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文化人，平生自然与字纸脱不了干系。
在社会人眼中，他是诗人兼翻译家，家里确也存有一些他写在纸上或本子上的文字。有的字写得比较随意，大概是即时记录留给自己看的;有的比较整齐，像是写作的半成品;还有些是他写给别人的废信稿，字迹很工整，但不知是对哪个字不满意又被他作废了。
父亲一贯很珍惜纸张，一些印了通知的单面纸他都收集起来使用，甚至连一些小纸片，他也会小心地留下来，写点什么。
他写给别人的文字一般都非常工整而干净，好像他自己就是那个看字的别人。1999年他开始使用电脑，一段时间里无论社会联系或友朋交际，他写的信都是打印的。但随后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乐意或习惯使用电脑的，于是在给不用电脑的老友写信时，虽然用电脑更方便，他却仍然一笔一画地在信纸上书写着，然后寄出去。我想，这可能不仅仅是为了照顾老朋友的心绪，更是出于对友人的一份尊重。
父亲2009年过世，他去世没几天时，突然有生客造访。客人在楼下打听我母亲的房号，我正好在左近，以为是老妈的旧日熟人，来家吊唁，就带他上了楼。待客人坐定，一问才知来人在某警卫团任职，过去与父母并无联系。我不免有些诧异，来访者倒是很直率地说，想来讨绿原先生一页字纸。
父亲写过字的纸确实不少，但我从没以为它们具有收藏的价值。虽然网上有信息说，父亲某时给某出版社某编辑写的某封事务信，流落到拍卖会上，被某隐士收藏了。
父亲小时候也曾习过书法，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字就写得很漂亮，据说他手抓一团棉花蘸上墨汁，手下就能龙飞凤舞起来，南方某地的一些楼台亭阁中就有大伯的题字。但是父亲与其长兄相差十九岁，又生长于乱世，就没有朝书法方面发展，他也从不自以为是什么全才。所以，尽管平日时不时有不相识的朋友寄来宣纸、信封，并“请先生赐予墨宝，以资鼓励”，他也很少“挥毫泼墨”，仅在某些盛情难却的场合，才动动笔。
时下收藏成为时尚，收藏文化人的手迹也位列其中，所以来客的冒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被求收藏者（或其家属）也得掂量掂量:从历史长河来看，自家的东西值不值得收藏呢?父亲生前一直是个低调的学人，作为他的后人，我好像无权随便拿张有他字迹的纸，送给别人去收藏。于是我婉转地送走了客人。
关于父亲的字纸，今日还留在我脑海里的，实际上是些另类的印象。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些格子本，是给小学生用的那种。1953年春天，父母从武汉的长江日报社调来北京时，离小学秋季招生的时间还有半年，父亲可能不希望我玩过这段时间，就买回些格子本。格本的第一行他用铅笔写下样字，然后要求我照猫画虎地写满。记得我写满了几个本子，但我的硬笔书法却没有练出来。父亲的样字我觉得很有力、很漂亮，但我内心当时就很畏难：什么时候自己能写出他那样的字体哦?
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离家去了一个由专政机关管辖的地方。历史后来叙述，那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一场牵涉几千人的文字狱：由私人书信“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父亲被视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
书信是货真价实的字纸，所以1955年的那场文字狱，也可以称为字纸之狱。
文人书信或曰文人字纸与“反革命”怎么会扯上关系呢?自然一句话是说不清的。虽然自三十年代起中国左翼文坛上一直有些纷争，但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只是在二十年后，争论的一方成为执政官员，纷争的性质才被涂上政治的色彩。
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胡风自然处于绝对的下风，他肯定要倒霉。在理论批判中，他会被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帽子，甚至是“反党”的帽子;但，却不一定会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成为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反党”与“反革命”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区别自然是有的，不然何至于会出现两顶帽子呢?
“反党罪”，通常没有明确的党纪国法界定，有时难免带有随意性;而“反革命罪”却有明文规定，它是刑法中最严重的一类，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代之。
一般说，“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像是从革命阵营内部清理出来的“变质敌人”;而“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集团”，更像是本属敌对阵营的“敌人”。而胡风几十年来一直被社会视为左翼文化人，要把他从革命阵营内部划到敌对阵营里去，就需要拿出他与敌对阵营关系密切的证据。
不料，“证据”竟应运而生，其线索是胡风过去办刊时的重镇作者舒某提供的。舒某为人聪明，善辨风向，在党报编辑前来组约胡风批判稿时，他巧妙地“借出”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上百封私人书信。这些书信在权力机关被层层政治传递后，舒某的所谓“写稿材料”，最终变成了对胡风和一大批刊物作者“反党”政治定性的“证据”。
后来公安人员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大批别人写给他的信件。
这是一位爱惜字纸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别人写给他的许多信，辗转了多时多地仍然保存着，不承想一夜间统统变成了自己和友人的“罪证”。其中就有我父亲1944年的一封书信。那时美军来华参战，需要大量的翻译，未毕业的大学生就被征召参加了译员训练班，父亲也在其内。不过他“在政治上明显不可靠”（既未入国民党，也未入三青团），译员训练班结业后原本被分到航空委员会，结果又被航委会退回给进行分配的单位。分配单位随后让他去一个名曰“中美合作所”的新单位报到。父亲当时很年轻，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对此变故感到很惶惑，身边又没有家人可以商量，于是就给为自己出版过诗集的胡风先生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这位长者及时的指点。为了避免邮政检查引出麻烦，父亲的信文真真假假写得比较隐晦，他希望年长的胡风先生能够看出端倪。但发信之后他仍然无法安心，于是当天下午干脆跑到胡风先生乡下的家里去面议。胡风先生从未听说过什么“中美合作所”，却听闻过戴笠的恶名，他认为该机构去不得，所以父亲没去“中美合作所”报到，结果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令通缉。后来胡风先生托朋友帮他离开重庆去了川北。父亲逃离了“中美合作所”，事情似乎完结了，但他给胡风先生写的那封比他本人后到的隐晦的私人信件，却被胡风先生保留到了1955年。那年5月13日由舒某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三天后胡风被抄了家，父亲11年前的那封求助信自然也被抄走了。
被查抄及被收缴的“胡风集团”涉案人的信件（即字纸），据说是在公安部的两间办公室里，由中宣部派去的一些工作人员清理的，不知道父亲那封信分到了谁的手里。我猜想：“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的可怕名字和父亲当年躲避邮检的隐晦文字，肯定使刻意寻找“罪证”的人大喜，因为该信宛如一颗重型炮弹，能够立即“证明”胡风等人是“与美蒋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
今天人们知道，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跨国机构，由中美军事情报机构于1943年合作建立，又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结束工作。该机构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人的。小说《红岩》中描写的1949年发生在“白公馆”的大屠杀，在时间上与这个机构并不衔接。
就在舒某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不到一个月的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这批材料里，胡风等人的政治性质由“反党”提升为“反革命”。
“反革命”的证据报曰有三条：一、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二、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三、胡风与国民党特务关系密切。
《第三批材料》公布时，这些“证据”既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核查，也没有经由嫌疑人“供认”，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下，仅凭书信，即仅凭纸上的字（或曰字纸）来定罪的。
多年后，当我读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1955年人民日报编辑部编）时，我以为，这种不经调查核实就先公布“罪状”的做法，是源于一种急功近利的作风。最近，见到了张颖老人写的《文坛风云亲历记》（2012年三联书店版）一书，其中有一章《“胡风事件”补遗》，读后使我改变了看法。
张颖老人抗战期间曾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在重庆周恩来身边工作。当时她与重庆复旦大学《诗垦地》文学社团的成员冯白鲁（中共地下党员）有着单线工作联系，所以她知道包括我父亲绿原在内的《诗垦地》成员，都是些热血青年诗人。绿原1944年未去“中美合作所”的事实，通过冯白鲁，张颖是了解的。1955年胡风事件案发时，张颖也被派到公安部帮助整理胡风等人的文字书信。当她看到有关整理材料称绿原为“美国特务”，说他“得到胡风的鼓励”曾参加当年国民党办的“中美合作所”受过培训时，认为不符合历史事实，为此特向主持整理工作的林默涵汇报过。张颖以自己当年在重庆工作近距离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证明:胡风没有要绿原去“中美合作所”，绿原事实上也没有去那个机构。
《文坛风云亲历记》一书记述说:张颖“希望林默涵向上报告真实情况”，她认为“这是要登报的材料，应该符合事实才好”。可是，“过了几天，……林默涵说，已经把材料送给高层领导，不可能取回来改了，只能如此。”
阅读中，林默涵所谓“只能如此”这几个字，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使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整理“胡风集团”三批材料的主事人，在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三批材料”之前，就知道“绿原并不是特务”这一事实的，正如阿垅做过许多地下情报工作的事实，当时就有知情人出示了证明一样。
但为了将胡风等一批不驯服的文化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强拉到一起，正面的证明被置之不理，而虚假的谎言却被有意地维持。由于这类谎言（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胡风与国民党特务关系密切）的呈报，高层以假为凭，大笔一挥，一个“反革命集团”就被制造出来了。
“胡风集团”案是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全社会公开宣布的“反革命集团”案，当时在普通人眼里，涉案人的面目是狰狞的，他们书写的字纸也是沾不得边的可怕之物。不过字纸这东西毕竟只是中性物件，无所谓好坏，而使用物件的人，倒有善恶之分。在历史尘埃纷纷下落时，呈现出的那些擅长利用物件置人于死地的人，才真正令人感到可怕。
2012年9月
《随笔》总第203期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