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
从1949年解放初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出名地叫做“不可忘记的1957年”正如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故事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一个最聪明的年代，一个最愚蠢的年代；也是一个最让人相信的年代，一个最让人怀疑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春天的希望，也是冬天的失望；我们的前面有了一切，我们的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都要走上天堂，我们又要走向相反的方向。”
从这个时候起我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统战中的人物，表面上是领导，可是很多时候事实上没有领导权，事实上多数时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党员他知道党的政策，或者说应该知道党的政策。在单位一个掌舵一个划船，这种办法在解放的初期，在政府的各个阶层都在实行，这对人物，人们问起工作怎么分，一般职位高的那个就会玩笑地说：“我领导，他掌管一切。”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回答，在多半情形之下，这个在名义上高一等的在决定事情之中是要屈服的，这个非党员的负责人广泛地被宣传为有权有职的，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旧社会的人们不知道现在国家政策，举个例说：国家教育政策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联合起来，或者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锋，这些政策是普通人民不知道的，经常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明政策，所以政策就容易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推想来说明，实行起来也用不同的程度来实行，举个例说：在早年对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是使用、限制、改造。
最幸运的时光，1956—1959年
自从解放以来这是第一次完全是我自己在掌舵、在划船，我心里恐慌，因为我不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否顺风，是否是一条应走的正当的路，我的两手在轮子上，我感到轮子的沉重，也感觉到一个舵手的责任的沉重，同时感到非常快乐，我当时被调任为一个技术工业学校的校长，我有完全的责任来建筑这个学校，建筑学校的地是块荒凉的地，但是一块有条件的地，上面尽是坟墓、草，是在南京中山门里。那是1956年的事，据说还有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到，他们是派来帮助我的。
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是北京食品工业部命令要办的。很明显这是一个要照“老大哥”的原有的例子办，那时什么都要学苏联，老大哥是时尚，那时北京对我们工作的指示是“了解也做，不了解也做，通过学习就了解”这就是对干部的指示。我们模仿了去工作，不敢问问题，因为问问题是不允许的，也就不敢了，我心里有保留，别人心里也有保留，不久以前在上海的一个同事，他在总务处工作，他曾经这样埋怨“苏联老大哥的行为并不比帝国主义的美国人、英国人好，当我把他安置在季后旅馆以后，他们就冲到江岸上，看到东西就抓，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多半是美国的剩余物资，他甚至要我帮他买女人穿的毛皮大衣，而且只出低得可笑的钱，当这件事我没做成功，他就大声骂我吼我出去，美国人的确比他们礼貌得多。在他们中我看不出无产阶级的影子。
很不幸，他在办公室讲话声音很大，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真的被吼出去了，是被孙副部长吼出去的，孙副部长是从苏联读经济回来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演讲中告诉我们怎样从事情的外表看到事情的中心要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看中产阶级、帝国主义、美国人、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苏联人都要这样看，当我听他的长篇大论时，不能不想到约翰.杜威写的《人的天性和行为》，不能不想到这本书如何去从个人行为中区别出集体行为。
多少年以后，七十年代晚期，孙自己也被全中国吼下台，因为他提倡一个关于利益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从苏联学者那里学的，这个学者又是从北京社会学院学的。孙看出来利益的动机的需要，他因他写的书被批评，被斗争了，他死得很惨。可是在最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又被颂扬了，说他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在我接受了任命以前，我就被食品工业部部长召到北京去。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很朴素、谦虚，而且是知识分子，杨立刚部长客厅里有一人澳大利亚很新式的火机，它挂在客厅天花板下给客人点火，这个东西在当时很豪华。所有党员们都用了几天的功夫努力学习入城以后的政策，他们学习了进城后还是要朴素，把他们乡下的朴素带到城里来。毛泽东警告那些从乡下来的干部，要保守、防备、自学防止被中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害。但是仍有两个人被糖衣炮弹侵害了，一个是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是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挨近北京，第二个是天津市党委书记，他们都被枪毙了，这使全国人民都震动了，他们都说共产党是真正的好人，真是“硬邦邦的”。
最近，在九十年代初期，听说要放一部电影，无疑的是要警告现在正在传开的向官员送礼物、任用亲戚，把应该用在人民身上的钱用在自己身上，这种腐败的情况一直延长到现在，虽然几年以前党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努力在政治中坚决执行清廉和道德，有权威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在言语中留下的点痕迹，而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疾病，假设要连根拔除就需要全人民的思想意识。
五十年代初期，培养食物的工业看起来是要有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在乡下脑筋严肃的领导们对营养科学是没有耐心的，因此这个工业技术的重要在全国发展是不在国家发展的日程上的。所以初生的管理食品的部门也废除了，同时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但是南京食品工业学院还存在着，是安置在轻工业教育司，是对苏维埃大哥从学习中的领悟作为效忠的标志。
现在人们常常回忆到五十年代初期，是过去八年平安的重建同二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动乱不可忘记的分水岭。食品工业学院是1956年成立的，是很早以前指定要用的，所以还是出了大笔钱来支持学校，如果记忆正确是一亿五千万，实在是一个宽大的数目。
但是我被第二次调任做教育工作，我感觉很不安，很不愿意地去到南京担任这个职位，我自己受了许多教育，但是我不是教育学家，我是一个土地经济学专家，我的志愿和期望在我心里骚扰着我，在脑袋里责备我“你为什么不去做训练好要去做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能做，有什么东西要吃掉你，你是准备好了有一只手训练出来解决中国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中的土地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出国求学，现在你看看你自己，是谁是什么在拦阻你，要记住你所爱的工作，你所能够做的，而且梦想你能够做的，你就应该开始做，勇敢之中有天才、有权力、有魔术，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要与受了训练的爱的东西分离，这是一种刺痛。
另一方面，一个命令说“党指到哪里，你就要赶快去哪里”这个命令压倒一切势不可挡，服从就是一个干部无限的责任，党需要你的地方，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是不可以反对的。
1956年夏天我就参加了北京轻工业部教育司组织的技术学校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轻工业部下有很多技术学校，在一次开会休息时候，我去找部长助理，她后来就是代部长，她的名字叫夏大姐，她的妈妈是传奇人物，人人都知道她叫夏姑姑，是革命的妈妈，她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做出了一些牺牲。自从解放以来我生活的早期我有好运气，会见一些真诚的共产党的革命者，他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从解放区来的，我们称他们为解放区老大哥。夏大姐是这些真正的革命者之一，当我闭上眼睛，他们的形象隐隐约约地在我前面非常伟大。我把我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要求转调到农业部所管的农业学院，农业学院的校长是朱泽明，我曾经在上海会见过，在那里我可以照农业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工作，而且我可以从别的国家得到农业专家的名称。
夏大姐是很可亲的而仁慈的，她当时虽然生病，但仍坚持在办公室工作，她躺在竹躺椅上，盖着床旧被子，她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听完之后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和诚恳对我说：“向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同意你说的话，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我们进城不久，我们缺乏才能，特别缺乏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没有多少学问，我们没有教育，你受过很多教育，等校舍建好后，我们就让你离去。”我听她说这话时，心跳得厉害，我眼睛充满了眼泪，因为我眼前有个在病中谦虚的女人，她的行为就好像是与我平等的人，她默许了我的要求，只给我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把校舍建好。从她说话的口气，我知道她是不愿放我走的，困难看起来比实际的多她同意让我走不是她个人的同情和了解，共产党一切都根据原则办事，她一定有更高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那时我太天真了，没法去猜测，可是在那时从内心深处冒出一个老的格言“士为知己者死”。
我觉得有东西塞住了喉咙，我说：“夏大姐，谢谢你，我不单把校舍建成，我还要把师生弄进来上了课，我才离开。”我站起来鞠了个躬就走了，在我的觉悟后，她声音跟在我的脚步后说：“关于你的事我们要去与农业部的科学家去联系。”
几天以后，会议结束了，我去跟教育司司长叶林联系，他就拉长着脸像在打扑克牌。扑克牌的脸说：“哼，到上级去拉关系，你只应该做你被吩咐的事。”他的声音一半是在吼，“你必须接受组织上分配给你的工作。”
这句话就切断了这件事，这里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另一些共产党员。
我忽然才明白我是越级了，我不是故意的，在这个部里人们都说夏大姐是个最了解人，最容易接近的人，在我的思想里，一个部长的助理不是那么高的官，不是不能被接近，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组织”那就是党，而且我也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干部，后来我听见叶林也调了工作，调到艺术司，自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我有个混乱的感觉，又兴奋又失望、怀疑，我心里记得我对夏大姐的承诺，我就赶快投入工作之中。
我从上海单独回到南京，学校建得非常慢，要六月才能完工，我期望着我能很快地在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可是校舍到现在只建了一半，晚上我都没地方睡，我租了一间公共浴室，浴室是可怕的潮湿，人体的味道，空气不流通很难受，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但为了作模范起带头作用，我只好假装受得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在中国有三个城市，人们叫火炉，一个是南京，另两个是重庆和武汉。南京的温度高达42度，到了晚上浴室像个竹子做的饭盒，我不记得我曾在那洗过一次澡，我全身长满了小痱子，身体外是酷热的，身体里像开水开了，很快身体长了疖子，我去了一个部队医院，碰上一个山东护士，看见我没穿军装，又不像一个革命者，就非常粗鲁地对待我，尤其是包扎伤时。
有一次我去北京，坐在火车最后一节车箱里，车箱里只有上、下两张床，上面床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占了那个房间，我把门锁上，那里有个大洗脸盆，有自来水，我就把胸和背洗了洗，然后自己把疖子包扎起来，倒下睡了一大觉，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
学校校舍的建筑是我的代理人叫王龙明，他从前是个在辽宁小机械厂的厂长，他代表我管学校建筑。王龙明在我没来南京之前已经带了一群工人在这里工作了，这块地是坟墓，他挖了坟，给坟的亲人们赔偿金，工作进展得慢。政府派来的承办者工作起来拖拖拉拉的，我要王龙明去看建筑工程领导人，他不愿意去，他说领导人的官职比他高几等。
把普通工人去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这叫做“掺沙子”。我不懂南京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夏大姐曾说过知识分子很少，我感到我的责任比王和他带来的那一群人重，他们只有小学程度，只做过体力劳动，他们预备将来做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老话“赶鸭子上架”。
几年以后我内部充军到昆明，我偶然有一天从农业机械所听说了某某被调到所里来了，作为“掺沙子”，这个思想是要把工人阶级高贵品质来影响和改造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虽然动机是高尚的，结果至少在工作中是不幸运的，至于去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个悲观的事。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他不在时，他的书桌被别人用了，他就送到辽宁去学气象学，学气象学首先要学高等数学，这人只是小学毕业，后来他只能够恢复原来的职业，他是个很好的木匠，他能修理窗户和门，这块砂石还是不能到知识分子肩膀上去表演了光明手法。我怀疑有知识分子在他的肩膀上得到这样光明的帮助，我怀疑可能在知识分子的感情中创造了碎片（在他自己和知识分子中），这就是把姓王的调到和我一起工作，也是一样的结果。时间在进展中，我很着急，校舍没有按计划完成，到六月也没有完成，我把压力放在蔡先生身上，蔡是王所用的人之一，他是管校舍建造的，他是一个说话委婉，行动随便，动作缓慢的人，有的时候我对蔡在言行上都施加压力，后来他离开我们的工作时，我向他道歉，我那时不知道我是在为毁灭自己而铺路。
轻工业部来了封电报，命令学校9月1日开学，但这时连宿舍也没建成，即使是行政大楼、教室都没有完成，而时间已经七月底。我要王跟我一起去看建筑单位的头，他不愿意去，我坚持要他去，他只好在一天早晨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到了一个宽大的办公室，面对着门有一张长桌和有靠背和扶手的沙发，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另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他们没有停止讲话，摆摆手让我们坐下，王看起来像见过他们，也知道他们，介绍了我后他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他们的椅子前。站着的人招招手让我们坐下，他自己坐在椅子边上，我就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而且要求他们在九月以前完成建筑，站着的人说：
“对不起，向校长，我们不能在九月以前完成，因为工人不够。”
我就说：“但是我接受了命令是九月一日开学，而我跟你签字的合同上也说明了六月底完成建筑工作，用180个太阳日就完成工作了，现在太阳在整个夏天都照亮着。
躺在椅子上的人哈哈大笑，他把脚伸得高高的搭在椅子背上，他大声说：“向校长，那个合同一点用都没有，确实在九月不能完工，你只好等着吧，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忙着呢。”这是个僵局。
王偷偷拉拉我的衣服，让我赶快走，他半站了起来，很明显，这个形势像两只鸡要斗起来了，躺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我这样无礼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对他是很有礼貌的，也许他的坏脾气和坏礼貌是有名的，或者他知道我来看他，他就想给我当头一棒，来威吓我，他就可以拖长建筑时间，而能得到一笔大的付款。假设我是党员，他就不敢这样，我的职称不比他高，至少也与他相等，他自然也知道我是民盟的成员，而民盟人人都知道是代表一个中产阶级的，所以他要表现对中产阶级的歧视，表扬自己的阶级意识，碰上这样的事情使人感觉到难受，被自己的人民所歧视。我就像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从未被威吓过。
我很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把香烟倒在我的包里，把烟袋撕开，写上他刚才所说的话，一字一句完全照他所说的写下来，我就说：“请你在下面签个名，这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也会在这个底下签名，然后我将即刻去电报局发电报，将这些话发给你的和我的部长，这样我们俩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天早上我在许多吼声和响声中醒了，就听见货车在轰动，砖头从车上被倒下来，工人在哼着，水泥在飞溅出来，建筑用的架子正在搭。
我用来建筑学校的方法就是在今天也不平常，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这样碰上一个政府的包工头，面对面地破坏公与公的关系。
这件事可能会辩论、讨价还价、请客酒宴或者就认了这个包工头的要求给他多一些钱，或延长建筑的时间等等，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要使包工头多得一点利益，经过拖延的行动使我们多付点预付款，这是一贯的做法。假设你打败了这一仗，这建筑的质量也跟着下降，当时我在中国官僚主义之中也工作了十五年了，够长了，能不知道这些吗？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坚持遵照合同一字一句办事，不多不少，我胜利了。
丰收的奶油
七月后期一天早上，一个胖厨师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一把大蒲扇，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满脸笑容给我鞠了个躬。
“向校长，你真好，为厨师创办了一个学校，我自己就是个厨师，一个很好的厨师，我要我的儿子来学这一行的技术，继承这个传统，但他拒绝了，这是个低下的职业，我今天早上看到你们的招生广告，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请你跟他谈一谈，劝他到你的学校来学习。”
我费了一些时间来跟这位好父亲来解释烹饪与食品工业的不同，他嗯嗯地走了，当时我就了解了食品工业对中国人民大众是件新的事情，我就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很详细地把食品工业的内容和重要性质讲出来，还有食品工业的学问研究四个不同方面：第一、食品的技术；第二、发酵；第三、油和食品油；第四、食品机械和设备。这个谈话在南京报纸上广泛报告了。
申请入学的人并不多，对一个高等教育的希望那就是为以后在社会上、在官场上有一个高等的地位开路，是知识分子最终的野心，是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封建传统的野心。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政审对这些申请入学的个人家庭历史是很严肃的。
我们录取的学生必定要有清白的家庭和个人历史，“清白”就是工农兵家庭出生的人，“清楚”意味着历史的污点也要找清楚。
在五十年代初期，浙江的中小城市如同无锡、常州、苏州、杭州，沿着南京、上海的铁路的城市，都是精巧而风景好的一些城镇，那些地方的点心小吃都是有名的，是地上的天堂，在九十年代初期，还没有这样发达，居民做手工业，特别是刺绣和陶器，人们是灵敏的、精巧的、技术高超的、工作努力的人民，但是都很穷，他们的儿女读完中学后，许多人都没钱供给子女享受高等的，自由的教育。
他们的热望中还有一个阻碍，那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对考生的个人和家庭历史的政治细察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无疑地对才能的限制也是严格的。因为多半城市居民都很穷，他们就到小工业小商业去工作，来维持生活。要求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政治历史，一点污点都没有，在他们许多人中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是要求在镜子上面一点灰尘、污点都没有一样。许多家庭都不愿送孩子去高等的技术学校，因为这些政治细察的要求，假设被拒绝，影响不单是害了申请人，而且会影响到所有家里的人。
食品工业学院把他的踌躇放在一边，不像航空学校、机械工程学校一样，他们对个人、家庭政治历史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很多学生后来告诉我，他们很想有更进一步的教育，但是他们家庭不敢冒险冲过政治细察，在记者采访中我不敢说政治历史是录取学生的先决条件，这件事根本没在我脑筋里，我只想到批准学生入学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当在报纸上读到采访我的话并没有强调政治细察的重要，并且学校能够供应住宿，他们急忙把入学申请送来。这是一个工业技术学校，这块园地从前是禁止他们进入的，结果我们就把年青一代的从传统区域中来的有才能的精英不要了。这些年青人是有志气要在社会上创造新事业，但他们被隔除在有志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之外，我们只能从三个好学生中录取一个。
因为要收足够的学生，我们的教职员也必须要召新的，而且时间离九月很近了，新的教职员都是北京高教部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出来的，因为要免除不必要的官僚的拖延，我就送了个紧急电报给轻工业部，要求轻工业部给我一串教员的名字、专长和住址，以便于我们派管人事方面的人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请他们按时到我们学校来。电报来了，我强调回信费用是已经付了，这个方法是我从美国学的，我肯定是五十年代早期头一个人用这个方法。我非常快乐，这些老师非常受尊敬，他们是教育家，不仅仅是对本宣科的学者。
我这个方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年青的老师们从很远的南方广东、东北、北京、上海放弃他们原来的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管人事的人他们新开始工作，当新老师来报到的时候，他们热心地帮助老师而不是坐在那里板着脸审查他们个人的历史。结果我们把最好最有才能的老师学生都像刮牛奶皮一样刮到学校来了。
以经济情况来分阶级观念存在是普遍的，假设你说这是他们衡量的办法你就这样说，但是这种规定阶级的观点以他的出生来划分地位，是中国上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才能（用出生来划分一个人的地位，使中国丧失了上亿的人的才能而没有得到使用）。
根据经济情况来划分阶级，在中国城市的居民中从来没有用过，因为它不实际又不可能。从工业化的英国借来的定义从来不能应用。
在教育中的新手
技术学校这个名称在苏联的摘要包括三个水平，一、普通课程；二、基础的技术课程；三、特别的课程。我们从苏联模式中成为典型的目的是为食品工厂训练出第五等的技术人员，当时在我们工厂里只有很少的高级技术师傅，这些师傅只算B等，有些课程的内容太高了，对中学毕业生来说，那些课程几乎和大学课程一样，只是在理论上稍微简化了一点。我总是很怀疑苏联用过了没有这些书上的概论，因为七十年来苏联一直闹粮食缺乏，而且在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几乎是在饥饿的边缘。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根据老大哥的概念，从学习中来了解，但是我们做这些工作没有教任何一种外语，虽然在功课表上要求我们学一到两种外语。
五十年代早期教俄语是时尚，但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用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只有东三省受了很强的俄国影响，在山与海之间的那条路上很少的人知道俄语，从教英文一变为教俄文带来很多坏结果，上千的年青的英语老师情愿或不情愿地被选出来读很短的俄语课程，然后去教俄语，他们读27课的初级读本，多半人完成了26课，最后一课最难，所以只完成26课，他们用硬记硬背的方法学了俄语，回来时就趁热去教，没有一个人能教第27课。英文被贬为帝国主义的语言。
我们很缺乏俄语老师，1956年斯大林出版一篇论文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的问题》，在书里说的很清楚，母语的基本结构没有阶级的区别，但是不同阶级有自己的术语，就如同科学家有特别的术语，我就鼓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要求准许把英语也作为外国语之一，我说明任何学科学的学生应学会一种到两种语言。回信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任何帝国主义语言是不可教授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所有的中学生都学俄语，以它为中学六年唯一的外国语，当他们进大学时中国和俄国的邦交破裂了，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争论，中国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的语言叫修正主义语言，就禁止教授了。
在六十年代后期又恢复教英文了，大学学生在中学曾经有六年的英语学习，现在又学习过两年俄语，这就是学了又忘了，真是糟蹋时光，结果是在中国荒废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是在与语言有关的各方面都荒废了。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带来很大荒废，六十年代的年青人，现在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应该是在掌握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位上了，然而他们大部分是对外国语言是盲目的，中文也不行，这就造成了两代人的代沟，在九十年代初期要慢慢地填补起来，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压倒教育，结果就是荒废，现在我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常常对我说：“假设我们在学校学英语，我们现在做工作或研究在各方面都好些，你为什么不教我们。”我没有说话，感到有根刺刺在心上。
当九月一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学生开始报名上学了，学校的建筑还没完全做好，只好把他们安置在主要建筑物教室的地板上，第二天就要开学了，那天早上，我就围着主要建筑物走了一圈，看学生怎么过的，就闻到一股臭味。
我把厕所门推开，我就目瞪口呆了，那是个难看的情景，大粪满地都是，甚至小便池里也有大粪，他们蹲在马桶上大便，把马桶边都弄脏了，冲水器的盖子打碎了，里面的零件都拆开了，冲不了水了。
很明显地，他们知道他们弄错了，好像有的人知道了，有的人把水龙头的水弄出来，也没管子连着水龙头，所以冲水的声音和人叫的声音充满了房间，看见我走进来，他们吓得哑巴了，大叫了一声后就没声音了。我看到这个情景就知道了，这个小城市来的年青人从来没有通过现代的方便器，自来水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他们在家乡用的是屋外的茅坑。
我笑着说：“早上好，你们工作得好。”我就把门关上走了，我心里想，在学生中开始教育就要从用厕所讲起，这就要从两条路同时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在早上物理老师被请到我的办公室，叫他第一天早上不要讲物理学介绍，要他用最简单的词汇来介绍厕所的构造和厕所水力学。这个工作对他们自己训练自己不是没有好结果的，从此以后我从来没看见公共厕所像我们学校那样干净，从那时起我常常走进他们的教室、寝室、化验室、体育馆和饭厅。
在我们七百多个学生中，我认识了他们四分之三的人，剩下的四分之一我把他的名字与相貌不能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今天三十年了，我也有八十岁了，他们多数人到了五十多岁，无论他们敲门进到我家时，我即刻就认出是谁，想到他们十几岁的样子，我就能够说出：“你是某某，我能够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年青时的样子。”
在教育方面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外行，我在上海做过医药工业学校的校长，做了两年，我又转到南京来，在上海这是我在教育界开始做学徒的日子，我仍然跟从前一样感觉到“我领导她管理”她是副校长而且是一个党员，这是个统战的安排，在我身上没有要求很多的责任。
在南京食品工业学校，这就不同了，我是单独一个人，我完全负责关心这一群天真的人的前途。这些年青人首次离开家乡，他们对学问是渴求 ，他们是可靠的年青人，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家到天津南开大学，那时我十八岁，非常寂寞想家，礼拜六的晚上总是在写家信。
下意识的我也许跟他们一起分享这种感情，读这一行对他们不合适，他们不合格，他们中或许有些人喜欢读简单一点的课程，因为他们不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在那些年代，阶级斗争理论处处都是，使用到极点，即使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孩子也受不同的歧视，他们的父母必定是贫农或贫下中农，才许到好的学校去读书，政治压倒学识。传代的工业工人组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百分数，贫农和贫下中农仅仅是从手到口谋生（工作一点，吃一点）这两种阶级的人都不能供给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结果教育受损了，在别的社会人群、阶级中的有一定才能的人和革命干部的小孩之间就留下了一条沟。
开学的头一天，我就告诉学生们，在他们头一年内就要读完高中三个年级的课程，作为文化的基础，在第三和第四年就要读技术基础课程，为他们每一个人将来特殊技术学习（专业的预备）做准备，这些课程在工厂里的工作中一点一点的，在一年之内都会用上，我做结论地说：“你们这些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一个高中同一个科技大学的头两年的功课。在四年后，你们的资格是在食品工业技术这个特殊的园地里，你们的食品技术，食油、发酵、制造食品的工序你们都知道了。”我说这些话是一口气说完的，我知道我是在照苏联的规格说话，我是以天津南开大学预备班采用美国的教育来说这些话的，所以很难达到，我自己都觉得靠不住，我只有两年的奋斗的经验，讽刺地说我讲的话是乱七八糟的一堆。从中国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好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不知不觉地组合，但是应是三十或三十多年后的组合，很不运气，现在太早了。
这些学生鸦雀无声地听着我说话，他们闪光的眼睛充满了激动和得意，他们很快乐和知道他们将要学一些技能，特别是在机器方面，他们毕业时有大学的程度，我不肯定这些计划，因为对我来说太新了，在教育方面又是外行的教育学者，我看着这些天真、年青的面孔，眼睛充满了信任、丰富的精神、幸福的表情，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希望也很受感动，在我和学生之间一股亲切的感情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我在讲台上发誓，我要成功地实现国家的号召，我要实现学生父母的信任，我要从工作中好好学习做一个教育家，丢掉心里的刺，就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土地利用经济的专业的训练来帮助我的国家，我高兴做了自愿的决定，这是自愿的不是被逼的在当时党的决定无论你是不是党员都要顺从党的命令，“党叫你去哪里就赶快去哪里”，“要做一个党的顺服的工具”，“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等等。
一个干部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决定是在上级，这就叫民主集中制，但是多半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多半时候是形而上学没有辩证法。
实行的教育
对老师的尊敬是中国的传统，除了几个年老的老师外，多半老师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没有教学经验的，举例范森小姐是个只有十八岁的年青的数学老师，我们很有礼貌地把他们请来，他们就全心全意地在教学上面，没有人想离开。这些科技的教科书都是从俄文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所以文字是俄文式的中文，他们很可能编成很顺的中文，很明显的翻译者不敢，民以这些年青的老师在教学上很困难，其中有一个老师冒险地来向我表明他日困难，我就说：“第一要用简单的词句把课程的要领使学生明白，用一些举例，然后再把课程的理论讲出来，你看着怎么合适就把课程要点讲给他们听，你不必紧紧跟着教科书。
这些老师的脑筋就自由了，创造力就升起来了，他们在教学中有了贡献，这些学生从学问中或贡献的精神中都得了益处，三十多年后，他们谈到毕业于食品工业学院，他们的同事就会叫他们科班职业者，意思是严格训练出来的职业者（科班的意思是从中国的京戏里面的一种名词，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角）。
我的家在上海，我没有要学校给我一间房子，我就在单身教员宿舍里放了一张床铺，有一天晚上我比平常特别早的回到宿舍睡觉，一个机械制图的老师说：“我以为你从来不在这里睡觉，我们都睡了，很晚你才爬到床上去，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走了。
我就说我不懂教育，所以我非要走来走去观察每件事是如何进展的。
我几乎成天都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这件事有它的回报，我省去了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和官僚主义，关于学校开支的支票就在财务科签字；学生健康的报告在诊所里就读了，下课后在老师的办公室就跟他们谈话了，也听了他们教学的讨论，在饭厅里就与大师傅做了朋友，我四十七岁身体非常健康，我与学生一起打篮球，我与老师一起打网球，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去结识人和知道人，没有多久我就知道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事实上丁寿康他成了食品工业学校校友会的负责人，朱宏金现在在新疆，那时他们俩人都要围着学校跑，跑暖和了才能上课。
礼拜五下午定为政治学习，党员们开他们的组织会，老师们就组织起来啃一本书，凯罗夫写的关于教育的书，这本书是从俄文翻成中文的，这些事情进行得停滞没有生气，没有人敢说什么，空气是闭塞的。很久以后有一个教员大胆地告诉我，这就像读一本天书，书里完全讲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主要的意义，包括绝对的句子，还有例子。我就答复他说：“你们自己去讨论教学最好的方法，用凯罗夫的书做为参考，并且要从学习中去了解。”我就笑着说。结果学生们在四年中得了一些真正的学问，三十年后他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作为鼓励老师们谁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准备功课，就煮鸡蛋给他们吃，三十年后他们中有一人范森告诉我他们躲在老师家里避免这种特殊的招待，他们的精神更高尚。
礼拜六晚上有时候我回到上海跟我家里一起过周末，有一次周末我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就转到学生教室里去，教室非常安静，我推开门我非常惊奇全体学生在那里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
我就问：“为什么礼拜天不出去玩？”没有人答复我，当我重复这个问题时，有人抬起头笑着说：“你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只有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才能赶上学校的功课。我们的功课非常沉重，没有玩的时候。”
学生的压力太重了，我很着急，感到应负责任，我要求北京同意我去掉一些课程，那些在我的意见中的课程是与他们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举例说，为什么学发酵的学生要读冶金学，而且他们在冶金学技术方面花费很多时候，整个下午就去看金属显微镜，来证实矿沙的构造。结果收到一封反驳的回信：“坚持执行苏联的规定，不可有任何改变。”
后来我就召集不同课的领导来讨论如何减轻学生超时的负担，大家都同意减轻教学的份量，加强教学的质量，要强调学课主要意义。讨论带来了课堂光线要明亮、课外体育活动多一点，目的让学生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头脑。三十年后我在上海与学生重聚时，他们告诉我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近视眼需要带眼睛的，但近视眼在别的学校很多很多。学生回报以敬和爱。
有一天午饭以后我散步到学生食堂，有的桌子吃完了人散了，但是我很惊奇地看见一大碗肉煮瓜汤泼在桌上，瘦肉没有了只有肥肉，明显的这是他们不喜欢的一碗菜，也是粮食暴殄，这些孩子都不是小康家庭出生的，可是他们变了，被惯坏了。
当我发现这个情况时，全饭厅没有声音了，剩下的学生都放下了筷子，收碗的人也不收碗了，我内心想发脾气，我甚至要发作了，但是犯规的人走了。
我再想了想，就改变了思想，很安静地在桌前坐下，把冬瓜和肥肉吞下去了，好像没出任何事，当我走了饭厅时，全体的学生低下了头、垂下眼睛，这个教训他们记得一辈子，而且从中得益处，行动比口头教训有效得多。
日本侵略中国的东部故意留下的灾难，就是把血吸虫病留在河岸边，整个一村一村都散布了这个病，学生身体检查报告说有三十多个人已经传染上了，假设不治疗必须死，而这个病有传染性，在扬子江的浦口就设立了禁止传染这个病的站，给人民治疗，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每天都和我一起去看这些学生，当我们一开始走路时，他就脱下鞋子，光着脚走，一直到今天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他叫史安容，是上海一家大合营企业的总经理。
这个病治疗的方法是残酷而粗糙的，针水里混合了银子混合物，针水让学生发高烧而且非常疼痛，使人感到干渴，假设动作大一点，就会伤到心脏，我们俩人就安慰这些学生，白天晚上轮流去，结果有一个学生死了，其他的都好了。1957年早期出了一个故事，病的影响传到中国东边的许多省份，病传染得很快，即刻把受传染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分开，很快把大厅地上铺满了席子，还有褥子，病的学生睡在大厅里，除了对已病的孩子好好照顾外，也照顾预防没病的学生生病，南京别的学校有十多个人死了，包括军事干部学校，但是食品工业学校没有死。这两个传奇的故事三十多年以后还在毕业生中说来说去。
食品工业学校的生活和以后跟他们毕业生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有个说法“快乐是灾难的预兆”，在快乐中我有一点感觉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全国性的灾难，这个灾难躲藏在我快乐时间的角落里，而且这个灾难震动了全世界。
不幸运的时光
1959年8月19日那一天，北京轻工业部来了一个文件，说：“向景云经过了许多改造的运动但没有改好，所以不适宜做校长，应该免职。”我就被革职了。
1957年4月，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运动，改正成员中间有不正当行为，要求非党员的成员表示他们的意见帮助党员改正，作为民盟的一分子，我的组织要我去参加两个会，听毛主席的报告。报告打印出来了，名字叫“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年以后很多人说这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因为不相信他们的忠诚而要他们讲出观点和意见，后来叫“引蛇出洞”。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在他们天真中引诱了出来了，被抑制的心情、意见和忧闷充满了报纸，有几天的功夫报纸一字一句地照登。忽然间狂潮被推翻了，“反右运动”跟着出来了，几千万个知识分子都划为右派（大约55万人），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做体力劳动，做了20多年的体力劳动，一直到1979年，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加了一个黑页。他们受罪、死亡，他们丧失了自由都是小事，跟新中国发展的需要才能的丧失比起来是小事，后来又有几亿的知识分子虽然被任用了，但暗地里（内部）是被监视，他们的人数谁也不知道。
社会主义是我自己的选择，假设我反对它，我就到美国威斯康森去教书了，所以我没有攻击共产党的理由，但是在我脑袋里有一些怨言，一年多我单独地担起一个学校行政的责任，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享受了这种快乐，但是同时担子非常重，非常累，我要求北京派一个主任，但北京方面不理不睬。
王农民我的助手，当学校建设好后就管总务处，过去有一个时候学校建筑很慢，我一定是催促得厉害了一些，我与他之间发生了摩擦，怒气也有了，但是他没有采取好的方法，而且是大发脾气，一天晚上他带着另一个共产党来到我的办公室，一直到今天我承认不懂他为什么发我的脾气，他拍着桌子口里叽里咕噜说些并不重要的话，我是党外人士不懂党内的政策和术语，他的动机是了解的，责备我对帮助管理建筑校舍的人太厉害了，因为我的坏脾气，他不得不最后对那些人道歉，而叫我“两面派”，我就呆了，心里想“他是不是党派来的”，我什么也没说，只听着，很难受，第二天我表现出好像没事的样子，几个礼拜后他被调走了。
这件事对我是件很重的打击，当党要我们批评党员不正当的行为，我就说了我的怨言，就用了中国的隐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喝。
我这个意思很清楚，人太多反而不做工作，这是官僚主义，最后我埋怨了王对我不礼貌，并且说：“我费了许多时候做这么多工作，还受冤枉的责备，最好是另换一个工作。
王走了，还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党委书记陈力坚，一个是杨海云，他们两人是从部队来的，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工作，一天一天地他们坐在办公室，也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老师，我不是党员，我不能问他们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彼此只是客客气气的，当红头文件来时我们就联系一下大家签个名，我跟党委书记之间有个不愉快的接触，那就是为这个学校买一辆汽车的事，北京同意了我要求买一辆旅行车，我也这样告诉买车的人，我买车心里有很多目的，因为旅行车可以多带几个人参加会议，多带几个学生参加比赛会，可以把病人的担架放进去到医院，可能带大型的东西，我们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单位给过我这样的车，所以我知道这种车很好，用途多。这件事情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就滞住了，他要求买一张小轿车，我不同意，一张小轿车不包括司机只能装四个人，接近我的党员们都劝我买小轿车，谈了许多话以后，我默许了，因为我想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他们就买了梅赛德斯.奔驰车，那是张豪华的车，广告上说这是世界无双的车。第二年1958就来了一个反豪华反浪费的运动展览会，我们这部车就成了会上吸引人注意的中心，并且上面贴了张条子，上面说“这是向景云买来为他自己舒适享受人民血汗的花费”。
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动员人民简朴和刻苦，谁敢在它上面泼冷水讲实话。事情不在那里就停止了，几乎四十年以后，王昆我的学生，他是四川轻工业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告诉我，奔驰汽车是用我的名字买的，但是我不知道，只有我的职位最高能买那种车，所以买时就说是我个人要买的，我听了很生气，所以不奇怪每当看到我坐着汽车去开会，学生们惊奇地看着我，我坐的汽车成了南京的漂亮事，只有省长才有资格坐这种车。这个政治运动在继续时，我知道食品工业学校校长的日子要月亏了，在一次去北京开会，我看见了所有轻工业部办的学校校长的名单都是党员，除我以外，在那时我就告诉教育司司长，我是一个非党员来做校长不合适，因为非党员来参加党员的会，我不知道党关于教育的愿望还有别的政治上党的意志，他就安慰我说：“除了党内一些特别的事外，所有其它讨论会都可以邀请非党员参加，不单校长可以参加其它领导也可参加。”这事说的好听，事情并不这样做，我在食品工业学校的几年中，姓陈的党委书记从来没有召集一个会讨论学校的事，他仅仅只会写几个字，他怎么能做呢。
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宣布不在行的人也可以领导这一行的事，这当然是一个托词，来支持党员作为领导的威信，来压制知识分子。
很快的一个不在行的人叫顾德委派来食品工业学校代替我的位置，他先来时算是我的代理人，我还是校长，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将要代替我做校长。顾是出名的重新组织有长久问题的工厂找麻烦，但是他在食品工业学校找不出麻烦，因为学校没有问题，而我在学生中很受欢迎，每当我坐汽车回学校，学生都围着拍手欢迎我，我当时就知道，仅仅这件事就会引起别的领导嫉妒，但是我如何能制止呢？
第二、我之所以要被革职，仅仅是我太得人心了，那就是说学校的威望不在一个党员的手中，那么这就是不可信任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方法划我为右派，因为我没说任何话反对我爱的党，但是我曾经想过他们要划我为右派，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无缘无故地被划为右派，只要一次被划为右派，你是没法申诉的，一个悲剧的笑话在全中国传说“每个单位5%的职员应该划为右派”，这是毛泽东分配的定额，有一个单位的两个书记费了很长时间要找出一个人来填满名额，但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人也很累了，有一个人当笑话地说：“我累得要死，让我们睡觉吧，实在找不着一个人来填满右派的名额，让我来填吧。”第二天，右派的名单公布了，他的名字真的在上面了。
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顾召集一个会来斗争我，他事先安排了几个学生在会上发言反对我，只有一个终于上台来斗争我，他看见一些死一样的沉默的脸，像海一样在他前面，他唠唠叨叨随便说了几句就下台了，这个会成了死海，顾校长只好告诉我“下去反省自己的过错。”
所以我的任期还是拖延下去，一直到1959年秋，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张轻工业部来的红头文件，把我免职了，我真是莫名其妙，我做了什么事攻击了党，我免职了，但我的“罪状”没有公布，所以一个二十多年的时间我的罪状没被说明，这二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候。
我从南京调到云南省昆明，昆明是在越南和缅甸的前方，在西南边界上，实际上我是在国内被逐放了。
在古代时云南有汉族的两种人，一种是被逐放的官员，一种是逐放的犯人，1959年云南仍然是中国相当于俄国帝王时代的西伯利亚。为什么逐放在离内地这么远的地方呢，又有一个说法，就说明领导不相信知识分子，中国一贯有种说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明有学问的人不是好的革命者，但是对知识分子，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说他们人数虽少力量很大，因此他们就要被分散而且要被区分，因此我的在国内的逐放从南京到昆明，我就是要从一个普通职员带着一个不好的政治记录重新开始做人。
（待续）
来源：《向景云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