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林斤澜和汪曾祺的审美风格。那时候林先生还健在，看的材料不多，妄议的地方也是有的。近来偶翻林氏旧书，忽地发现他与汪曾祺一些片段，便又想起当年的老题目。八十年代后，北京作家的圈子在大的方向上略有变化，出现了峻急与平淡的两条不合主流的路，这两个人是各自的代表无疑。有趣的是并非彼此对立，且互渗互换，是彼此影响的。这样的现象在文坛不多，也可说是一段佳话。
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其情之重非一两句话可说清，他们的相识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联工作，且年龄相仿。汪曾祺那时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温厚吸引了林斤澜。自然是一起喝酒，谈天的时候多。林斤澜的认识沈从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绍。两人还到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这位前辈。据说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到沈家拜年。在心里的深处，还是敬佩沈从文的人与文的。
他喜欢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说来，都爱写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带点杂家的趣味，对风俗人情、野史笔记有些兴趣；而且他们皆有点散淡或自由派的风骨，和时风多有些不和。林氏早年参加革命，作为地下党员潜入台湾，曾入狱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坛，不再介入政治。认识汪曾祺，对他是个幸事，他自知自己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学问，比如天赋，都有距离。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们的友情。老舍当年看重这两个青年，说了些勉励的话，大意是，今后两人都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很有潜力的青年。
汪曾祺离开市文联后，不幸成为右派，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也未能幸免。独有林斤澜逃过一劫，此事一直引人猜疑。何以林氏逍遥于外，未染杂尘？有天机的一面，据说鸣放时孩子生病，请假脱身；也有聪慧的一面，是决不整人，与人为善。那时候人们彼此揭发，互有黑白，林斤澜却逃脱了俗场，到矛盾外去自游了。直到“文革”，也决不写一字，怕的是被对号入座，招惹麻烦。世间的事有时奇怪，划为右派的汪曾祺，后来被江青看重，写起样板戏来。而林斤澜一直在政治学习、下放劳动中度日，并不见用于当世。有一次，林斤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汪曾祺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报道，大为惊奇，兴奋呢还是惋惜，已不好猜测，但对这位友人的关注是持续的。在林斤澜眼里，能写出好文章与剧本的人，彼时不多，汪曾祺被选入台阁之中，不知是福是祸。
“四人帮”一倒台，文坛松弛了大半，下台的上来了，在野的换了主人面孔。作家要创新，走异路，于是乎热闹非凡，各路人等不甘示弱，林斤澜也进入了写作的最佳时期。但那时他最惦记的，是汪曾祺这个朋友。汪在北京京剧团，与文联的圈子远，而林斤澜凡事都要和他通气。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云：
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围着，离了这个就真的寂寞了。林斤澜对他太好，几乎尊为师长。他以为汪氏有点仙气，喝起酒来便悠然飘动，神光四射，有奇思涌来，洋洋兮如江潮涌动。其小说散文，如进入佳境，亦别有天地，神灵之舞与轻风之慰徐徐而来，真真是醉倒众人，林斤澜知道汪氏的才气，他想沾沾这些仙气，乐了自己，也乐了众人。汪曾祺后来暴得大名，最高兴的自然是林斤澜了。
而且他们嗜酒如命，每逢聚会，都喝得两眼红红。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时居多，每餐不忘谈酒，举杯同笑，很有点酒仙之态了。林斤澜家中摆了各色酒瓶，成了收藏库，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中有所描述，都很有趣。我在《林斤澜说》看到刘心武谈汪曾祺的片段，写出酒态中的镜头：
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刷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俩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在他们的文字里，常常可以看到谈酒的趣味。人需要一种飘忽的状态，尤其是写作的人。古代士大夫有吃药为之者，有饮酒而至者，常常是后者，更诗意吧。三两好友，几盏酒杯，坐于林下，或是廊间，一时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均入酒中，谈笑间宠辱皆忘，如入无人之境。汪曾祺喜欢此态，林斤澜亦同等视之，想起陈独秀那句“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醉卧乡”，天下狂士，庶几近之。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澜颇为伤情，有多篇文章行世。《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这篇前言有点怪，是先引汪氏语录，后为他的补白。似乎是两人的对话录，精妙的地方很多。他们的精神深处共鸣的地方，我们这些后人读之，都很易生出幽情来的。
那一年他与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为老友安葬骨灰，回来后，写了篇文章《安息》，结尾道：
高楼远近也不见人，只听见大小回声，重叠合成一片天籁。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这真是妙文，作者写的是那天的感觉，其实也写出了生死之命。后来林斤澜去世的消息传来，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这段话来。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且不说他的人格，就其身上的神采而言，可及之者不多。先生一去，琴弦无声，草木暗伤。他和汪曾祺的形影一起“洪荒大化”去了。
关于林先生的文与人，早有文章谈及，兹不赘述。想起和他的交往，我们谈论最多是鲁迅。他对鲁迅的喜爱，都藏在内心，从不张扬。记得在九十年代，他在《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故事新编》的心得，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是极为难得的作品。后来在一些关于短篇小说的讨论文字里，他多次以鲁迅为例，讲精神的独创带来的快感。那些话都有分量，是作家的偶得，没有文艺腔与理论腔，流动着蒸腾着热气的声音。我们的学者谈论鲁迅时，不免学究气与读书人的架子。他没有这样的问题，文字直观，含有余音。和他这个人一样是很好玩的。
林老谈论鲁迅只限于小说与一些散文，及《中国小说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内容。即从作家的眼睛打量对象。看到的是一些艺术的玄机。我觉得研究鲁迅的教授们，有时候不妨看看这样的老人的心解，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确乎不同。他的感受与概括力，都停留在知性的层面，有的只是灵光一显，而精妙动人。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写道:
鲁迅先生专攻短篇，他的操作过程我们没法清楚。不过学习长篇，特别是名篇，可以说在结构上，篇篇有名。好比说《在酒楼上》，不妨说“回环”，从“无聊”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里来，再兜一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故乡》运用了“对照”，或是“双峰对峙”这样的套话。少年和中年的闰土，前后都只写一个画面，中间二三十年不带一字。让两个画面发生对比，中间无字使对比分明强烈。《离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读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说里是一个喷嚏，全散了。《孔乙己》在素材的取舍上，运用了“反跌”。偷窃、认罪、吊打、断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传闻交待过去，围绕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却足道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说家才这样谈鲁迅，真是好玩得很。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话题。林斤澜其实更喜欢鲁迅的气质，这气质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时的无序的内心活动。他不愿意作品直来直去，而是在一个点上开掘下去，进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潜意识里找自己精神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写他的评论时说，其小说读起来有点费事，故意和读者绕圈子，大概是为了陌生化的缘故。比如“矮凳桥系列”，在小说结构上多出人意料之笔，意蕴也是朦胧不清的。这大概受了鲁迅的《彷徨》《野草》的影响，但更多是夹杂了自己的体味。在一种恍惚不清的变形里，泼墨为文，走的完全与传统不同的路，也是与当代人不同的路。
看多了他的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对人生的看法有点特别，那就是觉得人的未来的路，是不确切的。他不想停留在确切性里，而是直面不确切。仿照鲁迅的剧本《过客》，他也写了一部《过客》，内容几乎一致，只是对话略有改动。剧本是肃杀凄婉的，但过客的独白饶有趣味。我曾想，在境界上，他还不能超越鲁迅的文本，为什么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作品呢?也许是为了袒露自己的生命哲学也未可知。那篇作品，值得从文本上考量，似乎透露了他和鲁迅传统的关系。在精神的深处，他确是一个鲁迅党的。
但他绝不是在一个精神参照下的鲁迅党。他的理解鲁迅，就是不要成为鲁迅小说的奴隶。因为鲁迅精神与审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走的过程，一旦停留下脚步，生命就终止了。所以他说:
鲁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从这条路攀登艺术顶峰的。不过这不是惟一的路，过去曾经“唯我独尊”，总是第一还不够，非要弄成惟一，作茧自缚。艺术的山不是华山，是桂林山水。
他谈论鲁迅的时候，多是在现代语境或者与另类的作家对比里进行着。在讲短篇小说的技巧与境界时，常常和沈从文、老舍这样的作家互为参照地来谈，别有意味。他十分喜欢汪曾祺，两人交往之深，已成佳话。但他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弹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则是幽思里的颤音，直逼精神的暗区里无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喜欢迂回婉转、翻滚摇曳的审美之风。如果说汪曾祺和王维略有相近，那么他无疑带有李商隐的调子了。虽然他们并不是王维与李商隐。林斤澜的审美快感多是从古代意味的作家那里得来的，但却没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与静谧。倒是和卡夫卡、鲁迅同流了。
这同流的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直强调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纠缠的就是各种困惑。比如现实主义流行的时候，他就觉出单一性的可怕，总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东西来。一般人写“文革”，声泪俱下。他却进入精神变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断章。他虽然强调艺术创作要靠天籁，但却一直对未开启的精神之门有敲叩的意图。《隧道》一文就写出卡夫卡、鲁迅式的感觉，在一种荒诞与怪异里，自嘲己身。阴阳两界之间扑朔迷离的隐像，交织在作品里，有着几丝冷意与无奈。世间万物都在一种曲线里闪现着自己的姿容。林斤澜大概觉得，在直线里不能表现本真，曲线才合乎自己的目光。鲁迅式的思维给他的益处是，常常从表象看到相反的东西，不愿意被外在的东西所囿。比如谈到李叔同，人们说他完全超尘脱俗，可看到其死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说“我相信那是真实，我佩服那是真实的高僧。悲欣也还是七情六欲，写下来更是要告诉世人，对世俗还有话说”。一次议论到对知堂的评价，谈到孙犁的观点，他就很是不解。孙犁说知堂这样的附逆之人写不出冲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却承认在知堂那里确实读出了冲淡。林先生很尊敬孙犁，但此处却各自东西，不一样了。他对世人的各种观点不都盲从，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许多作品就写恍兮惚兮的意象。也许人们说那里有些混乱，过于晦涩，是非逻辑的。可是他认为真的世界不是语言能涵盖的。与其相信概念，不如认可感觉。对小说家而言，有时候飘忽不定的感觉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澜思想活跃，没有一点道学气。他那代人没有道学气是大不易的。原因在于读懂了社会这本书，和鲁迅的思想越发共鸣起来。鲁迅对他的影响，我猜想是人生观的因素第一，艺术理念第二。他赞佩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从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着这个原则，安于小桥流水，从不宏大叙事;他欣赏鲁迅杂取种种的开阔的视野，在笔耕里也不封闭己身，总在找突围的办法；他羡慕鲁迅笔下的谣俗之调，以为未被洋人的韵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达式，多年来也学着从故土语言里生出意象。鲁迅给他最大的影响，大概是睁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扰，强调的是思想的真与艺术的真。那篇回忆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几近之。他写过一篇散文《说癔》，在文本的背后响的就是《狂人日记》的声音，不乏智性的闪光。在记忆的打捞里，他从不回避苦涩，而是直面苦涩，咀嚼苦涩，其间亦不免残酷之色。既不回到老庄的世界自娱，又不和流行的东西为伍。思想与文字都保持了鲜活的气息。他知道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过文坛小草，失败的时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园地里的东西，杂花生树，也不是不可能的。
《随笔》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