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和他本来并不熟悉，也没怎么说过话，后来不知怎么就熟悉了，但仍旧话不多，常常是会心地一笑而已。
刚上北大时，我以为中文系会教人写作，结果没那么回事，我很失望。好在我们班上渐渐有了写作的新气象，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位诗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禾、何拓宇、丁玫、周立文（周易）、刘卫国（老木）等，他们的诗我都读过一些。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居然也跟着心潮逐浪高，忽然觉得生活有了些生气。
于是，近朱者赤——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围着未名湖边走了几圈，作了一首小诗《无题》。写好后我拿给一禾、拓宇他们看，不料他们大加赞扬。于是，我有了进一步写诗的念头，还买了一个专门用来写诗的本子。
一禾那时跟何拓宇、赵仕仁来往最密切，被称为“三剑客”。但有机会见到我时，一禾总会笑着问：“老熊，最近写诗了吗？”这时我既高兴又扭捏，要么是最近没写，要么是觉得自己的诗拿不出手。但一禾从不挑毛病，总是表扬我。
有一次，我因为家事而烦恼，就在写诗的本子上随意画了一个带箭头的十字，一个箭头向北，一个箭头向东，我将它命名为《归心》。我觉得这样的隐私别人不容易看懂，不料一禾看了竟有些惊喜，很感兴趣，他似乎一下子就懂了我的心思。
通过读诗写诗，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有一天，一禾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一首诗送给我，题目是《雷电》，说“我们是两朵带电的云”，“平淡无奇的相逢，在一刹那，迸溅出电闪的光明”。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激动之余，赶紧回赠一首。从那以后，我觉得和一禾的心贴得更近了，但在实际交往中仍然话不多。
那种静默的状态，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尴尬，反倒觉得轻松愉快，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也许就如海子的一句诗论所言：“诗，就是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诗，要求于人的不是理解，而是对于沉默和迷醉的共同介入。”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脑。对我来说，读诗写诗就算是很不错的消遣了。我并没有当诗人的志向，偶尔写诗只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完全是随心所欲，跟着“起哄”，有一搭没一搭的。
但因为一禾经常要看我的本子，我不得不“交作业”，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不惜搜肠刮肚。在一禾的“逼迫”下，我最终大约写出了两三首还算说得过去的诗，总算可以博一禾一笑了。
对一禾的诗，我很喜欢，抄了不少，但不求甚解，更多的是把他的诗当作友情来分享。记得当时在抄诗本子的扉页上，我特意抄了一句话：“尝诗的甘露与交好的朋友”。现在看来，这句话因为一禾的存在，显得是那么贴切，那么美好。
1983年，大学毕业了。一禾与拓宇分到了《十月》杂志社，继续和文学打交道；而我则分到了一个影视制作单位，基本脱离了一禾希望我走的路。不过，一禾似乎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关注，每次见到他，他还是会问我写诗没有，我说没有。
时间久了，一禾还会问，但句式变成了“你现在不写诗了，是吧？”看得出来他多少有些失望，又有些无奈。但见到我那种没有“作业”可交的不安和惶恐，他立即不再为难我，一笑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一禾并非一笑了之。1985年9月，我收到了一份极特殊的生日礼物——一个紫色的小本子，里面抄的都是我大学时写的诗。一禾亲自作序，张玞亲自用钢笔誊写完成。
我当时惊呆了，说受宠若惊也不为过。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第一本诗集会以这种方式“出版”，要知道他们后来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一位是多才多艺的北大博士，而我何德何能，受此殊荣？
我那些小诗实在是小得可怜，加起来不过几百字，可一禾却为它们写了四千字的序——《想成为人的人们》，大有点石成金之功效。所以我说一禾并没有一笑了之，他对诗的用情之重，让我震撼。从那以后，我悄悄又有了个新念想——要是哪一天真的能出版一本诗集就好了。
1985年是个多事之秋，确切说应该是个“多事之夏”。那年夏天“三剑客”之一的仕仁在怀柔水库溺水而亡，年仅25岁。发生这个惨剧时，一禾好像在场。
我当时正在内蒙古“锻炼”，收到了一禾的一封长信，他既悲痛又气愤，好像在一些事情上替仕仁打抱不平，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信也未被保留下来。多年以后“三剑客”都走了，我想写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可是唯独想不起仕仁去世的具体日期。
我估计恐怕这也是不好打听的，但一天我翻看一禾的诗论《美神》，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一禾写道：“特别我要提到我死去的朋友赵仕仁，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一个福建山乡里木匠的儿子，他在1985年6月29日溺水而死……”没想到一禾把仕仁去世的日期写进了他的一篇重要诗论中，可见这件事对他影响之深。
大约在仕仁去世前后，我也在内蒙古遭遇车祸，当场休克。所以说，1985年是个“多事之夏”。
1988年，我因为拍纪录片到西沙群岛呆了40多天，沿着永兴岛、东岛、珊瑚岛、中建岛走了一圈。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到了一个小岛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船，所以可以深入了解和体验小岛生活。在东岛上，一个老兵带我去打野牛，开始我很兴奋，很好奇，但结果让我大失所望。
原来，岛上所谓的“野牛”是古代从大陆运来的黄牛，来到荒岛后无地可耕，无人饲养，无家可归，时间久了便成了“野牛”。我在大学曾写过《香山黄牛》的诗，对牛（当然不仅仅是牛）的处境极其同情，可这次我竟然稀里糊涂地将它们当作“猎物”，任其让子弹射穿，还妄想从中找到海明威在非洲打猎的感觉，实在是太可耻了。
我想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回京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禾，他听了很感兴趣，鼓励我把它写出来。我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写出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有点像小说，又有点像散文，大概是“四不像”，不过这毕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把这份“作业”交给一禾后，似乎没有受到他以前对我写诗的那种表扬，但大约也是合格的，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于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野牛》，被一禾发表在1989年3月的《十月》杂志上。
我之所以重新查回小说发表的时间（1989年3月），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时间和一禾去世的时间（1989年5月），居然是那么近。我万万也想不到，我的小说发表一个多月后，一禾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所以这次发表小说，成了他对我最后的关怀和鼓励。
1989年当然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春天海子卧轨身亡，这是继1985年仕仁离去之后，一禾第二次痛失挚友。两次都是那么突然，那么惨烈。显然，因为诗歌的缘故，海子的离去对一禾的影响更大。
那一段时间我似乎一直没有见过一禾，只知道他在忙海子的事。直到5月13日，张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一禾突发脑溢血，现在天坛医院，不省人事。我立即赶往医院，同学旺子、晓林也如约前往。
当得知一禾的情况非常不好，医院已无力回天时，旺子建议用特异功能试试。于是我坐在旺子摩托车的后座上，跟着他东奔西走，着实拜访了几位颇有名气的“大师”，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有带给我们惊喜。
在一禾病重的18天里，我基本上天天都去医院，有时站在病房门口，有时就站在过道里，心里不断呼喊着一禾，祈盼他能醒来。这是我当时唯一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可惜他再也听不见了。5月31日13时31分，一禾永远离开了我们。
与视死如归、甚至赞美死亡的海子不同，一禾一直都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曾在诗中写道：“我不爱死/不畏死/也不言说死/我不歌颂死/只因为我是青春”。就在他病倒的前两天（5月11日），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所以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甚至没有叹息……对于这个世界，一禾未曾道别。
一禾去世后，同学小聚时经常谈起他，我们也去墓地看过他几次。久而久之，我发现大家对一禾都很怀念，但了解不多，尤其是对一禾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知之甚少。2013年是我们大学毕业的30周年，班上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希望大家写点东西，于是我首先选择了写一禾。
经过对一禾家人的采访以及相关资料的查阅，最后完成了《骆一禾的“背影”》。通过撰写这篇文章，我感受颇多，其中最让我惊叹是一禾原来有着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大背景”，以及伴随着“大背景”而长成的“大胸怀”。这里的“大”显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一禾与父亲骆耕漠的“含仁怀义”，也是建立在这种“大背景”、“大胸怀”之上的。
再举个我熟悉的例子，大学时我曾写过一首《香山黄牛》的诗，当时我只是普普通通地写了一头牛，并没有想太多，可在一禾为我写的诗序里，他为这首小诗作了“大背景”、“大胸怀”的解读，他写道：
《香山黄牛》……让我想起伟大的契诃夫，他害着肺病，咳嗽着坐在颠簸的马车上，穿过无垠的、正在化浆的、黑油油沸着泥浆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大地，去库页岛看望那些流放犯；我仿佛看见他坐在藤椅上，因为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而不声不响，他的母亲担心地看着他；很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克尼碧尔情不自禁搂住他的头说：“亲爱的，我的坚强的人儿……”高尔基称他为秋天的太阳，爱伦堡称他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俄罗斯人民永远记得在最堕落的年代里，这个人怀着负疚的微笑，叹息着对他们说：“唉，伙计，你过得可不怎么好啊。”同时，他始终没有厌弃他们……
由黄牛联想到中国农民是极自然的事，但一禾却联想到了更远的地方，想到了他喜爱的契诃夫。1890年，契诃夫抱病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考察。他参观监狱，走访苦役犯，目睹了种种苦难，深受震动。考察归来，契诃夫写出了报告文学《萨哈林旅行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以及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等作品。
库页岛之行和《第六病室》的发表，是契诃夫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一禾之所以如此赞赏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是因为他也同样敏感于中国人的苦难。而且一禾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甚至就在自己的身边，他继续写道：
每逢看到这里，我就像看到了一大群中国人，也就是勤劳、艰苦，很少奢望，被强力和天才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中国人。我有个朋友，他母亲生了兄弟姐妹五个，年老了，身体不好了，苦到头了可还是没个完。这次上北京来，在天安门照了一张相，跟儿子说：“都好了，身上不痛了，都好了……”读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不能那么生活，但却无由嘲笑，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良心和毅力，不论这世界是否需要一个人的努力，不论这良心是否到得太早了……
这位老母亲身上的“痛”让一禾叹息，但是她的“不痛”却令一禾更痛——“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良心和毅力”。这样“强烈地刺激”在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中也时有闪现，如聂绀弩在读过沈从文的小说《丈夫》后不禁感叹：“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有感于“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呢？一禾在诗论《美神》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中国大地和在俄罗斯大地一样，生长着同样厚实而沉重的人民，在此，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至上的观念，他不是受到时代风云人物策动起来，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革命，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意识，并且呼唤着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
透过这些解读，不难看出一禾的“大背景”、“大胸怀”以及“含仁怀义”等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决定了他“智慧的生活”，也决定了他诗歌的品质。正如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所言：“在写一首诗的活动中，诗化的首先是精神本身。”
一禾生前还送给我一本昌耀的诗集——《命运之书》，向我隆重推荐诗人昌耀。我从中还读到他评价昌耀的文章，他写道：“昌耀的诗歌世界广博而结实。评价他的劳动，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一个大诗人的精神产生了他的语言作品……”现在，如果把一禾的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身上，我看也是恰当的。
（本文写于2013年春，修改于2017年初。）
新三届 2017-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