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孔识仁先生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孔先生的思考理性多元，有很多建设性看法。但他也认为：海外民运“一有全无”。即有一个民主追求，其他什么也没有。在几十年以期盼和促进中共政治政革的语境中，民运一直是“等待时机”，从这个角度看，民运是机会主义的，所以没有必要有路线，没有纲领、没有目标。因此，无论怎么高调反共，也只能是“说梦话，走梦路。”另外，有一个叫麻辣空间的自媒则全然认为：“海外民运30余年从失败走向灭亡”（他从八九六四算起），并虚构了十个主要论点证明海外民运从失败到失败的必然性。对此，我也简单谈谈海外民运的有和无。
一、海外民运有什么？
即使在几十年的改良语境中，海外民运也有一些具体内容。
1、有民主追求、民主理念。
这个不多说了，肯定有。孔识仁先生也不否认。中国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立党等还有党纲和奋斗目标。
2、有反对党、有组织架构/干部架构、有具体活动，是一种实际存在。
中国民主党九八年公开组党，涉及二十几个省（直辖市），目前虽然蜗居海外，但党员众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反对党。民阵或其他组织也都有一个松散的架构，分别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组织架构。虽然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少，但天各一方，或呐喊呼吁，或街头抗议，或与国内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互动，以松散、自由、多元化的方式持久呈现的时候，也都是不可漠视的一种实际存在。
民主中国阵线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该组织在鼎盛时期曾在25个国家拥有3000名成员。
3、有道义资源或道义高地。海外民运应有所做为，但即使无所做为的时候也呈现抵抗专制的姿态，如上所述呐喊呼吁和做一些抗议的活动，并以此鼓舞国内同仁。
这些活动海在内外互动影响较大的有2002年11月不锈钢老鼠因言获罪而发起的抗议活动；2009年3月全球营救高智晟活动；2010年5月国际营救胡佳日；2010年8月24日全球同步纪念声援刘贤斌；2011年2月前后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发生海内外民运广泛互动，民主党人的“茉莉花集会”从此开始至今已是480佘场；2013年9.15日开始于纽约时代广场的“陪王炳章坐牢”活动；2014年民运团体纪念“六四”25周年举行的“天下围城”活动；2018年7.9日举行的抗议“七零九律师”大抓捕三周年活动等等海外民运都进行了持久的关注、救援和抗议。再如国内外互动持续几年的“同城饭醉”活动等，此类活甚多，以上仅举一隅。
可见，几十年海外民运显示了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鼓舞和激励着国内的异议活动和维权活动。
4、民运宣传媒体从有到多，也有二十多年。开始仅有在香港的“中国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这一主要途经，但影响很大，民运信息，国内民众抗争信息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广、英国广播电台的主要内容之。1998年开始涌现出一些网络民运刊物和网站。虽然很多，但没有形团队那样大的影响力。曾经持续多年的《大参考》、《民主论坛》、《新世纪》、《博讯》影响了一大批国内异见人士，而目前国内人士翻墙则多数看《大纪元》、《阿波罗新闻网》和《博讯》，《民主中国》、《人与人权》、《议报》、《北京之春》等以民主理论为主的网络刊物受众明显减少，但也不可小觑在老民运人士、公知和自由写作者群体中影响。
5、王炳章80年代开启的海外民运精神资产。
中国当代民运中坚力量有4个主要来源，也就体现了四种主要的构成和身份认同。即以王炳章1982弃开创的中国民联为首创；1989年64逃亡学生和知识精英为高潮的民阵；此后还有1998民主党公开组党之后流亡海外发展的群体；九〇年代后期陆续释放出国的七九民主墙一代。至于其他移民或留学生群体中个人参加民运组织其民运活动的群体特征不甚明显，此不赘述。
海外民运，真正有影响，让共产党恐惧和在意的是王炳章主导的八十年代的早期民运。当年，王炳章的民联团队人才济济，《中国之春》杂志在全世界各大洲发行在世界华人圈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王炳章的演讲能力非常好，感柒力很强，他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到全美各大学演讲，到华人社区演讲，那时的民运有领导，有路线，有方略，更重要的是有土壤，脚踏实地，知行合一。放眼当下民运躲在象牙塔里的太多，做实事的人太少，理应重拾王炳章不计名利，踏实干事的精神资产。
王炳章的思想资产是《中国民主革命》（既《民运手册》），这本小册子在九八至九九年全国组党运动前后这个历史节点的三波组党活动中一.起到重大作用，此后虽然被巨大的改良语境所削弱，但其仍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说从中共入世走入全球化大格局开始，海外民运难以伸展难有作为，也走入低潮，如果说茉莉花革命、天鹅绒革命国家的民族传统和统治方式不可与中共的强大极权统治相互比较的话，那么疫情当前，中共决心消灭人类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红色帝国梦已昭昭然也。此时，再次打开《民运手册》是很有必要的.
6、79民主墙一代的顽强坚守。
1981年4月“西单民主墙”运动悲壮地划下句号，全国各地民刊和编辑部均被以“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罪名取缔，主要成员多被抓捕判刑。他们基本都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狱，但也有人被二度、三度逮捕入狱。这些人先后来到或被直接送到海外。这个群体在海外各民运组织都起到很大作用，他们顽强坚守，几十年如一日，虽然有的人剑走偏锋，思路奇异，但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
魏京生出国之后，由于中国海外民运长期缺乏个领军人物，以减少内耗，形成合力民阵、民联等都表达了要魏京生整合海外民运的强烈愿望。随后，出现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高级组合形式，虽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做为一面旗帜至今也依然屹立。
关于七九民主墙时代的政治遗产（可参见我和林牧晨编的《一九七九》一书）
总之，海外民运，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挤上“全球化”的快车之后，在美国和西方绥靖战略下，在中共“蓝金黄”方针渗透下，虽未能作用显赫，但也旗帜招展，所以并非“一有全无”。
二、海外民运没有什么？
没有思想、目标、路线。
海外民运没有思想，没有纲领，没有路线，没有被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一致认可的一个具有全局代表性的民运组织，或者进一步说设有一个流亡政府成者说与流亡政府相当的权威组织，可以继往开来，应对国内转型巨变，而不是变局到来时被新生力量和新权贵集团一举取代而边缘化。
说民运缺乏思想，是因为民运至今也没出一个有一套完整糸统民主理论，并能接续传统，面向未来的有感召力的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目标、纲领明确，孙中山本人撰有《建国大纲》，宋教仁精于对宪政民主研究。海外民运虽然精英荟萃，也没形成持久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八十年代王炳章主导的几年海外民运算是黄金时代吧。
在八七年至八九年王炳章被逐渐边缘化，恰逢国内学潮如火如荼，民联却疏于指导，作为不大。即使这样民联的成员刘晓波、陈军还是成为令中共恐惧的“六四黑手”。一九八九年九月，“六四”学运领袖和流亡精英汇集海外，当时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命运，中共的合法性已经被坦克碾碎，美国开放绿卡，大规模流亡将成事实，此时的组织形式本可以更广泛，更高级；1993年民联和民阵合并之际，民阵首届主席严家祺先生曾经建议，将合并与组党同时进行，两个组织合并起来组成民主党。其实，若以流亡政府或准流亡政府的形式合并也是可行的，此时民运本有机会上一个台阶，顺势组成一个流亡政府。在这样一个组织框架下，许多实质.工作也就方便多了。此一时彼一时，此后虽然有人也做过类似尝试，但力量薄弱，更缺乏代表性，形同一种艺术作品。.海外民运多数人并不能迈出与中共“分庭抗礼”的步伐，盼中共促中共政良的路径依赖让海外民运难有作为。所以，王炳章当年闯关后受到多人批评围攻。因为当时民运的主流语境是“全民和解”“体制内外良性互动”“双胜双赢”和“广交友，不结社”，而革命与改良两条腿走路的王炳章与王希哲、付中奇的民主正义党筹委会和王炳章二次闯关鼓吹组党，显然是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多年来民海外民运不仅被渗透，也作茧自缚，未能伺机突破，正如乔石当年断言：海外民运，一盘散沙，难有作为，不足为虑。
六四后的2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89至1998年间“六四”镇压导致的政治生态趋于隐蔽和温和，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何新等一些公知极力为镇压辩护，李泽厚则提出：革命已死。此时，党内党外的抗争主要是上书劝谏的方式，也有人把较大规模上书和一些民间活动称为“公民运动”或“新启蒙”，在中共企图加入世贸组织，搭上全球化便车和举办奥运所营造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这些活动意在不断挖专制统治的墙脚，很有意义，却也很难有突破。1998年6月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话动才打破了这个局面，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从此民运在组织形式上获得突破，组党运动虽然划了一个悲壮的句号，香火却在海外得以持久延续至今。
九十年代的海外民运，王炳章因被视为激进，倍受责难，但仍旧是一道明亮风景线，他的《民运手册》的高度，至今也无人超越。
一九九八年刘晓波、张祖桦等人搞了一个《零八宪章》，虽不尽完善，但也至今仍有持久影。可是，海外民运人才济济，至今也没看到一个类似或超越《零八宪章》的文本，以在更大限度内凝结共识。
2020.6.26日于荷兰白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