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和他本来并不熟悉,也没怎么说过话,后来不知怎么就熟悉了,但仍旧话不多,常常是会心地一笑而已。

刚上北大时,我以为中文系会教人写作,结果没那么回事,我很失望。好在我们班上渐渐有了写作的新气象,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位诗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禾、何拓宇、丁玫、周立文(周易)、刘卫国(老木)等,他们的诗我都读过一些。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居然也跟着心潮逐浪高,忽然觉得生活有了些生气。

于是,近朱者赤——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围着未名湖边走了几圈,作了一首小诗《无题》。写好后我拿给一禾、拓宇他们看,不料他们大加赞扬。于是,我有了进一步写诗的念头,还买了一个专门用来写诗的本子。

一禾那时跟何拓宇、赵仕仁来往最密切,被称为“三剑客”。但有机会见到我时,一禾总会笑着问:“老熊,最近写诗了吗?”这时我既高兴又扭捏,要么是最近没写,要么是觉得自己的诗拿不出手。但一禾从不挑毛病,总是表扬我。

有一次,我因为家事而烦恼,就在写诗的本子上随意画了一个带箭头的十字,一个箭头向北,一个箭头向东,我将它命名为《归心》。我觉得这样的隐私别人不容易看懂,不料一禾看了竟有些惊喜,很感兴趣,他似乎一下子就懂了我的心思。

通过读诗写诗,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有一天,一禾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一首诗送给我,题目是《雷电》,说“我们是两朵带电的云”,“平淡无奇的相逢,在一刹那,迸溅出电闪的光明”。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激动之余,赶紧回赠一首。从那以后,我觉得和一禾的心贴得更近了,但在实际交往中仍然话不多。

那种静默的状态,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尴尬,反倒觉得轻松愉快,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也许就如海子的一句诗论所言:“诗,就是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诗,要求于人的不是理解,而是对于沉默和迷醉的共同介入。”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脑。对我来说,读诗写诗就算是很不错的消遣了。我并没有当诗人的志向,偶尔写诗只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完全是随心所欲,跟着“起哄”,有一搭没一搭的。

但因为一禾经常要看我的本子,我不得不“交作业”,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不惜搜肠刮肚。在一禾的“逼迫”下,我最终大约写出了两三首还算说得过去的诗,总算可以博一禾一笑了。

对一禾的诗,我很喜欢,抄了不少,但不求甚解,更多的是把他的诗当作友情来分享。记得当时在抄诗本子的扉页上,我特意抄了一句话:“尝诗的甘露与交好的朋友”。现在看来,这句话因为一禾的存在,显得是那么贴切,那么美好。

1983年,大学毕业了。一禾与拓宇分到了《十月》杂志社,继续和文学打交道;而我则分到了一个影视制作单位,基本脱离了一禾希望我走的路。不过,一禾似乎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关注,每次见到他,他还是会问我写诗没有,我说没有。

时间久了,一禾还会问,但句式变成了“你现在不写诗了,是吧?”看得出来他多少有些失望,又有些无奈。但见到我那种没有“作业”可交的不安和惶恐,他立即不再为难我,一笑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一禾并非一笑了之。1985年9月,我收到了一份极特殊的生日礼物——一个紫色的小本子,里面抄的都是我大学时写的诗。一禾亲自作序,张玞亲自用钢笔誊写完成。

我当时惊呆了,说受宠若惊也不为过。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第一本诗集会以这种方式“出版”,要知道他们后来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一位是多才多艺的北大博士,而我何德何能,受此殊荣?

我那些小诗实在是小得可怜,加起来不过几百字,可一禾却为它们写了四千字的序——《想成为人的人们》,大有点石成金之功效。所以我说一禾并没有一笑了之,他对诗的用情之重,让我震撼。从那以后,我悄悄又有了个新念想——要是哪一天真的能出版一本诗集就好了。

1985年是个多事之秋,确切说应该是个“多事之夏”。那年夏天“三剑客”之一的仕仁在怀柔水库溺水而亡,年仅25岁。发生这个惨剧时,一禾好像在场。

我当时正在内蒙古“锻炼”,收到了一禾的一封长信,他既悲痛又气愤,好像在一些事情上替仕仁打抱不平,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信也未被保留下来。多年以后“三剑客”都走了,我想写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可是唯独想不起仕仁去世的具体日期。

我估计恐怕这也是不好打听的,但一天我翻看一禾的诗论《美神》,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一禾写道:“特别我要提到我死去的朋友赵仕仁,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一个福建山乡里木匠的儿子,他在1985年6月29日溺水而死……”没想到一禾把仕仁去世的日期写进了他的一篇重要诗论中,可见这件事对他影响之深。

大约在仕仁去世前后,我也在内蒙古遭遇车祸,当场休克。所以说,1985年是个“多事之夏”。

1988年,我因为拍纪录片到西沙群岛呆了40多天,沿着永兴岛、东岛、珊瑚岛、中建岛走了一圈。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到了一个小岛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船,所以可以深入了解和体验小岛生活。在东岛上,一个老兵带我去打野牛,开始我很兴奋,很好奇,但结果让我大失所望。

原来,岛上所谓的“野牛”是古代从大陆运来的黄牛,来到荒岛后无地可耕,无人饲养,无家可归,时间久了便成了“野牛”。我在大学曾写过《香山黄牛》的诗,对牛(当然不仅仅是牛)的处境极其同情,可这次我竟然稀里糊涂地将它们当作“猎物”,任其让子弹射穿,还妄想从中找到海明威在非洲打猎的感觉,实在是太可耻了。

我想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回京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禾,他听了很感兴趣,鼓励我把它写出来。我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写出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有点像小说,又有点像散文,大概是“四不像”,不过这毕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把这份“作业”交给一禾后,似乎没有受到他以前对我写诗的那种表扬,但大约也是合格的,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于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野牛》,被一禾发表在1989年3月的《十月》杂志上。

我之所以重新查回小说发表的时间(1989年3月),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时间和一禾去世的时间(1989年5月),居然是那么近。我万万也想不到,我的小说发表一个多月后,一禾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所以这次发表小说,成了他对我最后的关怀和鼓励。

1989年当然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春天海子卧轨身亡,这是继1985年仕仁离去之后,一禾第二次痛失挚友。两次都是那么突然,那么惨烈。显然,因为诗歌的缘故,海子的离去对一禾的影响更大。

那一段时间我似乎一直没有见过一禾,只知道他在忙海子的事。直到5月13日,张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一禾突发脑溢血,现在天坛医院,不省人事。我立即赶往医院,同学旺子、晓林也如约前往。

当得知一禾的情况非常不好,医院已无力回天时,旺子建议用特异功能试试。于是我坐在旺子摩托车的后座上,跟着他东奔西走,着实拜访了几位颇有名气的“大师”,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有带给我们惊喜。

在一禾病重的18天里,我基本上天天都去医院,有时站在病房门口,有时就站在过道里,心里不断呼喊着一禾,祈盼他能醒来。这是我当时唯一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可惜他再也听不见了。5月31日13时31分,一禾永远离开了我们。

与视死如归、甚至赞美死亡的海子不同,一禾一直都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曾在诗中写道:“我不爱死/不畏死/也不言说死/我不歌颂死/只因为我是青春”。就在他病倒的前两天(5月11日),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所以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甚至没有叹息……对于这个世界,一禾未曾道别。

一禾去世后,同学小聚时经常谈起他,我们也去墓地看过他几次。久而久之,我发现大家对一禾都很怀念,但了解不多,尤其是对一禾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知之甚少。2013年是我们大学毕业的30周年,班上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希望大家写点东西,于是我首先选择了写一禾。

经过对一禾家人的采访以及相关资料的查阅,最后完成了《骆一禾的“背影”》。通过撰写这篇文章,我感受颇多,其中最让我惊叹是一禾原来有着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大背景”,以及伴随着“大背景”而长成的“大胸怀”。这里的“大”显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一禾与父亲骆耕漠的“含仁怀义”,也是建立在这种“大背景”、“大胸怀”之上的。

再举个我熟悉的例子,大学时我曾写过一首《香山黄牛》的诗,当时我只是普普通通地写了一头牛,并没有想太多,可在一禾为我写的诗序里,他为这首小诗作了“大背景”、“大胸怀”的解读,他写道:

《香山黄牛》……让我想起伟大的契诃夫,他害着肺病,咳嗽着坐在颠簸的马车上,穿过无垠的、正在化浆的、黑油油沸着泥浆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大地,去库页岛看望那些流放犯;我仿佛看见他坐在藤椅上,因为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而不声不响,他的母亲担心地看着他;很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克尼碧尔情不自禁搂住他的头说:“亲爱的,我的坚强的人儿……”高尔基称他为秋天的太阳,爱伦堡称他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俄罗斯人民永远记得在最堕落的年代里,这个人怀着负疚的微笑,叹息着对他们说:“唉,伙计,你过得可不怎么好啊。”同时,他始终没有厌弃他们……

由黄牛联想到中国农民是极自然的事,但一禾却联想到了更远的地方,想到了他喜爱的契诃夫。1890年,契诃夫抱病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考察。他参观监狱,走访苦役犯,目睹了种种苦难,深受震动。考察归来,契诃夫写出了报告文学《萨哈林旅行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以及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等作品。

库页岛之行和《第六病室》的发表,是契诃夫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一禾之所以如此赞赏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是因为他也同样敏感于中国人的苦难。而且一禾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甚至就在自己的身边,他继续写道:

每逢看到这里,我就像看到了一大群中国人,也就是勤劳、艰苦,很少奢望,被强力和天才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中国人。我有个朋友,他母亲生了兄弟姐妹五个,年老了,身体不好了,苦到头了可还是没个完。这次上北京来,在天安门照了一张相,跟儿子说:“都好了,身上不痛了,都好了……”读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不能那么生活,但却无由嘲笑,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良心和毅力,不论这世界是否需要一个人的努力,不论这良心是否到得太早了……

这位老母亲身上的“痛”让一禾叹息,但是她的“不痛”却令一禾更痛——“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良心和毅力”。这样“强烈地刺激”在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中也时有闪现,如聂绀弩在读过沈从文的小说《丈夫》后不禁感叹:“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有感于“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呢?一禾在诗论《美神》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中国大地和在俄罗斯大地一样,生长着同样厚实而沉重的人民,在此,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至上的观念,他不是受到时代风云人物策动起来,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革命,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意识,并且呼唤着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

透过这些解读,不难看出一禾的“大背景”、“大胸怀”以及“含仁怀义”等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决定了他“智慧的生活”,也决定了他诗歌的品质。正如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所言:“在写一首诗的活动中,诗化的首先是精神本身。”

一禾生前还送给我一本昌耀的诗集——《命运之书》,向我隆重推荐诗人昌耀。我从中还读到他评价昌耀的文章,他写道:“昌耀的诗歌世界广博而结实。评价他的劳动,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一个大诗人的精神产生了他的语言作品……”现在,如果把一禾的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身上,我看也是恰当的。

(本文写于2013年春,修改于2017年初。)

新三届 201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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