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有一个场员在那里买完了吃的，靠在一棵树上闲看，忽然旁边有人惊呼“你的手臂怎么啦？”他一看，晕了过去。原来附近的部队打靶，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上臂。他于是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据说部队的“首长”去看望了他，还给了些水果。这事就了结了。连道歉都没有，更不要谈赔偿了。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农场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立出了一个名目叫职工，其待遇高于场员，例如可以做看门的纠察之类无需重劳动的事。其实，刚有少数场员之时，场员的待遇不也较自由吗？然而，还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人，见了这只电兔子，就象跑狗场的狗一样追逐起来，拼命地干活。这真是统治有方了。当然，也得有被统治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为场员有探亲假，所以消息就比较灵通些，可以知道些社会上的事。有一位冯继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告诉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当他探亲回到宁波附近地区时，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场面，还见到了当地发生的一件烈士“显灵” 的趣事。一个农民背着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动了，就在一处坟墓旁坐下来休息。休息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于是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这坟墓是白求恩的坟，说是白求恩有一个中国妻子，在战乱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现在显灵给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这话一传开，远近的人都来求诊。先是病人来此，对着坟墓叩头祷告一番，然后将坟墓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汤服下，无不见效的。后来坟上的草被拔光了，就从家里带些草来，在坟上供一供，也能管用。这还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头祷告的时候必须声称自己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亲亲戚戚也都历史清白。因为白求恩只给革命人民看病云。
当我回忆到当时听到农村如此之愚昧而惊奇时，我何尝会想到时至今日90年代，中国的愚昧竟会发展到更为惊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医”胡万林藉一点兽用芒硝包医百病。青岛的韩淑秀“大师”以杏元饼干，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的符治病，无不历时多年，敛财数百万。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教育”我，要我安心在农场劳动，我说我不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劳动教养，应该分配适当工作才是，他指着报上的大字标题《做党的驯服工具》给我看，说党叫做什么，就应当做什么。我听了实在觉得可笑，便驳斥他说“我只有在读古代历史时才读过古埃及人把奴隶叫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怎么能接受做一个工具的说法呢？再说驯字从马，可见驯服一词决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况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难道主人是个工具？再退一步说，即使党把我们当作工具，党也应该会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钢刀，总不应该当废铁用，上了多年大学，总不见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劳动力使用吧。”他说不过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有所谓的“扫四旧”(39)，把我们的书籍，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几天后上海家信也说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见了值钱的东西就拿，在你手里是四旧，抢到他们手中就不旧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学校的人来抄家的，抄了好几次，先还象回事地出收条，后来又将收条作为“变天账”收去。家中的藏书是第一批遭殃的，运到他们的学校里放火烧，差一点儿连房子都着火造成火灾。我家并无值钱的财物，被搜去了许多当票，后来知道当铺里的衣服也全被人取走了。此后小学生也被煽动了起来抄我们家，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么？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打人的根据就是毛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坏人，对坏人就要打，他们往往无端地对我妻恶作剧，追逐着用整簸箕的黄沙向她头上倒，或将污物往她身上抛。可怜我妻东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就一次次地三五个人一伙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
再说我大哥，他少年时得病成了残疾人，从颈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弯动，两腿直至脚趾无一关节可动。多年以来贫困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第一次得假回去时，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别时，他在床上转过头来眼泪汪汪地喊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只好尽量忍着泪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确实是没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时，他更已卧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并不放过他，将找到的40年代的旧皮鞋往他脸上砸说是他穿的阿飞皮鞋。见他睡在床上不动弹，就用皮裤带当鞭子抽打他，还拿扫帚往他脸上扫。一个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与侮辱？他就此绝食，当时我的岳父亦被里弄里无理批斗，气极服毒自尽，幸而被发觉救起。我父亲总算年岁大，有个好邻居保护未对他动武，然而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张大字报贴到那好邻居的单位里，幸好他是个工人才未倒大霉。我母亲1949年中风后就一直半瘫在家，此时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能顾及我哥的绝食？他就这样于1966年10月29日悲惨地去了。我得到家书不觉凄然，回想幼时依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教我读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愤！即使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行文至此，犹不能不停笔掩面，默思良久。想当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起来干出这样残忍的毒打残疾人的行为；我哥挨打辗转床第，母亲瘫痪在旁眼看着爱子被殴，父亲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古往今来历来有之，然而为了打倒政敌居然利用到了不成年的小孩子们，唆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坏事不算，在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以后却又发明了一个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一巴掌将他们“上山下乡” 流放到远离父母的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难道不也正是这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一个劫难吗。当今的恐怖组织为其政治目的，不惜残杀无辜生命，其暴行的现场惨不忍睹，已受到举世瞩目和谴责。但其暴行还是一时一地的，比起所谓的“上山下乡”之时、空规模岂非小巫见大巫！我见到一位当时的“知青”说起他们被迫离家的情形：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欢乐景象。家长们强装笑容，表示衷心拥护之至。随着一声汽笛，不知是谁实在忍不住了，发出一声极轻的哭泣，于是如同原子反应堆的连锁反应，整个车站，车上车下哭声震天。那些成排的纠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车一开动，车上的情形更是难以描述，有哭喊的、有沉闷的、有借酒浇愁的、有高声歌唱以发泄的，总之是乱作一团。设想几千个孩子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此惨状，则即便在其中认出了殴打我哥哥的孩子，见他遭此下场，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了。
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像，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活120岁了。都有村干部来一张张点过，那家要是少贴一张就犯了大罪了。
那时候强迫大家要唱一只歌，歌词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当要唱这支歌时，我总是借故上厕所，或是走不了时在唱这一句时含糊其词。有一次在厕所碰到一位许姓老者，大家相视一笑。他说“我也决不唱这句歌词，就是被他们捉住了我也有话可说，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唱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也不知他们的大队在哪里？有没有小分队以上的大分队或总队？这些人到处敲锣打鼓写出的标语是什么“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之类莫名其妙的句子，难道说毛泽东已被敌人兵临城下打得要人 “誓死”才能保卫了？而在这个时代，要誓死才能保卫的“思想”却决不是当权的毛泽东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里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了几通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回家探亲，但这些电报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后，我家里去派出所取得父亲病重的证明，寄来农场。总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队长陪我回去，实际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们如临大敌地怕我些什么。
走前，还有人叮嘱，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语录。说是路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要你背诵的，万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我们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亲病得不轻，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难。我一到家，他因兴奋之故，第二天更困难了。我们将他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事先约好了在我内兄的同学彭龙舞医生值班时去求诊，于是得以进入急诊观察室导尿、输液。那时医院病房紧张，80岁老人如无熟人决不可能住进医院。然而几天以后，另一名医生值班时，竟将并未痊愈的老人赶出了医院。此时，彭医生亦无可奈何，只好嘱以先回去再说，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们只好将父亲暂时接回家中照顾。每次排尿都要帮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来沪的周队长忽然来访。我们住的绍兴路26号房子由于多年欠租，已经紧缩到只住二楼的一层两间屋了，那时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后面一间用衣箱分隔成两间，是我妻和一位老佣人住的。我在后房接待了这位队长。他对房屋羡慕赞美了一番后说我已超过假期，命我马上回农场。我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请他宽限几天，并说“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况。”他说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说他无权延长我的假期，是场长叫他来命令我回去的。最后在临走时，他威胁说“你要考虑你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亲的生命于不顾。”
注：
(39)文革时用语，指扫除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
(40) 毛的三篇文章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