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坏右”小组长
1959年10月24日，我到运输排劳动改造已半月有余。意想不到我会走上了“官运”：我被任命为第一班的“反坏右”副小组长。
这是运输排内的一个决定：每个班要有两个“反坏右”小组长，一正一副，正的专管“右派”们改造方面的“自我管理”，副的专管生产劳动。第三班原已经有牛国良和于明二人，一正一副；第二班是从第三班调来的刘洪吉作副小组长，第一班我给大老郭作副手。
这一天我的改造日记
日记正文
195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阴雨
天气太坏，小雨绵绵，是应了节气吧，今天是霜降，深秋季节，农民们收完庄稼，可以猫在屋里避避雨啦！可是我们的生产任务不允许耽误，顶着雨干。好，有决心改造的气势！
今天下午，排里开大会，宣布命我作第一班的“反坏右”副小组长。这使我实感意外。
我在想：可能就是因我干活利索，让我领着干活，多费点力气多烦些心呗！
不过，这也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加速改造步伐，是对我的督促。我一定努力劳动，认真负责作好工作，加紧改造思想，要像以前王班长在我的改造日记的批语中指示的那样，“改造不仅要劳动好，更要重视思想的改造，要敢于暴露思想深处的丑恶一面，才能脱胎换骨。”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们的宽大为怀之意。
我当“反坏右”副小组长以后，确实干活更卖力气。就连我们的“右派战友”都很佩服我的干劲。我们班的一位叫杜志坚的人说，“老马，我看你锹插下去那么有劲，我加上脚踏也没你的力大”。
冬天干活三件宝，大手套、小棉袄、棉胶鞋不可少。最费的是手套，手指肚和虎口处总是磨得破皮。还有裤子也总是开裆的，因为哈腰、半蹲、撮锹，一只手拿锹把前边挨着锹头部位，另一只手拿着锹把顶端正对着裤裆，一使劲，咔嚓一声裤裆就挣开，冷风吹的冰凉。那时，一位“右派战友”刘洪吉说俏皮话：“窑子娘妹穿活裆裤，自己方便与人方便，咱们也穿开裆裤，老二叫苦。”这些人在改造生活中，变得无聊，啥话都学会了。
后来，到运输排来改造的“右派”增多，机构变动，人员也有调整。又成立了第四班。班长是一位朝鲜族师傅，姓朴。相应地“反坏右”小组长也需增加两个。于是，自从我当“反坏右” 副小组长没过十天的光景，我就担任了第一班的“反坏右”正小组长，来了一位叫王仲贤的当第一班的“反坏右”副小组长；大老郭到别的班去了；另一位是大连工学院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毕业的杨清江（回族）作另一班的“反坏右”副小组长。
我虽然是“反坏右” 正小组长，但仍然领着大家干活为本，我不会弄那些“自我管理”的事，就由王仲贤去做。
随着情况的变化，在1960年1月，第四班改称“革新班”，将各个班里的搞机械专业的人和电气专业的人抽出来放在这个班里，后来凡是有手艺的人就都归那个班了。专门为厂里搞设备技术更新工作。开头，在前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为运输排做了几台木架的独轮推车；用推车运矿石，比用筐抬省力，装的又多，也节省劳力——这是我们班的徐光（女）提出的建议。他们又为运输排装修了两台倾斜式皮带运输机，这样就不须用人抬筐上高了。以后他们又在苯胺车间铁粉工段卸火车的站台上装上水平式皮带运输机（木结构框架，那时钢材少），从火车上卸下的铁粉马上即可直接运到厂房里，就不须再用人工运第二回啦，这就为在铁粉工段干活的“右派朋友”减轻了劳动强度。
后来他们跨出了这个只为“右派工”服务的小范围，为全染料厂的技改服务了。以后，“革新班”改名为“再生站”。这已经不单纯是技术革新，而是修旧利废，把报废的电机、车床、各种机器设备修复，重新利用。此后，在运输排里的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调到那个班里。
第四节 1959年吉化公司第二次摘帽大会
1959年11月10日下午，在运输排劳动的全体“右派”集合到染料厂制桶车间的厂房内开会，苯胺车间铁粉工段的“右派”也参加了。厂房里分散着摆放几台车床，显得很宽敞。开会的内容尚不知是什么。
稍后，吉化公司的人来了，宣布开会：摘帽大会。
这次给两个人摘去“右派”帽子：王仲贤、叶桂奇。
这里叙说一下被摘帽的二人的情况。
王仲贤，男，1934年生，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肥厂技术员。他也是受到第四类“右派”的处理，工资降至43元。他是一位很平和的人，为人忠厚，从不与人计较任何事情。就是这样人，当“右派”不用商量。
王仲贤到我们一班作“反坏右”副小组长刚刚一个礼拜的时间便摘了帽子。他摘帽以后不久就调回原单位恢复原职。“文革”时也未受二次磨难。他是1979年1月24日，吉化公司首批被改正的35名“右派”中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任化肥厂副总工程师。——顺便说一句，1984年春节前夕，吉化公司党委召开统战茶话会，参加会的人多是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归国华侨、侨眷、非党知识分子等统战对象。他在会上代表统战对象讲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叶桂奇，男，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机关技术员，不在“运输排”劳动，我不认识。据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人说，当初在反右开始时，他是“反右”积极分子，根本是正面人物。后来因为他的哥哥有某种问题，被触。他说，他哥哥是好人没问题，结果犯了包庇罪，自己也成了“右派”。真够滑稽的。
会后，各回各班，进行讨论。那时，我是第一班的“反坏右”正小组长，王仲贤是副小组长。给副小组长摘了帽子，我这个正小组长能无动于衷吗？
在这一天的“改造日记”中，我写：
日记正文
1959年11月10日 星期二 晴
今天的摘帽大会，让我有几点想法：
第一，自从国庆节首次给“右派分子”摘帽，至今一个多月的时光，今天又第二次开摘帽会，这说明：共产党没说假话。在第一次的摘帽会上，有位领导就曾讲过，“只要‘右派分子’认真改造，达到标准，就随时可以摘帽，以后是有机会的。” 真的说话算话。在那当时我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有摘帽之说，也有摘帽之实；有希望性，但可能性不可而知”。看来我是完全想错啦。如今看来，希望性大大的。
第二，王仲贤是我班的“反坏右”副小组长，这次给他摘了帽子，而其他几个小组长没有摘帽，令人没法不有想法。
第三，1959年9月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提出的“右派”改好的标准，即三条规定：“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对人民事业有一定的贡献”。这话太笼统，没有标杆或案例可循，如何去做。我觉得我是真心悔改，口服心服；拥护“三面红旗” ；劳动表现也不错呀。
在这天的改造日记上，我们班的王班长给批语：“你在日记中能暴露思想，很好，但以后要能见到你对暴露出的思想的改造进步认识。”
第五节 1959年吉化公司第三次摘帽大会
1959年11月24日下午，又是在染料厂制桶车间，召开了这一年的第三次摘帽大会。此次又给2人摘掉“右派”帽子：牛国良、姜发祥。
这两位都是染料厂的人。
牛国良，染料厂工会干部，中共党员，划为“右派”后，去长白山土建大队修筑长白至临江的公路，在“运输排”劳动时，是第三班的“反坏右”小组长。此人为人正直又正派，在染料厂工会负责宣传工作，反右时有偏离党的工会宣传工作的倾向，成为工会口的“右派”代表人物。
姜发祥，共青团染料厂委员会干事。划为“右派”后，去长白山土建大队修筑长白至临江的公路，回来后，未在运输排劳动，我不认识他，更不了解他。
此次摘帽大会后不久，牛国良按下放干部对待，担任第三班副班长，不再作“反坏右”小组长，由于明作小组长；这个班的李振清作“反坏右”副小组长。不久，第一班的王仲贤调回化肥厂，恢复做技术工作；一位叫康云生的人作“反坏右”副小组长。
下面是我这一天的“改造日记”：
日记正文
1959年11月24日 星期二 晴
今天的大会使我有两点感触。
首先，距上次给“右派”摘帽大会，仅仅过了两个礼拜时间，就又给“右派”摘帽，确是令人鼓舞，平均每周来一个，也不错，照这样进行，大家都有希望。一年52个星期，两年全摘！我的这种想法是否太天真了？但愿真能如此呀！
我又有另一种想法：一个人只过了两周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吗？这可是“质”的突变呀！难道改造也会跃进吗？太戏剧性了。是否是早已安排好，故意分成几步走，来刺激一下，鼓动一下，给“右派”们注射一针兴奋剂吗？但愿不是这样。
不伦作何种推断，对我们被改造者来说都是好事。要乘此东风，努力改造。我要加油！
第六节 大会战
1959年12月，开始了“大会战”，这比大跃进时更紧张。起早贪晚地干，每天早6点半开干，一直干到半夜下班。除掉上下班往返路上时间，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而且没有休息日。又增加一份劳动任务——卸硫铁矿石的火车。
大会战是全化公司开展的活动，不只运输排的老右们如此，全体职工都加班加点的干，只是每天加班的时间短一些，延续的没有那么长的日子，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强度。我的妻子安娜的单位也参加大会战，每天早上没功夫做早餐，于是她就把大米淘洗好了放到暖瓶里倒上开水闷上一夜，早起喝粥就着凉馒头咸菜吃，省事。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工作累，没有好吃的，确是很苦。
12月31日，除夕，数天来几十个小时连轴转，到了半夜，大家稍稍休息，又来火车要卸。为了让大家休息，我们这八个“反坏右”小组长外加牛国良副班长（他还是很好的，对自己要求严格，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去，别的下放干部都没去）去卸这个车皮。是云南白云硫铁矿，全是粉，冻的死死的，比我在电石厂装卸队卸冻煤时更硬。干到后来实在不行了，又睏又累。牛国良给我一支蝶花牌香烟，吸了几口，你还真别说，可舒服啦，立即精神了，兴奋之下又有劲干啦。这是我头一次吸烟，很有味！——顺便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开始吸烟，但总是起不到兴奋作用，没有第一次吸时那样刺激，后来也就不吸了。
除夕夜，还真有件事让人感动：深夜时分，染料厂党委书记陈裴（女）来到运输排看这些“右派”。并且说了许多客话，赞扬我们的干劲，鼓励大家努力劳动好好改造。对大家确实有很大的鼓舞。这位书记与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技术人员的一段逸事也更令人感动，留在以后叙述（见第六章第六节）。
1960年1月份，由于运输排的任务增加（多了革新班）运硫铁矿的人员相对减少，于是把三个班的人分成两伙，进行两班倒，每班工作12小时，休息12小时。睡不好觉，干活又累。大家仍然还是能坚持着。过了几天以后，我被抽出去装盐去了。
由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改造日记”写不出，大家都交不上，那些班排长干没招，“法不责众”嘛！于是就改为写“改造周记”，每周交一次卷，真也轻松不少。
第七节 装盐小组
1960年1月中旬，我接受一个新的劳动任务：让我带领两个人到染料厂盐库，为某车间供应生产用盐。这个任务原来是由装卸队负责，不知为何转交给运输排了。于是我暂时离开班组不干运硫铁矿的活，去做新的任务，但仍然是第一班的人。
工业用盐的库场是露天的，四周用装满盐的麻袋围起来叠得2米来高，作挡墙用，里面放散装的盐。由于是露天存放，风吹雨淋，潮湿的盐结成粑，本来就很硬，再一冻更结实，刨一镐下去，一道白印，比冻实的云南白云硫铁矿粉粒还坚固，梆梆硬。难怪装卸工人不爱干，甩给“右派劳改”去干。
和我一同来装盐的，开头时是吴明先和杜志坚；以后因吴明先去给染料厂里搞技术革新，换为郭玉甲和杜志坚。
三个人每天要供应十几吨盐确实很不容易。开始的几天，我们一大早就开始干，晚上到九、十点钟才收工，才勉强能将将供上车间生产的用量，工作时间要比在班里12小时轮班倒还长。
后来我们采用先把盐场四周围堰用的装满盐的麻袋抠起来，直接运去供生产用，这不仅省得一点一点的刨，而且也不用再向麻袋里装了。但是，冻在一起的盐袋，犹如砌好的墙砖一样，撬不开更扒不下。于是，又想出用手动小吊车（又叫拉链吊，工人叫“斤不牢”——这是日本话的音译）吊的办法，亦即，将盐袋两个角撬起一点逢隙，把绳子套在两角，吊起。这样一个一个地吊起来。这样每天吊上二、三十个也不容易。
为了干活累了有休息之处，我们搭建一个小棚子；到后来为减少劳累，我从家里拿来被子，晚上我干脆就住在这个小棚子里。
等到天气渐暖，再刨盐就轻快了。到了4月份，我们既在班里干运矿石的活，又兼管供盐工作。
装盐小组存在到这一年的5月末。就在我们在装盐小组期间，运输排里发生了所谓的“杨刘集团”事件。
在装盐小组期间，我曾受到一次批判：
大概是4月间，郭玉甲的同乡同学同时分配到电石厂的同事巫祥同志，要回家乡探亲，老郭想让他往家里捎信捎东西回去。因为他天天清晨就离开宿舍，谁也还没起床；半夜才回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哪有时间见面交待事情，于是老郭跟我说，要早回去一会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准许的，人情事理都说得过去。我就答应了。
恰巧，这天晚上7点左右，运输排排长余士杰来到盐场，看到只有我和杜志坚二人干活，便问老郭干啥去了？我如实地回答了他。当时他啥话也没说。过后，回到排里（那时三个班的人都混在一起了），在交接班时，在大会上排长批评我们说：装盐小组劳动纪律涣散，别人在大干特干，可是有人却不经过班长同意就随便离开，“反坏右”小组长有什么权利给假……等等。
我承担一切责任，作检查。可是还有人不放过。第二班班长祝洪钧硬说我们这是离开班排，天高皇帝远，搞独立王国，搞小集团，与“杨刘集团”一样，分庭抗礼，抗拒改造。
实在是有理难讲，等着挨整吧。过了几天以后，也没再开会，不了了之。可能是看看也没啥文章好做，我又不结怨于谁，没人跟随着张罗整事。
这里我要忆叙一下我的这三位一起装盐的“右派战友”的逸事。
吴明先，男，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反右之前是化工设计院工程师，第二设计室主任。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被打成“右派”，受撤职降薪保留公职的处分，工资由126元降至63元。
我与他在同一个班里劳动，又一起来装盐小组。正是他觉得我们一镐一镐地刨盐，难以完成供盐任务，才动脑筋想出办法：如前所述的用拉链吊把盐场四周围堰用的装满盐的麻袋吊起来的办法完成供盐任务的。他在装盐小组没干多久，便被调去染料厂里与洪钱林一起搞生产技术改进。
吴明先独身一人，没有结婚，经济上不困难。我有拮据时他时常借钱给我，数目不多但也解决一时的困难。有时，时间很长才还他，他也不讨要。最后有一次是在运输排时借的，直到我摘帽以后，他在政治学习班学习结束时才还他。确有“管鲍之交”的情谊。我很感谢他。
老吴在1962年春节前，政治学习班结束时摘帽，以后回到设计院。1963年秋，我曾经特意去找他，有位熟人给他介绍对象，那时他已36岁啦，可是没有结缘。1978年，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吴明先被任命为设计院主任工程师。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政治氛围开始宽松，吴明先已年过五旬，独自一人去美国定居。
杜志坚，男，生年不详，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程公司职员。解放前服务于国民政府军队（即以前我们常常称作的国民党军队）某部，是政工人员，少校军衔，属起义人员。1961年9月29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
在运输排劳动改造时我与他同在一个班里，之后与我同来装盐小组劳动。他就是因为是起义的伪少校，“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嘛，因而当上“右派”。——回头看一看，有多少在解放后多次运动中没沾上边的“漏网者”，后来成为“右派” ！
老杜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很有出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任吉化公司化建工程公司经理。老杜在1993年生病，我到医院看他，人老了，不久便去世。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