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正之说探源
俄罗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说：“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 这句话虽然不是名言，但被许许多多政治人物的行动给验证了。自己不悔过，就只能由后来人收拾残局了。
1977年12月15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不久，他就问中组部过去抓“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展示了胡耀邦同志要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民政部配合，构成了“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烟台会议上发生了分歧。这个小组的某些成员的指导思想深深打着“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妥善安置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在闭幕总结会上参加会议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说：“反右”运动已过去20年，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杨士杰还引用胡耀邦同志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但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的圣训，会议仍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以（1978）11号文把这个报告转发全国。（此文件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相关中央文件选摘5.）
此时全国尚未摘去帽子的“右派”约有10万余人，但在这之前已摘帽子的人，头上依然寇着无形的紧箍“摘帽右派”，仍被看作是“异类”。摘了帽子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对这一点我本身有深刻的体会，以我的经历验证了这一点。而且某些共产党人还有一套说法，他们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们仍然还是‘右派’，只是摘掉他们的‘分子’的帽子而已。” 云云。一切命运并无改变。
1978年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与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又共同组织召开了烟台会议。草拟了一份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实施方案》。
看过此《方案》的、在1957年反右当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认为，“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对错划为‘ 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指示，以中组部名义再写报告给中央对此再作定夺。
两个月后，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会议是就近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的。会上一些坚持‘单纯摘帽论’的人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会议牵头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但是，针对这些议论，参加会议的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认为：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终，杨士杰的意见获得了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壁、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
经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共同修改，《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新稿于1978年8月25日再度呈送中央。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78）55号文件批转全国各地。（文件全文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6.）
到1979年2月中央又对中发[1978]55号文件又作了《补充说明》，即统发[1979]第143号文件。（文件全文见附件一：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7.） “右派”改正工作全面实施。
上面是附件一中的有关右派的中央相关文件选摘5 .6 .7三个文件是有关“右派”摘帽和改正的文件的原本，就中提出了“右派改正”问题。到底是在上报的文件草案里，已经出现“改正”一说，还是在中央批转下来后才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据透露，当时在高层讨论时，时任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一个人，不同意给“右派”平反，他称：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何地对何人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错划了的改正。
“改正”一词由此滥觞。
据说。“改正”一说还深得当时的国务院一位负责人的垂青。务实的他，早在肚皮里算了一笔账，如果得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补发工资，至少得四。五十亿元。十年浩劫，万般重创，百废待兴，国家拿不出这笔巨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便有了一个说词：你就不能像平反者一样享有经济上的补偿…“”（此段文字引自《禅机》－胡平着）
第二节 恢复原来工作
1978年12月8日，继3年重体力劳动改造（1958年9月19日至1961年10月16日）又接续长达17年（自1961年11月起至1978年12月）的在生产车间的化工倒班劳动（这中间又插入1970年7月至1972年4月共22个月的下乡劳动）之后，我被调到电石厂研究所技术情报组工作。此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较平和，虽然“右派” 还没有改正，但人们见这些人已不再用斜眼相视了。可是所期望的尚未见音息，充满狐疑的“ 老右”们的前途尚不明朗。
1979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廿六，周三）晚上7点，在吉化公司研究院礼堂召开为错划“右派”改正大会。吉化公司的全体“右派”参加。这是吉化公司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为错划“右派”召开改正大会。这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看来是不太被人看重的一件事。大会由吉化公司党委书记贾庆礼亲自主持。会上为35名错划“右派”改正，电石厂有5名：洪钱林、周世昌（缺席}，另外3名不是正式“右派”，而是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工人被打成的“右派”，其中我所知的一人是四车间的工人XXX，就是被四车间书记齐发海硬送去劳动教养的那位。会上让被改正的“右派”到台上与大家见面。贾庆礼书记讲话，表示对错划者道歉并祝贺。并说以后将逐步给被错划的人予以改正。
1979年1月26日，电石厂“落实政策办公室” 的一位同志（忘记姓啥了）找我，让我把1957年被定为“右派”时的事情经过和言论写一下，并写一份“改正申请”。在这年的春节，正月初二（1979年1月29日）我乘假日之机来到办公室，按照“落实政策办公室”那位同志的要求，把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时的情况详细写出，并写了改正申请。
在1979年3月5日，我收到通知，内称：“马吉卫同志在那时所讲的某些话，不仅在当时是对的，而且在现在也仍然是对的”。并称，对其被划为“右派”纯属扩大，决定予以改正。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于是，21年的冤案得到“改正”。
错划“右派”获得改正，感谢小平同志，感谢耀邦同志。
据以后统计得知，全国共有557822人被错划为“右派”，获得改正（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只有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柄、林希翎等极少几人未予改正。中央统战部的一位有影响的人说：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
邓小平说：“划右派是需要，平反同样是需要”。我按党的“需要”当了21年“右派”。还算幸运，有多少人让把脑袋借去用了！
第三节 我患上“癌症”
1980年4月20日，周日，上午9：00许，我突然发起烧来近38度，去医院看急诊，一位叫张贞的大夫看，诊为感冒，开药让休息。此后，连续二十来天体温时退时升，也既上班既休息。
时值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为部分低工资者长工资，按以前的级别标准进行（“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长工资是在1977年，凡长上工资者增加7元钱），我不在长之列，但因为很关切，也时常坚持参与。——顺便提一句，在这次调工资中，安娜工资由54元长到64元。
5月10日，周六，下午骑车去土城子医院看病，归途到幼儿园接我的小儿子肇安，突然觉得胃痛，路上见易淑文大姐，痛得连车都没下只打个招呼。大约4：30到家，以为是饿了，吃几块糖块（因无点心）也未减轻，我就开始做饭。此时恰好肇武放学回来，我让他做饭，我上床休息。
次日5月11日，礼拜天，我仍然发烧并加之胃痛，到铁东化工医院看。只有值班大夫，是一位姓马的女士（在五十年代她原是眼科护士，不知何时升为大夫；她是电石厂技术科长刘福根的夫人），说是胃炎，开些胃药，她建议去土城子总院看。在离开诊室走到楼梯上碰到该院原结核科高殿举大夫，他看我痛的这个样子说：“你是有炎症，仔细检查一下吧。”
到土城子医院，已10：00，在内科看，经化验血和尿，WBC9600，淀粉酶128，转外科，说是胰腺炎，收住院，住513－4床，陈英明大夫（女）负责。
住院后，11－18日天天胃痛，不能进食，每天打吊针四环素。18日晚7：00时左右，痛得实在忍不住了，我妻子跟正好值班的外科孟主任说，请求给打一针止痛药。怪哉！打针过后逐渐就不痛了。19－26日，病情好转，完全不痛了，也能进食了。打算下周就可出院。
在此期间，我们情报室的同志们都来看我；研究所的四位所长：张士烈、徐洪铎、鲁俊儒、史汝河都来看我，并与院方打招呼，述说我的经历和境遇，请加以关照；我妻子单位的老同志和领导也都来了。我特别感激。
5月27日周二，这天午餐洋葱炒肉，油挺大，当日下午2：30胃又开始痛，到4：00时痛得已难以忍受。大夫来看，并联系电诊室拿来移动式A型超声波诊查仪（那时还没有B超），检查未见异常。让打一针止痛药。但效果不显着，自此以后，终日更加疼痛，外科马春荣主任认为是胆囊炎，陈英明大夫还认为有胆结石。
至6月1日晨，出现黄疸，全身都黄啦，大夫们就更认为是胆结石了，建议做手术。外科党支部书记张万学大夫建议保守疗法，服中药。厂里研究所徐洪铎主任来医院，共同研究决定暂不手术。此后，每日服中药“利胆1号”一剂。我的妻子安娜每日忙碌，又上班，又照顾孩子，又来看我，夜里煎药，一早送来再上班去，大孩子读书住校，无帮手，十分辛苦。我黄疸虽然减轻，但疼痛未止，体温稍高，不能进食，每日点滴4瓶四环素葡萄糖液，尿黄如豆油，皮肤如鸡皮之黄色。
此间，接三姐夫信，提到黄疸致因之一可能是胰腺肿大。
6月10日，周二，第二次出现黄疸，比第一次更重。徐洪铎主任来，大家研究，决定做手术。我根据三姐夫信中的看法，提议，除胆结石外，应考虑胰腺引起的黄疸。当日下午3：00做手术直至5：00.由马春荣主任主刀。进手术室我头脑清醒，注射麻药后睡去。当我第一次醒来时，见我的妻子安娜站在身旁，瞬间我又睡去。待再次醒来，见研究所陶润河同志陪患坐在床的左侧，我问什么时间了，答曰九点多啦。他告诉我说：“你的病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大夫们意见不一致，不一定是胆囊的病。”我压抑心情，不去想它。
自此，每日打吊针六瓶，有厂里派来的同志早晚轮流看护，他们是：陶润河、马英德、王学才、张家驹、蒋恩俊、刘振义、孙殿富、李森、李凤武等人。至6月15日周日，白天不再有人看护，夜里延续到6月24日也就不用人照看了。这里我再度向他们表示谢意。对组织上的关怀表示感激！
6月14日开始通气，有人搀扶让下地活动；17日第一次拆线（陈大夫拆），可以喝水了；18日灌肠通便，做腹部拍片；19日做超声波检查，允许吃流食；20日第二次拆线（由一个小大夫拆的）；24日院方为照顾我，搬到315小房间，3张床（原在513室8张床），原有一人是染料厂烫伤病人，另一床空着。此后，身体逐渐恢复，开始能下楼到外散步。
在此期间，6月15日我的二姐姐的儿子李宝庆恰巧来吉林到医院看我。18日我三姐夫来医院看我，并与院方了解我的病情。自20日起，研究所的同志们纷纷地来医院看我，每日数人，几乎全所同志都来啦，一些老同志还送来礼品。我的师母已近八十高龄也来看我。在此，我对所有人的关怀再次表示感谢。
我住院直至7月15日，周二，出院。共住院二个月零五天。另开诊断书一个月继续休息。诊断书上写的病名是硬化性胰腺炎。为感谢医院的热心关照，送给医院一个大镜子，上面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出院以后，仍不能太活动，不能迈大步走路。自术后，虽然黄疸消除了，但每逢餐后就腹胀。为了消化食，总得来回的走路，非两个小时下不去这个食。这种状况延续好几年，才有所改善。手术后的几年里，胃部时常疼痛，甚至毫无原因就痛起来，说说笑笑之间突然就就痛，直至八十年代末，病情才基本稳定。
我在家一直休息到11月末，医生让继续休息，但已劳保开资，所以便上班了。因上班往返不敢骑自行车，路远又走不动，所以就乘厂里的福利车上下班。自我生病以后，厂里和研究所的领导对我非常关心，告诉我，能上班就去，去不了就休息；并且多次安排让我去疗养：去大连一次，北戴河3次，丰满2次，兴城1次。这对我的身体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确切的弄清我的病，到了1985年厂里和医院还特例让我到北京协和医院作一次专门检查，做了胆总管造影（ERCP），和其它检测，确定并无令人担忧的病变。我永远记住组织上的关照，感谢党对我的关怀！
以后了解到，事情另有因由。这是1980年底知道的。12月29日研究所的工会主席刘振义（住院期间他曾护理过我，并且很尽心，时常关心我）来我家看我，谈到我的病情，他说：“化工医院大夫真够呛，说你的病是癌症，是什么胰腺癌，就能活三个月，纯属误诊。” 他的本意是说化工医院的错诊，但他给我透露了这个信息。 1981年元旦后，我与徐洪铎主任谈，了解详细病情，他说：“给你做手术以后，医院向我们介绍你的病情，主刀大夫马主任说，开刀后未见有胆结石，胰腺肿大，认为你患的是胰腺癌，压迫胆总管造成黄疸。为了消除黄疸做了胆总管吻合术，即把胆总管接到十二指肠上，胆囊也未切除，胆汁从肝胆管直接流入十二指肠。这是权宜之计。但外科张书记认为，是硬化性胰腺炎。根据所作的病理检查，不是癌症。但按马主任的意见，为了慎重对待你的病，我们派王金辉同志去朝阳将你姐夫接来，共同研讨一下，你姐夫认为也不是癌症。你可以放心，厂里很关心你，医院也很关照你，有情况及时去检查。你姐夫这次的来往路费都是厂里报销的。”
至此，我才了解到病的情况。对这些过程我原一无所知，原本大家是善意的隐瞒，不想让我知道病情，怕我思想有负担。后来，贺大中同志告诉我：“当时大家都上医院看你，对你十分同情，觉得老马当了20年”右派“，好不容易得好啦，又患上这个病，实在太不幸了。” 但我自己想的却很开朗，对病毫没在意。
电石厂卫生所职业病科，有对全厂职工患癌症的统计，共35名，我是最近的一名。其中主要是肝癌，有的已故去。被确定为胰腺癌的只我一人。卫生所的大夫对我也十分关切，每逢我去看病都给我拿好药，别的患者都不给。我万分感激同志们的关怀与同情，也感谢厂里的照顾，特别是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如今，又过了近三十年，可以说“挨”了三十年，那就不会是真“癌”了。
过后，有一次我去医院见到张万学大夫，他说：“给你做手术时我进去看了，不像是胰腺癌，但至今仍然有人认为你患的是癌症。他们也是有根据的。” 后来我自己查阅一些资料，据一个英国人着的一本书记载：引起黄疸者，不是胆结石，便是胰腺癌。而胰腺癌不手术只能活24周，手术者也只可活25周。但我既无结石，又非癌，却又有黄疸出现，作何解释呢？故此，我死后愿将遗体捐献供作医学研究，以探讨对此之新说。
第四节 被聘为政协委员，加入九三学社
1983年冬，我在丰满疗养院休假疗养，接到厂里通知，让我回厂内有事。后接厂党委宣传部转来政协吉林市龙潭区筹备委员会的聘书，被聘请为政协龙潭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建议和党中央的指示决定，自1984年起全国建立县区级政协基层委员会。
聘书称：“马吉卫同志：经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员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民主协商，确定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吉林市龙潭区政协筹备小组 1983年12月30日。” 并接通知：“马吉卫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1984年1月14日下午1：00时，在龙潭区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会期五天半。……”我按时出席了会议，并在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
在1984年春节以后，又收到了关于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通知，通知称：“根据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政策座谈会议的要求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落实政策的讲话精神，我区政协和区委统战部准备在今年上半年集中抓一下区政协委员各项政策的落实工作。为切实抓好这项工作，我们拟发以下区政协委员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提纲。望按要求，把您本人在政策方面已落实的、尚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的问题，在三月初以前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反映到区政协办公室。
1.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否被触，被定过什么问题？解决的如何？
2.”文化大革命”中是否被揪斗？平反没有？
3.个人财物是否被查抄？退还没有？
4．私有房屋是否被占用？退还了没有？
5.上述问题亲属子女是否受株连？解决的如何？
6. 根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还落实的不够？
7. 您认为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组织帮助解决的？
政协龙潭区委员会 中共龙潭区委统战部
1984年2月18日”
根据这一通知精神，我向区政协提出关于在“文革”时我的妻子被列为“苏修特嫌”的问题。当时，染料厂军宣队把我妻子作为“苏修特嫌”立案调查，无果无终，不做结论。对本人不给予任何交待，受不白之冤，在群众中受歧视，工作上受刁难，被控制使用。问题提出后，区政协为给我们落实这个问题，有两位副主席亲自去当事单位反映，并多次催促，几经周折，终于得到落实。
为感谢区政协给我和我的爱人落实了“文革“期间莫须有的”苏修特嫌“的遗留问题，我对政协非常的感激。在1985年1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区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我作了大会发言，向党表示感激之情。
发言摘要如下：“我们龙潭区政协成立一年来，对落实政协委员政策方面成绩很大，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政协在推动落实政策工作中，正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对激发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将起到促进作用。一年来区政协为政协委员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问题12件，这其中也包括为我和我的妻子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强加的莫须有的所谓苏修特嫌“511专案”的遗留问题。并把有关“511专案”的材料从个人档案中清理了出去，所在单位党委统战负责人专门找本人谈话表示安慰。我们夫妻的这个问题得到落实，使我们消除了遗患，并且也温暖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我从内心对人民政协感到无比亲切，政协真有如自己家那样温暖……”
试想，如果这个“苏修特嫌511专案”材料永久存放在个人档案里，那将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将殃及子孙后代。
在1984年的区政协第二次常委会上，我与区政协主席纪中贵同志交流思想，我问他：“让我当政协委员是不是对我过去的遭遇表示一种安慰？”纪主席说：“不，不是的，你是吉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特别指名聘请的委员，你是我们龙潭区里少数民族中的知名人士，你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不要辜负了党的期望和本民族同胞的期待。”
正是政协温暖了我，也鼓舞了我，在几年中我为区街工业引进技术搭桥牵线做了一些事情。为区钢化玻璃厂提供了苏联的钢化玻璃生产技术，使这个厂的生产工艺得到改进，生产走出困境，成为区街工业的利税大户。一个科技人员力所能及的为区经济的发展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是完全应该的。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委员，联系着我区和我所在单位的回族同志，我通过区政协的协调，为厂内回族职工建立食堂，使回族职工感觉到政协对落实民族政策起了作用，这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信任感。把本职工作与政协知情、出力联系起来，多做工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我所作的一点点小事与政协帮助我解决的落实政策那样的大问题，是无可比拟的。我曾表示，我没有多大本事，但我要以成十倍.成百倍的工作来报答组织的关怀。
1986年10月25日至27日，我以优秀政协委员的名义，出席了吉林市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全体212名代表受到吉林市委的表彰，并获得荣誉证书。我曾表示，我虽已年过半百，身体病弱，但要在有生之年贡献出毕生的力量。在我连续被聘为区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并被选为常务委员的九年中，直至退休，每一届都被评为先进委员，受到表彰。我没有辜负政协对我的期望，报答了政协为我落实政策之恩。
在1985年8月25日，经区政协常委梁春芳同志和电石厂蒋恩俊同志二人介绍，我被批准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九三社员。
第五节 老骥伏枥，报效祖国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雄心不已“。这句诗我配不上，但我可以做到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自“右派”改正以后，特别是在我被聘为区政协委员以后，病体恢复健康以后，我做了一些工作并有所成效（可惜我报效国家的时间太短了，前二十年我更能干，但没有人用我）自己总结如下：
1.1983年起参加化工部环境保护科技情报中心站组织的编写《化工污染治理技术—石油化工篇》一书的工作，为该书编写了第七章乙醛、第八章醋酸、 第十五章丁辛醇和第二十章三氯乙烯等共四个篇章（全书共三十八章）的资料，并参加了全书的审查工作。《化工污染治理技术—石油化工篇》一书由化工部环境保护科技情报中心站于1984年出版，本书供从事石油化工和化学工业的技术人员参阅。
2.为我厂提供了有关德国电石炉空心电极的详尽资料，为电石厂在1985年引进该设备作了重要的情报信息和技术启迪。该文后来发表于《吉林石油化工》1984第3期上。此信息后来被吉林铁合金厂索要用于电炉的改造参考。
3.参加编写《电石厂产品生产技术手册》的工作，并参加全书的文字审阅。该书于1986年10月出版，属内部刊物，供本厂生产技术人员使用。
4.围绕化工技术方面的知识推广，为厂技术部门提供并翻译一些相关文章,同时被刊载在有关期刊上。如：“废水辐射脱氰净化”(俄文)供编写《电石厂产品生产技术手册》废水处理篇之一部分，后发表于《国外环境科学技术》1984年第六期；“煤基合成气及其后续产品的经济情况”(德文)发表于<煤炭综合利用>1984年第4期；“合成氯乙烯工业废触媒的再生”(俄文)，供本厂聚氯乙烯车间废触媒回收用，后发表于《石油化工译丛》1985第5期；“PVC新增塑剂DINP”(德文)，供联化厂塑料车间增塑剂之改进，后发表于《吉林石油化工》1985年第2期；”丙烯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俄文)发表于《石油化工译丛》1985第5期；”用合成气直接合成醋酸”(德文)，信息资料，后发表于《石油化工译丛》1986年第2期；”由甲酸甲酯异构化制醋酸”(德文)，情报资料，后发表于《石油化工译丛》1986年第6期。
5.编写介绍某些化工产品的制取和研制方法,提供给研究所科研人员进行研试,并发表在相关的技术刊物上,如:”丙炔醇的新制取方法”，后发表于《吉林石油化工》1988年第2期；”异丁醛氧气氧化制异丁酸及催化剂的选择”，后发表于《吉林石油化工》1988年第3期。
上述文章所列述的项目均系与本厂的生产相关的,或用本公司出产的产品为原料可制取的项目。
我自1987年3月17日接替技术情报组组长工作。此期间组织全组人员进行多次科技调研工作，为我厂的“八五”规划及化工司大乙烯装置下游配套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情报。在1991年我获得吉化公司的奖励和荣誉证书，内称：“为表彰在促进吉化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证书，以资鼓励。”在1992年又被评为吉林市科技情报先进工作者，获得吉林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3年6月14日，周一，我主持开完例行的每周的班会之后，大约9:30,我突然昏迷。
当我苏醒过来时，见我组的孙佐夫同志在身旁，还有我的家人，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稍后我又昏迷过去。当我再次醒来，见我的二儿子肇武坐在我的床头。问他情况，只说护理我，细情他也不知。
次日，班里的同志和家人来，述说昨日病发的情况：当时，同志们发现我伏案在桌子上长时间未起，将我扶起，但我的头随后又低下，扶我坐在椅子上，头就向后仰。头部前后仰伏不能挺立，问话答非所问。于是大家将我送到卫生所，又用救护车送到医院，通知我的家人。到了医院接收住院。以后又把我送往土城子医院做CT……。以上这些事当时我一无所知。
在医院，各方面做了检查，均无大碍，大夫不能确诊是啥毛病，也查不出原因，。我住院两周直至6月28日出院。实际上，那一天我是因位于研究所近邻的丙烯酸车间生产故障而释放出的丙烯酸物质所薰，研究所里好几个人有迷糊、恶心等症状，只是没有我这么严重而已，但医院不能下此结论，那将会是生产事故，无法交待。
考虑各种情况，两周后，我于7月13日办理了退休手续。经厂工会和卫生所为我联系，于8月1日至10月末，到辽宁兴城干部疗养院疗养。
1993年11月15日，我被吉化公司高科技实业公司翻译部聘用，做翻译管理工作。这里是负责吉化公司新引进的30万屯/年乙烯装置及其配套装置的外文资料的翻译、打字、编辑、印刷等工作。因为新建的所有项目都是引进的，有英、日、德等各种外文资料须翻译印刷成册。承担翻译工作的人员，都是化公司的技术人员兼职，也有退休人员（均付稿酬）。我负责校稿和编辑工作，还做德文资料的翻译。我一直工作至1996年11月末，全部任务完成。时年我已65岁，为吉化公司的发展尽了一分力。
跋
人生百年。如果我的初始的二十年，是自然成长的二十年；那么我的以后相继的三十年，则是共产党培育我又被“反右”毁掉的三十年；尔后的二十年，是我被疾病击垮，又被共产党救活了的二十年；往后的三十年，如果我能活到一百岁的话，那便是共产党给我的快活幸福的晚年的三十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伴随我半生。
历史，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可泯没的。
当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晚年在他的书桌玻璃下压着一张纸条，上写：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作为座右铭自勉。这也是我所要借鉴的一句话，当作我暮年的指导信条。
我虽是身心历经了难逃的磨难，但这一叶扁舟却也觅得了宁静的港湾。
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