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大报刊、电视网、通讯社,不少已经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大旅馆预订了临街的房间,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历史镜头”,那是什么?一场预约太久、广告太好、观众太急不可待的狂欢节,终于开幕,那是什么?

令全世界、甚至香港人自己都吃惊、失望、甚至沮丧——那是寂静。正常得反常的寂静,银行上班,商店营业,渡轮开航,大排档芳香诱人……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文革”的“红海洋”;没有六四后北京街头的坦克(西方潜意识里期待的共产党意像);没有手持名单、搜捕“反革命”的便衣警察;连“解放军”也许都看不见(他们呆在军营里),只有一面反正要飘扬的旗子飘在反正不在乎国籍的风里,俯瞰一座大都市,太静了。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西方旅游者,那一天,漫步于你下榻的尖沙嘴天星码头附近,你不会注意,布满花花绿绿中文和“阁楼”、“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微笑的报摊上,有几本杂志,不见了。对仍很“资本主义”的香港而言,几家发表本来不畅销的政治文章的报刊停刊,就像倒闭了几家小店,或伦敦有印度餐馆,或海风是咸的一样天经地义,而西方的特派记者们,还记得“天安门大屠杀”那活生生的恐怖片,于是多半不会,也没空(也许不懂中文?)注意这些小事。一个逻辑——香港人,毕竟是吃西方民主的奶长大的。如果是大事,他们一定会说话,而现在,没有游行、没有抗议、没有口号和眼泪,没有——因为有更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是“香港人”了;也不仅是“中国人”;从今天起,他们得从头学习,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学会——沉默。

随着香港“独立声音”的消失,香港人,不得不沉默。

什么是香港的“独立声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德国,电视上播出: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坐满十五年监狱后,刚出狱一年,又因为他的文章被判“颠覆罪”,另外十四年徒刑。当夜,我写成短文《被谋杀的思想》,十九日德译发表于《南德时报》(英译刊于伦敦“索隐”96/2),而中文原文,立刻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付排,成为九六年第一期首篇文章。

同一个月,香港《争鸣》杂志首篇文章开头:“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逮捕魏京生,并判处十四年徒刑,是谁的意旨?是北京中级法院?是司法部?是中南海?毫无例外,对政治犯,思想犯的处理,是按照这个程序的:党核心指示——司法部门议论——党核心决定。司法部门议而不决(无权决),决的是党核心。对其他一些涉及高层的刑事案件,也是这样。”

对熟读过《古拉格群岛》的西方读者,或习惯了奥威尔《一九八四》现实的中国老百姓,上述引文无异于一句大白话,但,不必再说是一回事,该说而不能说是另一回事。说了有没有用是一回事,有否开口的权力是另一回事——套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在这儿,“有权说”的形式大于“说什么”的内容,下面罗列今年一、二期《争鸣》、《九十年代》上部份篇目:“中共内定王丹颠覆罪”:“江泽民宣布不搞政改”:“魏京生再被捕前的谈话”:“魏京生与K字楼”(北京监狱别称):“一个人挑战一个政权的价值”:“从魏案看中共收审的滥权”:“捉人捉奸异同”:“何故重判魏京生”:“中共批台独实则反民主”:“香港,九六门槛看九七”:“中共加速左转”(专辑):“深揭民主集中制的极权性”:“人民有权和平‘颠覆’政府”:“言论自由的喉管被割掉了”:“北京连作恶都不够水平”:“中国人的不幸与悲哀”:“西方对华看法急剧转变”……除此之外,被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列为“反动报刊”查禁的还有《开放》、《动向》、《明报月刊》、《南北报》、《快报》、《明报》、《中国时报》等等。六四后大陆流亡的学术界人士出版了《二十一世纪》;香港及海外作家、艺术家杂志《文艺报》(香港)——这些不能、或不愿、至少还没转向、摆好姿势、迎接这块殖民地新主人的——我是说,还坚持独立思考、并且“说出”(谁都知道那可能的代价)的——我称之为香港的“独立声音”。

我担心,正是它们,将成为九七后香港第一个(批)“失踪者”。

这些报刊的编辑们更担心《九十年代》九五年二月号刊出读者问卷的结果,关于“未来”的问题是:“九七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和现在相比如何?”“《九十年代》及同类政论杂志在九七后是否仍有生存空间?”“若《九十年代》不能像现在那样办下去,你建议——”。而读者回答的人数少得可怜(一个开始“沉默”的征兆),但仍可见出比例,对最后一问,答“停刊”二十九:“迁册”一百五十七:“作政治调整办下去”四十三:“不顾一切照样办下去”七十三,共同语言和太近的距离,使香港人无从回避一个现实:睡在一百多年前从战败的耻辱中不期而至的西方民主制度羽翼下,虽然温暖舒适,却终究不是自己的,一旦权力之间做成交易,好梦便难以为继,当年上海“解放”后,“东方巴黎”人们的自欺;香港人对北方“表叔”的轻蔑,一刹那,都回到自己身上。尽管《九十年代》主编李怡还在他的文章中坚持“面对九七,悲观但不消极”;还引用马克·吐温以自慰:“悲观者拥有的资料比乐观者多。”那么,“我可以坦然面对过去,也可以坦然面对未来。”但,听听街头、店里、出租车上,“普通话”怎样自动流行起来了吧。看看近年十月一日,北京“国庆节”,香港几大电视台不约而同,推出的港版“国庆联欢晚会”吧。一九八六年,我初访香港,曾对有些羡慕大陆“铁饭碗”的朋友开玩笑:他们得早写申请——我等不及“九七”了。我们要提前“回归”!或许,还赶得上捞一只好饭碗。否则,九十年代一到,半个香港都写同样的信,哪还轮得到你们?可惜——现实甚至比想像更残忍。

许多西方传媒都在谈论香港的“覆灭”。一个肯定句:“it’s over.”但,怎样“over”?为什么一定会“over”?却始终未谈到症结之处——更别提怎么改变这个厄运了。在我看来,最可怕的就是这片沉默:已经开始的,越来越深的,不久以后,一片官方组织的五颜六色,震耳欲聋的沉默。如果没有脸上划一的热情、规定的笑声,怎能表达出这沉默的深度?“九七狂欢哑剧”,将是一个“龙头”。中国大陆摩拳擦掌、准备大发一笔“香港财”的公司们,已设计了大批“九七”系列的产品,如“九七啤酒”、“九七可乐”等等跟进。如果不“反戈一击”、戴罪立功,香港的“独立声音”只有沉默这唯一的“出路”。其实,即使在强调九七后“一国两制”的香港基本法中,也已为香港的魏京生们预留了(被告)席位:“香港居民不得从事危害、颠覆自己祖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可北京的魏京生,几篇谈论大陆民主与西藏人权——本来是同一回事——的文章,又“颠覆”了谁呢?吴弘达,尽管持美国护照,由于报导了中国出口劳改犯产品,照样被判十四年,因为美国总统夫人的直接威胁——不释放吴弘达就不出席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吴被先判后放归国。中国民运人士正为此雀跃,近又传出(还是经由香港报刊),中国官方经办此事者正为此检讨;并保证:“此类事件决不会在中国司法史上重演”。但,又有哪位总统夫人会为香港人去抗议、去“干涉中国内政”呢?就这样,两年前,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已因报导大陆民运,被逮捕、判刑、并一直监禁。他告诉家人,监狱“待遇极差”。他已“头发脱落,牙齿松动”(香港《争鸣》)。但,对不起了,香港人,今天,你们只是大陆“人民”的一部份。这个“待遇”就是大陆人承受了几十年的“待遇”。毛当年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同样靠这两杆子。”仍是中国政府控制意识形态的准则。允许“独立声音”在香港继续存在,与允许别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香港大商人、大资本家,早已是北京的座上客和“老朋友”(“合伙人”?至少,是“投资”吧):“私有制”,正方便“太子党”和“官倒”们摇身一变、纳贿销赃;赌场、马场、妓院、舞厅,本来就是“北佬”热衷出没之所;而“黑手党”,刚被中国公安部长亲口封为“爱国的”……只有“独立声音”,意味着这一切都无法在隐秘中悄悄进行。“新闻自由”,即“借权谋私”者的不自由。而立法与执法者,是否有胆识建立并维护与自己个人利益相冲突的“监督者”,正是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完整可信的证据。倘若回答是否定的,腐败就几乎是肯定的。沉默中,一个逻辑:“独立声音”(监督机制)消失——社会法治衰败(设想“黑箱”中,两家互相诉讼的公司,一家有权力背景而另一家没有,谁一定不会输而谁近乎不可能赢?)——民众道德水平下降(无论多么可怕的“活法”,“活”总让人找到足够的理由)——国际经济金融信誉丧失——直至,香港因其特区之“特”,甚至比大陆更无法无天,一个插着红旗的黑道天下,it’s over.it’s definitly over.在香港及海外,不少人把这“覆灭论”称为“危言耸听”。我想:“危言”还能存在,真该由衷庆幸。相反,危言之“危”,即思想与言论自由之危。在这一点上“香港问题”,从不是中英之间、或中国与香港之间的问题。它只是每个人的问题。一个人权问题。香港人,香港知识分子,因为“九七”,加入中国“人”的命运,成为其整个苦难与追求的一部份。如果说,英国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把香港建成了世界第一购物中心,更多只是用西方物质文明装饰了城市的外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依赖”与“实用”,则也许从未退出人们的内心。借鉴发生在“改革中国”的现状:意识形态专制,甚至以市场经济为工具(一个对马克思的小小讽刺)——有机会与钞票,比枪口更有效。人的生存本能正加速“人”——有能力独立思考者——的毁灭。在一个不违法就不能发财的地方,你能期待,发财者产生对公平法律的诉求?物质,但删去其精神指向,甚至维护自己得以谋取利益的不公平制度。这是共产党统治半个世纪后,既失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又未建立任何新的、更符合理性的价值系统的大陆“暴发户”,与民主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根本区别。什么都可以标价出售,包括人格、自我和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界限下的市场经济”,我称之为中国的“新官方文化”。相对于此,香港“独立声音”的意义,就等同于香港的“独立人格”。如果听听另一种“危言”,大陆人对今日中国的讽刺:“金钱文化大革命”:“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那香港的明天,是不是已清晰可见?九七年的“it’s over”,也许早已是“it was over.”倘若“危言耸听”终于能冲破“充耳不闻”,也许香港人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it’s not over”——有“危言”,就有希望!

一九九七年,香港,失踪的“独立声音”,使香港“人”活生生地失踪了(甚至用不着大屠杀)——那些无声的、无形的、无力的且无奈的,我说:无人。却又充满依旧眩目的广告、霓虹灯下、夜总会和色情杂志,并在电视中微笑、微笑、微笑……狂欢的哑剧,上演了,并且至少“五十年不变”。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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