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五七干校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课的，我在那里成了他们的活教材，隔一阵总要找些事情来批判，一会儿批我反毛泽东，一会而儿批我反康生，一会儿批我反谢富治，最有趣的一回是，他们又批我反陈伯达，那是因为我的交代材料中曾经写过，我曾参与议论过陈伯达，认为他反周总理，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出大字报批，开大会批，批了一阵后突然不批了，原来是陈伯达这时被上面打成老托派、野心家，倒台了，使他们颇有点尴尬。但是他们马上改口，说是我在耍弄阴谋，企图诱骗他们上当，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才不会上当呢，结论是我和陈伯达才是一丘之貉。
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最有趣的是，在这事过去不久，他们象变魔术似地又把我变成了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516分子”(以下简称516)。
一九七○年秋天，鲤鱼洲的清华农场，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宽大得很哩。
开头我觉得这与我没有什麽关系，也没有在意，只是听见人们在说，某某昨天还在要别人交代参加过516，今天自己也被人揭发出来是516了，看这样子，清华的516还真不少，但我在过去没听说过。我所在的这个连队开大会动员，头头们在会上相继发言，点出：“我们连就有那麽几个516，现在还在稳坐钓鱼台，警告你们，时日无多了，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讲了一阵后，台下没有反应。
过了几天，突然号声在夜空中响起，全农场紧急集合到团部 开大会。我们这个连距会场较远，一路小跑前去。进得会场只见灯光特别明亮，照耀如同白昼，上千人已整齐地坐在那里，气氛空前严肃，全场鸦雀无声。工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我们坐定后宣布，516分子坦白从宽的大会现在开始，参加过516组织的人，只要自动坦白就没事了。他一讲完，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516，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我从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奇怪，据说这516组织是阴谋集团，应该是秘密的，人不会太多，现在有这样多的人参加了，简直成了群众组织，这是怎麽一回事呢？正在纳闷，只听见我周围有许多声音在喊：“陶德坚！站起来！”“陶德坚！站起来！”真奇怪，我又没有参加过什麽516，连有这样一个阴谋组织也是这次才听说的，怎麽我现在又成了516 呢。我就是不站起来，看你们怎麽办。没多久，这周围的喊声，变成了全场有节奏的大喊，而且在陶德坚前面还加上了516，成为“516！陶德坚！站起来！” 喊得震耳欲聋。原来他们已认定我就是516了，我才是这个大会的主角。难道这516是别人说你是你就得承认吗，我才不买这个账。随他们喊叫，我就是一动也不动。喊了一阵后，喊的人有点声嘶力竭了，那声音逐渐变得微弱。显然是有人在指挥调整，于是在转为喊“打倒陶德坚”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有意思的是，后面这口号，正是陈伯达带头喊出后才流行的。喊了一阵口号后，这个坦白交代大会就收场了，我这里一时也没有什麽事。
又过了两天，连队头头叫我捆起铺盖到团部去，我们整个五七干校就编成一个团。到了团部，那军工宣队的负责人老奚对我说：“你又表演了，这不好嘛！今天我们把你请来团部，是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有言在先，只让你在团部待两天，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两天过后就送你回连队去。我们并不怕你表演。”他还徵求我的意见，真好笑，我能有什麽意见，让我住两天就住两天呗。
原来他们已为我准备了一间木板屋，屋顶和四壁都是木板钉成的。屋顶漏，壁透风，屋内仅摆有木板床一张，床旁靠门的一边有半米宽的过道，可供蹲下方便。这鲤鱼洲秋冬多雨，这两天正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水从屋顶及墙缝中缓缓流进来，地上成了一片泥浆，我只好缩在床上漏雨较少的一边，将被子连头裹住，时而卷伏，时而蹲坐，外面的看守用手电筒从门上的小洞不时向里照射，观察我的动静，隔一阵就问我要不要写材料，写材料才可以给我开灯。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地走开了。于是，除了一天三顿饭外，我就这样呆着，被子湿了就拧拧，让它乾一点，然后还是把它连头裹住；我的体温多少也有点烘烤作用，衣服只稍有些潮湿。我有时也掀开被子，站到床上，活动活动身子，只要不感冒，两天还是容易过去的。终于，两天的时间到了，他们还算守信用，又把我带到老奚那里，他对我说：“给你机会你也不交代，不过我们有约在先，还是让你回连队去，你现在可以走了。”我扛着湿被子回到连队，这天太阳不时从云中露出一会儿，还有点小风吹拂，被子晾起来到晚上也就干了六、七成，睡觉时，我先盖上一床毯子，再盖这半干的被，这一觉睡得真美，第二天就随大队劳动去了。抓我516的事就这样过去了，还以为大概是就此不了了之，的确，周围许多交代了自己是516的人，都是没事人似的，究竟他们是不是516又是怎样处理的？至今也没有人说清。过了一年多回到北京后，在一次清华大学的全校大会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也是中央负责516清查工作的重要成员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的运动胜利结束，暗藏在清华的516已经查清，还郑重宣布，给我这清华大学仅有的一名没有参加过516组织的516分子，戴上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根据是因为我有516的罪行。这清华大学不愧为8341部队掌握下的六厂二校中的佼佼者，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查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组织的516分子。后来，我去问我的专案组那些人，究竟我有什麽516罪行？没有人答得出来，还说：“你自己的罪行，自己还不知道！还来问什麽！”天哪！我找谁讲理去！
后来我听世龙说，这抓516的事是一笔糊涂账，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闹剧，他们地质学院也抓了好几百人，清华不知抓了多少，只是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说过，清华是8341在抓，是样板，他们许多作法也是学清华的。确实清华比他们高明，还能抓出了一个没有参加516的516分子陶德坚，地质学院开头抓了不少，最后一个也没落实，他们本来还要扩大抓的，高元贵和世龙都是抓的对象，黑线图已又画出来了。但是，还来不及动手，林彪垮台后形势的发展，已使派驻在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混不下去，最后只好请高元贵出山收拾残局，但是清华则仍是全国学习的样板，迟群等人利用在清华搜罗到的力量，继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打出手，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磨难 远未结束，这是后话了。
56.重聚清华园
进入到一九七一年，血吸虫病已在全农场蔓延，就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显然是抗不住了。已经送出几批人去医院治疗，听说还已死了三个人。不久又听说，周恩来总理叫把设在鲤鱼洲的干校都撤走，随后证明这传言是真的。世龙前些时候来信还说他们那里有山有水，没有血吸虫，环境优美，供应充足，他说我们两人在那里安家也不错，叫我看到好的水桶买两个，将来挑水用。别看世龙外表显得很刚强，我了解他内心还有脆弱的一面，这几年生活对我的磨炼，我比他对未来更充满信心。这不，要回北京了！
到这年暑假，小华去北大荒已两年了，盼来了两年一次的探 亲假，她在兵团头一年养猪，第二年调到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针灸，甚至会接生了。世龙也有探亲假，但他料到清华干校的头头不会让他留下，因此和小华商量，在北京小妹处会合，然后和小华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鲤鱼洲，探望了我后就分别返回东北和峡江。小妹这时已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干得很出色。这时我们在北京没有家了，就靠小妹照应。就在他们准备探亲的时候，农场里已有好几批人先后回到北京，我们没走的人，天天都打牙祭，在全部撤离前，需要把养的猪都吃光。张家璋这位炊事班长外号抖三抖，因为他打菜时怕把肉给的多了，老将打好菜的铁勺抖来抖去，菜中难得的几块肉有时也被他抖掉了。现在他不抖了，你吃得下多少就给你多少，食堂里笑声不断。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世龙小华还没到，最后撤离的这批人也该走了，我也将跟他们离去，我盼望也许他们能赶到北京团聚。
回北京的途中，专案组的高亦兰不断向我宣布各种纪律，这些纪律都是为我专门定的，限制得我一点自由也没有，无非是怕我中途逃跑。其实我那里会跑呢，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我要回家。不管他们怎样管制我，这一路上我的情绪都十分好，离家越来越近了。
半夜里回到清华园，别人领完自己的行李都分别回家了，只有我还不许动，原地坐在那里等待连队的干部来安排。我看见高亦兰等几个人嘀咕了好久，然后由高亦兰来通知我：“你家的房子学校已分给别的人住了，你就住在荷花池集体宿舍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盼望已久的家没了。第二天小妹从南口回来看我，没过几天世龙和小华也从南方赶回来了。原来他们已到了南昌，在旅店里碰见清华的人，才知道农场已撤消，我也已回北京，便决定经京广路赶回。
大家在荷花池挤着住了机天，小华探亲假的时限已到，只得回北大荒去了。世龙和我及小妹总住在这集体宿舍也不是个事，正在无计可施时，世龙在清华照澜院的商店巧遇六区的邻居，谈到房子的事，邻居告诉他，我们那房一直空着，没有人占去，今天才有人来看，说是刚分给他，看后准备粉刷一下。我们也真傻，还在相信高亦兰这样的人的话，回来了连家也没去看一下。世龙赶快去六区二号，回来说，我们的房子现在还空着，留下未还的家具仍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可见从来没人住过。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想让我有个家，才临时将我们的房子分给别人。我急忙去找高亦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面对事实也无话可说，只好答应在新六区另外分配一间房子给我们，世龙和小妹高兴地把家搬到了新六区七号。
这新六区七号也本是工棚，房间比老六区二号小，但整修得较好些，正好是靠着围墙的一头，门口对着煤屋，形成一个自成范围的小院子，管它怎样，反正可以躲进小屋成一统了。只是世龙没住几天就回干校去了，他们那干校决定迁到湖北沙洋，他被分配去押运大家的行李。头年地质学院已被强迫迁到湖北江陵，干校的人不愿搬，抓516又正抓得热火朝天，因此拖到现在。
此后，平时我仍住在荷花池宿舍，星期六就回家去，这时小妹也从南口回来了。我们一起做饭吃，她喜欢吃水果，每次买一斤水果，一下子就吃光了。我们的存款单被地质学院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收去，并通知银行冻结了，但在我手头还保有一张用我的名字存储的存单，原先以为这也已被冻结，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银行，得知原存八百元，这时已有了近三百元的利息，我就把利息取了出来，我们又有钱花了。这冻结存款，是江青一句话引起的，她接见上海的造反派代表时，听说画家丰子恺去银行把他的存款取走了，便说这些人得的是不义之财，不能让他们取走；随后上面真的下了文件，银行也就只有执行，但只认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清华当时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军宣队来校时，这股冻结存款的风也过去了，所以这八百元此时我还能取用。
有了钱，小妹去五道口商场排了几次队，居然买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有了这缝纫机，我就用缝纫机给一家四口做衣服，我们这个家又多些生气了。
57.批林彪又成为重点
回到清华以后，我们这个连队，派去在眷属区新林院的操场上建两层楼的教职工宿舍，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车子运送沙浆。这是重活，一般是由男劳动力来干，但也难不倒我，推着装满沙浆的车，在工地不平坦的地面上也能行走自如；我还有一个差使是上屋顶去糊缝和换掉破碎的瓦，需要随身提一小桶水泥上去，这些我都干下来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虽然这时我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但体力已在恢复，由于体轻，在屋顶上走不易把瓦踩碎，这些瓦是强度不高的水泥瓦，很容易踩碎的。不过在屋顶上走，开始总有点心惊胆战，慢慢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劳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靠近清华的附属小学了，每天小学生放学，一大帮小孩就跟在我的后面喊：“黑桃尖！黑桃尖！”。北京人管扑克牌中的黑色盾牌形图案叫黑桃，牌上的Ａ字称为尖，这桃尖与陶坚同音，而经迟群在全校大会上那样郑重宣布，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这当然是黑的，所以就成了黑桃尖，而对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这样仅仅喊喊口号，就算是温和的了。他们不象农村那些孩子向我吐痰，甩鼻涕，也确实文明多了。我还注意到，有些接孩子的家长，很不赞成他们的孩子这种行为，快快的把孩子带走，我也不理这些孩子，快快的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到了晚上，人家休息，我还得去接受当时已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到他们中去，汇报思想，接受批判。开头专案组把我放到从铁道兵招收的学员中，他们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根红苗壮”，也就是说出身在工农兵这些家庭对共产党又很忠实的人，把我放到这些人中间，专案组那些人认为这回应该能放心了。
我到铁道兵学员中去的第一天，由一位学员主持召开监督我的首次会，这位主持人说：“领导把监督你的责任交给我们，首先我们要你交代全部历史和犯罪的经过，我们不限制你讲的时间，讲的越详细越好。”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泽芳也在场，我就说：“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他们是掌握我的全部情况的，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如果有不实之处，专案组的人可以当场指出来，无论怎样处罚我都行。”于是，我就将我如何上学，如何回国，怎样入党，曹昌彬事件及反右中我的言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表现，怎样组织红教工，陈里宁事件等等一一道来，讲了两个晚上还没讲完，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讲话，第三个晚上正在继续讲陈里宁事件时，宋泽芳匆匆走来，把主持会的人叫出去，嘀咕了好一阵子，随后又进来向与会的学员们说：“陶德坚是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她企图朦骗不了解内情的同学，让同学们犯错误，我们再也不能让她有反革命宣传的自由了。打倒陶德坚！”主持人随即宣布散会。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让我到这些学员中去，所谓交给工农兵学员监督，也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了真正欺骗群众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指不出任何我讲的那一点不合事实，怕这些还未失去真诚的青年，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对他们不利，便只能这样说了的话不算数，不让我讲下去。他们如此草草收场，我看这些学员中的明白人，也会有看法的，这也可能是再也不让我和这些铁道兵学员接触的缘故。
不让我去工农兵学员中接收监督也好，晚上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天天盖房子到了九月下旬，只见其他的人出工少了，忙着去听报告开会，还和我一起干活的人，多是他们认为有所谓问题的人。特别是突然见到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基座上，林彪专为清华写的“四个伟大”题词被换掉，报上也不见有关林彪的报道了，我就猜想，准是林彪也出问题了。
大约在半个月后，宋泽芳来问我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麽大事？我说没人告诉我，只是我从一些现象猜想可能是林彪出什麽事了。他就简要地告诉我，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搞571工程准备发动政变，妄图炸毁毛主席的专列，被发觉后，驾机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沙漠上。讲完后，他要我谈谈听了这件事后有什麽想法。我说我刚刚听你说，还来不及有什麽想法。他说：“你是有顾虑，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我们会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我可以向你保证，既然我们是为了帮助你，只要你讲出活思想，我们就绝不会把这些拿去批判的。”我见他说得这样诚恳，我也确实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说：“前些年才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怎麽这麽快他就变得这麽坏？对他过去在井岗山和解放战争那 一段又怎样估计？他是一开始就是坏人，参加革命是钻进来的？还是后来权大了才变坏的？”宋泽芳说：“我知道你这人想法很多，这就对了，我们以后会帮助你认识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两天后全系召开大会批我借汇报活思想之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说我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又过了一些天，全校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判林彪的大会，揪到会场前面去批的却是我陶德坚，他们还就是根据那些东西批我为林彪鸣冤叫屈；还有人一再上来压我低头，我绝不能低头，我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他一压我，我就往前走，快走到坐在前排的群众队伍中了，他只好把我拉回去，再压我的头，我又往前走，会场也骚动起来了。压我的人被叫了回去，我仍然高高地扬着我的头。我也不去听他们怎样批，我为这次又保持了我做人的尊严而狂喜。
在全系的批判会后我就找过宋泽芳，我质问他为什麽这样卑鄙，他还满有理的说：“我们对待阶级敌人，什麽手段都可以使，我是讲过不会因为你讲了什麽就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那正是我的策略，你明白了吧！”这宋泽芳是我刚到清华时教过的学生，那时他很好学，为人也看不出有多少坏心眼，这些年下来，怎麽变成了这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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