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上突然出现了“红卫兵”，接着是千钧横扫“破四旧”。一时掀起风暴，到处都是大字报，而且是长篇论战式的。我急于想了解事情的真象和发展，总上街去看大字报。这时一道禁令下来，公布了所谓《公安六条》，支队作了传达，明确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专政物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并具体规定，不许看街头大字报和印发的小字报，不许议论文化大革命。
但报纸是准许看的，光是看报纸也够触目惊心的了。到处都成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这个叫“井岗山战斗队”，那个叫“全无敌挺进队”。劳改队干部也分成了几个革命组织，开始了争论，顾不得管教就业人员了，反正有《公安六条》管着。但是，虽然这不准，那不准，我们还是偷偷上街看大字报，传阅小报，在一起偷偷议论，与我议论最多的人就是张庆奎和张文彪。张庆奎家住街上，看大字报最多，消息也最多，经常讲给我听，张文彪又最喜欢分析推断。那时一会儿这个被打倒，一会儿那个又被揪出，我们惊讶着，议论着，不相信彭真这些人会是反革命，更不相信“打倒刘、邓”那一套。但事情的发展与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反，越来越叫人不理解了。开始听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的“训示”。全国到处在“揪走资派”，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斗了，什么法制、秩序全都荡然无存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前数不上的名字现在天天在报纸上，还发现了关锋、王力、戚本禹等这些从来不知道的名字，“中央文革”成了比国务院还高的、时常能代表党中央的最高组织。而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化身，她一言一语就代表“中央文革”，其气势真不得了。我很早就知道她就是30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王老五》的那个蓝萍。后来到了延安，毛娶她的故事也早听说过。前几年，她在抓革命现代京剧，已经有些成果（当时还没有看到，只看过《红灯记》同一题材的影片《自有后来人》，也感动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大画报上看到江青接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照片，知道她开始正式出山了。却想不到短短两三年竞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连周恩来、郭沫若都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曾经崇敬有好感的“林总”，近年来迫害彭总步步高升成了现在的“副统帅”，也不可一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破四旧到处在“砸烂”，抄家、烧书，京剧所有剧码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横扫，只许演革命现代京剧，以后发展成“八个样板戏”。电影则清算“黑线”，绝大多数都打入冷宫，文艺界在恐怖中。
1967年新年第一天，早晨我在宿舍里整理小组的评审材料（冬季是冬训，接着是评审，已成定例）。好几个人在炕上，有的还躺在被窝里，有的穿好衣服准备上街，大家在听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玩。我正在写着，忽然听收音机里传出京剧《借东风》唱段，我一听不好，叫立即关掉。可几个人不明白，我说这是“四旧”，已不许演了，这个播送的电台有问题。果然，电台里说：“莫斯科广播电台，刚才是中国老百姓喜爱的马连良唱的《借东风》……”大家才知道大事不好，赶紧关掉，宿舍里沉默了。一会儿，有人提议这事谁也不许说，不能让政府知道，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时，最年轻的小刘（只有20岁）主动说：“收音机是我听的，我去向政府汇报，我不懂什么风不风，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台，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说完就走了，我想把他叫住，又怕反而把事情闹大，不能多话。
这时王干事正在挨批斗（我们偶尔看见，干部们排成一路低头走，有人看押，那是反省的，王干事也在里面），换了一个郝发仁来当分队长。他是界线划得很清，立场非常坚定的，在就业工人面前总是板起脸，绝对不苟言笑。第二天，他陪着中队长、指导员等好几位干部来了，看小刘那只小收音机，调查昨天早晨的“事件”。中队长说：文化大革命正掀起高潮，在新年第一天你们就集体听苏修广播，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指导员问我：知道唱的什么戏？我说《借东风》。又问：知不知道这是禁戏?我说知道。郝发仁说：“像他们这样年轻幼稚的人不懂，情有可原。你作为一个进步的积极分子还跟大家一起收听敌台，让反动宣传的声音在新年第一天就在宿舍里震响，这就不是一般问题……”大家无人作声，没有一个出来说明我曾制止，我自己当然更不能说。此事后几天没有追查，但却把这笔帐记在我头上。那时我还是宣传员，郝发仁还经常“指示”，叫我这样干，那样干，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经常给我布置任务。就业工人中出现了违犯纪律的事情，本来很小的事就可以很好解决，郝发仁非要斗，提倡狠斗，“七斗八斗”，于是就有人动手了。郝发仁说：“打了就打了，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打死了，一个臭就业的也就不过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大家不要有顾虑，今后就给我狠狠地斗！”
他这样气焰嚣张地侮辱我们，首先我个人感受到这种侮辱，怒气在胸也只好忍耐。
那时社会上已出现武斗，各个造反组织都拉出了一支真枪实弹的武装队伍。那天我们在街上就遇到“工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示威队伍，有十来辆大卡车，车上坐着荷枪实弹的“纠察队”，前面有一车军乐队，一车全是小鼓手，一车全是女兵，几车气势汹汹的“纠察队”，甚至还有一车“大刀队”。还有一次看到的更为惊人，居然有装甲车也参加武斗行列，车上高音喇叭则极具震慑力。这样的示威游行，接着就是攻堡垒，袭击对方的根据地等。机关枪、小钢炮都用上了，晚上常常听到剌耳的枪声。
1967年初，一天，我在街上遇到瓦轴工人民兵武装游行，打头一辆大卡车上，武装民兵押着走资派，我一看竟是马毅厂长。他鬓发已花白，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右派保护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毅”，名字上还打着大红又。在瑟瑟寒风中，马厂长仍昂着头，傲然挺立着。我知道他是因为我被斗，我的心在流泪，赶忙低着头走开。
劳改队内的形势日益紧张，郝发仁每天在会上大讲派性，说：“文革现在有两派，我们干部也有两派。”“干部之间当然有矛盾，有些观点根本对立，就是有派嘛，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几次不指名地对我发难：“就业人员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路线问题。你们中间也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物，尽管伪装得很妙巧，隐蔽得很深，但终有一天要揭露出来。你们大家应该擦亮眼睛，站出来检举揭发。也希望有这样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代。”他这样三番五次煽动，制造紧张空气，我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但却始终没有人点我的名。
那时，我每天仍然学习。一天，偶然想到毛主席《咏梅》那首词，便私下吟了一首七律：
改造何须卑恨吟，恰凭烈火识真金。放眼环球知变幻，关心华夏盼昌欣。
挺胸亦有凌云志，俯首且当铺路人。山花烂漫东风劲，莫笑寒梅未报春。
1967年国庆日不久，郝发仁突然下令，叫我将任务分配员的工作移交给一个叫刘克荣的。这人新来不久，我向他一一交待，从生产计画，加工部件品种、类别、批量，到各类机床的加工能力，各个操作者的技术水准，我都详尽交待，让他充分了解、熟悉。在实际工作中，他每天跟着我到各个机台去，学着如何具体安排，如何处理一些矛盾问题。至1968年春节，全部交清。2月5日，春节后上班开始，刘克荣就正式接任，但还要让我“扶上马，送一程”，我就协助他每天到各机台去联系，直到他工作全步入正轨。
3月4日，星期一，郝发仁就下令叫我去x61铣床帮床（辅助工），并叫我尽快学会操车。仅仅两个月，五一节后，x61铣床的原操作者调去另一机床，就叫我独自操作这台机床，从事生产加工了。我以前从未学过机床操作，实践仅二个月就操床，这样的高速度许多人都惊讶。在特殊情况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小心谨慎地干。
每天下班后回宿舍，就是学习。郝发仁这时就训示，继续他那针对我的攻势，长时间竟没有人揭发我，他大为恼怒。这时，文化大革命新一波高潮“清理阶级队伍”正在迅猛展开。7月中旬，郝发仁在会上直接点我的名，叫我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和言行，并宣布令我劳动反省交待问题。开初，叫我自己检查，几天会场都很平静，郝就自己上阵，说“刘少奇反革命黑线在劳改队内部也有，设备科就有，从科长，指导员，王干事就是一条黑线。你就业后一帆风顺，就是他们包庇你，你是受黑线重用信任的，你小子就是黑线上的黑瓜。伪装积极，骗取信任，连支队政委也包庇纵容你，让你上大会去放毒，今天都要清算！”
他宣布开始批斗，又疾言厉色地斥责大家同情我，立场有问题。说我在设备科笼络群众，使许多人受蒙蔽，已经在就业人员中结成了一个“反改造集团”（以后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他又进一步说我有“反革命活动”，勒令将我的所有书籍、日记、笔记、信件，一切书写的东西全部查抄，一切行动受监督，一举一动都要报告。在他的指挥下，批斗步步铺开了。
他的基本论据是按“文革”盛行的“红五类”血统论，我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父母逃亡台湾，因而必然反动本质不改，肯定幻想复辟。本身是右派犯罪，长期有修正主义思想观点和言论。和技术科那些就业人员同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有共同语言，不可能没有反动联系。还有和社会上轴承厂的反动分子还有反革命活动等等。郝发仁不要证据，就这样在大会小会上反复不断地讲述，斗争空气就转为紧张。每天开批斗会我得站两三个小时，偶尔也有人喊“低头，哈腰”或动手打一两下，但不多。过了几天斗争就转趋激烈，斗争形式也开始升级。给我脖颈上挂一块小黑板，上写“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叫我在吃饭的时候挂着黑板，还得自己打一面破锣，低着头去食堂游斗。上下班那时已排队走，也要我挂着牌子，打着破锣，走在队伍前面。批斗会上，开始揪“集团”成员，叫我自己点名。由于工作联系，我接触面广，和绝大多数人关系都不错，特别和一些积极的骨干关系较好，这时都成了“集团成员”。郝发仁鼓动大家在会上点名揪，两三天就揪出了九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李科，还有于、宋、小刘、小郭等。于是，每天不仅我挨斗，所谓“集团”成员也陪斗。在小小宿舍里，两面铺上坐满了人，中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我在当中弯腰90度，前后还站好几个，经常陪斗的是李科。从7月中旬起，每天是白班、夜班两个班轮流斗，每次都是二至三小时，并且开始动手打。起先是拳打脚踢，几天后，就用木板（打断了几块），塑胶鞋底，皮带（也打断了），三角带等，打的方式也从乱打改为四人抬起四肢，几名打手挥鞭舞棍集中打臀部、背部。在那酷暑炎夏，我每天要弯腰站五六个小时，挨几场毒打，还要被拖架着挂着牌子到生产现场去照常劳动。完不成任务不行，出废品不行，机台出事故不行。当时我被折磨得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李科因不能忍受侮辱和毒打，在一次批斗会刚结束时突然从二楼跃窗跳楼，侥幸没死，抢救后治愈。这样动打的批斗会，郝发仁常故意不在场。以后，发现大家都疲劳了，他又坐镇指挥，给大家打气。有两次把我找去他的办公室审讯，逼我交代到王干事家去过几次，送过什么礼品。我从来没去过，连他家在哪里也不知道。郝发仁气急败坏地自己动手揪扯我的耳朵，用拳打我的头，打耳光，用脚踢。在批斗中，我右耳被有些人揪扯而红肿瘀血，以后右耳部分变形，至今留有痕迹。郝还声嘶力竭叫喊：“臭就业的，四类分子，打死了活该，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不要怕，给我狠狠斗！”郝还硬逼我写王干事的黑材料，说王向我透露干部内部一些情况，对领导不满等等。
8月上旬，批斗更激烈，中心问题是叫我交代和轴承厂的人搞了哪些反革命活动。我实在交待不出来，不交待就打，打完再逼着讲。这样连续几天，追得非常紧。从追问中听来，好像掌握了什么重大证据，然而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任何可以交待的的。这时，除郝发仁每天主持批斗审讯外，支队又派一位大队张书记来调查落实。一天张书记到批斗会场，拿出一张一寸单人相片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接着一顿打。张书记又拿出另一张照片，还是那个人，我真的不认识，批斗几天，问题很僵。有天张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郝发仁站在窗边，另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桌侧。桌上摆着照片，我写的交待材料、卷宗，还有一份显眼的铅字列印材料。张书记叫我坐下，说那两人是轴承厂“革委会”派来的，开始谈起来。我才知道轴承厂有个叫祝丕显的人在被斗时交待和我有反革命联系，那材料就是根据他的坦白交待由轴承厂列印的，后面盖着轴承厂“革委会”的大印，作为正式材料转来劳改队。张书记将材料摊开给我看；满满三大篇。那两个人念了几段给我听，说我在监内就曾给他写过信，准备组织犯人暴动越狱，叫他在外面接应，由于没能接应和联络，暴动没搞成。我出监后，又几次和他见面接头（时间地点都有，编得跟真的一样），继续进行反革命密谋等等，十足的捏造诬陷。轴承厂那两人和我问答详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把我放回去了。第二天没开批斗会，以后再不提此事了。但批斗仍继续，甚至荒唐到追问我和逃亡台湾的父母怎样联系，和南方的兄弟怎样密谋策划企图偷越国境去“叛国投敌”，打一阵追问一阵。
那时，每天学习一开始，照例先做“三忠于”，接着就转入对我的批斗，最积极的是刘克荣和一个叫张凤元的风派人物。三年前我因拔牙而镶了几个牙套，这次批斗被打耳光都打松动了。有一次追问我和黄晋善的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张文彪突然跳出来狠狠给我两个耳光，把负荷牙也打掉了，整个镶的排齿全部脱落，1969年后其余各齿因无依靠相继松动，只好拔去。而下牙因无对口也只好陆续拔去。至1970年，仅43岁就镶上全口假牙了。这个张文彪此次竟没列入我那“集团”，也奇怪（其实我俩是接触议论最多的）。而在批斗我时，他又最积极，以后终于暴露。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时，领导上就向我布置，准备斗他，不料他却突然卧轨自杀身亡，那时他结婚才二年多，留下个一岁的女儿。
国庆日前几天批斗停止了。节日期间我都是写交待材料，以为差不多快结束了。国庆日后，郝发仁调走，新来一位分队长胡振杰，是技术科王学书队长手下的，和郝一样也是脸上薄皮寡肉，冰凉的，想不到他来更厉害了。这时听说“清队”要刮12级台风，食堂门口常有技术科中队许多被斗者挂牌子弯腰示众。胡振杰责令我专门交代和黄晋善的往来及与技术科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和活动，这完全是无影踪的事，我当然交待不出来，即使编造一点又不对头，于是每次打斗更激烈。胡振杰宣布我停止劳动反省，关押进一间房，有两个人值班看守。10月14日，批斗会上，胡亲自给我带上反背手铐，刑具上身，又将我移押到楼下水池里的临时小号，这里是各中队已定罪待捕判的。白天我被架着押去会场批斗，有时晚上也押去批斗，打完斗够，又押回这临时小号，背铐昼夜不解，晚上实在无法睡。被押出批斗时，不仅戴铐，有时还加绳绑。有几个属于“集团”的年轻人为了表示“觉悟”，非常用力地将我反复捆勒，直到我无法忍受哭喊为止。不但这样，斗法还新翻花样，大会以外还有小会，或到几个宿舍轮番批斗的疲劳战术。所谓小会是到胡的办公室，多是在晚上，胡亲自审讯，旁边坐四五个打手。胡一示意，这帮家伙就上来动手。有时胡自己也动手，打嘴巴，揪耳朵，甚至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这些打手用的手法新颖，为免打出伤痕，用伤骨头不伤肉的办法，将我棉袄（那时天已冷了）扒开，几只手伸进去掐捏我的肋骨。我双手是背铐着的，无力抗拒躲避。这样掐捏压滚，常常疼痛难忍得泪水涌淌，嘴还被捂住，不许喊叫。胡还拿出一摞揭发材料，一份份摊开放桌上，让我看见后面都是黄晋善的签名，逼我一一交代，问一阵，用一阵刑。这样残酷的刑讯连续一个多星期，每晚进行。白天大会批斗，抬起来打已不多，而多是用刑具手铐。背手铐子，一只戴右手腕上，另一只将左臂后弯铐子扣在左臂肘上，他们起名叫“秦琼背锏”，不到十分钟就酸麻，酷痛钻心，浑身汗如雨下。有几次甚至还要吊起来，栓上绳子由人在背后拽，拽一下像触电一样，痛苦不堪。如此日夜不停地残酷折磨，有时一天刑讯达四次之多，斗完押回那凉气很重的水池临时小号。又无行李被褥，秋夜寒风袭来，瑟瑟发抖，加上伤痛遍体，骨肉无处不疼，辗转蜷伏。背铐除吃饭和上便所外都不许解，请换前铐都不行，根本无法睡觉。每次斗完押回来，惨伤之状令同室的人个个辛酸哀伤，在押的人以我受刑最重。每当我被提出，大家都为我捏把汗，我自己已经不知是死是活，只有听天由命了。其他人就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守我们的老郑头，以前是一车间的，他悄悄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可咱也是没法子，你受罪咱瞅着都难受，快交待吧。”我吃饭、上便所都是他给解手铐，完事再戴上。他总说，给你松得溜溜的戴，你自己别拽。有时我实在难熬，要求他改前铐，他说不行。晚上，他有时却偷偷将手铐卸下来，让我睡个好觉，拂晓时再给戴上。
大家叫我不要硬抗了，我说，没有的事叫我怎么承认？他们说，现在你不承认也得承认，编谎也得承认。我说，编也没法编，对不上线。他们说，你听人家怎么问，你就顺着编好了。实在经不住有增无减的酷刑，决定信口胡说编造，要求写材料。胡振杰果然高兴了，限我三天时间。我就开始编写，大家当参谋。承认有反革命集团，还起了个名字“民主促进协会”，黄晋善是介绍人。有时间、地点、过程细节，甚至还填过表，交过照片，接受过任务，在设备科发展过组织，还和轴承厂有过联系等等。三天后，胡亲自来水池把材料取走，这以后就太平安宁了两天，找我谈话也缓和多了。并按我的请求，10月30日除了手铐，出那水池子，回到二楼反省室，专人看押。11月12月，批斗会仍继续，已不是天天开，也不是每次打。但会上都得90度深弯腰，两臂两腿伸直保持距离，稍不合要求，三角带鞭子就从背后打来。11月中停了一个阶段，评降工资。有一天，全体去厂内东山脚基建木工房开大会，听宣布降工资名单。我被五花大绑押去会场，胸前还戴上写有“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宣布降工资名单有我，月工资从45元降至30元，开完会又押送回反省室。12月批斗会开少了，主要在反省室写材料，我就将在水池子编造的那一套全部否定了。这时厂里已实行军管，有个叫”丛军管”的也来反省室看过，我又估计到年底总该结束了。可是过了新年，没有动静，春节后，突然被移送技术科大反省室看押。和我估计相反，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严重了。这个大反省室有十多个人，除黄晋善外，大多数都认识而无交往。反省者全部在炕边自己的铺位前，面向炕铺，一律坐小板凳，要挺腰背手，这样在房里坐了一大圈，成天坐十五六个小时，连吃饭时间也如此，值班的把饭盒送到面前，一步也不许走动。听口令吃饭，吃完依旧背手端坐，有事举手，等值班的来小声报告后决定。一天从起床到睡觉就这样端坐，稍不合规格就要受惩处。有个宋国义是看守大头目，不可一世。他手下有十来个人轮流值班看守，其中也有打手，对表现不好的，宋国义一声令下，就拉到隔壁去鞭打，听得嚎啕嘶叫，打完拉回，再端坐。不准说话，不准回头，不准左顾右盼，连咳嗽也不准，说是打暗号。与我紧挨着反省的刘志敏，一天起床后不知为什么偷笑，被宋头目发现，呵斥，说他和我说话，不由分说勒令我俩在铺位前立正弯腰90度请罪，一直两个多小时才甘休。反省室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也不准，说是打暗号。与我紧挨着反省的刘志敏，一天起床后不知为什么偷笑，被宋头目发现，呵斥，说他和我说话，不由分说勒令我俩在铺位前立正弯腰90度请罪，一直两个多小时才甘休。反省室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也不准，说是打暗号。与我紧挨着反省的刘志敏，一天起床后不知为什么偷笑，被宋头目发现，呵斥，说他和我说话，不由分说勒令我俩在铺位前立正弯腰90度请罪，一直两个多小时才甘休。反省室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什么偷笑，被宋头目发现，呵斥，说他和我说话，不由分说勒令我俩在铺位前立正弯腰90度请罪，一直两个多小时才甘休。反省室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什么偷笑，被宋头目发现，呵斥，说他和我说话，不由分说勒令我俩在铺位前立正弯腰90度请罪，一直两个多小时才甘休。反省室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个“丛军管”由技术中队王学书（就是胡、郝一伙的总头）陪着来察看过，王经常来，并多次找我谈。对技术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我一无所知，以前逼写的那些假材料已全部否定了，现在还要我咬住黄晋善。这个王学书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过去参加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过革命队伍，说准备放我。但以必须咬住黄晋善为条件，没有事实就讲分析，还说要给黄判刑，在压力下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开幕（那时有珍宝岛战争）。尚未闭幕时，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王学书把我带出坐了足足两个月小板凳的反省室，说放我回去。临走，又把黄晋善押出来，叫我当面批判他，我便按他事前布置的慷慨激昂的表演了一番，终于被释放了。回原单位照常劳动，当天就上班，但还是劳动反省。两个专门监督的人，就是那个刘克荣、张凤元，给一块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小白牌，令我佩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戴胸前。在各种会上照例得检查反动思想，写不尽的材料（从1969年到1971年），都逼我作违心之言。给自己扣大帽子，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中生有的编造许多十分严重的反动思想，不这样不行。生产上也给我加压，出了废品又挨斗。我本没学过生产技术，勉强操作铣床，时间又短，精神压力又大，因此总出些差错。有一次铣一个毛主席像章的模具，头像四周的光芒线条，分度和长短都正确，有两根线深浅不一样，又被训斥挨斗了几天。这样终于在1971年底，将我挤出了机加四（原设备科中队），调去机加一（大件加工）当辅助工。那时反省室已撤销，曾一起被拘押反省的人大部分都被判刑入狱。黄晋善没判，听说弄去农场，总共关押了四年，1973年才释放。后来过了许多年，至1978年才正式宣布那个所谓“109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虚构的假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给予平反，可是有好几个人已经死了。
1968年“清队”刮12级台风时，陆续有些人自杀身亡。我在遭受酷刑最严重的时候也曾想到过死，并设计好死的方法，用剃须刀割断大腿静脉，让血流尽而死。但我又想到，那样死了，将永无昭雪之日。我不能死，咬牙也要坚持住，一定要等到再见天日的那一天。
在“文革”中，我见到各式各样的嘴脸，那也真是最好的暴露时机，尤其是一些平日装得高尚的某些知识份子。我发现整人最凶的恰恰是知识份子，那个“109反革命集团”假案，就是技术科知识份子内部互相“整”而搞出来的。在提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阵子，曾发动过一场“交心运动”，还号召“交余罪”，有些知识份子迫不及待地出来“爆发”一番。有一回开大会，一位戴眼镜的人物走上台去，扑通一下在领袖像前跪倒，接着是痛哭号啕，喊着自己罪孽深重，要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又有一次几个人抢着上台“交心”，也是泪如雨下，还自打耳光，一迭连声地咒骂自己“有罪，该死”。这些人或者在伪满时期，或者在国民党政府为反动派当过鹰犬，自我控诉如何迫害贫苦民众，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样子。他们这些表演有的简直令人作呕，我实在看不出他们自己讲的“卑劣灵魂”经过这番“爆发”如何得到洗刷！表演完了就是“检举揭发”，捕风捉影加分析推断，诬告陷害，用尽心机。最终这些人也都“砸了自己的脚”，没有好下场。
我到机加一，在摇臂钻帮床，很快就熟练了。从1963年7月就业后，到1968年初，我与南方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江苏东台嫂子冯玉芬带两个侄女在那里艰难地生活，我必须寄钱寄物寄粮票给予接济。而从1968年起一切中断，连信也没有了，他们真焦急万分。1971年后才又恢复联系，这时他们邮来自家灌制的香肠，成为我佐餐的美味。每天自己蒸一盒饭，上面放半截香肠，就是甜美一餐。
1973年春节，我在学习笔记本扉页题写了自勉句：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畏凌辱不甘庸碌志为祖国做贡献
1973年8月26日，亚妹突然从广州专门来看我。自1956年春节在北京一别已17年了，真难得。那时她穿着校官军服，劳改队那几个中队长、分队长礼貌接待。我陪她上街吃饭畅谈，摄影留念，互勉珍重，当晚她又乘火车南下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当时没有宣布，但我从“一级战备”的空气里和“副统帅”突然从报上消失，已猜到出了重大事件。1972 年又批判“先验论”，渐渐都知道了，“文革”原来的紧束缚也松了一些。1972年底，我第一次获准回南方探亲。从大连乘海轮到上海，再转道东台，与玉芬重逢。1948年10月我们在南京分别已24年，她吃尽了苦头。因为当年她做过地下工作，而被怀疑为特务，戴大牌子挨斗。现在靠绣花（外贸出口）维持生活。尤其高兴的是见到了小弟，他已于几年前释放，投靠大嫂，也在东台落户安家，结婚后刚生了一个女儿。第一次见到侄女晓芬、晓英。这两个孩子在学校都极受好评，尤其是英儿，老师竞在会上将她高高抱起，赞勉有加。芬儿1971年结婚前已写信问过我的意见，经我同意后结了婚，这次回去，见到他们新生的女儿（只有五个月）。1 973年春节在东台欢度，20多年第一次与亲人团聚，节后按期归队。回东台时背了40斤瓦房店苹果。回瓦房店时，又背回了炒面、猪油、香肠等食品。
开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知林彪有子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林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的铭词。1974年，有人诬告我对某犯人好，为他偷传信件（后查证无此事），突然将我调去煤场。在瓦镇东大岭下五六里路处有座“柞窑”，曾有煤矿开挖过，现尚有残留，劳改队便去开挖。这煤场是小型的，手工挖煤，我去当辅助工，井下运输。在高低不平、到处渗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巷道里，挑土篮，把掌子面挖的煤运到一处集中，再装翻斗车运出井上倒煤堆，又开始做苦工。
在煤场，分昼夜班，一周倒一次班。上班先领矿灯，下井前先穿戴好，头上矿灯帽，脚下是水靴，手套、垫肩这些劳护用品都是有的。下井先开风，就是在井口有大鼓风机，套有塑胶布的送风管，可延伸到采掘的掌子面，吹风驱散瓦斯。凿岩机用空压机驱动，打眼放炮。往炮眼里装填一管一管的炸药，用红泥捣紧封严，将引线一根根连接到起爆器上，人员躲开，拧动起爆，然后就出煤。这些我除凿岩外都干过。更多的是在小掌子用手镐刨挖，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一个人挖，我就跟着用锹装土篮，用扁担挑下去倒矿车里，这劳动相当艰苦。劳动中强调安全，很少出事故。有一次“冒顶”，我夜班不在井下，也全体出动参加救援，幸未死人。
1975年冬号召支农，各中队抽一百来人组成支农队，煤场12人，有我一个。12月冒着凛冽朔风坐敞蓬卡车北上，去北镇附近的高山子支农，任务是垒一条防洪坝。住在马厩改的棚舍里，地下垫的草袋子凸凹不平，四面通风，载上狗皮帽（我新买一顶）睡觉。天不亮出工，天黑收工，披星戴月，刨挖冻土。我抬冻土块上四、五米高的坡倒土，而且要快跑，要“你追我赶”，“学大寨”。那是我一生中干过强度最大的体力劳动，因而一顿饭竟能吃上八两至一斤的大米饭，一个月吃70斤定量，真吓人。早出晚归，中间基本没有休息，午饭送工地吃。一片大平原，北风呼啸，没处拦挡。端饭盒不等吃完就结冰了，真是苦不堪言。因为过于劳累，回到马厩草袋地下，一睡就着，直睡到黎明哨响。这样苦的劳动足足干了一个多月，春节前赶回瓦房店。
1976年大事不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天安门“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后来是“四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这之前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7年，我五十周岁，7月14日那天，法国大革命188周年纪念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正是我生日。有感，写了一首长诗：《五十述怀》
人生五十已近古，落木萧萧秋叶腐，志者豪言正壮年，懦者嗟吁半埋土。
自幼常怀报国志，积弱疮痍曾目睹；少年秉烛读青史，指点激扬评秦楚。
每阅盛衰兴亡事，愤慨流涕难自主。奸谗邪佞灾祸极，忠良杀身名千古。
朱门酒肉群魔舞，蒋帮卖国夜不曙。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建国开新谱。
扬眉吐气中国人，从此不再受欺侮。跃进新貌举世惊，两霸束手力难阻。
愿为人类多贡献，风流人物今朝数。曾忆戎装革命时，忝与群英共为伍。
硝烟阵上只等闲，千里云月数寒暑。常愧今朝无贡献，一错铸成悔难补。
欢歌领袖除四害，民气大伸积怨吐。胸怀朝阳读雄文，直理教导铭肺腑。
国盛民安宿愿偿，个人无须谈祸福。洁身自爱任沉浮，得失荣辱何足数。
淬砺奋发葆壮志，半生无家不必苦。肝胆赤忱不泯色，晚岁报国气可鼓。
或期云开党恩至，伏枥老骥犹如虎。
1977年，我仍在煤场，工作改为值班。这时我以破木箱为桌，写成了一部歌颂“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电影剧本《春雨》，寄去长春电影制片厂（直接寄张天民）。大半年后领导上找我，才知道这剧本已准备拍摄，来人找我研究修改，才发现作者是“四类分子”，并且看见我在挑土篮劳动，便匆匆回去。剧本留在劳改队，仔细反复审查，没发现什么“毒草”，最后把原稿还给我，申戒不许写作，因为没有公民权。
1978年，我又被调回厂，又到设备科备件库，恢复以前的工作。同时，厂里成立严管队，将有劣行的人（包括十年前在大反省室看押我们的那个宋国义）关押反省，调几个积极的人看守值班，有我一个。真巧，这回倒过来了。可是我们完全按规矩办事，绝无打骂侮辱，不给任何折磨，感化的力量比压力大。那时，我就开始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一次两次三次，向法院、检察院、劳改分局、轴承厂，不断发出申诉信。王金玉这时也出现了，她大弟就住在离我宿舍不远的地方，我又像回到了家一样。金玉这时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儿女都大了，她大弟也有五个孩子，有两个男孩那时10岁、12岁，对我像亲人一样。
1979年4月14日，瓦轴厂党委终于对我做出复查结论，确定“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6月，原判法院复县人民法院下达新判决书：撤销1958年的判决，宣告无罪。我终于彻底平了反，结束了这长达16年令人刻骨铭心忍辱度过的“另册”生涯。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