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秀（曾彦修）先生逝世的消息，是曾伯炎兄电话告诉我的。我们这两个在以严秀等鲁迅传人为代表的当代杂文界里实习的老年新生，不仅是他的铁杆粉丝且有幸得他青睐，而且还算他的同窗，先后就读于历史名校成都石室中学，所以闻讯之后顿感痛失师长。经向京中友人朱铁志君探询，得知他在辞世前曾对后事有所安排，除一切从简外，遗体和器官一概捐做医用和教学，这自然也免除了他作为高干去八宝山与同僚们按级别排序入住安身了。只是听说他长期领导的人民出版社曾计划为他举行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至今不知如何……
虽然严秀以出版元老和文坛巨擘知名于世，但我首先回想起他的却是他的高干业绩，那在我党似尚无历史先例。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担任人民出版社实际领导人的他成为领导反右的五人小组组长（无副组长），掌握全社政治生杀大权。可是他竟把自己当作本社头号右派计入右派名单向上级交账。在伯炎托我和他共同署名的唁文和挽联里，我把此事当成了主要内容之一：
恭送严秀学长西行
出版界耆宿、杂文界大师曾彦修（严秀）同志于本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正职胡绳为挂名）期间，顶着让全国按比例划右派的命令，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落入苦海二十余年。先生为文坚持鲁迅风骨，冷对强权，热掖后进，令人没齿难忘，定将垂范千古。他早年就读四川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前身）高普11班，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以他为荣，力求配作他的学弟。
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
不倦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
后学黄一龙、曾伯炎敬挽
2015年3月3日
唁文里说他把自己绑下地狱的壮举是“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本是朋辈共识，可是在他晚年的自传性随笔《平生六记》里，却说“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而谦虚地另做解释，说那时他已被上峰怀疑，那样做不过是迫不得已。但细查那迫不得已所传达的“真相”，乃是他虽身任全社反右总管而“上面”却早有迹象对他极不信任，他“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或可以减少麻烦与损失”。但那所谓“麻烦与损失”，首先就是五人小组里坚决不同意他自划右派的那四位，“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卷进去。……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为了那四位，更为了“整个单位”，他自动下地狱了。这个“真相”和挽联说他“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其实并无区别。
不仅反右运动，纵观先生一生，他虽多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即使领导阶级斗争搞运动，他也从不求“一抓就灵”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职权去解救无辜的弱者。据《平生六记》记载，县里土改当领队，他体谅民间对逃荒灾民收留丫头讨为小妾的历史问题，“不告不理”；从宽处理穷困村民集体抢劫路人的旧案，但不去请示高级领导陶铸，“错了我们顶住不要紧，反正我们是小干部无关紧要，一扯上陶铸，就是路线问题了”。任《南方日报》社长期间正值镇反运动，某夜知道政法部门并未报告中央华南分局而定于次日大规模地处决一百四十余名“反革命”，送来见报的罪名均为空洞的“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连夜报告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与政法官员面折廷争，迫使对方暂停执行且允报社人员前去帮助“补充资料”－－虽然他“无权过问”能否使个把幸运者因此捡回一条命。从1955年由批判胡风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起，他即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须知在当时，全国上下“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治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时期以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机关学校内部大约160万人一度成为“审查对象”受到冲击（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内容计算）；在笔者本人所在的小机关青年团成都市委，就在一位宣传部官员组长的领导下，从五十来个干部里面弄出一个“胡风分子”、四个反革命嫌疑分子，加以严密看管日夜斗争，中间还曾有鼻子有眼地宣布，曾有一名“光头蓝布衫”的人到机关进行特务联系，那名“胡风分子”又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那里领到过一把手枪藏在家里，于是又是抄家找枪，又是遍查亲友，结果枪无踪影，一位嫌疑分子的农民小脚妻子却吓得上吊自杀了。比较起来，严秀所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在海内无异凤毛麟角、沙漠绿洲了。更为难得的是，1957年以后他顶着右派帽子去参加“四清”，做审查历史问题的“资料员”，居然在“一个政治很复杂的工厂”里把“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问题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认为他“一生真正谈得上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须知那时他自己不仅不是什么领导，已经属于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之列，却坦然去为几十个人“弄清楚”是否反革命的政治问题，那哪里是什么“一件工作”，那是玩命！－－正如他在《平生六记》的前记里所说，“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呀！所有这些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中难于找出他例的作为，无非表明当事者的独特的主观人格，而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包括受到的政治压力无关。
这独特的人格，其实来源于他自少年时期弃学从政起就秉承的五四反独裁专制求民主自由的传统，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历次“运动政治”，从来格格不入。他的种种“迫不得已”，都是迫于自己的道德操守；简单地说，在那个以“整人”为纲的环境下，他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不整人！他说“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平生六记》）。他不愿做“非人”，所以当他以“微觉此生未整人”（《九十自励》）自况时，他是无比自豪的。而正因他能够以真正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告别人间，他的去处自然只能是天国－－那个绝不收留畜牲的地方。
2015年3月6日于不设防居
附记：本文开始所说作者受到严秀先生“青睐”，是某日偶然从网上看到他在2003年初有一封致《杂文月刊》的信，涉及我，如下：“我有一个想法，你们可否邀请一批杂文作者到你刊开两天会，你们可以提出一个邀请名单，我也可以替你们参谋一下（有邵燕祥、牧惠、李普、陈四益、戴煌、王春瑜、刘征、曾彦修等），邀请十来个人到石家庄市开两天会，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的参观游览，现在的假西柏坡（黄按：当年中共中央旧址的“真西北坡”已于1958年淹没于当时修建的岗南水库之下，现有的假址纪念馆建于1971年。）也不要去，不看电影，不参加晚会，一切虚浮的东西全部砍掉，只务实：座谈。每人可以留下一篇文章。更不要通知报馆电视台，弄得不胜其烦，胡吹乱叫，人人反感。外地建议象征性地请两位大家来，一是上海的何满子，二是广州的章明，或再加上成都的黄一龙。开完会即走人。不作任何十几年来虚张声势、铺张浪费、自我吹嘘的小丑表演，有你们做出一个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的样子来，这会提高你们的威信。”其中把我附于诸“大家”之后，自然觉得无上殊荣。不过把此信附在此处，原因乃是他的“会议文化”见解太精彩了，希望再加传播：“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参观游览，……只务实：座谈”！
《随笔》总第218期 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