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进入中山大学念书开始，我的一生便与中山大学难解难分。
提起叶启芳老师，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但当代中国知识阶层读过洛克《政府论》和考茨基《基督教基础》等汉译世界名著的人都知道，其译者就是叶启芳先生。
我认识叶启芳老师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事了，当时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没有深交；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读了易新农教授和他的弟子夏和顺先生写的《叶启芳传》这部书，我才知道，早在我出生前十年间，叶先生在香港、北京和广州等地已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27年至1929年，出任广州名校培英中学校长的叶启芳，在学生的记忆中是：“身材短小，却风度翩翩，娴于词令，声音雄壮。演讲时，如行云流水，亦谐亦庄，饶有风趣；且对所阐述问题，条分缕析，娓娓动听，是五位校长中最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这与我当年见到沉默寡言的他反差太大了！后来我了解到，这种反差的转折点是在1950年。
这一年，叶启芳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陈汝棠(稍后任副省长)的邀请，到广州出任私立国民大学教务长。当时校长是陈汝棠，是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广东省领导人，公务繁忙，无暇兼顾校务，希望叶先生为他代劳。有丰富教育工作经验并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达德学院与中共合作愉快的叶先生，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舍弃在香港英华女中月薪1200元、太太收入也不菲的优裕生活，接任薪金微薄的国民大学教务长；二是把独子叶孟德送去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行动后面是思想：同当年许多挚爱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取代贪污成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已经为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扫清了障碍；是美帝发动了这场被金日成称为“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的以中美两国为对手的战争。思想深处是与饱受折磨的祖国割不断的深情！
可是，他毕竟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也许他想大展身手，像当年办培英中学那样把国民大学办成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但时过境迁，不管校长多么信任，实权只能掌握在共产党派来的副教务长手里！这个规矩体现着无所不在的体制，与某个人的品德无关。这位副教务长名叫朱瓒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0年代末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身为中共候补党员的他被派到国民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国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长期担任中山大学总务长，是人人皆知的圆融通达的好好先生；共产党员的候补期通常是一年，他因为“斗争性不强”，一再检讨还是过不了关，候补了五六年才勉强当上正式党员。就个人而言，他绝不是争权夺利的角色，却偏偏是这位对办大学知之甚少、忠实按上级指示办事的他让叶先生身劳心拙。
1957年叶先生捞到一顶右派帽子，也是体制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当时中文系四位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教授：董每戡、詹安泰、吴重翰和叶先生被诬为“反党小集团”，惟一的“罪证”是对系主任王起教授的工作不满。王、叶两位老师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按正常逻辑，这些无非是同事之间的工作分歧，也可算是盟员之间的矛盾吧，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不幸，这里通行另一种逻辑，批评共产党支持和信任的人，如同批评共产党员一样，就是冀图推翻这个制度！
那真是一场个人品德和恩怨解释不清令人瞠目结舌的政治风暴！以王起老师来说吧，从即时场景看，他不是中文系这场斗争的领导者(据参与当时中文系反右斗争的朋友告知：当时由四位中共党员教师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件大事)。在更长的时段中，这位研究古戏曲的权威，有引发四位教授不满的一面，也有奖掖后进和晚年不屈不弯的动人故事。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体制出了毛病，容不下个性张扬的公民！
说到个性，使我想起更多的老师。中山大学是南中国的学术重镇，从进入这个大学的学术殿堂之始，耳濡目染的是老师们的骨鲠。我读经济系，入学不久不知哪位同学就给我们的系主任林伦彦教授起了一个绰号“大只林”。在广州语系中所谓大只，意思是自命不凡的巨擘。同学们用一句话说透奉上这个绰号的根据：“老子天下第六”！当时动不动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怎样教导我们，除了他们就到我们的系主任！这个座次不低。出于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林老师跟随国民党反蒋派主要领袖之一的李济深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多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流勇退，告别政治，回归学术，毅然南下，到中山大学执教。我们念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政治经济学是由他亲自讲授的，藐视流行的教科书，口气之大给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青年留下深刻印象。顺理成章，他逃不过1957那场风暴，同叶启芳老师一样的命运。
更令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中大还有不屑位居天下第六的教授———外语系的梁宗岱老师！看看他的学生黄建华教授编写的《宗岱的世界·生平》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记录的故事吧，比我道听途说的准确多了。
1924年，宗岱老师21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晚祷》。翌年，他到法国留学，不断将陶渊明和其他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法文，将法国的名诗译成中文，分别在两国著名的报刊上发表。他和罗曼·罗兰、徐志摩、茅盾等中法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都有密切交往。1931年他28岁时回国，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4年。以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执教。译作很多，蜚声海内外。1943年，他40岁，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提名他为立法委员，每月薪金500银元，且挂个名即可。“梁宗岱不但断然拒绝，反而规劝梁寒操辞去宣传部长职务。”1944年秋蒋介石三次派人召见，“最后一次是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到复旦大学来接他，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
他比毛主席还要牛！有人正在墙上写巨型标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梁宗岱先生走过，看了一眼，便对在场的人说：“‘所以’两字不必要，删去更简洁一些。”说罢扬长而去！呵呵，连毛主席语录他都敢改，而且这类“大不敬”的言行比比皆是！
对学校行政对教学的不当干涉，他坚决拒绝：“我不管你们的教学大纲怎样订，我还是按我的办法去教，如果你们有意见，你们自己来教好了！”不要以为这样的事简单，现在的大学和整个社会一样：行政权力独大！昨天晚上在餐桌上才听到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的系主任愤愤不平谈起一件荒唐事：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全世界艺术院校的有些课程都是集中教学的，即连续几周大部分课时都上那门课，上完一门再上第二门。这天下午教学行政部门却要迫使他们改为每周几个课时的“正常教学”，不管他们怎么说，就是不听。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在把叶先生打入地狱的所谓中文系反党小集团中，情绪最激昂的大约是董每戡先生。1957年，他敞开心扉写道：“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立即传唱各方，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在他发言时插话：“你最近写了几首诗，说‘书生自有嶙?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很好。”不幸，董老师犯了两个让他后半生受尽折磨的错误：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脸孔会变，而且不能不变。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于是，他越说越来劲，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之类的话一一见诸报端，转眼之间他就掉进深不可测的陷阱中去了。
在劫难逃！让我们扣问一下历史，为什么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么疯狂？为什么把人的权利、法治、宪政、个人自由视同洪水猛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把它们请回来？归根到底是群体愚昧！治愈愚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知识，叶启芳老师翻译的世界学术名著，就是扫除愚昧的消毒剂，他的名字永远刻在播种者的行列中了。
识破这些疯狂和愚昧需要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和一切文化、所有民族共同的美德———正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些智识和美德当然的载体。中山大学贡献了陈寅恪，他在1953年重申“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振聋发聩，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骄傲。我们还有堪与陈寅恪比美的容庚教授！
当人们闻笛起舞，批判中文系反党小集团的时候，这位海内外公认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公开说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还跑去找校党委副书记刘望远要求改正这个错误决定！反右运动正酣，他仍然有话直说，一次在一个大会上，刘望远在台上说：“容庚，你己到右派边缘了！”坐在下边的容庚老师大声回应：“我退休！”刘望远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这可吓不倒容庚教授，他继续我行我素，见到被“打倒”和被“批判”的同事依然大声地打招呼！当时这可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呵！
他的轶事太多了，再说三件小事吧。
1954年批判胡适、胡风。他却在校刊上写文章，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对的。1971年听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他直言不讳：“这是你们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我没有枪，要是我有枪，我也会造反的。”朴直的语言表达了对文化革命的抗议！
“文革”结束，智识开始吃香，媒体蜂拥而至，要宣扬容老的学术成就。他一口拒绝：“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来的！”沉痛的语言后面是历史的真实和傲然壁立的人格！
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坚强的脊梁。看看我们的老师吧，历数千年不衰的浩然正气活在他们的身上，政治高压，饥饿折磨，精神威胁，都打断不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农、和顺二位仁兄史识深邃之处是把叶先生的一生放在历史洪流中去考查，让读者不但分享了叶老师的悲欢，还在重温20世纪中国史过程中感受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这部优秀传记记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史。
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编辑有删节)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