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现代京剧《红灯记》，在我看来深藏着一个未被发现或被忽略的隐形结构：即以红灯/油灯为代表的二元符号和它们所指代的两大话语系统，二者相生相峙与此消彼长勾画了中国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及精神系统蜕变的迹线和图景，并继续延伸在新世纪社会政治、文化之地壳的板块运动中。
《自有后来人》一开场就呈现了一幅昏晦的室内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传来划擦火柴的声音——嚓嚓嚓——忽地闪出一星亮焰来……一张乌暗、老式的桌上并置着两盏灯:油灯和红灯。油灯细高、陈旧而油腻，它颤摇着青白的黯淡光线，仅照亮了屋内这张桌子和李奶奶擦拭红灯的动作;红灯是号志灯，是李玉和夜晚去铁路扳道岔时必备的。擦拭动作和关于红灯的一段对话，暗示了它的特殊性和来历不凡。在这幅底层图景中，红灯是被包容在油灯的光照之中，源动力相同，且“并置”在同一张桌子上，红灯/油灯之二元符号因出身相同而相融相生，却又因被赋予特殊功能而相离相拒:红灯是地下交通员的接头暗号，而油灯（同时仿制了一盏蜡烛灯）则是识别真伪的假暗号，后者只是前者的辅助性符号。暗号本来是随意规定的，但受制于象征义的红灯/油灯却不能颠倒，即不能用油灯作真暗号，而拿红灯作假暗号。进一步探究，我们还发现，红灯既是工具但更是目的，象征意义上的“红灯”上升为权威符号;而油灯只是工具而已，它象征着底层的草民，这一点在京剧《红灯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简言之，在这个场景中，红灯/油灯的二元符号已具有了先在性和规定性，并因此出现了质的分野:前者是理想的、主要的、正宗的，后者是工具的、次级的和草野的。红色剧作家沈默君有意识地创构了上述场景及后面的情节，但在深层次上贬斥民间油灯却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受制于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无意识。
与这二元代表性符号相对应的是，《自有后来人》的语码系统也具有二元性，可称之为“红灯”话语系统和“油灯”话语系统。前者是高亢的、坚硬的，后者是混杂的、诙谐的。前者只集中表现在李玉和与鸠山对话等少数场景中，而后者几乎遍布全剧因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李玉和生得黑红脸膛，胡子拉碴的，具有东北汉子豪爽好酒的特征，他的口头禅是“下炕一盅，一天英雄”，以至于李奶奶数落他:“没小没老的样。”“当爹没个爹样。”按照“三突出”理论，这是有损“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如果说，在《自有后来人》中这两种话语系统尚能共存的话，并且作者还为假暗号特制一盏带玻璃罩的方形烛灯，以便与“油灯”略作区别;那么在京剧《红灯记》中已成倒转之势，“油灯”话语系统遭到阉割，“红灯”话语系统单极独大。证据是，其一方形烛灯被取消，仅出现三次的“油灯”，均是作为假暗号现身的，如戏本说明中便有“铁梅要拿号志灯，李奶奶急拦，拿起煤油灯，试探对方，铁梅恍然大悟”。“油灯”已失去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仅作为“假暗号”道具来使用;其二原作中的草根语不复存在;其三，“红灯”的象征义得到极大强化，“红灯”话语系统主宰了全剧。这些都投影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政治图景和话语整合的变迁:愈来愈走向单层化、单极化和一元化。既然“红灯”的魔力足以让“牛鬼蛇神”现出原形，那么那些试假的“油灯”还有什么用处呢?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几乎不存在介于“红灯”话语系统与“油灯”话语系统之间的第三话语系统，以传承和创造雅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历经“洗脑”运动后只能择其一，其结果可想而知。
沈默君（1924—2009）坎坷的一生也徘徊或挣扎在“红灯”和“油灯”之间。沈默君，本姓秦，安徽寿县人，生于江苏常州，家境富裕，其父在宣城开了一家茶庄。1938年年底，十三岁的他加入新四军二支队“火线剧社”，并在次年保送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皖南事变”后，他随二支队挺进苏北，担任二支队政工队戏剧股股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1943年在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日伪军关押三个月，后被地下党组织营救出来，后被选为优秀青年代表参加延安团代会。1945年后，他随部队转移到山东，编入华野三纵队七团担任文工队队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荣立一等功。这段经历为他以后创作剧本《南征北战》积累了素材。1949年后，沈默君先后调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北京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了战争题材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奠定了在新中国“红剧”史上的历史地位，被誉为“中国的西蒙诺夫”。谁知不久，在北京西莲花池总政治部反右整风会上，他被打成军内首批右派分子。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他刚在《海魂》中出演过伪连长——他歪戴着帽子，站在船边，手枪抵着帽檐，“砰—砰—”放枪。虽然仅几秒钟，演得倒很像。然而，现实政治舞台并非演戏那样简单，它的无情和荒诞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他成了现实中道道地地的“反面人物”，被发配到北大荒八零五军垦农场劳改，干着伐木烧炭的重体力活。五年后他得到“转正”——被总政治部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被安排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进而创作了巅峰之作——《自有后来人》（1963年），再次在全国打响。该剧旋即被哈尔滨京剧院改编成《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沈默君想不到自己创用的“红灯”这一道具或象征，在“文革”中会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当然他也想不到，在这尖峰前后，他的命运被有形无形的“红灯”照得有些惨白了。
沈默君这个人似乎不能“红”，一“红”就要倒霉。1965年长影厂准备给他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发了话:“沈默君写的电影剧本对人民很有教育意义，希望挽救一下。”他逃过劳改之灾但被开除党籍军籍，保留公职但连降九级。沈默君是性情中人，一“红”就有点忘乎所以，忘记自己曾经的“右派”身份，“政治表现”不好，他在私下言谈中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加上婚变，极易给人留下把柄。“文革”初江青在杭州，当群众提问《红灯记》原作者是谁时，江青回答:“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下塑造了三个，为党立了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这段话是给他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
沈默君一直在不懈追求着“红灯”话语，但他不明白自己创用的“红灯”，一旦融入中国最高权力话语时对他已成危险之物。此时的“红灯”已能发出千万倍的疯狂炽热，足以熔解任何试图靠近它的“蜡制的翅膀”。沈默君确实有一对这样的翅膀，他是用《自有后来人》中那盏“证伪”灯里的蜡烛做成的，并插上了自以为是的羽毛，试图飞向他心中的那盏太阳般的红灯，但他飞得太高了。他忘记了代达罗斯的悲剧，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右派”，原本就不干不净的，他与“红灯”的任何粘连都将被视为一种亵渎。更何况，他不但飞得太高，还会“翘尾巴”。曾有人向江青汇报说:“沈默君翘尾巴。”江青听后大发雷霆:“他翘尾巴，我们共产党就永远不用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尾巴”也是蜡制的，“翘”不了多久便熔化了。
沈默君只得卷起铺盖从东北“滚”回安徽老家。到哪儿去呢?他打听到帮他搜集渡江侦察资料的老游击队长徐世达，此时正担任枞阳县委书记。于是他带着老母和儿子乒乒来到枞阳。徐世达安排他在县文教局担任创作组副组长。他在枞阳第二次成家。据当年县委宣传部干事查世超回忆，对沈默君这位贬来的“右派”，县里没有大的批斗，也不太尊重，大家都怕他贩卖“毒草”，不敢重用，也不敢和他深交，算是划清界限吧!然而厄运对沈默君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他续娶的妻子在生下一个儿子后患肺结核去世，后是自己被查出急性胆囊炎，疼得在地上打滚。他穷得叮当响，况且小县城也做不了这手术。在走投无路中，他孑然一身来到芜湖投奔新四军老战友。他很快被送进弋矶山医院，手术台上他的血压几乎是零，再晚一点老命就没了。手术时老战友张轩、陈介一、任明都在一旁守着。手术获得成功，胆囊被切除。实在难以想象，在《红灯记》普天同唱的西皮流水中，原创者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几乎在同时，在江青亲自过问下，《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被重新拍成彩色故事片，但原创者的名字均被抹掉。
这是一只特殊的飞蛾。历经政治运动的淬炼，他近乎涅式地孕育了“红灯”，并从中羽化而出，但最终还是被拒斥在无边黑夜之中。命运要走他的“翅膀”和“尾巴”，又要走了他的“胆”。由此可见，他不可能是一只会涅的凤凰，而是一只误将红布认作灯焰的飞蛾。
一只可怜的飞蛾，跌跌撞撞地飞回到昏暗的民间。因为那儿有蛋清般暗弱的光——那是油灯发出的微光;还有生生不息地绵延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燧石、萤灯和篝火。油灯还是那个样子:细高、陈旧而油腻，还置放在那张乌暗、老式的桌子上。在《自有后来人》中，他不可能写到一只飞蛾，因为那是冬天。而他想不到自己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飞蛾，在影片外扑腾着，在“红灯”和“油灯”之间挣扎着、辗转着。
在我看来，有必要将“红灯”话语系统加以区分:其一，具有反抗性、底层性的“红灯”话语。它与“油灯”话语系统相邻，几乎同源于“那张乌暗、老式的桌子”。它的核心在于信仰和牺牲精神。与此相关的词是:执着、激情、热血、奋斗。它不像“油灯”话语系统那样散漫、任性、诙谐、混杂，更不像它那样强调躯体性和感官自由。我们在《自有后来人》中可以找到。其二，上升为权力的“红灯”话语，其元话语和编码规则通过一轮轮的运动，巧妙地将内在“信仰”转化成外在“教化”，高调地强化秩序、禁忌、赤诚，将所有复杂的、模棱两可的、异己的词语删除，进而僵化成一整套假大空的系统。民间戏称它为“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套僵化、死板的系统不含一点个人性、思想性的东西，因而最不费力、最空洞，也最保险，例如前苏联《真理报》堪称官话典范，属于那种发行量最大而读者最少的报纸。“红灯”的话语霸权，往往是在它的权力深入到“油灯”话语内部并借此伪饰自己并现身的结果。京剧《红灯记》制造了一个伪民间:新增了邻居的戏，用时兴的说法便是:不能没有“群众”支持。在中国语汇中，“群众”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词长期替代“国民”或“公民”，是因为这个词指向没有个性和思想的庞大人群，他们可以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作为官方意志在底层无条件实现的回音壁和拳头林立的浩大背景。这种“伪民间”当然会不经意地暴露出反民间的特征，即对所有非红色或“杂色”的拒斥与涤除，比如，这种“伪民间”出现的人群都是“孤男寡女”。沈默君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毅一针见血批评《渡江侦察记》:“这个剧本怎么一个女的都没有?地球上一半人是妇女，生活中天天有妇女存在。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运动没有妇女参加?”这显然是与以同体性、诙谐性、情色性为特征的民间“油灯”话语相反的。它源于以政治取代一切的“革命”意识，源于普列汉诺夫所抨击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政治遗嘱》?1918），因而在十年“文革”中膨胀到了顶峰，小说、戏剧和电影中出现清一色的“孤男寡女”也就不奇怪了。
沈默君成了一只幸运的飞蛾。病愈后，他住在一间旧屋里——那曾是李鸿章后裔大宅第供佣人住的偏屋。他常去的地方，是新芜路与公安街交叉口的一家花圈店。那儿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一个可以说真话、发牢骚的好去处。店主姓涂，几代人以扎花圈为生，且与沈默君是老相识——1943年，当时涂的表兄吴镜波是新四军地下交通员，在宣城鲤头桥扎花圈，涂老板常去那里做客，沈默君就认识了他，并发展他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地下交通员。涂为了给新四军买子弹，花了一笔钱在驻芜伪军里买了一个班副，谁知刚做了几笔买卖，地下党就出了叛徒，供出了涂。日本人将他逮捕，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是为了赚钱。后来涂家人花钱将他保出来，可涂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大脑严重受损，经常说话语无伦次，特别在阴天。涂家的花圈店生意很好，涂老出手也很大方，沈默君术后调养几乎全是涂老夫妇提供。而张轩杀掉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煨汤给他喝。张轩对沈默君太了解了，此君特别好吃。解放战争时期，张轩在炮兵团，伙食比别的部队好。沈默君是新华社战地记者，到处跑，哪个部队有好吃的，他就在哪里蹭吃。有一回炮兵团改善伙食，吃红烧肉，沈默君一听说就跑过来打牙祭，大块的红烧肉用脸盆装着，吃得正香时敌机来炸，他一头扎进附近的泥坑里。等敌机飞走后，张轩让他爬出来，这时他才看到，刚才手搭在他肩头的战友被炸得肢体不全。为了吃，他差点送了命。康复后的沈默君逢人便说，那只鸡是替他去死的，鸡死了，他才活下来。说到鸡，沈默君不禁想起在农场当右派的时光。那时全国闹大饥荒，农场更是如此。沈默君提出到南方筹集粮食，结果此行不虚，他通过老战友为农场弄到上百箱冻鸡，那真是雪里送炭呵。
回到民间的沈默君忍受不了“孤男”的寂寞。于是众人在花圈店里张罗着为他撮合，再成一个家。经老卞夫妇介绍，他与刚离异的女工王苹结为夫妇，这是他最后一次婚姻。王苹比他小二十来岁，容貌清秀，身材苗条，爱唱黄梅戏，她不嫌弃沈默君一无所有，那间老宅于是成了他们的新房，弥漫了青莹莹的、温暖的油灯光。
正是在这里，沈默君听懂了中国最底层的“油灯”话语。他的一生划了一条弧线，又幸运地跌落到出发前的原点——那生他养他的晦暗的民间。他的一生其实更多是在“油灯”黯淡光线下生存、奔走。他悔悟，油灯绝不是当做假暗号用来“证伪”的那一盏，也不是充作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工具。其实，那盏“红灯”原本也是“油灯”之一种。剔掉玻璃罩上的红色，它的光跟油灯原本没什么两样。问题就在于，“红灯”忘记了它的本源，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以至于在疯狂的年代，作过假暗号的“油灯”们便成了“嫌犯”，可以被任意指认为“假××”甚至“反××”。
沈默君并不属于那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他身上充其量是在“红”的底色上出现了一点杂色而已。沈默君的幸运还在于，如果他在那个时代不被漩涡吸入底层的话，那么他也许会被巨潮推上权力的浪尖。那么他将怎样持守一个文艺家起码的良知和操守?当然这是假设。无数事例都证明:一旦与权力合穿一条裤子，谁敢保证自己的裆间是干净的?沈默君一生都在追求“红灯”话语，但他的身上还是散发着一种“油灯气”。上司不喜欢他，高层领导更看不惯他。但枞阳老百姓却称赞他极具生存智慧，很幽默:他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亲手打制五斗橱;他改造的煤炉既好用，又省煤，成了县里有名的小革新能手。据传他还“委派”自己的儿子，与小伙伴一起到县电影院捡烟头，捡来的烟头被他拆开洗净后，烟丝成了他自制卷烟的好原料。王竟成老人回忆，有一次，沈默君向他借自行车，还车时，他问车子可好用?沈默君说，“好用是好用，除了铃铛不响，其余都响!”沈默君在枞阳，依然改不掉好吃，当地出产的大闸蟹成了他最爱，为此还作过一副对联:“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显然，江青没看到这副对联，否则这只飞蛾恐怕“飞”不到“文革”结束。不过，熟悉沈某的人都知道，这只飞蛾在民间已“壳化”了，成了一只不怕蒸煮、会冷嘲的螃蟹。看来卡夫卡没生长在中国是不幸的，这儿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形”，足够他写一部新《变形记》了。
《随笔》总第193期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