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 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住，供出了消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来，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这特务非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面积，拼放着两只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来凑热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还不是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种非法的审讯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 “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时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如 “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为问题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不起这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35)”。第一招恐吓不见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嘛。”“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他们装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会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足够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说了某话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 “论”过？即使有人咬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提到过的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人，所以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 “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外号(36)。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平时牢骚较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气得审讯员也把他铐了起来。
陈象哉在上大学前曾当过兵，是个空军中尉。他来农场后有过一段逃跑的经历。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右派学生徐洪慈，他告诉大家说，当时他们两人认为在农场不会有前途了，便选择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试图通过西藏跑到国外去。从农场逃走是很顺利的，但到了将要进入西藏时，他畏缩了，在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萨的车后，回到了农场。他对此十分惋惜，因为徐并未被抓回来，想必已远走高飞去了国外(37)。陈说过这话就被认为有逃跑的企图；他当过兵，又去过白云山游玩，也许面对着古战场说了些什么，于是说他想上山打游击。提审时也被铐了起来逼他认罪。
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
当然，象逃跑到国外去，象上山打游击这样的无稽之谈是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无怪他们要把陈象哉铐起来逼了。他们盘问了我好几天，问我的海外关系。我断然否认。然后，那陈队长得意洋洋地从我的两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样东西来一扬，问：“这是什么？”
我说“让我看。”
原来那是一个邮包盒纸片。我的姨母在灾难年代从香港寄给我母亲的一罐猪油，母亲寄给了我，谁知这随手扔掉的纸片也有人拣了去邀功请赏！
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不交代？”
“这是我姨母，几十年都不见面了，有什么可交代的。”
“她几岁？”
“80多吧。”
于是就问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几岁可就麻烦了。
又有一次问：“你为什么说毛主席是tyrant？”
“没有这事。”
“某人检举你说过。”
“他胡说八道。”
“另外还有某某也检举你说过！”
“哦”我装着回忆的样子“是的，我对他们说过毛主席有talent，他们不通英文，凭想象瞎检举。”
“狡辩！”
审讯员陈、颜、杨毕竟比生产队的队长文化程度高些，审我时，这三人中先以陈为主，后来则是转到杨手中结的案。陈40来岁，杨则有50多了。他们都是老公事，很有办案的经验，对我的态度还不算坏，尤其是杨，虽都竭尽诱供之能事，但从没有对我拍桌拍凳的。颜队长30来岁看来地位高于两者，是在陈审不下去时接上来的，时间不多，也还能讲理。
我的案子约审了半年，慢慢地提审少了，大概结了案等待着处理。进入了 “闷关”的阶段。有一天晚上，杨队长值班，无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着一张报纸说：“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评陶里亚蒂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九评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对我说这话的含意是什么。但他接着又自己说下去：“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于是说：“我从来也不看这种文章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马克思看见蒸气机想到了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我们又何必研究原子能？不早就可享共产主义的大福了吗。政治上骂来骂去还不是谁凶谁有理，我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看心不烦为妙。”
他听了点头称是。后来又谈了一会，那天他似乎喝过酒，也不知是什么情绪，具体说的话我记不真切了。但给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闷，年岁大了还只身在劳改农场工作，家属远在上海，无处可以随便说话，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不违心，所以对那些软骨头他们也从心里看不起，倒反而对我不错了。
我在审讯中也曾因倔强而受到陈队长的几天手铐，然而体罚并不严重。这却并非他们对我恩宠有加，而是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吓得倒的人。原来我入狱不久就和看守的士兵干了一场。
那是有一天，我站在门边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两个站岗的小兵在后面监房最西头的墙外，俯身从一个墙上用刺刀捅出的小孔向内窥视，两人抢着轮流看，边看边傻笑。那幢监房门是开在正中的，门内隔着一公尺许的走廊才是竹栏杆和栏杆后的四间监房，这四间房，最大的一间叫大房间，在最东头，而最西的一个小号是女监。看守站岗的岗位是在前面房子通向院子的门口，正在我的门前，正常的巡逻则完全可以进入后面的房子，在竹栏杆前监视的。那末他窥视的目的不就太明显了吗？于是我就大声地咳嗽一声，那兵毕竟心虚，赶紧站直了身体，假装着巡逻起来，等他们一个圈子下来，其中一人走到了我的窗前，见我仍站着看他，便瞪了我一眼，我却也毫不退缩地瞪还他一眼，于是他走过来，恶狠狠地吼道：“干什么！”
“你干什么！”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那我不干什么。”
“你回去！”
“什么？我可以回家了吗？”我故意这样瞎说。
“不许站在这里看！”
“开了窗户就是让人看的，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看。”
这样我一句不让地和他斗着时，他们的班长来了。班长喝道：“你老实些！”
“谁不老实了？”
“你！”
“你是说我不够老实可欺吗？我为什么应该是可欺的，但如果就诚实而言，不老实的是他！”
于是那班长就一面骂着”嚣张”一面开门将我铐了起来。手铐是铐在背后的，当时我很瘦，等他们一走，我就坐下来将臀部穿过两手之间，把手铐变成了前铐。过了一会，那兵又到窗口来张望，见此情形，马上去报告他们的班长。那班长又来了，厉声喝道：“你为什么……”
“不为什么，放在后面不方便。”
“这是国家的刑具，你胆敢破坏！”
“没听说过，我们国家还有刑具吗？那你有老虎凳吗？”
又吵了几句，我向他指出既然说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体罚，就不应有刑具，而使用戒具也只应限于押解途中有逃跑可能之时。在监房内上戒具是不对的，是你们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难道你们还怕我能怎么样吗？他说不过我，就走开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兵，还是那个班长带的头，他们打开牢门，把我叫了出去，说“你不是不放便吗，现在让你方便方便。”说着几个人将我按倒在地，给我上了一付脚镣。
这脚镣每只约三公斤重，合上以后，在原开口处穿过一个铅笔般粗的螺钉，旋上螺帽，再将露出螺帽的螺钉头用锤敲毛，就拿不下来了。当天晚上，我就在牢房北部的架子上挑选了一条被搜来的皮裤带，裤带的铜头却正好和那四角螺帽配得上，便拿它做工具，轻易地把螺帽卸下，于是脚镣就取下来了。
至于手铐则更不在话下，那铐子叫606铐，两个6代表铐在手腕上的两个圈的形状，0则表示两圈间的一段铁链。6是活动的，往上的那一段是个锯齿状的柄，套上后被中间那段上的一个栓用弹簧压紧，栓的头卡在锯齿上，只会往紧处走。所以即便铐得松，不小心一捏就会变紧。然而那手铐却很容易开，只要有一段细铁丝，从空隙间套住栓尾部的螺纹往外拔，栓头就松开了。我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被关在仓库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铁丝。
次晚，我正卸了镣铐呼呼大睡，忽然被哗啦啦开牢门的声音惊醒，接着一道手电筒光直照在眼上，“你的镣铐呢？”那人问道，声音倒并不咋呼。我睡眼迷朦地指指铺后。那当班的士兵便将脚镣手铐提着走了。
第二天一早，班长又来了。这次从新上了手铐脚镣，脚镣的螺钉被狠狠地敲成了铆钉；不但我的裤带头工具失效，而且半个月后他们来卸脚镣时也用凿子锉刀工作了好半天。
脚镣卡在踝关节上，走路是很疼痛的。一般被上镣的人都不得不用碎布将铁镣包起来，使它软一些，又在两个镣圈间那一段约两尺长的铁链中间缚根带子，走路时提着走。我嫌那样太窝囊，就让铁圈裸露着，但将长裤的裤腿塞在里面，只要走的慢，倒也不痛。铁链不缚带子就让它拖在地上哗啦啦、哐啷啷地响，却也有趣。提审时走出走进，放风时在院子里我更是故意把它弄得很响。队长骂“不以为耻。”我还嘴答道“将一个文弱书生镣铐相加，到底是谁的耻辱？”他斥道“反动！”我说 “反者道之动，还不知真理在谁处哩。”
注：
(35) Plug的译音，意为理解错了被掌握的案情，插错了插头。
(36)上海在有法国租借的时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听（即密探）大多为苏北人，人们憎恨这些人，由此便贬称苏北人为“法国人”。周是苏北人，大家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这个“法马”的雅号。他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平反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37)在90年代我们又见到了徐洪慈，他当年也并未能逃脱厄运。在边界线他被捕了，因为当地的劳改农场需要劳动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劳改。云南的劳改农场条件远比安徽苦，他挨满了刑后又逃到了中蒙边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在蒙古他作为偷渡犯被捕，却也因当地的伐木场需要劳动力而被判刑劳改。在伐木劳改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刑满也是留场就业成了在蒙古的华侨。娶了一位蒙古姑娘为妻，生儿育女。80年代，知道国内右派平反的消息，举家南回，被安排在金山石化厂工作。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