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一切都“黑”了
自从帮助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刻出了合格的光栅，我在精密机械行业中，渐渐为人所知，那些有精密仪器或精密机床的单位，当在安装或使用中遇震动的干扰不能排除时，多来找我去帮他们测定和解决问题，我正好利用这机会为我的研究收集资料。
以往出去收集资料，得向学校申请出差的费用，还有保密审 查等许多手续要办，现在人家请来了，或开车来接，或出旅费，去到那里还免费招待食宿，这保密审查等手续，更是全免了，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只要安排得开，是有请必到，一个人行动也很方便。为了抓紧时间，我总是一到现场就开始工作，一般一两天就能交出测定结果和设计方案；我又不要报酬，请我的单位自然更是欢迎，双方都很满意。
因此，尽管批判“三家村”已升级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目的都作了明确规定，宣布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领导这场运动的通知，也在五月十六日发出(简称五一六通知)，中共北京市委也已改组，清华园内校党委按新市委的部署，在规定的场所有控制地贴出一些大字报，干部们紧张地频繁开会，我却仍忙碌和陶醉於这防微震的研究，每天奔波於清华和北京光学仪器厂之间。这个厂在北京东边的通县，得换乘长途汽车去，跑一趟来回需要六、七小时，我早出晚归，顾不上学校又发生了些什麽事情，只还记得前一阵在党内学习过“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了解到象我这样从事技术工作的党员，不应做空头政治家，而应钻研本行业中的业务，争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钻研业务，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政治。
直到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次日又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前一段运动没有执行毛的路线，评论员文章还点出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 重要据点”，随即有北大的学生到清华来“煽风点火”，清华园内沸沸扬扬，大字报已不能被校党委控制，贴到了二校门这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地方，并且有大字报质疑清华党委是不是也有黑帮、黑线的时候，我还在忙着去通县。可是，一来二去，学校终於到了课已上不下去，我也不得不中止研究，投入这场运动。这天早上，我从建筑系系馆门口推车出去，准备到北京光学仪器厂交代未了的工作，原为我们的党小组长，现已升为党支部书记的陈乐迁，从办公室追出来问我，是不是愿意在她们写的大字报上签名？这大字报是拥护蒋南翔和校党委的。我说：“当然，你们抄好后，就替我签上名吧。”在因反右中的问题受了处分以后，得到的教训是，凡事都要跟着党走，这样才不会再出错。许多人大概都是又想到了五七年，所以当时在大字报上出现的“校党委姓马(列主义)还是姓修(正主义)？”的争论，压倒多 数的意见是蒋南翔和清华党委都姓马，也就不足为奇了。党委中还有人出来贴大字报，用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旧北京市委意见不同的事例，来表明清华党委和旧北京市委不是一回事。
没想到这次和反右的发展不一样，不仅是学生中有些人可能 是没有五七年的包袱，硬是要查校党委的问题，而且这次人民日报没有号召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倒是发表评论员的文章鲜明地支持聂元梓等人，她(他)们没有被戴上反党的帽子，相反，北大党委和旧北京市委的许多人倒成了反党分子而且是黑帮，垮台了。因此，清华园内并没有因党组织的努力而平静下来，怀疑校党委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对比了清华党委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和北大党委何其相似，於是纷纷就此追查黑帮、黑线，在学生中专门作政治工作的政治辅导员首当其冲，好多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各系的党委成员也多未能幸免，而有些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人也被拉来陪绑，大概是要以此说明今天的行动和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无有 共同之处吧。
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以为信守听党的话这条准则，就没事了；这党，具体说来，当然是清华的党组织。所以此时我是保党委的，一天晚上，我在大礼堂前发现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人包围，逼他揭发问题的时候，我还赶紧挤进去给他解围。
清华党委的问题揭了一阵还未揭出多少，保蒋南翔的人在形式上还处於多数，忽然从高教部传来了小道消息，蒋南翔是黑帮，据说这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捅出来的，一时清华园内人心浮动。
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小道消息原来是真的，新的北京市委很快就派来工作组进驻清华，清华党委的人靠边站了，工作组夺了他们的权。
工作组一进清华，清华原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知道这大势已去，几乎是全体，在一夜之间“起义”了，纷纷表态，打倒蒋南翔，校党委姓修不姓马。
揭发批判蒋南翔等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不仅蒋南翔的名字被打上叉，党委、总支也被打上叉，而且都少不了在前面加上一个黑字。大礼堂前，过去由学校发给优秀学生和班级的奖状奖旗扔满一地，因为这都是为培养修正主义黑苗子服务的。
我曾醉心的防微震研究，自然也是黑的，因为政治落实到业务原来是黑线上的东西。那时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真个是天旋地转了。
“我真真的是想党把事能做得好一些的”，在我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的会上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想和尽力去做的，尽管对党内有些事我还不明白，我对这个党，具体说来就是清华的党组织，一直是相信的。但是我现在又作错了，我保了黑帮，维护了黑线：想到这里，禁不住又大哭了起来。
世龙在清华园内看了一圈大字报回家，见我这个样子，对我说：“哭什麽，出个大字报划清界限就是了，现在这样的大字报多得很，许多还是那些干部写的，要讲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才多，你一个普通党员，有什麽事。”经他这一说，我想也对，出去找到住在附近的李承祚夫妇，商量一阵，三人合写了一份大字报，无非是拥护工作组，批判蒋南翔搞修正主义这些内容。
43.干部下楼
工作组夺权后，要求清华原来担任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干部，人人都要经过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得到群众认可，才能和群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把这一过程叫做“下楼”。
进驻建筑系的工作组，在经过对全系干部进行初步了解后，确定陈乐迁是我们这个学习小组中第一个“下楼”的对象。工作组夺权后，以原来的教研组等组织为基础，把全系的人员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原来的干部不再当权了，分别编在这些小组内。我们这教研组和另外两个教研组编在一起，王朝凤担任小组长，大概是她身世简单，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蒋南翔等领导也没什麽瓜葛，不会是黑帮黑线上的人物，被认为可靠，工作组有事都找她。
后来我才知道，以上这些作法，原来都是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此时已在替刘少奇干预清华的运动，不久更成为工作组的成员公开露面。
系工作组把帮助陈乐迁下楼的任务交给了我，大概是考虑到我与陈相处得很好，而我和王朝凤情况相似，此时都把工作组看成代表着党，很听他们的话。
陈乐迁，是一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希望的那 种党的驯服工具，工作组经过了解也认为她党性强，群众关系好，也从来没有过反毛泽东、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称三反）的言行，所以安排她在第一批下楼。下楼以后，就可以转而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了。此时原来校党委的宣传部长罗征启，便已因带头揭发批判蒋南翔作得好，成为工作组肯定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也乐於接受这个任务，希望陈早点下楼。
早在一九五七年，陈乐迁因丈夫黄启民被打成右派，两人离了婚。她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是她大学时的同学；当时黄在一个建筑设计院工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因为对基本建设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按说陈乐迁对丈夫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心中有数，这从她离婚后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而在黄摘了右派的帽子，提出复婚的要求后，她虽未马上答应，但已表示他可以来她家住，虽然是让他独处一室。她向我借去一张单人床，告诉我准备让黄启民回来住的事，并说这是为了孩子。她和黄有两个男孩，离婚时为了孩子的前途，两个孩子都归了陈乐迁；大儿子黄乐懂事早，特别想念父亲，一再要求妈妈让爸爸回家。在她来借床时，我问过她复婚的事，她说还得等一等，但我看得出她其实也是盼着这一天的；这时正好婆婆和世珉都已离去，我也有空床借给她，谁知没多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这右派管你摘帽不摘帽，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在这种形势下，黄启民只好又一次搬走，而复婚的事自然是遥遥无期了。
为了帮助陈乐迁下楼，我多次去到她家里，只见她面前总是放着一张白纸，她不知道该检查些什麽。她在处理失去了丈夫这类个人问题上，自觉还没有什麽困难，这麽多年都过来了；困难是在清华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自己究竟错在那里，实在难以认识。其实当时小组的人都清楚，既然工作组已确定她第一批下楼，检查不过是一种形式，或者叫做走过场，但过场也得走呀，总得检查点什麽才能过关。我就启发她说，你过去执行蒋南翔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除了按组织原则，不得不作的原因外，是不是也有某些私心杂念，例如是不是想过紧跟这条路线，便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进修，更快地升为教授？等等。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又不能什麽都检查不出来，只好把这些写上去，果然很快就下楼了。
党支部副书记童林旭的下楼就没有这样顺利，他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还有“三反”言论；他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后，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个旗杆了”这样的话。批判会开过后，学习小组要我写一篇大字报贴出去，让全系都知道。大字报写出后，卢连生在抄写大字报时问我，童林旭这三个字上要不要打叉？在姓名上打叉，本是中国封建时代处决死囚时，在布告上的一种表示方法，用以表明此人即执行死刑；现在被用来表示此人已不属於人民的范围；打不打叉代表着一种政治态度，说明你是不是和被打叉的人划清了界限。象童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打叉？谁也难说可否，得知在外面的大字报上，那些没能下楼而又有“三反”言论的干部的名字，都打上了叉的时候，我说：那我们也打上叉吧，还认为这回是自己党性增强了。
44.反干扰
就在干部下楼，群众都在规定的小组内学习，工作组似乎已控制清华全局，运动正在纳入派工作组的人所希望的轨道时，一部分人，主要是学生，开始怀疑起工作组来了。蒯大富这个学生一再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六月二十一日更提出，如果工作组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夺工作组的权。这下子事情就闹大了，王光美随即以工作组正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清华园，蒯大富被认定为右派学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和当时还不认识他的蒯大富进行了辩论。薄说，你的大字报早些天贴就对了，现在党派来的工作组已夺回了权，你还要夺权，就是夺党的权，这就是反党了。蒯大富对这番话自然不服，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了许多批判蒯大富的会，出了许多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但一般人对蒯大富的事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开起来会来没多少话可说。我想到，不如去把蒯大富出过的那些大字报，按时间顺序重新抄出来，贴在建筑系系馆附近，便於人们读后批判，还算为工作组作了一点工作，王朝凤也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和另外几位同事干了起来。
就在我跟随清华的工作组，并以为这回该作对了的时候，世 龙却正在反对地质部派到地质学院的工作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还有一批干部和职工，世龙也参加了。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
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在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一时不知所措，采取了拖延和向上推的办法。过了两三天，他们得到了薄一波关於这“六二○事件”的批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此时新的北京市委也对“反干扰”作了部署，地院工作组的胆壮了，一声令下，几百人遭到批判斗争，世龙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工作组怀疑这“六二○事件”是高元贵幕后操纵的，而世龙则是高与他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人；还因为世龙曾对来向他了解情况的教师说过，过去教学上所作的那些事情，都是上面，有些就是地质部布置下来的，这些教师据此写出大字报“地院黑线来自何方？”矛头指向了地质部。
世龙被迫作了三次检查，头两次他都拒绝承认有什麽错误， 只是说感到困惑，后来他写出几万字，用来回顾近几年地质学院的教学工作，认为现在既然说这是在推行修正主义，那他愿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所谓“六二○事 件”，他认为那是群众自发的行动，根本不存在什麽阴谋。他那乱糟糟的稿子这回免去我誊清的事了，是他在学校写了几天，就这样交给了工作组，他们花费了不少人力抄成大字报贴出，而群众在奉命揭发批判以后，针对他的大字报仍是冷冷清清。好不容易有一个和他同去参加四清的同事，想起看见过他带去的床褥是丝绵做的，便写成大字报揭发出来，说由此可见陶世龙的生活是多麽奢侈；这件事在世龙告诉我后，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天知道那是什麽样的奢侈！因为这床褥本是世龙上中学就用起，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床被子，后来实在破得不能当被子用了，我把它叠起来改作一个床褥，而且这床褥也开始破损，我又忙得没有时间收拾，她这才会看见里面的东西是丝绵。
对这样的揭发批判，世龙没有去辩白，工作组也知道，象这 种问题就算是个问题吧，也无法把世龙打成反党。有人翻旧账，说他是五七年漏网的右派，但这终究是过去的事，无法达到工作组现在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时一份意 在致世龙于死命的大字报贴出来了，“陶世龙－－三家村黑店的伙计”，主要有：他是宋硕派到地质学院来的；他是吴晗的座上客，心领神会地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 许多文章配合三家村向党进攻；私自去大连参加了于光远召开的一个黑会。一时不明真相的人，真以为这里面有什麽了不起的问题，有些过去和他相熟的人也存有戒心，不敢和他往来了。
这回我倒是一点也没有慌，因为这大字报真是捕风捉影，太 离谱了；那几件他们认为严重得不得了的事，我全都早就知道。世龙是在宋硕手下工作过，当年他去铁道学院作反贪污的工作，就是宋硕分派的，后来他到地质学院去，大概也得到宋硕的同意，因为宋硕实际领导着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这些学校青年团的主要干部，他也是管得着的，但是后来世龙早已不作团的工作，最后连团员也不是，和宋硕连工作上的关系也没有了，和什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根本沾不上边；所谓吴晗的座上客，指的就是那次在四川饭店商量编辑自然科学小丛书的事，他确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都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都是我抄过的，所以我很有把握，他根本不会是什麽三家村黑店的伙计。
说到去大连开黑会更可笑了，因为这是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 提到，应该研究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根据这个要求，用他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的身份，负责组织这“四史”的编写工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他邀请主持各卷编写工作的科学家去大连，在那里住下来，拟定编写提纲。地球史的主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点名要世龙去协助他，经中国科学院备公函来地质学院邀请，得到地院领导包括李武元同意才前去的。这个会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意愿而召开的公开的学术性会议，到会的几乎全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现在却说成是黑会，真是从何说起。
但是世龙比我更清楚这份大字报的分量，因为他知道年轻人 好奇而且容易轻信与冲动，就象反贪污时，总想打出个大老虎，越大越有劲，这份大字报很能把他们引导去想入非非，他自然要遭罪；而他更已看出，领头贴这大字报的人，原教务处处长李武元，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想把他打成黑帮，再通过这件事去打倒高元贵。而工作组因为世龙触犯了他们，正想整他，说不定李武元这大字报就是工作组授意的。
在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压力下，世龙没有别的办法，但他还 相信工作组总得尊重事实，讲点政策，便从家找出他发表过的作品，有从报上剪下来的，也有刊载他的文章的刊物，还有他写的书十多本，这是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也包含有我许多劳动啊，现在他装满一大口袋交给了工作组。有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未能保存下来，但他留有记录，便把全部已发表文章的目录也交了去。他是想让工作组看看，这里面能有什麽问题！他那知道就是这些文章，使他背上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和伟大领袖的罪名，直到四人帮垮台三年后这个结论才被推翻。
不过，工作组一时还不知怎样对这些文章开展批判，有人提出把这些文章的目录公布出去，让大家都来批，於是就这样作了。文章有好几百篇，光是目录抄成大字报，就够贴满一堵墙，吸引了许多人来看，而从文章的题目来看，也看不出有什麽问题，於是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你们这样作，究竟是给他树碑立传，还是真的准备批判？工作组赶快找人来写批判这些文章的大字报，教务处的人手不够，一批研究生和外单位的人也调来参加，连夜赶出了一批大字报，也够贴满一堵墙，但是刚刚贴出来，人们还来不及看，就突然被工作组派人撕掉，而且用水刷得不留痕迹了。这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原定这天晚上开大会斗争十三名反对工作组的干部和教师，这些人都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并准备当场抓走两人。世龙正是这十三人之一，他自知还没到抓走的程度，但也已作好了思想准备。等到这天晚上，不见开会，竟然是平静地度过，他告诉我，显然上面有重大的变化发生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突然在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尖锐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和镇压学生是错误的。地质学院的工作组赶快刹车了。
在清华，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反蒯的斗争停了下来。七 月下旬，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连续参加北大的群众大会并讲了话，二十六日晚上的大会，工作组要我和王朝凤等人去听，回来向小组传达。江青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她是那样动感情，说到她如何受迫害时声泪俱下；而居然有人敢在毛主席家中装窃听器，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虽然江青在讲到她的女儿在北大上学时，申请入党没得到批准；张韶华是利用毛岸青精神不正常时和他有了孩子，她不承认张是毛家的媳妇等等事情，拿到大会上来说，觉得有点不是味， 但又想到这是她在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作不到哩。这个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去了，他说北大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已成为运动的绊脚石，建议搬开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情激动。我是紧跟工作组的，这次又跟错了，但是我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的高兴，因为世龙不会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 了，而且从这个大会上，我听得出党内并不是都一样的，只有毛主席这边的人才代表真正的党，现在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我想今后只要跟着他们走，就再不会犯错误了。回去后，在小组里作了传达。不久，清华和地质学院工作组都撤走了。
45.在恐怖的阴影下
工作组撤走以后，清华的党组织并未恢复合法地位，处于瘫痪状态，虽然工作组在离开前建立了一个管理学校日常事务的临时机构，但没有权威，一些反对工作组和保护工作组的人，分别在那里集结力量，准备还要斗一番。我们这些在基层的教师，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原以为世龙那边的情况会好起来，结果不是这样，因为工作组虽然走了，派出工作组的地质部还是有权来管地质学院的事。工作组在离开前，还在他们的控制下，成立了地质学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院文革）来掌握地质学院的大权，他们自然是要维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随后，那些保工作组的人还用红卫兵的名义组织起来，对世龙进行了比工作组更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刚刚兴起的红卫兵，女红卫兵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欣然接受，还说彬彬这个名字不好，要武嘛！宋彬彬随即改名宋要武，而红卫兵们也不负所望，表现出了他们的尚武精神。当天傍晚，十多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闯进了我的家，把孩子们赶进厨房关起来，翻箱倒柜地大搜查，屋子里每个角落都细细地查了不止一遍，足足查了大半夜。
使这些红卫兵遗憾的是，他们在我家的战果甚小，也可以说毫无所获。那时我们就只有一只样式很土气已破旧的漆皮木板箱，是我祖母的陪嫁，好一点的衣服也没有几件。他们在看了又看后问我，你们怎麽只有这样一只箱子，你们是不是把金银财宝转移到别处去了？天哪！我们还能有什麽金银财宝呢。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突如其来的搜查，我们要转移也来不及，我回答确实没有后，便没再追问，而是去翻书柜书架上的书。要说我们别的东西少，这书倒是比一般的人家多。他们边看边用笔在书的封面上打叉，鲁迅的书不敢动，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则未能幸免。因为书实在太多，他们不耐烦再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便给书柜书架贴上封条，上写：“老子反动，儿子果然混蛋！”
这次来抄家的红卫兵是地质学院拥护工作组的学生组成的，他们选择毛泽东检阅他们的这一天亮相，这天晚上他们分别行动，总共抄了三十多家，反对过工作组的教师和干部，是他们特定的抄家对象。当时还以为这些红卫兵还是较文明的，没有打人，只拿走了《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和《赫鲁晓夫言论集》等几本书。
但是，以为他们比较文明，是完全估计错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孩子们已熟睡，我虽也早已躺在床上，但一直牵挂着尚未回家的世龙，不知他又会遭些什麽罪，直等到深夜，只见他满身灰土，手里还提着一个大黑牌子，上面用粉笔写有“大杂家”三个字，疲惫不堪，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原来就是这批红卫兵又把他抓去，勒令他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一起将地质学院图书馆的一大堆书搬到大操场上，和已经堆在那里的他们抄家得来的图书唱片等堆在一起。这些书许多是中外文学名著，他说天快黑了没有都看清。搬完书后，红卫兵们自己不动手，而是强迫他们去放火烧掉。世龙是个爱书如命的人，现在被迫亲手烧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是多麽狠毒的折磨！烧书后，这些红卫兵还对他们批判斗争一番，给世龙挂上了这个“大杂家”的黑牌子，并命令每天到学校都得戴着。大概是这次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当他洗掉那些灰土在床上躺下后，突然对我说：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不要连累你们，我们不如离婚了吧。我说：不！世龙的嘴嗫嚅着，我用嘴堵住了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第二天他去学校，没有带那黑牌子去，也没有人过问这事。
红卫兵刚起时，抄家打人成风，和我家被抄差不多同时，陈乐迁的父亲，过去作过收入颇丰的高级职员，存有一些金条金元宝，这次被抄掉了，老人家想不开，寻了短见。一天晚上，陈乐迁跑来找我，说她的大儿子黄乐离家出走了。我想，才十四岁的孩子，什麽都没有带，能走到那里去。便让她在家中等着，我去帮她找孩子。一直找到半夜，听人说，最近有些孩子躲在大礼堂过夜。我进了大礼堂，顺着一排排座椅找过去，终於看见黄乐卷曲着身子睡在椅子上。我推醒了他，告诉他妈妈好着急，正等着他回家呢。他象个大人似的冷静地说，妈妈并不爱我，她赶走了爸爸，现在姥爷（即外公）也死了，我没有家了。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说，妈妈是爱你的，只不过她还得遵守一定的原则，小孩子不容易理解。在我的劝说下，黄乐回家了。他走后，我想，我说这原则小孩子不理解，我又何尝理解呢。
我帮陈乐迁找到了孩子，可是没几天，我家的世龙却丢了。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八月二十五日的深夜，一辆小轿车开到清华大学二区我家旁边的路上停下，几个拿着皮带和钢丝的红卫兵跨下车来，叫世龙马上跟他们走。世龙上了车又不许他坐在座位上，而是叫他蹲下，让外面看不见他，那情景真和电影中绑架的场面差不多，不过那时我可没心情去想这些，只记得他们又叫我把世龙的行李送上去，我急急忙忙往车里塞进一些被褥之类的东西，只记得那床被子是红底黑花的被面，刚刚做好不久。一拿这些东西我心里就紧了，看这架式，世龙是要被关起来了，谁知道会关多久。偏偏就在这以后，不断传来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清华一批干部被红卫兵拉出去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建筑系的教学秘书黄报青，他是当时清华唯一公开声明蒋南翔不是黑帮的干部，一批红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抓到系馆的门厅里，把黄的头发剃掉一半，叫做阴阳头；还逼他们跪下承认蒋南翔是黑帮，黄报青说一次不是，就招来一皮鞭，但黄仍是连连地说不是，这就不断地被抽打，直打到昏厥才罢手。世龙一去毫无音信，连关在那里也不知道，他也有类似黄报青那样的倔强劲，会不会因为仍坚持认为高元贵是好干部而挨打呢？我带着两个孩子，白天躲在系馆里，隔一阵自己回家去看一趟，看看世龙放回来没有，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天。
突然，在一天傍晚，世龙回来了。一问才知道，那天据说是因为城里出现了有人操刀报复红卫兵的事件，所以全市的红卫兵紧急行动，把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都抓起来，大概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真以为世龙是北京市黑线上的什麽人物，采取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措施。世龙说，他虽蹲下仍能从车窗望出去，借着路灯的光，还能看见从二区出去的路旁站了不少红卫兵，听说抓他是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的，这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是保工作组的，所以他们能联合起来。
世龙还说他是被关在地质学院红卫兵总部，他抓进去时，高元贵和两个党委副书记、两个学部委员、医务室主任和刘普仑都已关在里面，过一会又抓来了他的老师地质学院副院长马杏垣。他一看是这些人，心里就踏实了。因为这地院红卫兵是保地质部派来的工作组的，也得到地质部领导和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等人的支持，如果关在红卫兵总部的这些人出了事，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后台，都是不好对上面交代的。因此，管看守他们的红卫兵不时将皮带或钢丝在桌上敲打以示威，但没有真正打他们。后来听说是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市红卫兵的代表，要他们把关起来的人放了，地院的红卫兵由於有前面说的背景，所以放得也快。放人的时候高元贵和两位副书记还不愿出来，说现在外边很乱，还是关在里面安全呢。世龙也准备着被再关进去，没把行李拿回来，后来那红卫兵垮了，也就无从找回了。
他还告诉我，刘普仑的妻子是九十三中的教员，因为刘普仑的牵连，被那里的中学生打得不省人事，地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叫世龙和地院的医务室主任去把她从医院抬回来。他说刘的妻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变了样，他和那医务室主任把她抬到刘普仑家中时，只见屋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满地都是纸片，亏得还有个老保姆照料两个孩子。他们回到红卫兵总部后，没敢把这些告诉刘普仑。
地质学院当初反对工作组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学生中间，工作组撤走后，学生自发组成了许多“战斗队”，其中反对工作组的那些战斗队又联合成一个大的组织，取名叫“东方红”，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也能参加，很快成为地质学院最大的学生组织；反对工作组并同情高元贵的教师，稍后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红教联”，也是教师中的多数。这些群众组织不仅反对工作组， 而且要求追查地质部领导人的责任，有几百学生到地质部静坐绝食请愿，为了对付这些群众组织，红卫兵们不大顾得上世龙了。一个研究生组成的战斗队，把世龙和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一起管了起来，让他们劳动但并不苛求，每天去几小时就是了，有他们管着，别的组织也不好再来找他的麻烦。
（待续）
来源：《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s://taodejian.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