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骨子里没有一丝一毫反对党的意思，就是被划为“右派”以后，我也一心想着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新人”。
第一节 在电石厂装卸队劳动改造
（一）初始的劳动
1958年5月，电石厂已划定的九名“右派”在等候处理。我与郭玉甲、周世昌、吴仲簿等已先被停止原工作。当时我所在的行政科科长刘路门让我跟着大家搞厂部的环境卫生，先是刷大楼走廊墙壁白浆，以后跟汽车运沙子垫场区院子，一直干到9月。
在1958年6月中旬，处理决定通知给本人，8月1日起处分生效，各自分别被送往劳动改造场所。
9月19日，我和郭玉甲、浦晋龙、周世昌到电石厂装卸队劳动——应当说我们四人是九人中处分最轻的。开始时让我们运煤，工人们称“捣煤”，就是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炭由火车道两侧运到堆积场，清出轨道两侧以备再行卸车。这种劳动，强度不算太大。用大铁锹把煤撮到筐里，抬走，是一种简单的体力劳动，有力气就能干。但是，抬筐很有技巧，特别是向高处倒时，两个人快步行走，各自用一只手攥住筐绳悠起来，筐高过头，前边的人将攥着筐绳的手用力向高提，提到超过头顶高处时，松开筐绳，另一只手向前方撤扁担；与此同时，后边的人向前奔走，将筐提到高处时，把筐扣在煤堆的顶部，扁担由前边的人撤出自肩上滑下。前边的人负责拿扁担，后边的人拿筐。煤堆高度有时达3米多，都得要倒上去。劳动场所在电石厂的厂前区，有一个叫做二○○仓库的大院内的煤场。（此库区后为有机合成厂厂址的一部分）。
10月下旬，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党中央提出钢产量要比1956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6年实际产钢535万吨）。自此，我和浦晋龙搞土法炼焦，供炼钢用；郭玉甲和周世昌给全装卸队各处干活的地方安装电灯和做各种涉及电气的活儿。炼焦场地也在二○○仓库区内。安排让我们搞土法炼焦的是装卸队的一位叫刘士元的师傅，他不是队长，但也管事。领着我们干活的是装卸队的一位叫张金玉的大班的班长和一位叫戴万福的小班的班长。浦晋龙是技术指导兼干劳力活，我是全劳力。因为是大跃进，所以不分昼夜的干。为了不浪费时间，我们在二○○仓库院内东北角搭起一个棚子，白天在这里吃饭、休息，晚上睡在这里。炼出的焦炭运到厂里的焦化车间，与焦炉产的焦炭一同外运。这些劳动一直延续到年末。
（二）在装卸队班组里劳动
- 第一次在装卸队班组里倒班劳动
1959年1月1日，我们四个人正式被分配到装卸队的班组里。
在二○○仓库的大院内有四座大库房，作为装卸工人的工房宿舍，院的门房是装卸队的调度室。装卸队有装卸工人四百多人，分成六个大班，每个大班有数个小班不等，每个小班有8—10名装卸工人。我被分在第二大班第一小班，大班长叫车贵，小班长姓张，名字记不得了。浦晋龙在第一大班，郭玉甲在第四大班，周世昌在第六大班。
装卸工倒班工作，每个工作班是两昼夜，休息一昼夜，即在班48小时，休息24小时；每天有四个大班工作，两个大班休息，窜换着交叉相遇。工作任务是：卸火车，主要有煤炭、石灰石、磷矿石；装火车，主要是焦炭、电石（桶装100公斤，或50公斤）。不论白天或黑夜，只要有火车来就必须装卸，夜里没有火车时可以睡觉；白天如没有火车时，就运煤或作其它零星任务，比如捣库啦，等等。工人实行计件工资，每月都在一百元以上，另外还有夜班津贴；我们劳改“右派”固定就是43元。
在装卸队班组里的劳动，全是重体力，而且时间长。我们正是在冬季天气最冷时去的，煤全是冻的，因为炼焦用煤必须是洗煤，清除其中的石块和沙砾，在煤矿洗完立即装车，一路上冻得结结实实。卸车时，尖镐刨下去只是一个眼，要刨十几镐才能刨下一块，特别是车的底部和车的四周边冻的更厉害。炼焦用煤多来自双鸭山煤矿和铁厂煤矿，全是粉状或小颗粒状，冻的更实更硬。往往一个小班的人要几个小时才能卸完一个车皮。若是夜里卸车的话一宿不得合眼。
装车，若是装电石桶，两个人抬一桶，净重100公斤，加上桶重20公斤，合计120公斤，还要走跳板往车上上，不仅靠力气，还要有胆量，有技巧。所使用的工具是“卡钩”和“杠子”。卡（音qia而非ka）钩挂在桶的两端桶缘上卡住；杠子与扁担不同，是圆的，两端尖尖的，放在肩上不会滑下去。为了两人干起来协调，须要喊号子，两人一齐喊：“哈腰挂钩，嘿！挺腰起来，嘿！站稳脚跟，嘿！向前走啊，嘿！哟嘿！……哈腰撂下！”
这种活我没干，也干不了，120公斤的大电石桶在平地上我刚刚能抬起，可是迈不了步。工人师傅也不让我们干，这种重体力劳动，如果没有强体力作基础加上技巧，那会伤人的，轻则扭伤，重则累吐血。师傅们是有人道主义的。
那时我住在七独身宿舍二楼20号，后来搬到三楼39号，在食堂吃饭，时常因没干完活，不能离开，吃不上饭。1959年正是困难时期开始，有一阵子食堂吃的是大米掺黄豆，不消化，拉稀，干不动活；又有一阵子吃小黄米（粘小米），难消化，肚子痛，也遭罪。特别是在夜里，工人们可以自带饭盒，而食堂的这些饭食也不好带饭盒，我真的是“忍饥挨饿”。同班的一位叫张维俊的师傅是个独身汉，他常年住在装卸队工房宿舍里（即二00大库房），自己立一个户口簿，一个粮证。他让我用他的粮证去粮店买10斤包米面，我从食堂换来粮票给他，借用他的锅用工房里取暖的大焦炭炉子蒸玉米面馍馍，留在应急时吃。
那时，最怕的是夜里卸车，又累又困又饿，尖镐举起来都不知怎样落下的，一个车皮卸完，已是清晨。遇到难干的活，到下班的时候还没干完也不能下班，不能给接班的留尾巴（因为是计件），啥时完活儿啥时算。班里有一位姓刘的师傅打趣地说：“我们这些老工人，是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子，能挺得住，老马可真够呛！”他说的虽然是形象化的俏皮话，但确是如此！
2.为技术科译德文资料
我们四个人中，在装卸队干活，我是实打实的干，没有任何窍活好找，因为我没有任何手艺，啥也不能。老郭和老周经常去干电工活，几乎不在班里；老浦更是干脆调出去搞技术革新，为装卸队改进装备。不过这对我来说，还真有另一方面的益处：装卸队里的各种活，除了抬大桶我干不动，啥活都能和工人一样干。但毕竟还是累呀，劳动改造嘛！
机会来啦！1959年3月上中旬左右，记得大概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那时候，装卸队队长董福昌（就是在1955年3月7日我刚到吉林时去江北火车站接我们的那位人事科干部，他是我到吉林认识的第一个人——见第一章第二节）找我说：“厂里技术科请你帮忙翻译德文资料，你去给帮个忙”。
就这样我帮他们翻译了一些德文资料，忘记资料内容是什么啦，是胶卷冲洗出印在照相纸上的，有十几张，不很清楚，用放大镜看，费老劲啦，连猜带想的总算译出来了。一共干了两个礼拜。
在完成任务后，当时的技术科科长钱维松（苏联实习归国人员，是那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的弟弟）说：“老马，你的外文这么好，就别去劳动啦，留下来吧”。我回答说：“共产党要都像你，我就不会当右派喽！”
3.为装卸队盖工房宿舍
1959年4月，装卸队所借用的作为装卸工休息过夜用的二OO仓库库房要归还，恢复作仓库用，所以装卸队须自己盖房子给装卸工人作工房宿舍，于是便从各班组里抽调出一些人盖房子。此时，我被抽调出来。
是我自己说要抽出来的。当时抽调人时，小班班长张师傅问谁愿意去，工人师傅们都不愿意去，因为在班里干计件賺钱多，抽出去干活只给基本工资，于是我说我去。我想，反正班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后来老浦对我说：“你别自己要求干啥，让领导分配，别让人家以为你挑工作”。看来他比我考虑的周全。
就在抽出来盖房子阶段，我认识了一个新“右派”——张家驹。他是两个月前刚刚后补上来的，关于他的事，我有专述（第三章第三节）。后来我们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予建的工房宿舍的地址选在电石厂火车栈桥附近，为的是卸车时出工方便。这里的劳动主要是挖土方打地基，筛沙子合砂浆，挑砖摸灰。那时候，建筑工程都是靠人力，没有任何机械。最累的活是挑砖上跳板，一付担子 32块砖，百十多斤挑起来上跳板向高处走，腿要有力，肩能抗压，腰得挺住，呼吸不喘。我挺住了！
这期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让我不解。某日上午，新任装卸队长姓张的（叫啥名不知道），找我谈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训斥我说：“你表现的不好，要注意劳动纪律，不能跟工人一样，以后要加强！……” 云云。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咋的啦？不就是干活吗，我比谁差啦？真不知他是听谁汇报的，还是主观臆断的，还是表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拿我开刀呀。当时老浦也在办公室与别人在研究啥事，他不是在搞设备革新嘛，听见我在被训斥，我瞧他脸上显出惊讶表情。事后他问我，老马你又怎么啦？我说，咋也没咋的呀！他提醒我说，以后多注意些。我心里在想，干着活还受着气，倒血霉了！
4.第二次在装卸队班组里倒班劳动
干了三个月的建筑工，工程结束，装卸队迁到新址。7月初，我又回到班组。装卸队有了变化，这回不是干两天两夜休一天一夜了，改为干一天一夜，休一天一夜，即在班24小时，休24小时。仍然是夜里只管卸车，没车可以睡觉，白天有车就卸车没车干别的活。这可比以前轻松多了，几乎是轻松一半。我被分在第一大班第一小班；大班长叫周玉春，是老工人，年已50，小班长叫薛宝山，高大的个子，力气很足。
这回在班组里的劳动，跟上次是相同的，但是夏季，煤炭不冻啦，容易卸，觉得很轻松。又多半是在栈桥上往煤的贮斗里卸，不用向远处扔，比冬天时可省老劲啦！
车皮的类型很多：有40吨高帮子车、 50吨和30吨的敞车、 有带盖的罐车，还有朝鲜“莫巴子”车（日伪时留下的）、吊底车……等等。最不好卸的是带盖的罐车，通称叫“闷罐”，车的两侧一边一个门和两个小窗口，打开门一锹一锹卸下，卸到两端时还要人从里面把煤扔到车门口处再卸下，费两遍事。运输电石桶就必须用这种车了。吊底车最好卸，在栈桥上卸，打下钓钩煤炭自己流入贮斗，所以工人们卸这种车时叫“拣钱吊底” ；可是要在火车道线上卸，那就麻烦了，此种车没有门，只能从车体下一锹一锹抠出来。不过装卸队的调度员很少让把这种车调到火车道线上卸。
在工人中间劳动，我感觉很合得来，他们从来不歧视我，没人跟我冷眼相对，更没有动不动就“斗争”的气氛。因为他们知道“右派”并不是坏人，更没有什么“罪恶”。不像那种把“斗争哲学”捧为圣训的人，譬如那个姓张的队长，吹胡子瞪眼的。从7月到9月末，三个月时间里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劳动。有一次我感冒，夜里发烧很厉害，小班长薛师傅领我去卫生所看病，有车来了不让我去干，使我非常感动。
1959年9月30日，我离开电石厂装卸队去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立的专为该公司“右派分子”改造而设立的场所染料厂“运输排”去集体劳动改造。
这里插叙一段在此期间我家里的事情：
1959年7月，装卸队里一位回民同胞郭凤林同志结婚以后妻子不喜欢住在铁东，在市内另有房子。于是他把铁东的住室（铁东甲-3楼西数第三门二楼）让给我住。这样，我和我的妻子安娜得以有了一个暂时的棲身之所。我非常感激他，这不仅是让我们不再过那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而且在这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这件事真是我的幸运。我与郭凤林师傅同是回族，彼此接触较亲近；他的住室是一个门里三家都是回族，共用一个厨房，这是当初分房子时厂里就已考虑到的，同民族，同风俗习惯，故而他才把住室借给我住的。
得知我有了住处，我的爸爸妈妈在8月份从家乡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许多居家用品。这是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这个黄头发的俄罗斯族儿媳妇，全家聚会，也使老人们享到天伦之乐。我们还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这是唯一的仅有的一张两辈人的合影。
为了招待爸爸妈妈，我拿着副食供应本到土城子副食商店买了八月份供应的羊肉，每人2两（100克），我和安娜两个人的份一共4两（200克）。包了一顿饺子，好香好香啊！还送给两家邻居尝尝。这次会面也是我和我的爸爸最后一次见面。——他在困难时期于1962年4月10日过世。终年66岁。
1960年4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妈妈来这儿照顾安娜月子。恰在此时，郭凤林同志要从市内搬回铁东，让我腾出屋子。鉴此，安娜不得不向单位说明情况申请房子——那个时候分房子是以男方为主的，而我作为“右派分子”是没有资格享受分房权的。我还真得感激共产党，感谢染料厂分给了安娜一间房子！居室位于土城子37栋西边第二门一楼。我们于1960年6月9日从铁东甲3楼搬出。
我很感激郭凤林同志，如果没有他的第一步借房生孩子，那么也就没有第二步让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所。
第二节 中共党员中的“右派”
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一社论标志着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正在方兴未艾之时，党内的反右斗争又揭开了帷幕。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于是一批“红皮白瓤”的人纷纷落马。
电石厂已抓的9名“右派”中，只我一个人是团员，还没有党员，代表性不全面，于是就后补一位党员“右派”。
1959年1月2日，我到电石厂装卸队第二大班第一小班劳动的第二天，也就是第一个48小时的班上，上午9时许，小班班长张师傅命我去卸一汽车空的电石桶，并说：“你一个人去，等有火车时你就不用卸火车了”。于是我一个人在二00仓库西侧的桶库卸一汽车空桶并摆放整齐。——顺便说一句，干活开始，当解开绳子时，空桶便散落下来，一个空桶正落在我的嘴唇上，流血啦，两颗门牙砸活动了，痛得嘴也不敢闭;后来致使这两颗门牙早早掉落，成了“豁牙子”——这是劳动改造中留下的纪念。要论责任，是我自己没注意安全，但干这种活不应让一个人去，况且是初来乍到的人。那时没人管这些事。
在卸完空桶之后，我到桶库的办公室报告空桶已经卸完，摞好。恰在此时，听见人们议论说，洪钱林也被定为“右派”……
洪钱林，1928年生，浙江宁波人。1953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原在化工部沈阳综合化工研究院，从事有机合成研究工作，是解放后新中国培养出的技术人员，九级工程师（当时的级别分类）。中国共产党党员。1956年吉林电石厂建立醋酸生产装置，采用煤化工路线，即由电石——乙炔——乙醛——乙酸（即醋酸）的生产路线。那时，我国生产醋酸都是用粮食造酒精再制醋酸，尚无有机合成醋酸。因工作的需要，洪钱林被从沈阳调到吉林电石厂。
可以说，洪钱林是当时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很难得的人才。到电石厂在技术上独档一面的人物，醋酸车间从设计、基建、安装、试车直至生产运行，从头到尾他全盘参与并亲临实地指导。醋酸车间开车后任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反党？！
洪钱林性格直爽，对事直言不讳，毫无市侩之恶习，知识分子特点突出，不会阿谀奉承，典型的书呆子。当时的政治空气对这样的人是格格不入的。更为要害的是，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专营特种营销，他们迎合上边的嗜好，把已经够左的“政策”再加一码，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于是那些倒霉的人就雪上加霜了。
1958年，醋酸车间投入正常运行，车间来了一位专职党支部书记，名字叫齐发海。那时，党支部书记是一手遮半拉天的人物，在反右运动中，这位书记开始施展淫威。据后来人们议论，这位支部书记在一年期间，抓了一名“右派”，抓了一名“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把他送去劳动教养。
洪钱林首当其冲成为这位党支部书记的进贡猎物。
那么洪钱林到底有哪些言论和事情被抓住把柄视为“反娘”呢？（人们把党来比母亲，洪是党员，党岂不是亲娘吗！）
还在1957年，洪钱林的夫人王乃君同志调来电石厂，他们结婚以后与她的父母亲（洪的岳父母）同住。1958年后期，物资已见匮乏，仅靠供应那点东西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人们也开始常议论这些事。他家里人多东西少，老洪曾表示过应当有商品市场或者有单卖非供应品的商店，能买到东西即或价格高些也行。那时还没有“自由市场”和“议价商品”之说。其实，他的这种想法不就是后来陈云同志所主张的货币回笼政策而推出的高价商品一回事儿吗？看来老洪还算是有先见之明啦！但在那时，仅是这一点点表示，就成了祸殃。
在解放之前，大学里学的外语是英文，解放后开始学俄文，而且刚刚开始学没几年，所以外语水平自然差一些。这是事实。老洪只说了一句真话：“解放后的大学生的外语不如解放前的大学生的外语好。”结果被歪曲为“解放后的大学生不如解放前的大学生好”，算成一条“今不如昔”的“罪状”。
其实老洪被抓“右派”的要害原因更在于他的父亲是在香港的一个小商人，那时曾给他邮寄来五千元港币。结果给儿子买来一顶“右派”帽子！！
对洪钱林的处分是够重的：保留厂籍免职停薪给予生活费33元，开除党籍，从事体力劳动。他在电石厂的家属厂（集体单位）的砖窑劳动，合泥烧砖，没有让他去装卸队劳动。
到1959年9月29日，为纪念建国十周年大庆，首次给“右派分子”摘帽。此后，我们电石厂没摘帽的“右派”中有6人被送到染料厂“运输排”劳动，洪钱林也在其内。我是在运输排的第一班，他分在第二班，以后他又去搞技术革新，因而我不常与他在一起劳动。
1961年10月16日，我与他同时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并同时被调回电石厂。他的工资恢复到72元。到电石厂后，我被分配在一车间，即小电石车间当化工工人，他被分到十一车间，即氰化钠车间。
不久，电石厂要筹建醋酸酐生产装置（用醋酸脱水的方法），于是把老洪调出，进行筹备。正如1956年建设醋酸车间一样，从设计、基建、设备安装直到试车运行，洪钱林一直参与，并是主角。1964年醋酸酐车间建成投产。这是洪钱林对电石厂的又一贡献。此后他便在该车间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洪钱林遭受第二次灾难：被以“反动技术权威”加上顽固“右派”之罪名被揪斗，蹲牛棚。他是厂里四个大“反动技术权威”之一（其他三人是陶铿，隶立钦和张盈增），是于1968年5月8日首批被揪斗的一批中之一。直至1970年4月被下放农村。
当时被遣送到吉林省蛟河县白石山公社的名单中，共有“牛鬼蛇神”15名，其中“摘帽右派”5名：洪钱林、张家驹、马吉卫、齐正文（以后改去别处，他是在摘帽后调来电石厂的）、吴仲簿（后因患重病没去）。洪钱林连同妻子、岳父母、内弟、两个女儿全家七口人被送到白石山公社富强大队落户。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时推行的极左路线有所收敛。1972年2月洪钱林全家被返送回城，仍在原车间工作。1976年9月毛泽东驾崩，“四人帮”倒台，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拨乱反正初获成效。洪钱林到电石厂研究所情报组工作。就是到了这个年月，那些左派人物还阴魂不散，有个叫鲁俊儒的情报组组长还让情报组的工作人员“监视点儿洪钱林”。——这话是在洪钱林错划右派改正后，被指示监视他的人一位叫林秀云的女士说出了真话。当然，还有上线指使姓鲁的去那样作的。
1979年1月24日，洪钱林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他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错划右派中第一批予以改正的35名中之一。
改正后不久，正在兴建的有机合成厂乙烯车间急需一位技术过硬的主任，吉化公司调洪钱林赴任。此时，洪的夫人王乃君说话了，她对领导说：“老洪为电石厂建了醋酸车间，结果当了二十年”右派”，又为电石厂建了醋酸酐车间，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来揪斗，如今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再折蹬啦！”心有余悸的她，最终留住了丈夫。
1979年3月，恢复党籍后也恢复了他的相当于原级别的职务，出任电石厂研究所主任。1980年，电石厂从当时的联邦德国引进乙烯路线生产乙醛的装置，老洪率队出国考察和实习。装置投产后不久，洪钱林出任电石厂总工程师。 他是吉化公司首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之一，于1989年退休。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