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委员会颁发给王康先生2021年刘宾雁良知奖特别荣誉奖，表彰其一生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永久纪念！人类文明之在，归根结蒂乃是“人”之精神的光照与传承。
1949年，王康先生出生于重庆一个传统知识份子家庭。可惜那个不幸的年代，革命暴力全面摧毁了中国文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及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文明的孜孜汲取，从政治、经济、社会，到精神、伦理、文化，以致语言、文字、风俗、家庭。毛泽东三十年是一个毁灭文明的时代，它的危害不仅延续至今，也将祸及中国未来。
王康出生不及一岁，父亲——毕业于民国川大物理系——即作为政治犯入狱，他七岁时才得以戴罪出狱。其母亲一系是书香世家，外祖父唐迪风先生是民国年间蜀地硕儒；外祖母陈卓仙女士则是古诗词大家；舅父唐君毅先生乃新儒家领袖，执笔《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王康自幼耳闻目染，中国文化传统渗透他的血液。然而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庭却是“革命”的对象，这也就大致决定了王康作为“另类”，与该体制格格不入，一生行走于“江湖”。
1966年“文革”爆发。1968年，王康曾打算偷渡到香港，但终因“父母在，不远游”而放弃。之后，他下乡到巫山务农，他在《梦忆巫山》中记述“天冷，木床铺上两尺厚谷草，像睡在马槽里。看了20来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昏昏然睡去。”“一夜朔风，不知何时，屋顶刮飞到晒坝下方十来丈处。一间没有屋顶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像丢了天灵盖——其实就少了屋顶。纹帐上，地上，灶台，都铺了一层厚雪。”
1972年，王康返重庆任体育教师。
二
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大中文系。入校后，他创办了西南高院首个民间“文学社”，撰写宗旨：文学要“成为现实生活冷静而热情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心灵、人类情感、人类痛苦，人类友爱的忠实记录者和歌颂者；成为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勇敢卫士，成为人类美好理想坚韧的开拓者。”
1980年，全国各高校掀起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风潮，王康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其后，他筹建“重庆大学生联合会”。蒋庆先生回忆说“记得当时重庆各大学思想异常活跃，康兄欲在重庆筹建”大学生联合会“，特至西南政法学院约我共商其事，其后该会虽未能成立，然余与康兄之交，自此始矣。”也就是从彼时，王康以布衣之身，而事国与民之大道，践行其人生之志：“人生意义，端在完善社会之同时完善自我”。
一九八九年，王康先生执笔撰写《中国改革宪章——为中国改革求国内外人士共识之宣言》（数十中国知识界翘楚签署，1989年4月10日以《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为题发表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核心是“修改宪法，革除集权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实现宪政”，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宣言，1895年后的新“公车上书”。该宣言集中体现了“八九民主运动”的主旨精神与核心诉求。“六四”后，此宣言遭《人民日报》公开批判，王康亦为之遭政府通缉而四处逃难。
九十年代，王康先生在逃难期间撰写了《大道》——取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拍摄为六集政论片，纵横人类数千年之历史，叩问苍茫大地中国向何处去。其后，他创办“重庆陪都文化公司”，拍摄了系列历史纪录片《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以复原被遗忘的民国史，颂扬陪都重庆往昔的光荣，呼唤泯灭的中华民族精神。
二十一世纪初，王康先生率领团队，历经数载创作巨幅抗战史诗国画《浩气长流》，2010年7月在台湾中山堂首展，震撼两岸国民。中国抗日战争所体现的精神，即中华民族之精神、中华民国之精神。1949年后，中华文明及其精神遭至彻底摧毁，《浩》作乃是以良知、血命对之庄严地祭奠、正名；它是召魂之典，是南嶽忠烈祠的复生，显现了死而复生的中华民族精神：仁义天下、悲悯苍生、慷慨牺牲，忠信宽恕、人类共荣。何为中华民族？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其精神、道统、人格？此在。
2010年后，王康借香港自由之地，做了一系列讲座，如“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苏维埃兴亡”、“解密重庆谈判”、“孔子是中国天下一统真正的倡导者和践行人”、“中华文化的复兴”等等，中心主题是讲述历史，批判共产主义革命及极权统治，复兴中国文明，可谓大道恢恢，锋芒凛然。
2013年，王康先生流亡美国，直至逝世。其间，他提议创立了刘宾雁良知奖；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巡回展出《浩气长流》；撰写了大量评述文章，批评当下中国当局强化极权、回归红色意识形态；向国人警示红色帝国。
2005年至2020年，王康接受美国“自由亚洲”专访《老康秉烛》共130集，以广阔的视野纵论天下，从国际政治、苏俄、恐怖主义，到辛亥革命、流亡文学、“五四”反思，等等。
王康重病后，以顽强的意志绘画了大幅史诗画作《审判幽灵》——审判共产主义革命（未完成）、《俄罗斯破晓》——纪念俄罗斯思想先驱、《乘风归去》——纪念当代中国受难女性。
他自知今后的时间不多，便利用网音、视屏做了大量的演讲、访谈——尤其是微信群中的长篇演讲，如“全球化时代的孔子与耶苏”、“帝国与思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前景：后专制时代”、“”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难忘1949中华民国苦难史”、“五四的教训是沈重的”等等。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后的精神财富。
三
反极权，争自由、人权、民主；反思共产主义革命，批判毛泽东及红色意识；王康于此践行一生，直至晚年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而于此同时，王康先生颂扬孔子，倡导复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这是他于中国的另一重要贡献。非有苍生、国家、天下之胸怀，纵观人类文明之高远眼光，及“虽千万人吾往矣”之精神，此难以为。
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大时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追述真实历史，反极权反专制；争取思想言论自由，迎接普世价值；实行宪政民主。王康先生身体力行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多有缺失，反极权反专制，却也沿袭了“五四”新文化之偏颇，忽视乃至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将之视为需淘汰、清除的旧东西——“中国文化代表着保守、停滞、封闭，只是东方专制王朝兴衰循环的精神附庸”（王康《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唐君毅全集大陆版总序》），甚至认为“新中国”极权统治就是因为“五四”反封建不彻底。
王康对“五四”以来知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诋毁、践踏痛心疾首，他说“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学界领袖非但不在民族危亡之际拱卫自身文化，反倒以否弃中国文化为新潮、进步”；“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构成中国现代化最根本障碍……。拒绝承认中华文化具有现代价值，更不认可它拥有任何世界性意义或人类文明价值。”王康批评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主流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否定，其理论源头几乎全部来自进化论、无政府主义、怀疑哲学、实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主义，来自19、20世纪西方和俄国彼此沖突、对立的思潮。”（同上）
王康先生是“新中国”最早一批走出“五四”激进窠臼的思想者。在倡导、践行“自由”“民主”同时，他亦以复兴中国文明为使命，倾心追寻中国传统精神、人格、道德、文化，他意识到这是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本，可谓彼时青年知识精英的先行者。当然，这得益于其家学的熏陶与传统，也就是说他有“旧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而这正是1949年后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普遍欠缺，文明传统的中断荒芜了几代人的头脑、心灵。
四
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病逝，王康“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研讨新儒家着述，从而他“对中国命运和使命有豁然开朗的领悟和视野”。（王康《来路与去向》）这大概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追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青年。
王康说“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王康《来路与去向》）在激进思想的潮流中，王康捍卫中国传统文明，他盛赞孔子：“孔子体现一种大明始终、厚德载物、含弘光大的精神，堪称圆满。”“孔子的思想、人格、事业已永久性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生命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精神形态、伦理道德风范、主要文化特性以及思维、表达、日常人伦习俗。孔子的伟大与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伟大与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民族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王康《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唐君毅全集大陆版总序》）王康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论述：“圣哲为文化凝聚的像征和绵延繁荣之源泉的核心价值。……一个民族对其圣哲失去信仰时，这个民族便开始瓦解。当人类对其他民族的圣哲不能互相尊重时，世界便由于精神的障碍，陷于战乱，——人类无共同的先知，就会迷失他的道路。现代世界出现了大颠倒，欲以政治目标不仅统治世界财富，而且统治人类心灵，致使人类精神面临最大威胁。……数十年来，丧失了对孔子人格的尊敬，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大的堕落。”（同上）
1966年6月大陆爆发文革；同年11月，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王康先生及同仁倡导复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间有先后，但它们的由来、指向、意义是一致的。复兴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就是召中华之魂、文明之魂，引导国人走出废墟，由荒蛮、残忍回归良知、仁善，人成为“人”。变革制度当然重要，非此中国不能归本；但是何为本？即人成为“人”，让中国成为“人”之社会、“人”之国家、“人”之天下，此是中华民族根本的自救之路、中华民族十数亿人安身立命之本。
王康曾多次引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这段话：“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此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祸害，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这段话写于1957年，时隔“新中国”建立8年，离“文革”尚有9年。我们看到由于摧毁中国文明传统，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偌大国家，数亿人民陷入了怎样的疯狂、暴虐。复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它如何悠久、高卓、博大精深，而在于它是十数亿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摧毁它清除它，必然是铺天盖地的狂乱、暴虐、杀戮。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曾有过一次，曾国藩痛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然而，百年后毛“新中国”又来了一次，更壮阔更彻底，呜呼哀哉！难道中国还要再有一次吗？
我们不指望人都成为圣贤，但任何文明都需要有一个承负道统使命的集团，继承守护其道统，身为表率，呵护族群，教育、引领民众；敬神、贤，崇德义，抑恶扬善；以光耀大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在基督教文明中，他们是教士、牧师；在佛教中，他们是僧侣；在传统中国，他们是“士”阶级。基督、佛陀、孔子即是他们各自的始祖、永远的领袖、导师，“两千多年来，他们的言论行为、容颜神情活在无数男人和女人的记忆与梦魂里。……在他们生前死后，人类相互猜忌、怨恨、排斥、仇杀，从来没有止息。但他们跟世界的荣耀、福祉、希望早已融为一体，他们跟人类的厄运、屈辱和死亡也难解难分。”（王康《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唐君毅全集大陆版总序》）
近百年前王康外祖父唐迪风先生着述《孟子大义》言“夏而变为夷，中国之忧也。人而流为禽兽，圣人之所深惧也。忧而后设教，惧而后立言，不得已而后学，无可奈何而后着书，以诏天下后世，孟子之闳识孤怀，孟子所欲痛哭而失声者也。天地不生人与禽兽同，自必有人知其实有以异于禽兽，千载而上，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千载而下，自必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长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人亦何能自限，岂必问夫道之行不行，学之传不传哉。”1974年，唐君毅先生重刊《孟子大义》，感慨言“今沧海横流，世变日亟……吾年来日益感吾平日之为文论学，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发……”又曾言“吾之此书，成于颠沛流离之际，……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孙，正视吾数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为封建之残余，不惜加以蠲弃。怀昔贤之遗泽，将毁弃于一旦，时或苍茫望天，临风陨涕。乃自勉自愤，时作时辍，八月乃成。”（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再47年，王康为《唐君毅全集大陆版》撰序，言：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支离体解，社会结构磨灭颠隳，知识界数千年的自主优游不复存在，维持文明于不坠的道统、学统土崩瓦解。”“如果不能在中国文化处于非常与困厄之际挺身潮流，维护这一古老、独特、对中国和世界都攸关深远的文化生命，就没有参悟到”殷忧启圣“的时代真谛，领会到流亡命运的密令指意。”基督、佛陀、孔子，“他们全都生活在忧患时代，无法对人的不幸、苦难、罪孽、绝望视而不见；……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唯一使命，是抚慰、提升和拯救世界，祈求、祝愿并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
唐老先生之警示之，唐君毅见证之，王康乃亲历之，三代人悲中华之灾祸，忧苍民之罹难，奋而守护中国数千年之道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文明是珍贵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世世代代人的生命、鲜血、经验凝聚而成，文明的首要责任是守护、继承；其后才有纳新、变革；断本即亡。
五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主旨是中西文明各有长短，当互敬互学，取长补短，共同担当，“人类同应一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王康先生倡导复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大体是继承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立场与宗旨。他倡导国人应自重，珍惜、继承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同时亦要努力学习、汲取西方文明之长。王康先生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正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与旷古浩劫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将拥有伟大的前程”。（王康《来路与去向》）
在中西文明之间，王康倡导共处共在；在差异中，求“同”、求“通”、求“融”；为人类和平共同担当，以求大同。他说“孔子与耶苏、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东方与西方，对待而不对立，彼此仁心德慧善恶之消长兴衰，如日月升沈，春秋代序，并无恒定不变之优劣。此正儒家不忍、同情、欣赏、成全、圆满、不悖不害之宇宙意识，也是基督教救赎人类、佛教悲悯恻憻超度万生精神所在。”（王康张祥龙《中西文化之争中的儒家与当前思想状态》）他引用余英时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科终身成就奖答谢辞》中的话：“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继而，王康激动地说：“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陈寅恪，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赋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权利，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六
王康的最大期愿是“孔子与基督握手”。王康临终前受洗接受基督教，这是他于此理想的践行。
求仁得仁。王康先生悲悯苍生，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不负先贤，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明；悲壮华美地走完一生，与他敬慕的先辈唐君毅先生站列在一起——“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
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会
2022年2月7日于华盛顿
纵览中国首发202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