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尔涅的一句话
历史记忆，在有的老人（当然他们具有相应的历史资历以及对之进行历史反思的能力和勇气，这些老人，现在有的被称为“两头真”，即他们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和心境的融合）那里，其况味是难以一言而尽的，或者竟如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就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已掉在水里，把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中间还冒着血丝。
血。过去我们还熟知一句阿·托尔斯泰的话：人生，须得“在泪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泡三次，再在血水里泡三次”，这后来被形容为革命者的人生，特别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也许因为他们是脆弱的（“小资”），容易落泪，容易伤感，容易思想；于是需要经历严酷的实践考验，包括体力的，肉体的，战争的，运动的，批判的，内省的，等等，在这一过程之中，自然碱水和血水是免不了的。不过，在一个数千年专制社会传统和经济文化落后的 国度，在一个“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的年代，或者竟如1793年（想起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所说过的另外一句话－－“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有的人经历了“泪水”、“碱水”以及“血水”，却并没有迎来自己的新生，他已经在这一过程中被“吃掉了”（又想起了鲁迅的名言和寓言，即惊世骇俗的关于“吃人”的历史以及它的语境）。
李慎之先生生前就曾唏嘘和感慨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句话，以及它的语境“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然而“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于是他曾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悼念的对象是他在新华社国际部任职的同事，过去则是北平和平解放前一家报纸（《平明日报》）的记者李炳泉。由李炳泉，笔者联想到了许多人，由远及近，如同是当年在北平办报的先父（《文汇报》、《益世报》等），在他的晚年，似乎是同样的命运多舛，而其思想愈加困惑；以及校友中的前辈、诗人邵浩然。
这一篇文章，就是说说邵浩然的。
二、“胡风”大案在浙江
邵浩然是在当年的“胡风案”中落马，乃至殒命的。
那是1955年2月，浙江省的文教界、文艺界随全国形势，也开展了对“二胡”的批判，即对“胡适派反动学术思想”、“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斗争和批判，与此同时，《浙江日报》等陆续刊发了《浙江文教系统对胡适派反动思想斗争》、《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等报道和文章，而有关的批判活动则相应集中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班、省文联、《浙江文艺》编辑部等。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由此“胡风案”形成，并在全国迅速飙升。17日凌晨，胡风被逮捕并接受审查，他在看守所隔离3个月后，被关押进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直到1965年底为止。后来查知1955年的清查运动，全国大约触及到2100人，其中逮捕了92人，隔离审查了62人，停职反省了73人，后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则有78人，其中“骨干分子”有23人，至1965后和1966年，被判刑的3人即胡风、阿垅、贾植芳。1955年7月，在中宣部印发的党内学习材料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之中，认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为其基本骨干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涉及浙江的，除了阿垅，还有方然、冀汸等，于是浙江的批判运动亦渐趋高涨，先是省文联召开扩大会议，科普协会、民盟浙江支部、浙江大学、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浙江越剧团、杭州群众艺术馆、浙江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以及全省教育局系统、团市委系统、杭州市中学系统及各文艺团体继之纷纷召开集会，揭露和声讨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浙江日报》也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标题，陆续发表了文教、文艺等各界人士的批判文章（如邵浩然、方泽民、张新、王景德、苏东、马骅、寇明、阮昌家、王曼、陈学昭、沈善漪、伍隼、阳晓、陈墨卿、徐陬、沈炼之、陶冶、张丰、王国松、刘新、杨炳生、张宗祥、夏承焘、张仲浦、林辰夫等），然而不久之后，在他们之中，有的人忽然也成为了“胡风案”中的成员，比如邵浩然。
1949年以后，在知识界发生的这样规模的政治运动，在浙江还是第一次，据《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称：当年的浙江的“胡风案”，共处理了242人。
三、诗人邵浩然之死
邵浩然，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1949届外文系学生。
邵浩然是才子，又是诗人，学习期间，他曾得到过外文系方重、张君川、戚叔含、李祁等几位教授的器重，同时呢，他又是“革命的儿子”，他是黎明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杭州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参与组织领导1946年声援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抗议《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运动、1947年的“五二”运动、悼念于子三运动等，于子三死后，他继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兼学生会《每日新闻》主编），又自1949年2月起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并由谷超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又当选为杭州市学联筹备会主席。从浙大毕业后，邵浩然职任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科副科长，1952年转任宗教事务处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任中共杭州市市委宣传部副科长。
1955年9月26日，在“胡风案”中，邵浩然在杭州圣塘路的办公大楼竟跳楼自杀了。
一位左翼学生领袖，为什么会在胜利之后竟跳楼自杀了呢？“胡风案”中的冀汸后来在《倘或你是最后一个－－纪念邵浩然》一文中说：当年邵浩然与方然同在一楼办公，因此他结识了冀汸，两人的关系，又无非是“写剧本，提意见，仅此而已”，然而，“他和我的那点交往是不是促成他的不幸的原因之一呢？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原来，仅仅因为邵浩然曾写过一个剧本《育婴堂》（邵浩然曾是浙大戏剧班的主席，他死后，同班的受嫌者有蔡文宁、斯民、朱方褒等），请冀汸帮助修改，后来冀汸因“胡风案”入狱，牵连到他，他竟也受了连带，最终不堪屈辱，自杀身亡，事后被开除出党。另据浙大1948届外文系叶立义的回忆：邵浩然在杭州解放之前，曾带领外文系戏剧班进行“变革”，即组织成立诗歌朗诵组、活报组、散文组等，并提出“运用大众化语言和探索文艺战斗的新形式的努力方向”，创作编写朗诵诗和剧本，组织晚会演出，如《天亮前后》、《皇帝与太阳》、《蒋该死下野》、《三姐妹》等，后来这些演出的体会又被铅印成《文艺战斗形式》的小册子，“可是后来他和戏剧班其他同学竟因此被扯上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受到株连审查，浩然同志也在此次审查中不幸离世，令人痛心。”（见《怀念邵浩然同志》，《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这似乎是过于残酷的事实了－－于子三死于黎明之前，继任的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邵浩然又死于黎明之后！他们的同窗高亮之在《青春的夭折－－从浩然之死说起》一文中感慨说：于子三、邵浩然，一位是22岁，一位是32岁；一位死后无比荣光，一位死后尤有耻辱－－这是怎样的荒诞的对比！而诗人邵浩然－－高亮之回忆说：当年，1948年1月4日，那是浙大为于子三出殡的日子，当时当局派大批军警封锁学校，欲图弹压，又派歹徒冲进学校，捣乱出殡的现场，于是学生会带领众人还击，学生们迅速传递砖块，在学校游泳池旁神速地建起了一座“于子三衣冠冢”，当时邵浩然悲愤地朗诵悼诗，全场为之震撼。翌年5月3日杭州解放，次日要开庆祝大会，邵浩然又急速地写下《红旗飘飘进杭州》的庆祝长诗。今天如果要寻觅他的诗歌，如他解放前写的《同情像一个海》和《我骑着童话的白马回来》等，可以从由校友圣野、曹辛之、鲁兵主编的《黎明的呼唤》、由公木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1921—1949）》中读到，但谁会料到这位青年诗人最后的身影的定格，竟是那令人心碎的骤然纵身一跃。
作为校友，同时又是校史的研究者，笔者曾搜索过邵浩然的材料，其中的一些细节是很难从容面对了，比如他曾放下身段，自愿与工农结合，1953年，他与一位杭州的普通女工结婚了，这应该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一个表现吧。然而，就是这位当年杭州斗争不法资本家立场最坚定的纺织女工，后来得知丈夫是“胡风分子”之后，立即与之划清了界限，并且粗暴地撕毁了两人的合影照片，宣告离婚了。
诗人，还能写下诗来么？
四、“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这仿佛是梦么？是啊，似乎真是一场梦魇。
邵浩然的同窗、同案，朱方褒后来在《梦魇－－记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对话》一文中强调说：“人在做噩梦时，下意识地希望这只是一个梦，一睁眼，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人的一生中有时也会碰上类似的境遇。”在人们称道“小沈阳”的名句“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一闭眼不睁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时，大概很难体会到真正在“梦魇”中走过来的人会有什么“噩梦”，那么就来看看这“噩梦”吧－－
朱方褒回忆道：
195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被叫到“肃反”三人小组面前。宣传部长拿出三张纸，放在我的面前，我瞟了一眼，原来是三张名单，每个名字占一行，名字后面还有工作单位名称，约有一百多名。
问：你们这一大伙反革命分子，解放后都混进我们的政府机构、学校里来了。现在一个个都已查清，这里面就有你的名字，你有何话说？
我发抖的手接过名单一看，大部分名字我都没有听到过，但仔细看了看后，才恍然大悟，我认得的人名中都是浙大学生运动中的闯将，主要是“外文戏剧班”的成员，其中自然也有我的名字，我惊呆得宛如木鸡。心想他们难道都是目前被审查、镇压的对象？那么，真是一网打尽，无一漏网了。自然，这又是一份货真价实的黑名单。我被列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的那份黑名单中，是因为我参加了学生运动而被罗织进去的。它曾经使我进入了梦魇，这梦魇尚未消失，头脑尚谈不到清醒过来，而这份黑名单的梦魇又来了。而且两份黑名单上所列的名字重叠上了，后者当然包括了前者。因为国民党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不可能比现在省委所掌握的资料更齐全、周密，随心所欲。现在只消把当时的浙大学生名册拿来，一个个勾过去就是了。我还天真地想着，这三张名单中的名字，原本应该是红色的，怎么变成黑色了呢?什么时候，为什么变成黑色了呢？我的头脑顿时陷入昏天黑地之中了。不知道用红色眼光看来，除了“自己人”之外，一切非白即黑，红的也变成黑的了。而且，他们说这是红的，难道你可以偏说这是黑的？他们说这是黑的，难道你可以说这是红的吗?指鹿为马之事，自古皆然。
答：这里面所列的人，我只有几个认识。他们和我一起编过《浙大周刊》、《每日新闻》，或者我向他们征过稿的。
问：好，你先说说这几个人吧！
我说了几个人的名字。
问：你先说吧！邵浩然是什么样人？
答：我所知道的，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外文系戏剧班的领导，担任过浙大学生会主席，也一度担任过《每日新闻》主编。
问：你们很要好吧？
答：因工作关系，很接近。
问：那么他的历史情况，你当然也清楚。
答：他当时是浙大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对革命文艺很有研究，现在在杭州市委统战部工作。
问：别的毫无所知？
答：他没有和我谈过他的历史。
问：（拍案大怒）你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
答：真的。
问：（大吼一声）不知道么？在“肃反”中，杭州市委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历史，他就自杀了。他当过“中美合作所”翻译，他是“胡风分子”！
我吃了当头一大棒，抬了抬嗡嗡直响的头，被打得火星直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看到邵浩然的面影在前面晃来晃去，我的灵魂就扶着他的灵魂一起飞上空中。下面，宣传部长又在说什么，我没有听。但我终于听到又在吼叫了，把我的魂灵叫了回来。
问：你没有听我问什么事吗？当然，一个反动的朋友死了，你很难受吧？
我沉默无言。
问：你说吧！你同斯宝昶很接近，他是什么人，你总该知道吧！
答：我编《每日新闻》时，向他约过稿，他写的稿子战斗性很强，我还记得他写的一篇文章：《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我还读过在那个时代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都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贫苦人民的苦难生活。我佩服他写得好。现在，他在华东文艺出版社工作。
问：你们很接近，怎么就只知道这一点点？
答：是的，这一点点。
问：你不要耍花样，假装糊涂。
答：我用不到这一套。
问：（拍案大吼）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分子，又是“胡风分子”，你假装不知道！
又是重重一闷棍，我真吃不消这两闷棍。镇定一下，思考一下，再思考一下，把灵魂召回来。我告诫自己：用不到发慌，因为：一、你们审查邵浩然、斯宝昶的历史，为什么要作为审查我的一个内容？无非想吓倒我，唆使我去瞎咬他们罢了。二、我知道邵浩然、斯宝昶两人同胡风根本没有关系，也不曾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写过文章，甚至擦不上边。要说他们是“胡风分子”，这是可笑又可耻的伎俩。他们至多同我一样，思想上是站在胡风一边罢了。三、毛泽东指示：凡是“胡风分子”都有重大的罪恶历史。你们审查我，不就是先给我套上这顶大帽子么！我如果听信你们的鬼话，岂不是中了你们的圈套，让你们把我当猢狲来耍么！不，我决不能上这个当。邵浩然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对你们绝望了，就用死来抗议，这同许人俊一样。记得在1950年，我听过邵浩然的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座，那是省文联召开的，题目是《马雅可夫斯基》，说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是由于他的理想破灭了，现在邵浩然觉得自己的理想也破灭了，不得不走上这条自绝之路。四、你们挖空心思要我对无辜的好友们进行揭发，你们的恶毒用心，已昭然若揭，我咬定牙关，什么也不说了。
答：不必再问了。
问：不回答么！好，你们这些黑帮分子，一个也跑不了。你以为今天被你滑过去了，但是，明天你还是滑不过去的。我奉劝你一句，还不如趁早投降好些！
答：这个我知道。
问：你既然知道，那好，今天晚上你就好好回忆、思考，好好交代，揭发这些人的罪行吧！
犹如做了一个噩梦！一瞬间，果然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邵浩然依然是进步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斯民依然驰骋在中国文坛。往事如烟，让它随风而逝吧！（见《邵浩然纪念文集》）
以上的记述，几乎复原了“胡风案”和“肃反”时的审问场景，可谓是带来了现场的感受，它是“噩梦”么?它又如何不是“噩梦”呢？！
那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为什么？！
《随笔》总第207期 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