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是读灰娃大姐这本新作的感动与感悟。这就需要说一点题外话:2010年我的内心的烦闷与恐惧。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的“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与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而这一年,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致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这样的外部危机,引发我内心的骚乱与危机。灰娃大姐在她的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当天地间阴霾充塞,空气压抑,蓝色的雾霭严实地弥漫了山谷。忙碌于各项事务的我,猛一抬头,突然有些害怕担忧。似乎我们处于永走不出的密林,一种被困的无望的感觉控制了我。虽然知道天终会晴,浓雾会散,而这情形有如一场大雨的前兆。”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动:我不也正是因为“一场大雨的前兆”,而为“被困的无望的感觉”所“控制”,而陷入“害怕和担忧”吗?而且,还更为悲观:天终会晴,雾终会散吗?我实在不敢存有这样的奢望。我还和灰娃大姐一样,产生了对“面孔”的恐惧:有的原先的朋友,突然变得不认识了,在这大动荡的年代,观点的分歧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还有的朋友就因为某个具体观点不同,而突然翻脸,变得那么凶恶,那么“你死我活”;还从许多熟悉的人的脸上,发现了让我无法理解的变形,或因背靠国家权势而趾高气扬,或自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身”而洋洋自得,等等等等,“平常脸”、“正常脸”越来越少见了。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导致了人心的不正常,知识分子心态的不正常。我为此而感到恐惧。我越来越害怕出现在人群之中。正是这一年,我基本上拒绝外出,也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关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当然,我的本性决定了,我依然紧张地关注、思考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我确实越来越不合群了,我越来越自觉地和一切社会的、学术的、政治的群体,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个人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以及随时可以介入,又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这都是一个自我调整,是不难做到的。但我无法排解,无以摆脱的,是内心的烦闷、恐惧、焦虑……

就在这精神痛苦中,我读到了灰娃大姐的新作。单就书名:《我额头青枝绿叶》,连同这素雅大方的封面,就让我感到一缕清风掠过焦渴的心头。我读着,读着,心就宁静下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生命的本真状态:单纯而澄明。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此刻的我,最需要的。这是生命的自我救赎,或者如王鲁湘所说,是一种“自我谈疗”,我们这些真正有病的人,需要和灰娃大姐对话而获得疗救。

灰娃大姐拿什么疗救我们?

还是从我的阅读体验说起。大姐的新作,最触动我的,是她童年生命体验和记忆中的关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以及“文革”后期拉上窗帘听音乐,偷着到郊外远足的“隐秘地生活”的回忆。这都是“乱世中的日常生活”。用灰娃大姐的话来说,这是“自然秩序下形成的人民的生活”,“那生活是千万年心智的成果、文化的积淀。比起权力者为人民指定的生活样式,那种自然秩序积淀的生活样式总是富有魅力的,那是人性的文化的选择”。我要补充的是,尽管权力者总要压制、改造、摧毁,至少要控制这样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致形成“乱世”;但自然秩序形成的日常生活是根植于人性的文化选择,根植于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因此,就本质而言,从长远的历史时段看,它是更有力量的。在和权力的角逐中,最终胜利的,还是日常生活伦理,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我最近在研究毛泽东,就注意到一个材料,在“文革”后期,也就是在灰娃大姐们正在偷着过日子的时候,毛泽东对身边的医生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着呢。”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普通百姓“结婚,生孩子”的生活,才是最终决定一切的。这是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真理。我们应该由此建立一个信念:人在,人活着,人民生活着,就有力量,有希望。因此,即使有一天,发生大乱,自然形成的生活秩序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最后,也还是要回到这“人性的文化选择”上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永恒的,不朽的。灰娃大姐告诉我们,坚守这样的信念,就是“乱世黑暗中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求索,对生命悲剧的沉思,是对生存的更高层次的向往”。

灰娃大姐回忆中提到的张汀先生对她说的一句话,也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你心里有许多的美”,要“保存下来”,“中国人需要这样的诗”。我理解,这里不仅是在谈灰娃的诗,更涉及人性与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许多的美”。更准确地说,人的本性是美与丑、善与恶并举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许多的美与善,也同时有许多的丑与恶。问题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健康的体制,就会“发扬美与善,遏制丑与恶”;社会不正常了,体制有问题了,就反过来,“扬丑恶,抑美善”。灰娃大姐在回忆中,一再说到她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延安”就“关系单纯、透明、友爱、无私”,到了“北京”就越变越丑和恶了呢?原因就在延安时期(主要是前期)革命基本处于健康时期,到了“北京”,就遇到了“胜利的苦恼”,发生异化了。各种运动都变成了“挑起人们内心最邪恶的一面相互斗”,到“文革”中,更是“人内心最黑暗最肮脏最残忍最下作的一面被召唤内挑动起来”,而且是“掌权者有计划、有目的策划布置的”。而“心长不大”的灰娃还生活在扬美善抑丑恶的“延安时代”,她不能接受与适应扬丑恶抑美善的现实,就被人们认为“不正常”,其实真正“不正常”的是社会,是异化的体制,而且有了灰娃大姐诗中所说的“灵魂沦陷”(《鸽子,琴已然憔悴》)。这是社会的悲剧,革命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在我们今天再次面临“灵魂沦陷”的危机时,我想要强调的是,越是面临人性危机,我们越是要保持对人性的信念、信心。这是我从张汀先生的话里,得到的最大启示。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的题目:“保持我们心中的美”。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要做到自我的坚守,用“保持心中的美”来对抗社会现实的丑与恶。我常说,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可以营造一个小的环境,大家一起来坚守心中的美与善。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座谈会,就是对各人心中的美与善的一次唤醒与坚守。而且我们要相信,美与善是人性的本质,是人人皆有的,因此,一些人的自觉坚守,是会产生社会的辐射效应的。灰娃的诗,以及她的这本自述,本身就是具有召唤力的,对此,我们既不要寄以过高的期待,但也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其次,我还想强调,即使是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大显其丑其恶的人,他们的内心也依然是存有美与善的,只是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原因,被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对此,我们也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坦白地说,我也是在读到灰娃大姐这本书,才突然醒悟的。这其实是对我一开始说的我的担忧的一个补正:我的担忧总体并无问题,但或许我的估价过于悲观了。特别是对那些让我失望的朋友,或许仍不应该放弃希望与对其人性中的美与善的信心。只要不是根本变质,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善之心相处。也就是说,我自己就应该扬美善抑丑恶。

最后,还需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尽管本质上是一个人性问题,但在现实层面,它又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体制问题。而社会、体制的问题又绝不是个人或某些小群体的人性坚守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和讨论的“保持我们心中的美”的命题,是一个有意义而又有限度的问题,不可忽视,也不可夸大。对一切问题,我们都应该保持清明的理性,这一点,在这个越来越情绪化的混乱的时代,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灰娃大姐的回忆,对我们的启示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2010年11月8日—9日

(此文为钱理群先生2010年11月11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节。)

附:

灰娃与林昭——在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在参加讨论中,我和谢冕老师有一个联想,想在这里说一说。

刚才叶廷芳学长在发言中提到,在1956、1957年,灰娃是当时北大俄语系的学生,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透露出一种贵族气息,在校园里显得相当异类。我们因此而联想起当时北大校园里的另一个异类:我们中文系的林昭。她们都是党的女儿:当灰娃从延安出发,走向战场时,林昭则在南方的苏州,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而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她们同时又都被视为“异端”--其实,她们不过是比较早地回到常识,却不为社会和体制相容。林昭性格比较外向,在1957年就作出了反抗,因而被打成右派,并因参与出版地下刊物《星火》,写《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这样的反抗之歌而被捕入狱。而内向的灰娃却把她的疑惑、不适应,变成心中的追问,以致精神分裂,但却因此沉潜到了时代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人性的最深处、灵魂的最深处,而且淤积十数年,到“文革”后期才喷涌为诗。此时的林昭在狱中同样间或陷入精神幻觉,最后用她的生命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诗。灰娃可能不认识林昭,但刚才听唐晓渡朗读灰娃写于1974年的《我额头青枝绿叶》:“终于我望见远处一抹光/拂去我额上的冰凌/我被这音乐之光亮救起/彻底剥夺了你们的快意”。我仿佛看到了林昭的身影。或许正是在这首诗里,北大、中国的两位忠贞而美丽的女儿的灵魂相遇了。今天,林昭已经被视为民族的“圣女”;我们在灰娃的诗里,也发现了许多“圣洁”的东西。我想起,鲁迅曾经说过:“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纪念刘和珍君》)也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凝结、保留了这一点“圣洁”,我们一定要珍惜。

2010年11月12日补记

《随笔》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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