力仍在经济方面，地方上因循此前惯性，只要没有直接触及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不在“姓社姓资”的立场上挑战经济政策，很多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争辩。这个时期，“民主”被暂时搁置；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公平”与“正义”成为重要关键词；上访仍在持续，“截访”尚未开始。很多电视台和平面媒体深度调查、锐意探索的栏目，都出现在此时，以“打擦边球”方式施压，延续了社会公众依然活跃的政治想像。邓小平“先把经济搞上去”政治改革以后再谈的暗示，仍得以维系。
此后的一系列发展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地方上，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以招商引资、计画生育、“截访”、经济增长等项目为地方政绩指标，迅速将地方政府公司化利益化，与基层民众发生无可避免的直接利益冲突，而民众的政治权利却没有明确的限定和保障。大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平正义的社会想像逐渐让位于更紧迫的危机——“权利”话语在民众中逐渐上升，成为社会自我保护的首选。
在中央层面，一九九八年克林顿访华前后，中国民主党依法定程序公开申请正式註册；一九九九年发生法轮功事件。这两次，中共当局都在短期游移不定之后，下决心大批抓捕当事人，并针对后者发起中国社会已经久违的大规模宣传“教育”运动。与此同时，互联网进入中国；而二零零一年底加入WTO，加速了媒体商业化泡沫化趋势。在“人民”与中共政权分享政治权力／权利的意义上，这些现象中最具标志性的是，镇压法轮功是破坏法治、侵犯人权和公民权的恶性事件，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或是参与配合，或是选择回避和沈默，很少有人公开质疑。对很多人文社会活跃人士来说，似乎“六四”镇压得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政治”敏感地带不妨暂时绕开，过后总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拓宽更大的活动空间。这种幻觉进一步削弱了在社会想像基础上向统治者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能，加速了民间丧失政治话语权的进程。
从此，互联网一波一波的活跃事件，网络和媒体上兴奋不已地宣称的“维权元年”、“公民元年”，直到零八宪章，成功的案例几乎都无法保持举一反三的潜力。相反，官方越来越放肆地以谈论“政治”为控告“颠覆政权”罪的藉口，走法庭过场时，不允许被控者和辩护律师在具体言论基础上分辨公民本应受到保护的政治言论自由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政治话语权大倒退。“擦边球”原有的扩展意义消失，无法构成聚沙成塔的累积：“藉力使力”变成一厢情愿，对地方执政者并不具有原则性约束。这种变化，在海外也感觉得很清楚。去年崔衞平和何清涟在网络上争论是否应当高度肯定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谈，凸显出症结所在──由于政治话语被单方垄断，缺乏共享的政治基础，在官方和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民间失去施压的杠杆。
“主权在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应时而出。上文提到环球时报就北京守望教会发表的社论，既藉“敏感时期”，也用所谓中共一向严格控制非官方组织规模的说词，要胁教会就范。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今年五月中发表文章，公然反对“公民社会”的提法，力图将社会上与政治有关的言说，限制在“社会管理”和“政府能力”的范围内。“先把经济搞上去”仍然常常听到，只是这种说法所暗指的已经不是任何意义上只要耐心等待就会随之而来的政治改革，而是将许诺局限在改进社会福利，平息因收入两极分化引起的不满。不管是“先”搞经济，还是以后实现福利许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都拒绝与人民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最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改选时，登记参选的下岗职工竟然会遭到政法双重迫害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垄断的基本框架和经济管理语彙的笼罩下，政府经济政策优先安抚城市和党政官员，配合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扩展，当代中国社会确实瀰漫相当严重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政治冷漠”，年轻人、公务员以及城镇中等收入阶层多少有着很强烈的自主幻觉，也会相当主动地将与政治权益相关的场域转让给党和政府。另一方面，生活中的自由度也许确实相当宽泛，可是，这是剥夺了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其中的“转让”恐怕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么“主动”。看一看厦门反PX建厂，广东撑粤语，上海悼念大楼失火丧生者，南京保护梧桐树，在这些令人感动而且成功的群聚事件里，参加者不得不以“散步”甚至有时要以“打酱油”的名义出现，大家都自觉地否认这里有任何“政治”意义，生活的“权利”是上街的主要理据。甚至海外有相当名望的民运思想家也曾撰文论述民运是“政治”，维权不是“政治”，二者应当区分开。
因此，如果说今日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表述的实际义涵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这里不做具体辨析），如果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内涵得不到持续的审视和反思也得不到有效的大众参与，那么中共当局垄断“政治”话语、剥夺民众政治表达的权利，就正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唱红”，只强调对上赞颂，对下规训，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所谓复活了的“革命传统”，不包括允许民众质疑官僚体制，甚至不接受和平的上访，更不必说注意到缺乏生活来源的下岗工人被迫摆摊却又遭城管欺压时的自卫反抗了。
这是为什么官方一边提倡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唱红”，一边继续以指涉文革初期政府瘫痪状态的“中国不能乱”来挟持广泛的社会不满。“动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掌权者污衊八九民运的关键词。一九八九年春天，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六月一日儿童节，在一个半月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过程中，北京没有发生过一起所谓的“打砸抢烧”事件。在警察消失不见的大都市，学生和市民自发维持着和平的秩序，广场上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声援学生的标语牌。可是就在这期间，中共却以首都发生“严重动乱”的名义，在北京城内外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做好战斗部署，为了自己不丢掉统治权，不惜对人民大开杀戒。
“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遭遇的首先是人道灾难，施害者也首先必须承担戕害平民的罪责。但是，由于“六四”镇压的政治性质，为死难者及其家属寻求正义并不仅仅是人道意义上的问题。包括那些并未参与抗争但在路边或居室里无辜伤及的死难者及其家属在内，政府对“六四”时期所有各种情况的受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提倡并坚持“主权在党”的言说和强权实践，只会拖延偿还的时间，不会改变事件的性质。中国总有一天要还政于民。
三、青春激情的理想主义，理性自制的民族
一九八九年遍及全国的民主运动，在当时的语境下，一般都是称作“学潮”或者“学运”。即使后来市民人数大大超过学生，大学生还是被看作是抗议的核心和主要参与者。运动从北京向其他城市扩展时，一般情况下也是当地学生首先起来响应。青年和青春，特别是绝食学生以主动牺牲身体生命为号召的激情和决绝，是运动转向“没有退路”的关键。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激情并没有引向暴力。当时民众中的众声喧哗，群龙无首，却又齐心向善，恰如今年二月的开罗解放广场。
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浪潮显示的，正是青年一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埃及，有根柢的穆斯林兄弟会并未取得抗议领导权，反倒是城市青年通过网路串联带动了千千万万上街抗议的人。他们追求自由解放、追求美好前景的旺盛精力，不但推翻了穆巴拉克几十年的统治，而且创造出社会革命的奇迹。青年们每天打扫广场，保持秩序和清洁。转型开始后，曾发生丑恶的宗教冲突，引起械斗和纵火并造成人员伤亡。此时，民主革命焕发的理想主义精神显示出雄厚潜力，人民不再表现得一盘散沙，他们有决心克制自己，作出努力，抵制宗教仇恨，致力于推动尚未完成的民主化进程。同样的景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民主运动的基本模式，如今并出现在深陷金融危机困境的欧洲大陆，青年们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聚会露营，抗议示威，要求工作和社会公平，也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
同时，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口号应该受到理性反思的检验，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发出的热情并不一定是盲目反动的，必须要在具体情境下分析检讨。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到今年最近这一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各地青年的理想主义表达中，都有清晰可见的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成份，支撑着抗议者面对重重压力袭来时的困境。就像二百多年前的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也像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时一样（后来的道路曲折，是另一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包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这类民主化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二年前，很多囿于中国革命教科书的老一代无法理解大学生在广场上的“政出多门”，对学生组织生出格外多的訾言，指责学生领导不力。类似的思维定势被中共官方利用，在“六四”后的宣传攻势中，曾反覆气势汹汹地质问：这些学生上台，就能比共产动领导得更好吗？！这种问法，完全无视民主化运动的推动者所要求的，是有明确民主授权程序的政治体制，而不是要像山大王那样取代现行统治者，改由自己坐龙床。很多同情八九民运的人，至今还会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学生做得不够，处理得不好，才会发生“六四”惨案。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运动，特别是埃及的成功和也门、叙利亚等国人民面对持续军事镇压至今仍坚持抗争的事实，足以证明，军事镇压的责任者，绝不是坚持要求民主化的民众，而只能是恋栈不去的独裁政权和独裁者。那些在军事镇压当前时仍坚持抗争的民众，无论组织多么松散，策略多么不明确，都有充分的正当性，要求“还政于民”。
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参与的街头抗议活动，有极为广泛的可能性，而且常常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能量。八九年天安门抗议和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先后表明，在青年的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青春激情未必和理性相对立；大规模群众运动产生的共同命运和集体相关认同，未必对立于多元包容，也未必对立于每个个体追求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理想。
目前校园生活值得注意的问题，恐怕并不是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间的关联，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爱国主义理想过于泛滥，导致集体压抑个体；而是如何用求知无禁区的理性思辨丰富个体发展的潜力，也用鼓励青年公共参与（如服务农村、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等等）提昇社群共存意识，为日渐疲软苍白的青春生命重新注入一种光明正大的气象与活力。不管今天的下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无可质疑的是，青年学生仍然是社会中最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最有理想主义特徵的一群。说青少年有这样那样问题，不如说这是由于成年人和社会没有善尽对民族共同未来的责任。政治义涵丰富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服务，可以培养青年独立负责公义参与等重要的现代公民品德，也是为社会健康成长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长远投资。
八九年的青年学子，积极投入了当时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之中存在许许多多不同意见和争论，他们的决定也曾有各种各样的误判。但总体上，学生们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同样勇敢地站在反对军事镇压第一线的北京市民，很多人其实都是大学生的同龄人。绝大多数倒在血泊中或遭到十年以上监禁惩罚的人，当年都不到四十岁。他们在全世界关注的凝视中，最后一次展现了中国人民自下而上争取自由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重复：“六四”镇压是一次严重的人道灾难，但其内涵绝不仅止于人道灾难。只有“六四”得到彻底平反，中国的青年和中国的政治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清明坦荡的立足点。
谨以此纪念二十二年前那可歌可泣的壮烈一幕。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草于台北
【新世纪】2011.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