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进程中，有不少人士进行过一些阶段性的反思，但像秦永敏先生这样系统的进行反思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士并不多见。秦先生在这篇长论中，系统的总结了从民主墙运动、89学生民主运动、98组党到《零八宪章》运动三十年民运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最典型的问题是缺乏团队精神，缺少合作能力”。
在谈到《零八宪章》时，秦先生指出：“《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迄今为此，《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万名，这表明，它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
在文章的最后，秦先生以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运动为范例，强调中国民主力量“必须学会协商谈判妥协”，达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稳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国内还没有任何合法性，无论中国民主党、泛蓝联盟还是《零八宪章》等等，都处于不合法状态，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共太专制蛮横，把一切异议活动都毫不留情的压制下去了。但是，要说我们自己没有问题，不存在导致这种局面的毛病缺点，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海外民运就是我们国内的一面镜子。一个人所共知的实例是，九十年代海外两大团体合并，结果并成了三个，为此中共某酋首闻讯大喜：“不成气候，不足为虑！”这对我们国内同人来说，真是一个最心痛最难受的消息！而我们自己呢，如果不引以为戒，能够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重任吗？
对有反思能力的个人和团体来说，经验教训是最好的财富，由衷的希望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尤其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能因此自勉自戒好自为之！
反省是自身进步的基本动力，缺乏反省能力，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问题，从而不知该如何改进，也就不可能不断的进步。虽然处于强力打压之下是我们无法集结的主因，我们也还是要多多作检讨，看存在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虽不存在，但也必须保持警惕。
这里，我们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方面，哪一个人，而是针对四五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整体进行反思。
在“全面专政”的残酷打压下，任何活动的进展和结果都不取决于反对派，只取决于统治者。因此“右派”运动就没有任何反思的余地，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
没有组织的活动也不存在反思的余地，因为自发的事件没有预先盘算，没有安排、策划，不是人的理性企图主动控制的活动，没有既定目标和策略考量。比如四五运动就是如此，当然，据说邓小平是做了策划的，这样，对他来说倒是可以反思一下。从参与者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支配。虽说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开始从中共操纵的运动中分化出来。
当然，以上两种运动，虽然不存在策略反思的问题，也还有历史反思的必要，但这是题外话。
从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民主墙运动
“民主墙”运动是在闭关锁国30年、文化毁灭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老一代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被整死整趴下了，年轻人中的精英大部分进了大学，因为有书可读，多半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这场运动除极少数例外，其余几乎都是社会上顶多只有中小学文凭的人在搞，武汉民主墙运动是我发动的，我甚至只有小学文凭。与此同时，这场运动参与的人数总体来说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主要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正式登场，领导者的能力素质相对很低，理想目标都很模糊，策略上也就相对缺乏系统考量。当然，全国各地的民主墙领袖都是高智商高能量高志气的中小学生，他们文凭不高是因为文革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所致，他们多半还因为上山下乡当知青一方面逃过了洗脑、一方面有广泛的社会生活阅历，并且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悲惨，属于上亿同龄人（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尚怀有早年教育带来的理想主义豪情，因而这些本身就需要启蒙的年轻人，在刚走出文化灭绝时代的中国充当了启蒙宣传者，成立了大量学会，创办了大量刊物，开展了大量社会活动。他们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与此同时，他们中除极个别的选择了激进方式外，大部分还是希望以温和的态度在当局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持久的开展活动。除开1978年底到1979年三月因为有民主墙参与人数多一点外，此后在当局的打压下人数越来越少，开展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坚持到1981年四月份，终于被当局彻底扑灭。从参与者来说，能够总结的经验教训虽然不少，但用长沙二十中学的教务主任，民办文学刊物主编章顺寅（于凡）的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就是还是没有多少策略反省空间。
不过，在此期间，中国反对运动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恐怕是找到了开展反对运动的基本方略：公开化、合法化、理性化。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有理由堂堂正正的行使法定权利，理直气壮的向当局要求民主，同时具体操作上根据现实可能性来进行。
另一方面，回头看包括鄙人在内的民主墙运动领袖在今天的表现，情况也令人感叹。应该说这些人文凭虽不高，政治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取得了历史先机，这样，当年怀有理想主义豪情，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的当代中国民运先驱几乎个个都名满天下，也就人人想独占鳌头，在人家眼里我们都蜕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大家开始争名夺利，摆老资格，专门指责人家，成了一帮占有资源而不做实事的太上皇。至少我们得承认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能力，缺乏团队精神。其结果，是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做了最出色的演绎——一个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看看当年从北京、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冲杀出来的一个个民运大佬，如今有几个还互相往来？更别说形成合力，一起搞政治团体、一起开展什么活动了。
显然，民主墙人士虽然反对中共的一党独裁，只要可能，只要捞到机会，我们也个个都会搞自己的个人独裁，事实上，在我们搞起来的一个个组织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有几个不是本组织的独裁者？我们中一些人因独裁而被轰下台的事例也确实存在。
所以，别相信个人！只有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不过，事物的另一面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民主团体的效率往往不如专断团体，这个题外话不用深说，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为了效率任何民主国家的军队同样是独断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专断也是需要的，问题是要同时运用好民主的公平正义和专断的效率功用。
处理好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大环境既整个社会或者主流政党一定得民主，小环境中既各种特定团体中各种特定情况下不妨酌情而定，为了效率头头专断也是可以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正是如此。
但是，就民主大业来说，就我们要从事的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来说，我们一定要把防范个人专权（集团专权）当做首务，否则民主运动是搞不好的，搞出结果来也可能还是让国家社会陷入新一轮专制循环。
与此同时，加强个人自律，提高合作能力，以制度和规则减少和杜绝意气之争、权力之争、内讧内耗，应当是我们自身建设的基本考量。
2，80年代的学潮
20世纪80年代十年中前期，由于中国还刚摆脱文化毁灭经济破产的文革，总体上当局尚颇有自信，其改革派还真心在探求出路，面对反对运动的崛起，打压中还多少讲点道理。这些年里，大学生们开始觉醒，83/86/89三波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规模越来越大，对全社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到89学运发生时，局面已经完全改观，从邓小平之子开始的大小官员通过巧取豪夺先富起来，使刚从“平均穷”时代摆脱出来、本来还对共产主义抱有真诚希望的民众怒不可遏，中共也因此成众矢之的。
应当说，历史给了中国一个相当好的民主化机会，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是会失之交臂呢？这里客观原因也是有的，主要是这一次中国走到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头，因而由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反对派还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尚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只会情绪化的“反官倒”，却没有看到官倒后面的专制体制，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宪政民主的意义价值，也不懂得政治多元化对民主化的作用，总体上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蓝图和远景。
说白了，89民运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来进行领导，也就没有成熟的纲领，更谈不上有成熟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一哄而起，弄得很热闹，规模很大，却没有有效的内部构架，没有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拿出合理可行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办法措施来。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年领导89学运的学生领袖，不难发现他们中各种人才都有，就是没有几个真懂政治的，王丹不过是当个教授，伍尔开西不过是做个市民，李路柴玲倒是发了财，却和民主运动完全无关。把那二十几个被通缉的89学生领袖挨个考察一下，他们今天有几个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素质？当年的学生领袖既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知识能力，也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品格和意志，指望这些人领导那样一场决定十几亿人命运的运动走向成功，是否有点过于滑稽？
当然，政治家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如果89民运能够持续推进，他们这些人中肯定有人会成长为政治家，但是，只有顺境才能成长的政治家有可能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中承担历史重任吗？
可想而知，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会“像灾难一样涌现”（普列汉若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此如果1989年就进入了民主时代的话，中国政治领域新人辈出是必然的，一些本来尚不出名的真正有政治才华的人比如刘贤斌、陈卫、赵常青、李海后来脱颖而出绝不奇怪！
以此观之，我们要想推进民主事业，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要为民主时代到来开辟人才辈出的道路。
就是说，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为尚籍籍无名的精英人物脱颖而出打下制度基础、规则基础，以中国传统的“绿林好汉先来者为王”是行不通的。
这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就必须实行和以往中国的政治组织完全不同的规则、制度，坚决抛弃那种长期依靠名人效应维持的模式，其领导群体必须有充分的开放性，其任期不能太长（尤其是头一两任，如果不是因为竞选担任行政职务的需要不应连任，民主化初期，为防新的独裁行政职务也应尽可能禁止连任）。
与此同时，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也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
反思89民运，令人想起赤眉绿林起义之类规模虽大却无结果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的教训不就在这里吗？
3，98冲击党禁
正因为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所以在一党独裁国家，冲击党禁是必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突兀而起一鸣惊人绝非偶然，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是，如何才能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绩效，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策略问题。
一党专制下搞民主政治的人没有不想组党的，早在民主墙时期我们就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1993年，我在《和平宪章》这个当代中国大陆本土的第一个民运纲领文献中就提出了要求开放党禁。
1997年邓小平死后不久，我就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明白这是一个极好机会，首先以个人要求生存权入手，搞起了中国人权观察，由此开始逐步推出政治反对派，并大力宣传结社组党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急于实际操作，因为这时武汉虽有大量人在观望，真正敢站出来的一直十分有限，我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感化、带动让他们都站起来，在有一定规模后再来从事组党活动。从全国来说，武汉情况绝非例外，西北地区只有零星火种，当时湖南、陕西、四川、北京要强一点，其他地区情况尚相差甚远。但就在1998年5月，我派往杭州联系的李卫平带回了当地朋友准备率先开始组党试探的消息，从全国形势判断，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准备劝他们暂缓，而先按我的“五个一工程规划”（一个空中民主墙、一个社团、一份刊物、一个工会、一个政协）行动。不过，后来杭州朋友把中国民主党的旗号打出后，为了全国一盘棋，我还是立即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结果是我马上坐了十二年牢，开庭时，武汉那些观望者到法院门口去做了上千人的观望，却没有谁再站出来了。从我个人来说坐十几年牢都无所谓，眼看那么多本来准备站出来的人都退了回去，实在是太可惜！
当然历史的看，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有得有失，大圆不以小缺为伤，既然功劳卓著，损失也就算是代价。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从今以后让民主人权事业打下草根基础已是当务之急，考虑到从前民运失败的基本原因，从今后来说，几乎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一切，因此，就当前看这已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中国民主党这个旗帜，从今以后没有了重新树立大旗的需要，很多工作应该可以围绕着它开展和进行了。
这样，避免让我同仁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为中国民主党打牢草根基础，在现有条件下、现有合法空间中做好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就是必然的策略考量。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更有历史深度的反思是，中国百年的宪政转型中，最普遍最广泛的问题就是“欲速不达”，以致中国的民主进程走在人前落在人后，今后我们是该稳健起来，在确保历史不会再倒退的前提下坚定不移的推进民主进程了。
当然这不是说害怕快进突变，而是希望我们成熟起来。历史进步的特点是有时长期如一潭死水无论你怎么着急也没有用，有时又讯息万变机会难得稍一犹豫就失之交臂，相应的，我们需要的是行云流水般的高超的策略能力，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虽是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我们还是要极力争取。
4，《零八宪章》
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一个高瞻远瞩的共同纲领，1993年我为此推出了《和平宪章》，可惜条件不成熟，这个民运纲领没有推展开来。15年后，刘晓波等人再次推出了这样一个纲领，即《零八宪章》。
200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前夕，刘晓波被捕，次日，《零八宪章》还是准时公布。
在当今世界，《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没有一句话不能在联合国和其他方面的人权文献中找到，然而，它却招致了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压，刘晓波本人甚至被判了十一年徒刑。当今世界对此自有公论，那就是毫无悬念的把2010年的若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他。迄今为此，《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万名，这表明，它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
不过，我意以为，《零八宪章》如果掌握一些策略，它的工作还是会做的更好一些。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时机。
关于时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精辟论述和警世名言，四书五经有云“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俗话则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无论政治军事，时机都是策略中最重要的环节，策略又是成功的最重要环节，抓住了时机，做事就事半功倍，甚至收取四两拨千斤之效。
从零八宪章的措辞来看，并没有多少令当局太不安的地方，换一个时候，较长时间的公开推进是完全可能的，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只有公开进行合法推进才可能取得实效。这样，如果是在邓小平死后江泽民急于向世界显示开明，他又自认能够把握局势的时候，或者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胡锦涛需要维持形象的时候，推出零八宪章这样的文献就可能较长时间的公开开展，并取得相应的实际效果。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看起来是个好时机，做别的战术出击也未尝不可，但是，对推出宪章运动来说却不是时候。
为什么？对《世界人权宣言》当局当然也需要卖点面子，但这必须以不危及它的重大利益为前提。2008年12月，这个时候对当局来说形势已经危如累卵，没法承受《零八宪章》可能带来的打击了，因为主办奥运使它付出了几年放任民众自发集会而造成北京城几乎天天有访民冲击机关的事发生。访民集会和冲击机关无论规模多大，都和北京城的社会主体即广大市民无关，如果是北京市民的民主运动到了这种规模，《零八宪章》出台就太及时了，完全可能把大家凝聚起来，长期斗争，并处于不败之地。但访民却只是来自全国的无结构个体，《零八宪章》不可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性的政治力量，却有可能集合到一起对当局造成较大威胁。这样，对当局来说，不加镇压可能形成崩溃局面，迅速镇压虽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毕竟不难把这场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两害相权取其轻，独裁政权当然不会冒轻易失去权力的风险而放任其开展。这样，迅速镇压是中共当局的必然选择。
结果是既镇压了《零八宪章》也镇压了访民。
当然，这里举访民为例只是说明当时的形势，还有其他各种因素这里就免谈了。
说《零八宪章》时机把握不好未必能叫当事人信服，但基本道理是绝对不错的，对搞政治来说，把握时机永远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对时机的把握需要一定的政治经验做基础，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真正投入到政治事业中去而成竹在胸，并且有足够的悟性。
以上四场政治运动可以说勾画出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线，显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足迹，也标示出了中国民主运动存在的基本问题。
以四五运动为先导的民主墙运动是新生代（中共建政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领导中国民主事业的开始，这一代人虽然对中共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无形中也严重遭受中共意识形态的侵蚀，我们虽然是毛泽东暴政的强烈反对者，我们自身的性格却也具有强烈的毛泽东意味，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暴君倾向，正因此，我们个个能独立创业独挡一面，却绝对无法形成合力，不可能团结到一起共创大业，这样对中共来说，这一代“民运分子”只不过是一些麻烦制造者，虽然很伤脑筋，但也不过是芥蒂小事，不足以对中共政权构成倾覆性威胁。
由此表现的毛病缺点问题，则是个个都要当老大，严重缺乏团队精神，广泛存在内讧、窝里斗问题，无法形成合力，同时，如果我们这一代民主墙人士掌权，很难说是否也会搞专制，由此可知，就算民主运动化解了一党专政，防范新掌权者建立新的专政也还是中国人民的重要任务。
从规模上说80年代的学潮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潮，尤其是八九民运，可以说是功亏一篑，这固然和市场经济没有确立、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两个外在因素有关，也还是和民运内部的多方面欠缺不足高度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构架、基本纲领、远景规划，那些幼稚的学生领袖们岂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98年的组党运动是对89民运的最好回应，准确的填补了当年的漏洞、空缺，但是，形格势禁，相应的策略手段则尚告阙如，毛泽东有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国民主党要担负起历史责任，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就必须把策略问题提上首位。
《零八宪章》的问世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同纲领，但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时机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策略考量。
从以上情况可见，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经验教训不少，毛病缺点多多，问题大量存在。最典型的问题是缺乏团队精神，缺少合作能力（在海外更表现为内讧、窝里斗），没有民主生活习惯和能力（这很大程度是外因使我们无法过民主生活），此外还有干实事不如唱高调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扎实的做具体工作，必须学会协商谈判妥协，这既是我们内部建构的需要，也是打开官民对话劳资对话民族对话大门，寻求动态平衡，寻求和平转型的途径方法的需要。
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粗线条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正在坚定不一的向前迈进，并且正在迅速走向成熟。
从这种角度说，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我们中国民主党人最缺少的是策略能力，也就是在人权原则至上的前提下，为实现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而站稳脚跟、动员民众、壮大自身，在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同时和当局良性互动，通过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来把我们的国家导出一元化统治的泥潭。
以此观之，我们要强调：
目前海内外致力唱衰中共的大有人在，只要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调门一个比一个高，相反，真正致力做衰一元化统治的为数寥寥，因为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也需要真正的政治才干。其实中共的作为使它一直在被自己唱衰，它之所以还没衰只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政治力量对付它，所以今天需要的已经不是敢于揭露它批判它的高手，而是能把反对力量做大做强的人才！！！
所以本文最后专门重点谈谈如何做衰中共的一元化统治。
为了避免以空对空，我们来看自己的邻国缅甸的朋友是怎么做的。这里我们以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5日来稿《昂山素姬边妥协边缓进》（貌强）看昂山是怎么做的。众所周知，尽管缅甸也很专制，但它那里的情况已经比中国好得多，好在无论真假，缅甸统治集团已经承认要搞宪政民主制，好在无论多少，缅甸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好在已经开始和反对派对话，尽管目前的对话还不公平。
我们知道，昂山被非法关押了许多年，她受了很多苦，但是，无论当局怎么对待她，她还是强调“我没有敌人”，正因此，她和缅甸的反对派才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占据着历史的制高点。
5，缅甸的经验启示
下面，我们结合貌强的文章来作进一步分析。
就在此前不久，刚获释的昂山和由不公正选举产生的政府的部长作了两次会谈，会谈打成了四项互助协议，包括多接触、求同存异、尽量达成一致看法。
显然，昂山再次选择了对话与合作，而没有就自己个人长期遭受非法迫害的事情做文章，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揭露当局的再多罪恶也只有揭露作用，只能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对和平转型很可能只有副作用，作为政治家，受打压、受委屈是难免的，要达到建立宪政民主制的崇高政治目的，还是只能尽力利用目前的空间做建设性的事情。
“她昨天（8月14日）按原定计划跨出第二步——到勃固（Pagu）去拜见僧伽、会见支持她的市民、学生、同志，也为两所新图书馆剪彩。她说图书馆能开发视野与民智；说法治能让人民安居乐业；说公民为人处世老老实实要紧；不参加民主革命，在各自岗位也能为国家为民主；说非缅族原住民文化多姿多彩，大缅族必须平等对待；说求同存异、跟所有人合作的重要性。所到之处，人潮涌涌，男女老少齐祝她身体健康。她还准备第三步——尽可能多到全国各地走。她当然知道：只要她现在呼吁释放狱中2000政治犯、良心犯，新政府就会脸色大变，甚至凶相毕露。可能昂山素姬被大独裁将军丹瑞（Than Shwe）整乖了，现在收起书生气，三思而行了。她心知肚明新政府是新瓶装旧酒——掌经济、政治、军事实权的，若隐若现仍然是大缅族主义独裁将军们，那些穿着民服拖鞋粉墨登场的，也多是脱下军装的退伍将军们。”昂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古以来，强权在手的暴政都是如此，无论他欠你多少，你向他提出的要求多了一点，他就凶相毕露一点不给，如果你的要求少些，他觉得还可以承受，他就可以勉强做些让步。这样，形格势禁，我们的要求一开始不能不少一点，以便一步步向前慢慢推进。
须知，目前毕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末日，他们也并非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希望自己作为血债累累的统治者能平稳的退出舞台，少遭受一点历史的清算，这样，平稳过渡和平转型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或者说不能不接受。
另方面，从我们来说也要认识到，历史的看专制统治的罪恶是有客观必然性的，换上另一班人统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专门把罪恶算在当事人的账上，也要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再来看貌强的评论：
“她现在大彻大悟：
*来日方长。
*欲速则不达。
*步步为营，让缅甸民主分阶段推进为上策。
*饭要一口一口吃，国内和平、民族和解、真正联邦制等是急不来的。“
显然，不仅缅甸的民主是需要分阶段进行的，中国的民主也需要分阶段进行。应该说一切国家的民主都需要分阶段进行，尽管国情不同阶段区分也不相同。这一点，近百年前梁启超欧游归来就专门论述过了。虽然分阶段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分阶段民主化，一种是民主制度下分阶段完善化。貌强又介绍：“昂山素姬不像她父亲国父昂山将军要建立军队，要枪杆子出政权，要韬光养晦出奇制胜，乐于游走于刀刃之间，大搞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国父女儿是缅甸铁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她鄙视暴力，反对暴力，提倡民主人权、中庸政策与非暴力运动23年如一日。她现在要与新政府求同存异，尽可能合作、互助互利，为国内和平、全国和解尽其所能。”
昂山素姬和她父亲的区别，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也是工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区别，当然她父亲那个时代历史条件决定了最需要的是缅甸独立，但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实现民主，就必须“鄙视暴力，反对暴力，提倡民主人权”，就必须“要与新政府求同存异，尽可能合作、互助互利，为国内和平、全国和解尽其所能。”应当说，就目前的中国情况看，我们的处境比昂山素姬更加艰难，因为中共当局仍然不承认宪政的历史合理性，仍然反对搞多元化，仍然不给政治反对派合法地位，也仍然不准搞全民普选哪怕是基层选举。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情况和昂山素姬的客观条件没有根本区别，因为中共的说法已经从毛泽东时代滥杀无辜没商量的“全面专政”，邓小平时代强横霸蛮无理性的“四项基本原则”退到了吴邦国“几不搞”这种地步，也就离“搞”只有一步之遥了！今天的中国，岂是吴邦国一个人说“不搞”就能算数的？中国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得由历史说了算，历史得由全体中国公民说了算，不仅所谓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说了不算，就是所谓的“全国人大”说了也不算，因为按照工商业文明时代的规则，国家的根本问题必须由全国公民通过全民公决说了算！这样，我们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昂山的缅甸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也就完全可以参照昂山的策略。
貌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然，她完全明白：
*非缅族原住民要求她尊重彬龙精神——他们要和平、民主、人权、各族平等的真正联邦制。
*缅甸人民强烈要求释放狱中的昆吞乌（Khun Htun Oo）等两千政治犯、良心犯，88年代学生领袖敏哥奈（Min Ko Naing）、哥哥基（Ko Ko Gyi）等。
*她忠告新政府释放政治犯良心犯越多，民怨与国际制裁就会消得越快；她拟跻身交战双方之间，为非缅族武装力量说话，以扑灭或减轻内战燎原之势；她规劝新政府多做些得民心之事，让欧美的各项制裁减少或终至取消。
*她以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圣雄甘地非暴力精神，义无反顾地游走于刀刃之间——尽显与父亲异曲同工的软战术软实力。“
缅甸虽然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邻国，昂山素姬却是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能达到她的策略水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大大加速了！我希望我们中国民主党同仁对此能有深刻认识和高度共识，因为唯此我们才能在目前的高压下高水平的运作，把中国的和平转型稳步的向前推进。
2011·8·30
《零八宪章》月刊201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