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
作为最后几个专制国家之一，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中国目前正被世界潮流拖着走向宪政民主制，不管统治者愿不愿意，这种转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同样的，不管我们怎么着急，这个专制大国因为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受几千年的王朝循环的各种规律支配，因此其转型只能是这么慢慢吞吞，欲行还止。
显然，统治者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惧加欺骗两手确实可以使它减速。
同样的，我们想跨越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徒劳的，不过如果我们认识了历史规律，并且做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确实可能促使它加快步伐。
一个稍有历史观念的人，尤其是每一个真正懂得并且践履普世价值的人，都应该能超脱自己的个人利害得失，把中国的转型视为一场从专制到民主的伟大的制度变革，而不必过分拘泥于革命或改良的概念纷争。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其面积和有几十个国家的欧洲相差无几，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彼此差异极大。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千年的中央专制集权在当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度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这种极端集权主义的统治结果当然适得其反，“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尚书？泰誓上》），按照钟摆原理物极必反，自然会趋向于另一个极端。这样，尽管在唾弃一元化上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除此之外往往也就没有什么共同意见了。至少，自由化过程中会形成从温和派到极端派一整个系列的不同观念，或者说会形成一个从低八度到高八度的大合唱，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大一部分人会不由自主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斗争上，要求人家都能同意自己的意见“唯一正确 ”，却不知这种态度恰恰是自己没有摆脱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思维模式的证明。须知，即使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也总有左中右派，何况民主制度就是要让有各种利害冲突的个人、集团、阶级和平共处，以公正的规则解决纷争，并且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乃至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模式呢？
所以，从化解一元化专制体制，完成向多元化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使命出发，我们应该欢迎一切不同的声音出现。
举例说，包括“乌有之乡”的出现，我们都应该欢迎，首先因为在今日中国它是自然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次因为它对目前的一元化统治有分威散势作用，此外，也因为它绝不可能再次成为统治中国的极端势力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它感到恐惧，相反，有这个标本存在还能能对社会起疫苗作用。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以多元化化解一元化中我们只能无所作为。
恰好相反，完全自发的多元化只能导致历史倒退，倒退回野蛮时代，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
毛泽东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社会进步的原因并不在于破坏，破坏多半是没有道理的，破坏的道理常常也只能有助于破坏，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可能起正面作用，更可能起阻碍作用。
社会的进步在于它的建构，在于它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文化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也包括物质上的建构，并且最终表现为成熟而稳固的制度建构。
须知，只有公平正义的宪政民主制才是普照之光，才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作为当今中国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进行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物质建构，其中心工作则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构。
相应的，我们的工作也就不仅仅是破坏一元化统治体系，更不是去和多种破坏性因素争一日之短长。
只有抓住了“建构”这样一个中心，并由此展开各项工作，才能不辱历史使命，并且事半功倍，必有所成。
为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我们必须和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党内的志士仁人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了能够结成这样一个由各种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凝聚力。
为了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必须使政治反对派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有深刻的历史洞见，有宽广博大的胸怀，有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也有出神入化的策略艺术，还有作为民族脊梁所需要的一切！
在此之前，则需要我们能形成良好的共识，需要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把自身的系统建构工作做好，需要我们英明决策，妥善规划，谨慎从事的同时大胆工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学会四两拨千斤，学会庖丁解牛，学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也学会谈判妥协，学会适可而止，学会“知止能定”，学会和各种不同势力不同力量尤其是对立的力量在按公正的规则斗争中共同生存。
为此，我们不能不首先努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当代中国和平转型的规律、特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等，在此基础上脚踏实地的做好应该做的一切。
（一）
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历史上，早熟的农业文明的中国没有政治学，只有统治学，司马光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结果就是《资治通鉴》，也就是把历史当做供统治者参考的的一面镜子。这样研究出来的规律，当然是统治规律，也只适合于专制统治时代。
由马基雅弗利奠基的西方政治学本来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随着商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崛起，民主政治发展起来，西方政治学也进步为研究由普通公民进行的在平等规则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治理博弈。这种政治学研究出来的规律，才真正是政治规律，并适合于一切政治现代化国家。
虽然中国也被世界历史拖进了公元第三个一千年，“中国特色”却使它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前民主时代，也正因此，现代商业文明的政治学规律对它起的作用很少，或者说还处于即将发挥作用的时代，相反，迄今为止，统治中国的政治规律主要还是农业文明的规律，以及作为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过渡时期所特有的规律。
所谓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除非历史走出了这样一个阶段，它才不存在了。明白了那些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就可以心中有数，对症下药，一方面巧妙运用，因势利导，一方面择善而从，趋利避害。下面，就对笔者目前观察到的一些规律略作探讨。
1 王朝循环规律
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就发现了中国存在王朝循环规律，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也就是说，五百年王朝一循环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具体的长短是会有些出入的，也就是“大时不齐”，大的时代循环在具体数值上会有一定误差。由那时直到满清灭亡，中国一直存在明显的王朝循环周期，基本在300年左右。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却并没有结束王朝循环历史，在没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依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是遵循“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野蛮法则。像历史上很多次王朝更替一样，天下草昧，群雄竞起，经过各军政集团的几十年恶斗，最后打出一个独裁统治集团来。由于只认武力不讲道理，这样产生的政权当然是反淘汰的结果，不管这个军政集团怎么以“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标榜自己，暴力夺权的结果必然是不择手段的暴力掌权，因此，无论是直接杀人的“镇反”、“平暴”还是间接杀人的“反右”“文革”，抑或仅仅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死亡，都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
夺取了统治权的军政头目必然会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一切财富、荣誉、美色，也必然要抛开美丽的承诺把权力和带来的一切好处让自己的子孙尽可能的世袭下去。
考虑到这种王朝循环规律，我们就不应对今日中国当局的任何罪恶感到意外，就是说，包括太子党掌权，高干子弟攫取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执政党通过政府霸占全国的土地、矿山、铁路、石油、烟草、电信、银行、石油等一切暴利行业，以及低分低能的党政官员子弟把高分高能的穷苦学生挤出尖子学校，总之一切动用权势占用优质资源的任何事情，都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使命，则是依托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用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基础上的宪政来结束王朝循环的历史。
我们也要防范以“革命”的名义打着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的企图，虽然在中国已经市场化、世界已经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们的做法还是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
2改朝换代规律
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摆脱王朝循环规律，也就必然要继续受改朝换代规律支配。
改朝换代规律的特点是：
1一朝天子一朝臣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按他们的算法已经经历了四代，由于统治时间相对都比较长，其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时代毕竟不同了，又毕竟不是血亲世袭，是从官僚里提拔上来的，君臣关系也就越来越不是那么严格，逐渐从“君臣如父子”变成了君臣如黑帮老大和众兄弟。
他们最重要的纵向变化是，由于第一代是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暴力夺权者，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极力强迫国人完全接受他们宗教式的政治信仰，否则格杀勿论，以致把国家推向了全面毁灭的边缘，第二代是跟着暴力夺权的一代，但经过了三十年的和平生活，看到了理想主义的破产，有了一点经济理性，就祭起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专制资本主义之旗，第三代以后则完全凭侥幸登基，也就不能不考虑民生问题，又是顺着官僚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必然一蟹不如一蟹，由于权力来源理由不充分，想像帝制时代那样传之久远绝无可能，何况世界已经全面走向民主选举出元首的时代。
2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
由于第一代是强悍的暴力夺权者，他们只会凭蛮力行事，加上为了暴力夺取政权他们确实和古代开基帝王一样养成相对艰苦朴素的作风（比如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到汉文帝仍然不准后宫穿拖地长裙，听说改建一栋楼台要花一个中等人家一年的生活费也赶紧不造了，而南朝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生活更刻苦到以不超过“田舍公”为度），以致这些无知的“大老粗”居然以为他们果真开启了一个官民平等的时代！这样，他们也就对民众的苦难心安理得，甚至要求民众“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无论干什么事都“大打人民战争”，民众无端为他们的胡折腾死再多他们也心安理得。
但是，越往后去，侥幸接班取得政权的新皇帝就越明白，必须给民众做点好事才能站住脚，至少，上台之初必须给民众一点好感，绝不能一上台就杀人树威胡作非为。
所以，华国锋上台后虽然因为惯性搞“抓纲治国”整了些人，却做出了一件从那时来说极为大胆的决策——“给全国的地主富农摘帽”，由此解放了一个被中共往死里整了近30年的社会阶层。
邓小平上台以后则首先搞了“平凡冤假错案”，把涉及全国几千万人的中共建政以来的绝大部分政治案件的受害者的冤案都平反了。
江泽民虽然是在89年的大屠杀之后就登基，其实直到1997年邓小平死后才有实权，这样，邓小平一死他就宣布“完全接受人权的普遍原则”，并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不久又在宪法中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字眼，
至于，胡锦涛上台时我在监狱里被严密看守，完全与外界隔绝，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标志性的事情，但回来后听人说2002年到2004年也是非常开放的，维权远动在彼时有一个相应的高潮。所以，事实证明中共统治下完全继承了帝制时代的这一规律。
3 统治一花甲后必须“更化”
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刘汉王朝统治一花甲后，董仲舒向少年壮志的汉武帝提出了理由充分的“更化”理论。
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介绍了著名学者徐友渔的这么一段话：“对于外界许多人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18大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观点，徐友渔表示不赞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因此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的识时务和与时俱进。徐友渔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每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换届上，最后得到的总是失望。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18大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对此应该怎么认识？
显然徐先生的话也是不错的，新皇帝登基搞大赦天下，和最高领导人搞自上而下的政改，这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在延续帝制时代的作法，后者是要把国家从传统政治导向现代政治。
不过，徐先生说“没有理由相信18大和以往有任何不同”则未免太绝对化太简单化了。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中共的每一代都和前一代有所不同，因为种种原因，都被历史拖着往前走了一点点。
现在，我们要具体地说，首先，由于第四代的强行“维稳”政策已经把当局带进了不可持续的死胡同，社会矛盾已经高度激化，加上中共赖以维持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减速，财政开支则在无节制的增加，所以第五代上台后不可能不面对现实大规模的调整政策，其次，就是刘汉王朝经过六十年后也要“更化”，中共从以搞共产主义为名煽动工农暴力夺权“埋葬资本主义”的穷人党，变成了依靠国家暴力掠夺工农和社会大众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富人党，再不改变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是没法混下去的。所以，18大以后，由于中共自身的变化，由于中国民众民主人权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生活中各种爆炸性因素的作用，它不可能不和以往有极大不同。
当然，在不会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改这一点上，中共确实是不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的，但是，形势比人强，当中国的政治发对派力量强大到足以向他叫板的时候，当天怒人怨全民沸腾洪水滔天火山爆发的时候，它还能和以往没有不同吗？须知，中国这个“和谐号列车”以目前这种高速疾驶，在未来十年里绝不会比“723”高铁更安全！
所以，中共‘“更化”是必然的。
但是，这是民主人权新千年，中国人民还会允许中共第五世在农业文明的政治轨道上优哉游哉吗？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还不该有所作为吗？
3腐败化解专制规律
毛泽东时代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越穷越革命”，一穷二白好治国，全国人民都穷得只能给毛泽东一个人打工。邓小平时代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首先是让他儿子搞大康华富起来。但既然他儿子能富，每一个中共大小官员和他们的儿子孙子媳妇女婿七大姑八大姨也都要先富，于是中国官场从上至下全面腐败。
对此，中国百姓啧有怨言，乃至愤而上街游行示威，结果遭机枪扫坦克压之后一二十年不敢吭声，乃至教师、医生、学者只好都跟在贪官后头竞相腐败，并且以“全民腐败”来加以开脱，虽说工农的腐败只能是用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来腐败自己的身体。
不过，鄙人作为另类文革遗孓，对腐败却还有那么一点感激，这倒不是说我坐在牢里也能搞什么腐败，而是说若非腐败，中共恐怕还会像文革时代，至少是邓小平时代那么专制。稍有一点记性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时代还在搞“四个坚持”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从区县长上，甚至从村长以上已经没几个不因为蚕食鲸吞而成了资产阶级，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的高官，则没法不是亿万富翁，他们也就没脸皮再唱“无产阶级专政”的高调了。
再说，其实腐败化解专制也不是中共政权的专利，倒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秦朝没来得及走这条路，汉朝就很典型，六朝个个短命，但也都上演了腐败化解专制的一幕，明清两朝则典型之极，民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政权，光专制而不腐败，是容易维持的，因为专制使权力至上，使政权铁板一块，腐败则使每一个官员各有自己的私利，个个可以靠出卖权力来捞取利益，专制也就因此被瓦解，被化解。在中国传统的专制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谏厉王止谤》），我们这从文革过来并且在文革中打成反革命的人都知道，当时比周厉王的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能不庆幸如今的腐败时代老百姓如果能忍，日子比专制时代还是好过多了。
当然，一个政权想靠专制而不腐败长期维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掌握绝对的权力就是为了捞取利益，大小官员可以忍了一时，却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臭豆腐的诱惑，若非如此，一个个专制王朝也就不会垮掉了，腐败化解专制也不成其为规律了。
当然，腐败只能化解专制，却不能带来新的东西，农业文明的中国，专制被化解之后会有大量新的军政集团产生并暴力夺权最后打出个新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王朝循环，与此同时也开始新一轮腐败化解专制。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腐败化解专制之后，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来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结束王朝循环的历史，结束腐败化解专制的历史。
4地方瓦解中央规律
中国古人把民叛称为土崩，把官叛称为瓦解。中国历史上，两种因素都曾发挥巨大作用，尤其是官叛，对王朝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相当一部分王朝就是被地方政权瓦解掉的。
和腐败一样，这种瓦解不一定能给王朝送终，却为给它送终创造了条件。例如唐朝末年的节度使制度，就使中央政权渐渐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而清朝末年就更典型，所谓的同治中兴虽救危于一时，却使权力由此落到封疆大吏手中，到八国联军攻入中国时，地方居然已经开始拥兵自保，辛亥革命发生后更形成了18省相继宣布独立的局面，加上北洋军的倒戈，满清还能拿什么对付义军？
目前，地方瓦解中央的趋势日益明显。
通常，地方瓦解中央的第一步都是地方绑架中央。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统治乏力，地方势力坐大的过程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现象就是地方官员挟权自重，不仅不听中央政府出于全局利益的需要提出的要求，而且为自己的地方利益做出一些有损中央利益的事来并迫使中央承认其合法。
《资治通鉴》是写给统治者看的，正因此司马光不从远古写起，却从周威烈王被迫承认三家分晋开始，原因在于司马光认为本来是晋国家臣的韩赵魏三家暴力瓜分晋国是不合法的，周王室绝不能承认，但是，软弱无力的周王室为了求得一时的苟安，居然把这个本应该加以讨伐平定的犯上作乱事件产生的结果予以承认，也就是使它合法化了，这就使周王室处于以丧失权威的境地换取一时的安宁的饮鸩止渴状态，他认为这表明“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
地方当局违法的事发生以后，中央政府无力纠正也罢了，可以留待以后有力量纠正再说，然而，短视的中央为了让地方当局承认它的权威和利益，却承认了地方当局胡作非为结果的合法性，这一来，中央政府不仅再也没资格改过，而且为其他地方当局对抗中央自行其是提供了样板，从此，中央政权不仅管不了地方，而且为地方政权抛弃这个中央政权埋下了伏笔。
今日中国，地方绑架中央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全国各地到处在发生这种事情。
最典型的是，全国各地发生大量地方当局抢夺民产、霸占农田、侵占民利的恶性事件，中央媒体出于舆论监督本能本来不时还出面声张正义，然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向最高当局施压以后，最高当局不仅不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反而为了笼络地方当局而让中宣部出面禁止中央媒体做客观报道（眼前一例就是白岩松因为替“723”事件说了句真话而被中央电视台停职），如此一来，中央政府不仅不是（农业文明时代）为社会提供正义的地方，反而成了邪恶的庇护所，整个国家都暗无天日，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又何在？一个在民众眼中不合法的政府有可能长期维持吗？像山东当局迫害盲人律师陈光诚的做法，到了各国记者去采访都挨了打，并且根本不准任何人接近那个村庄的地步，这些完全违反当今世界基本人道准则和生活常识的做法，中央政府不仅不去纠正，而且极力为之开脱的结果，不是使上下都成为不合法的政府了吗？
地方绑架中央的结果，必然使中央政府丧失权威，成为笑柄。像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拖了一个礼拜赶往“723”事件现场，他刚承诺要彻底调查中宣部就下达禁令，就使这位中国影帝的表演具有强烈的喜剧性。类似这类事件已经不可胜数，以致人们均谓“政令不出中南海”！
当然目前中南海的政令分为祸民和利民两类，祸民的政令迄今为止还是畅通无阻，一旦祸民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瓦解中央的结果也就该出来了。
（以下是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条规律）
5进一步退半步规律
进一步就要退半步，这个现象从中国开始转型的19世纪末就有表现，到改革开放以后则鲜明的表现了出来。
比如戊戌变法使中国进了一大步，政变的发生却没法使中国再退回变法之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企图称帝未遂也还是使中国开始发生倒退。北洋时代公民自由上有基本保障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国民党政权在公民自由权上发生倒退。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倒退，在这里就不说了。
“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退半步规律有了更为鲜明的表现，迄今为止毫无悬念。
首先是邓小平上台后立即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并且在封闭民主墙后一度容忍了我们民办刊物一两年，但早在1979年春他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开倒车，又在镇压我们民主墙民办刊物后于1983、1986、1989三次镇压学潮，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
其次是邓小平死后的1997年以后，江泽民承诺“完全接受人权的普遍原则”，并且签署了《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没有再对中国人借助国际传媒发音进行治罪，并使我们得以借其放松控制开展了冲击党禁的壮举，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坐十几年牢的代价，但是，能有这一两年的公开活动时间和条件本身，不要说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立即杀头），就是在邓小平时代也是绝不可能的（立即抓捕）。江泽民真正的倒退在于对法轮功的非法残害那真是令人发指，神人共怒，在历史上的评价必然和六四大屠杀无异。！
随后胡锦涛上台有了2002年到2004年的维权运动大发展，以致很多人以为“胡温新政”会带来政改的春天，谁知那以后打压立即加强，到奥运前略微宽松了一点，此后则越来越倒退，以致在今年闻花过敏，虽然很少判处长期徒刑，却大量采用非法手段，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公然广泛使用死亡威胁来迫使律师和知识分子噤声。
显然，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在上台后做了一点政治进步的表示之后，都开始滥用暴力镇压民主人权事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上台后的政策放松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不是他们自己的倒退行为所能淹没的，当然，这里的原因更主要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只要当局的政策略有松动，市民社会就会迅速的进一大步，一旦取得了这种进步，无论当局怎么倒退也退不回原位了。
应当说，这条规律对我们从事民主人权事业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抓住新人上台的机会把民主人权事业向前推一大步。从我来说，过去几十年也正是这样做的，最典型的是第一趁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中共政策调整，公开搞了将近三年的民主墙——民办刊物，第二趁邓小平死去江泽民要表现自己的开明搞了中国人权观察，用一年多时间打开局面这才有了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的空间。
显然，以此观之，中共第五代上台之初中国的政治活动空间必然可以再撑大一点，我们如果不会把握这一机会就太愚蠢了。但是，我们也因此要对随后必然发生的倒退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处变不惊，而且未雨绸缪。
当然，这条规律的末日正在到来。小时候我哥给我出了个脑筋急转弯的题，一个癞蛤蟆掉到了十尺深的井里，每天白天顺井筒往上爬三尺，晚上下滑两尺，几天可以爬出来，我自作聪明说十天，他却说只用八天——最后一天爬出井筒不掉了！同样道理，中共酋首换届进一步退半步的现象已经临近结束，因为一旦政治进步到反对派可以和当局分庭抗礼的时代，中共酋首再想退半步是绝无可能了！也就是说，政治斗争中力量对比是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做好中共新酋进一步退半步的准备，另一方面更要力争使政治反对派壮大到成为主导力量，到那时候，中国的政治就由不得他们搞倒退了。
6民运三至五年周期律
就国内来说，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直到邓小平死之前都没有历史，被当局一再压熄火，以致大家都处于暗昧中，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先驱者和接班人。邓死之后海内外信息开始流通，国内信息也慢慢流通起来，这样举国上下几代民运志士才走到了一起。但是，由于了解当代中国民运史的人很有限，所以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考虑中国民主运动的波动起伏的周期问题。
其实，自从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中国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民主运动的起伏周期，基本上是3-5年一个高峰，或者说，在当局打压厉害的情况下频率就会变缓，打压较轻或者有机会的情况下频率就会变快。下面就是1976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高峰年份的基本情况：
1976年 四五运动
1978-1981年 民主墙-民办刊物
1983年 学潮
1986年 学潮
1989年 学潮
1993年 和平宪章
1997-1998年 组党运动
2002-2004年 维权运动
2008年 零八宪章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的民主运动有鲜明的周期性，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具体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政治水平和策略水平都越来越高。当然更主要的是以此可推知未来，那就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民运必然又会有一个高潮，更重要的是，结合改朝换代规律来看，这个高潮必将和中共第五代上台后“大赦天下”带来的政治松动期叠加在一起，所以，可以预料，在2012-2014年期间中国必然会有一个重要的民运高潮，而且，这个高潮就是不能把中国导向民主人权时代，也会向那个方向大大推进一步。
由此可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的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对指导民主人权事业非常重要，而本人以上的预测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所以绝不是瞎子算命式的信口开河。
以上只是我对当今中国政治规律的粗略探讨，想必还有世外高人对此有专深研究，无论如何，希望我的抛砖引玉能引来大家的重视并得出更有价值也更正确的结论。
2011.8.17
《零八宪章论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