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把“免除恐惧的自由”，论述为“四大自由”之一，对此，长期生活在共产极权下的民众，感触应该特别深刻。
**在大陆感触到的恐惧**
在中国大陆，当民众权益受到损害时，如果，动员人们，用行动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你会感到恐惧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的大陆，私下的议论，可以涉及方方面面，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但是一旦要用文字表达不同看法，比如在干部分配住房时，发生了不公正现象，有人要写小字报或到网上发表点评论文章，于是就会有人劝你不要写，讲法，有多种多样，如“白纸黑字，和讲话不一样，不要写出来，让人抓辫子”，“讲出来的话是气体，写出来的字是固体，没有必要写出来”。
在某些人看来写评论文章，特别是发表在海外的网上，是非常可怕的事。
有的人甚至在别人起草的，已经有些人签名的信上，要他跟着签个名，他都百般的推脱，甚至说：某某地方，有人因为签名而被逮，可不能随便签名。至于“上访”，那更是很可怕的事。
山东大学分配住房，发生十分不公正的现象，此事议论了四五年，于是有些胆子大的人写出了小字报，贴了出来，但是用真名实姓者极少，多数署名为“几位教师”“部分教师”，有的干脆不署名。
一个“怕”字了得。
**极权在民众中制造了恐惧**
列宁说：“阴谋家一面制造阴谋，一面要苏维埃政府放弃恐怖手段。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列宁全集》第37卷，第141页）。“依我看，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6页。）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在农村中制造“恐怖现象”的必要性，他认为“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1949年后的“土改”和“文革”中，再次表现出他的这种思想。
正是过去的当权者和他们所依赖的体制，通过各种运动，各种事件，制造了民间的恐惧。
在很多方面，中共的做法，超过了苏联。苏联在土改中把上百万的地主、富农驱赶到边远地区。让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下消失。苏联整肃知识分子，数量比例不如中国，而且一旦定了性就将他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圈的集中营。
**有中国特色的极权**
中国的几百万地主富农和五十五万右派，多数就地“改造”，让他们就在亲友面前接受经常性的批判侮辱，降低他们的工资，限制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的全家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受羞辱、折磨、甚至家破人亡，用他们全家的呻吟、苦楚在民间制造恐惧。
这是共产极权统治的一种创造。中国从“土改”斗地主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至今没有平反。1957年打右派，二十年后只改正，不平反，不补工资。二十多年精神上、物资上的损失谁来评说？正是这些每时每刻发生在众人面前的事实，日积月累，制造了人们的恐惧。
中共制造恐惧，不但发生在毛泽东时期，在毛死后，也继续在制造恐惧。1989年的“六四”，90年代末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近来的打压异见作家，都是在制造恐惧。
**恐惧与名利**
当权者也利用很多人迷恋个人的名利、前程、地位的思想，来制造恐惧。“六四”之后，一部分人被抓、被关、受处分，但是还有很多人，也支持过学生，因为不再坚持，没有被处分，有些受到了重用和提拔，被捧起来了。甚至当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头顶上增加了不少光环。他们现在有很好的环境、待遇和活动空间，他们不想，为了多说一些话，多写一些文字，而失掉现在的待遇。他们的恐惧来自于害怕丢掉当前的名利。对于一些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的人，恐惧也是来自于既得的名和利.
**为家人所累的恐惧**
有人对我说：“我自己对受打击是有准备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是不愿家人子女跟着受累。” 家人不但是增加恐惧的一个方面，家人还是制造恐惧的一个来源。你要准备做个异见人士，首先要准备承受来自家人的压力。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些过去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家庭的遭遇会使没有经过风浪的妇女不寒而栗。女人为丈夫为子女所想，往往会超过丈夫。而且当局者深知女人的心思，有时说服不了男人，就去做女人的思想工作，向她们晓以厉害，通过女人向男人施加压力，而她们给丈夫施加的影响，却是既巨大又持久，他们可以时时刻刻地用各种各样方法来说服你，比如找来所有亲朋好友，轮番做你的工作，告诉你可能遇到的，或者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危险。子女也会跟着妈妈一起劝说父亲。家人随着当局一起制造恐怖气氛。
**如何战胜恐惧**
有坚定的信仰可以战胜恐惧。很多宗教界的人士，他们相信死后可以进天堂，所以他们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老子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坐牢，妻离子散。
自由，民主，也是高尚的信仰。西人道：“不自由毋宁死”。为了自由，必要时可以捐躯，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现在争取自由，已经不要冒生命危险了，最多就是坐牢。
根据我个人体会，监狱是追求自由、民主者的大学。从1974开始，我做了七年监牢。那段时间里，我潜心思考，有大醒悟，从共产极权的意识形态下，有了大的转变，在狱中以写信方式，写下了我的思想。2002年，我出版了《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回顾过去，我对那次坐牢，并不后悔，在“文革”那种岁月，不坐牢，只能随着潮流瞎胡混，连点静心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在共产极权统治下，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应该视坐牢为坦途。
当然，我们不是把坐牢当作一种目的。为了战胜怕坐牢的思想，重要的是要有所准备，有准备会减少恐惧。有些人做过一次牢，有了经历，对坐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像刘晓波，被抓三次，我想他对再次坐牢，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近他写了很多激进的文字，但是也没有进监狱，因为当局可能也知道他对此已无所畏惧。
就像是怕水的人一样，大海似乎很可怕，如果经常到水边去趟一趟，也许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人多势众可以减少恐惧**
人多了可以消除恐惧。人多势众，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胆子就大了。我常想在89年“六四”之前，北京游行人数达到百万人，当时的多数人，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恐惧，有些人心中会想，这么多人在一起，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近来在汉源发生的农民群体上访、示威活动，人数达到五万人。到了那种场合人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上百名警员，怎能扑灭人们心中的怒火？于是只能省长出面，省长出面没有实质性的回答，农民仍然示威不停，最后中央决定停止水电站施工，农民这才打道回府。这是一场成功的群体上访和示威，人多势众消除了恐惧，维护了权益。
**不要自己制造的恐惧**
我在给海外传媒写文章，抨击国内时政，有好几个朋友知道后，纷纷告诉我：你家电话肯定被监听，而且声明以后不会再给我打电话。
我当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好意，回家后注意我的电话，确实有时有杂音，特别是与海外通电话，杂音更重。有次海外朋友到大陆，问我是否长时间不在家？为什么这几天，电话总打不进来？我告诉他我在家。为了证实电话是否打不进来，我就用另一部电话，做试验，果然不通。于是我找电话局，他们说线路有问题，很快修好了。还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总是出现“拨号错误”的声音，他走了五里路到我家，问我是否改了号，我马上找了电话局，他们说也是线路“故障”。
但是所有的事实加在一起，我也不能找到证据，证实我的电话确实被监听了，或被人为地加上了“障碍”。我想凭我现在的能量，要弄请这些问题可能要耗掉我主要的精力，最后还可能是无功而返。
最后我终于想开了，如果有人凭着他的巨大实力，能够监听我的电话，那就让他听吧！好在我也没有很多秘密，海外的文章都是署了真名实姓，署了地址，还怕谁来窃听电话吗？监听者，听我的讲话，说不定还会受我思想感染，转变他的立场呢！
回过头来我又想，如果根本就没有人监听电话，而整天自己疑神疑鬼，弄得坐立不安，那不是庸人自扰？自己制造恐惧吗？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大考虑电话被窃听的问题。至于有人怕窃听，不敢给我打电话，我也落得清闲，省得电话中讲些不咸不淡的话。
有了这样一些想法，我也感到比较自由了。
**我想起了童话“神灯”**
有人到我家，看到门口附近停了部警车，问我出门是否有人跟踪，我告诉他，对哪些可疑的人，可疑的车，我都是视而不见。国外有个 “神灯”的童话，一个青年名叫阿拉丁，神人要他通过地道去取“神灯”，再三告诫他，一定不要理会路旁的怪事、怪物，一定不要回头看，否则不但取不到“神灯”，自己还要变成路边的怪物。
我现在外出，几乎从来不回头看，不管是否有人跟踪。我常想起那“神灯”的故事。
如果每天出门都在留神是否有人跟踪，那一定是很累的。如果有人在家中整天想着屋顶是否安装了窃听器，出门总想着是否有人跟踪，这人大概也就做不成什么事了，弄得不好还会神经衰弱。
有时，我想如果要干扰某人的思想和活动，可以向他示意：你的电话被窃听，你的活动被跟踪。这人如果缺少自制力，可能会神魂颠倒，甚至发狂，而害人者则不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低调争取自由减少恐惧**
在争取自由权利的过程中，策略很重要。
提出过激的口号和要求，会脱离群众，会使很多的人被抓、判刑，会带来很多麻烦。我们说不怕坐牢，是要在争民主、争自由的过程中，要战胜恐惧的心情，不要增加无谓的、过多的恐惧。但是人被抓进去，少了骨干，对整体维权活动，是个损失。而且过多的人被抓、被关，也会制造出新的恐惧。所以要尽量避免过激行为，要劝说民众，不要搞打、砸、抢、烧，特别是带头人更要注意这些问题，过去镇压游行、示威活动，采取的重要方式就是抓“坏头头”，给他定上一个煽动暴乱的“罪名”，通过判刑制造恐惧。头头被抓，群龙无首，于是维权、争自由、争民主的活动就进入低潮。
我认为，现在民众的维权活动，必须保持低调、和平、理性、非暴力，要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开展活动。这样的策略可以使参加者多一些安全感，减少恐惧。
示威、游行是为了展示民意，不是为了暴力夺取政权。
2005年6月1日于山东大学
（6/1/200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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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自由》，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6年）
（另有一内容几乎相同的版本，2005年5月2日写，2005年6月30日发表于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